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為師──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陳相因 著

從狂人、多餘的人到大寫的人

本書以魯迅、瞿秋白與曹禺為具體之實例研究，分別代表小說、散文、政論、戲劇和電影數種文類，論證文學如何結合政治，並再現於跨文類、跨領域與跨文化等多層面上。指陳「以俄為師」這一主題從晚清浪潮興起到全盤建構，其實是一系列有計畫、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傳播、運動與實踐成果。呈現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戰爭、如何挑戰西方文明、如何選擇現代性，以及如何吸收俄羅斯與蘇聯以改造自我的心態與寫作風格。本書的主要研究方法奠基於比較文學與跨文化分析之上，並融入中國、日本與俄羅斯對此主題的學術成果，且與英美觀點相互辯證，勾勒出二十世紀前半葉左傾／翼文學的意識形態。

陳相因

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語文系俄國文學暨語言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斯拉夫研究系與東方研究系兩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文明系與斯拉夫研究系三系聯合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訪問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俄羅斯暨蘇聯文學、比較文學與影音研究。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戰爭、傳統與現代性：跨文化流派爭鳴》與《聶隱娘的前世今生》等書。

序言
圖表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五四」百年：意識形態與體系研究
　　二、「以俄為師」：文藝與政治共謀
　　三、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
　　四、多餘的人：瞿秋白的自我編碼、符碼與戲碼
　　五、「大寫的人」：曹禺、奧斯特羅夫斯基與高爾基的戲劇展演
　　六、跨文化例證與跨領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

第一部　以俄為師

第二章　俄蘇翻譯、中國故事與黨國怪獸
　　一、「故事」及其無與倫比的影響
　　二、五四運動、「英特納雄耐爾」與被錨定的現代性
　　三、再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史達林主義到毛澤東主義
　　四、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藝浪潮
　　五、1980年後俄蘇文學的翻譯與文藝迴響
　　六、結語：回到「故事」及其敘述的影響

第二部　狂人

第三章　瘋狂與黑暗的魅惑：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蠡探
　　一、魯迅與果戈理的文學關係
　　二、「瘋狂」、「黑暗意識」與「非理性」的連結
　　三、鬼、神、人的遠航想像與黑暗世界的形成
　　四、結語
第四章　瘋狂、戰爭與現代性批判：魯迅與日俄作家的狂人系譜
　　一、戰爭、現代性與瘋狂
　　二、從清日到日俄戰爭：「黑暗意識」與現代性的批判
　　三、進擊的狂人：世界大戰前後瘋狂的世界文學光譜
　　四、結語

第三部　多餘的人

第五章　自我的編碼：「多餘的人」之發端、形成及其嬗變
　　一、俄羅斯「多餘的人」之發端、定義與演變
　　二、「編碼」：從「多餘的人」到「空人」
　　三、變體：「零餘者」的編碼
　　四、變異：「浪子」、「窺淫者」與「孤臣孽子」的問題
　　五、變形：讀書人的西化與孤獨者的馴化
　　六、結語
第六章　自我的符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
　　一、幕前幕後
　　二、登臺前的文學預演：遺／戰書〈自殺〉、自白書《餓鄉紀程》與自新
　　三、政治舞臺的文學首演：遺／情書〈中國之「多餘的人」〉與自剖
　　四、結語：中、俄文藝遺產的綜合體與矛盾源
第七章　自我的戲碼：瞿秋白之〈多餘的話〉
　　一、政治後臺的演變：「驚恐者」與崛起的史達林主義
　　二、拆臺：大小諸葛、多餘的人與「系主任」
　　三、下臺與擂臺：〈多餘的話〉的密碼與綜合文體
　　四、結語：蓋棺不落幕

第四部　大寫的人

第八章　吸收俄羅斯：論曹禺的《雷雨》與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大雷雨》在中國
　　一、偉大的劇作天才？
　　二、同名類義
　　三、同中求異、殊歸同途：誰的創意？
　　四、結語：同歸於盡，抑或時代的考驗？
第九章　展演階級？論《底層》的跨階級、跨領域與跨文化實踐
　　一、「階級意識」如何被言說、展演、代言到構築？
　　二、階級問題與《底層》的文本生成
　　三、《底層》的寫作目的與跨領域思考
　　四、傳播無產階級意識？《底層》在日本與法國的跨文化實踐
　　五、搭建黑暗背景與革命舞臺：高爾基和《底層》的中國化
　　六、結語
第十章　從《底層》到《日出》：多餘的知識分子與大寫的勞動階級
　　一、掛著「日出」賣「黑夜」？從黑暗王國到日出東方
　　二、版本與階級意識的問題：情之認同與人物形象的演變
　　三、再現勞動階級？論《伏爾加船夫曲》、《小海號》與《軸歌》的聲音形式問題
　　四、結語：從「多餘的人」到「大寫的人」
第十一章　結論：「人」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改造

後記
引用書目
索引

序言

這是一本專為華語讀者寫的書。

寫此序的當下，我憶起二十餘年前那些將近零下二十度的彼得堡深夜，孤獨地坐在刺骨透風的蘇聯式公寓敲打著俄文鍵盤，一心為自己的學位奮鬥。所謂「寒窗」無人問的心境，我早在青年時期就已深切「體」會。後來因緣際會，我輾轉進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一間或許能貼切地體現在英語共榮圈（commonwealth）裡，所謂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高學術殿堂。曾以為，那解體後破敗的俄羅斯大地上乏人問津的共產主義寒窗，在我人生苦痛的閱歷中難以被超越。豈知，走在三一學院的王謝堂前，反映照出自身對自己與他人的文化，以及這廣闊世界竟是如此無知得寒愴，才體認到這是個人與集體社會最悲哀的時刻。於是，為了擺脫當時自己知識和見識的貧乏，奮力敲打著英文鍵盤的同時，我立下志願：若有朝一日能活著回到故鄉，我的專書要為華語讀者而寫，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的箝制，努力擺脫威權或極權下人民對國家文藝與歷史真相的無知窘境。我寫書，不願單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語言天分和學術能力。

