因應人工智能橫空出世並在短時間內形成了新的社會形勢，本書深入探討在AI新時代政府應該如何重新調整語言的相關政策，並具體建言外國語文學系應如何因應形勢，調整其架構及目標，以便及時在新時代中，扮演起培養情感力及創造力等關鍵能力的關鍵角色。
叢書總序
前言：看見未來之必要╱廖咸浩
Part I 前瞻性的外語政策
AI友善,多語臺灣：前瞻性的外語政策╱廖咸浩
違反教育平權、扼殺創新力的臺灣「雙語政策」╱張武昌
AI時代的語言教學╱劉怡君
立足未來：AI浪潮下的雙語或多語臺灣？╱張心瑜
前瞻AI時代臺灣的語言政策：從Plato’s Problem與Orwell’s Problem出發╱何萬順
Part II 外文系的華麗轉型
人工智慧時代的人文創新：外文系的挑戰與轉機╱徐淑瑛
外國語文學系的危機與轉機╱劉繼仁
與機器共舞：AI時代外文系何去何從╱陳淑卿
危機與批判:細讀、機器學習與大學知識生產之反思╱許立欣
做個說故事的人：跨領域的必然趨勢及AI的運用╱張瓊惠
人文的黃金時代：AI推助下的外文系的「創意」轉型╱廖咸浩
作者簡介
前言：看見未來之必要
廖咸浩（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這本書可以說是本院2022年8月出版的《雙語國家狂想》的續篇。在編撰上一本書時，ChatGPT尚未問世，故並未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的因素充分納入。但就在此書出版後三個月，ChatGPT橫空出世。這個AI的革命性現身，改變了全世界的走向，其影響層面之廣泛與深遠，我們恐怕一時無法理清，但很清楚的是它已對外語政策形成了根本性的衝擊。而臺灣施行的所謂「雙語國家」的政策，本來就有諸多理由可證明是個錯誤的政策，ChapGPT的出現，就更突顯出這個政策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產物。
政策最重要的是前瞻性，不能從過去或現在思考未來，而必須從未來思考未來。而且這個未來並不只是三、五年後的未來，而是十年、二十年後的未來。而這個未來正是AI科技界定的未來，因為ChatGPT的出現，其意義並不只是一個特定AI軟體的問世，而是宣示了AI新時代的來臨。
AI從80年代的日趨沉寂到近年來的異軍突起，可謂徹底改變了人與科技的關係。人類應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來自科技對人的本體性威脅。連原先對AI威脅論不以為意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之父、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都因ChatGPT的問世而受到極大的震撼。然而，除了一方面積極規範AI的發展，以防止AI的發展失控之外，科技的發展並不可能逆轉，因此如何積極與之協商，並藉以追求人類最大的福祉，更是不可迴避的課題。
因此，這本書特別以AI為主要的參考座標，補足《雙語國家狂想》一書的未盡事宜，亦即納入AI對語言政策的影響。一方面，進一步曝露雙語政策之不食人間煙火及不合時宜；另一方面，還要更進一步提出政策建言，具體回應AI新時代語言政策應有的思考與實踐方向。
在前一本書中，作者們針對所謂「雙語國家」的政策提出全面的批判，並預言翻譯軟體將大幅度降低一般人對外語的需求。而在三個月之後，ChatGPT的出現已讓這樣的預言完全實現!更精確的說，ChatGPT對外語學習的衝擊，已不只是其翻譯能力的超乎尋常，大幅降低了對外語的依賴，同樣重要的是對外語專業的衝擊。因此，我們也有責任對外國語文學的專業提出具體的建言。也就是說，我們對外國語文學科的想像，必須有重大的調整及重新的定位，以求找到與國家未來共獲雙贏的可能性。
因此，在本書中所收入的兩場活動——「AI時代的語言政策」及「AI時代外國語文學系的轉型」——的成果，前一部分係外國語文學界不同專業學者所提出的、對外語政策的建言。但由於外語政策勢必與本國語言政策連動，因此本國語言政策的調整也有粗略的觸及。第二部分所收錄的文章則更具體的思考外國語文相關系所如何轉型，以面對時代的巨浪。為求這部分的文章能具有更強的政策建言的意義，本院特地敦請各具關鍵地位的大學之外文系所，推薦代表參與論壇，並撰寫思考成果。
人文科系在以市場為尊的新自由主義彌天蓋地的籠罩下，普遍被認為沒有實用意義。在AI來到之後，人文科系更似乎遭受了毀滅性的衝擊。然而，人文科系的危機其來有自，甚至一定程度來自於一種自我弱化。因為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西方的影響下，人文科系模仿硬科學的自我定位，而逐漸「過度專業化」（over-specialization），最終成為退居一隅的學科，從而造成了其影響力普遍的衰退，在科技/經濟的發展中更似乎已完全喪失了著力點。然而，事實上每一個行業的工作者，其關鍵能力都須來自人文學科的素養——亦即情感力及創造力——特別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方面往往都有超越常人的素養，只不過這種素養的影響在過去多半只停留在背景中，未曾被意識到。但AI時代來臨之後，這兩種關鍵能力反而得以前景化（foregrounded），這個新的認知必將恢復人文學科應有的重要性，甚至帶來人文學科的黃金時代。
情感力與創造力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而這兩者又根植於語言能力與人文素養。創造力可分為三個要素或層次:從知識吸收到批判思考，到想像創生，這三個層次無一不需要人文學科的訓練，也無一不需要精熟的思考語言做為這種訓練的先決條件。首先，若要能精確而細膩地吸收知識，必須有精熟的語言，否則便如以粗孔的漁網捕魚，無法鉅細靡遺，所得知識自然粗糙。其次，人文學科所專擅的批判思考，不但必須能精確地分辨事物的差別，還需能細究優劣、發現問題，這就更需要精熟的語言。最後，在發現問題後，必須能夠呈現問題之重要性，並提出解決之道。這裡所需要的想像創生能力，同樣在人文學科的本質之中，文學更是以此為核心。而這種能力必須有精熟的語言能力為基礎，更已由腦神經科學證明。然而創造力更根柢處的動能來自情感力;無法有細膩情感的人，不清楚自己有什麼細膩的需求，也無法推己及人，進而了解他人及社會有什麼需求，便不可能有產生前述三種能力的動力，當然也就不會有出色的創造力。而情感力又更需要文學的薰陶。
沒有情感力及創造力的人，在AI的時代，不啻「次AI生物」（sub-AI creature），難有生存能力。以生成式AI最新的應用軟體Sora為例，有了這種軟體，在未來的電影工業中，所有的人才恐怕都不再需要，除了導演/編劇一人。原因很簡單，這種近乎「傻瓜AI」的軟體，誰都能操作，因此，能夠勝出者當然是真正具創造力的人，且一人即能抵電影工業中的千軍萬馬。近期在美國出現的新工作「指令工程師」（prompt engineer），充分說明了這個演化方向。
然而，這個工作名稱事實上是一種誤導。以AI演化的速度觀之，對AI下指令一事在短時間之內便會簡易到兒童皆能，故人類要訓練的能力，是能夠「創意的」下指令的能力，與「工程」毫無關係。另一個謬誤之處在於這個工作的內容。目前其訓練的對象似乎是成人，但到了這個階段才做創意的訓練，其實為時晚矣。情感力與創造力皆需從小培養，並在教育的各個階段不斷注入活水。這意味著人文社會學科，特別是文學與藝術的科目，在未來便是人人必須自幼加強修習、最具普遍性意義的學科。加強人文素養，可謂人類面對AI來勢洶洶時唯一的活路。
前述所謂人文學科「過度專業化」的說法，並不意味著這些學科在高教階段不需要有專業化的訓練，而是不能錯以為這些學科「只是」個別孤立的學科，甚至是一個屬於少數人的邊陲學科，而忘記了人文學及人文價值做為所有學科基底的必要。因此，大學人文學科的轉型，特別是語文學系（包括中文及外文），迫在眉睫。
人文學科的轉型，一定程度也可視為現有通識課程的轉型。通識課程的規劃可謂用心良苦，但最後常淪為櫉窗的原因在於，當前功利主義（特別是經新自由主義強化的版本）當道的教育文化，根本不認為「全人」的訓練有何謀職上的意義。然而，到了AI時代，我們終於從AI的鏡子中看到人的意義，以及「全人」的必要:通識課程不是要大學生什麼知識都學一點，而是要透過某些人文社會及基本科學的課程，思考人是什麼，並且進一步成為一個像樣的人，而不是知識褊淺、且無法有情感力及創造力的機器。如此，人類才有機會在AI主導的時代，仍然有能力主導AI。當然，容我重複，這種養成絕不應等到大學才開始，大學只是最後一次的整合性培養。由於人文素養與思考語言是一體的兩面，關於情感力與創造力的培養，最後還是要回到語言能力的紮根與優化。這裡的語言，當然指的是用以思考的本國語言。但外國語言並不是不重要，只不過其重要性因翻譯AI的強大，已經不在於其市場價值，而應回歸為社會吸收外國文化與文學刺激的窗口，並與本國語言提供的文化與文學刺激相輔相成，形成一個全面的人類文明之力場。在這種情況下，是否仍然需要大規模且長年強迫學子學習外語，不言而喻。而外語與本國語言之間的關係也更待調整。
由雙語政策的粗暴決策及逆勢操作，可知臺灣外語政策的扭曲，並非一朝一夕的怪病，而是長年累積的沉疴，因此，我們除了敲響醍醐灌頂的警鐘，也佐以循循善誘的規勸。故本院才會在出版了《雙語國家狂想》之後，不厭其煩，再以此書提供具體的建言，以供各方，特別是決策單位參考。由於本院的宗旨乃是運用與時並進的人文價值，改善知識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因此本院這兩次的活動及本書的出版，就不是侷促於一隅的討論，或自怨自艾的宣洩不滿，而是在正式進入AI時代之際，攸關人文價值的更新、社會創造力的培養，以及人類命運的自主等重大議題的深入思考及奠基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