回臺十餘年，我始終沒忘記那顆天真的初心。然而，書寫時我常常感到相當慚愧：原來把中文寫好其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有時候甚至感覺比寫英文或俄文還難！回國前的我也始料未及，比起在國外學術體制下生存，中文學術界往往需要我們拿出更多「自我的證明」。於是，這本書就在內外多種力量拉扯、交織的環境中跌跌撞撞，在無限迴圈的中文評審意見裡浮浮沉沉。成書前，此書內容曾經過多篇期刊論文與多位評審委員的審查，也是在英美或斯拉夫語系學術圈裡罕見的狀況。歷經十餘年，此書終於要付梓。正敲打著注音符號鍵盤，撰寫此序的我，腦海中閃現幾個畫面――彼得堡黑夜的蒼涼雪白，三一學院後門那排高聳入雲的大樹在晨暮中透露出來的森嚴魅惑，最後卻落在亞熱帶小島上美食佳釀溫暖的炊煙蒸氣中。酷暑中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深感惶恐與心驚。這本書實在有太多未竟之處，全歸咎於我個人憊懶又不夠努力。然而我深信，此書的議題絕對是當代華語讀者，尤其是與我同住在這座亞熱帶島嶼，被溫暖舒適包圍的居民最不容忽視，也無法逃避的問題。我自是希望，至少此書猶如拋下一塊磚，在居安思危的日常生活中泛起漣漪，能招引更多美玉，而不是浸泡在酒池肉林裡消聲匿跡。

此書得以完成，必須歸功於余英時（1930-2021）先生。非常感謝他在我回臺的學術生涯中最困難的時刻，慷慨地捐獻了一部分的唐獎獎金給這本書，讓我的研究此後更為順利。儘管我從未有幸得見他老人家，但他的研究中散發出來的人文精神，常與我心同在。也謝謝科技部／國科會繼之而來對此書的獎助。

我何其有幸，能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如此優渥又相對和諧的環境底下工作。我十分感謝文哲所幾位亦師亦友的同事們長期的幫助，讓我的研究得以持之以恆。這一路走來，如果沒有曉真於公於私的提點和提攜，瓊云的友誼陪伴與砥礪，在無涯的學海中，我是孤獨又容易迷失自我的。而瑋芬和冠閔兄在我身心最脆弱，差點就要「誤入」比較哲學組時，能指點迷津並伸手援助，讓我重回比較文學「正軌」。我特別感謝貞德老師，她真乃聖女，是我在學術批判能力和為人處世上的學習楷模。學術生涯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每當我心困頓，學海生波，感到天地昏暗時，貞德老師就是我的一座明燈。沒有這些同事的幫忙，這本書要問世，只怕遙遙無期。最後，因為中研院的獎助，2010年我得以至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期間，我旁聽了王德威院士開設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課程，開啟了我另一個學術視野。沒有王老師的指點和幫助，此書第四部「大寫的人」就無法完成。

過去的五年中，我活著的每一天都不免要感謝我在天上的朋友――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所前所長李柏靜教授。因為她的驟然離世，讓在喪禮上哭得悽然的我敲響了心中的警鐘，才明白肺腺癌像是一種文明症候與國民病一樣，如此容易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柏靜的離世提醒我去做低輻射胸腔電腦斷層掃描（LDCT），正因如此，我很幸運，在癌細胞尚未擴散前手術切除，得到根治。在此，我要感謝我的主治醫師臺大醫院陳晉興教授，還有高雄醫學大學的鐘育志校長，多年來在醫療方面提供協助，讓我不至於英年早逝。這幾位救命恩人讓我在寫此書時，常心存感激。若讀者讀到我的這些親身經驗，或許不妨也在每年的健康檢查中加入這個項目，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也有較高機率能及早康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當然要感謝我的母親蘇美玉女士，以及弟弟陳俊安博士。沒有家人的奔走照顧、情感支持和醫療知識，我的身體也無法復原得如此迅速。另外，還要感謝摯（損？）友至柔、盈盈、卉、玲珍和仲如，就在我努力寫書、做研究和擺脫重大傷病時，不停地找我出去吃喝玩樂，讓我笑口常開。沒有他們，這本書早在五年前就能完成，但很可能會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的專書。

謹將此書獻給臺灣。

第一章　導論（摘錄）
 
一、「五四」百年：意識形態與體系研究
 
實際上許多問題並不是我們決定的，而是蘇共決定的，或由蘇共主持的共產國際決定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只是照辦。——周恩來（1898-1976）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麼辦法呢？——毛澤東（1893-1976）
 
1956年，中國訪蘇的正、副團長朱德（1886-1976）與鄧小平（1904-1997）參加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回到中國向中共黨中央報告蘇共對史達林（И. В. Сталин, 1878-1953）個人崇拜的批評。上述引文，即是周恩來與毛澤東聽完報告後，有感而發之語。毛澤東將蘇共與共產國際比喻為天、為娘，與周恩來，以及後來掌權的鄧小平三人（三位左右著20世紀後半葉中國局勢的中共領導），不僅大方承認中共自成立以來對蘇共與共產國際俯首稱臣，更直指自1928年史達林確立黨內霸權後，中共幾乎只能言聽計從。意即，在1953年史達林逝世之前，中國的左翼、共產運動，甚至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政治發展，泰半時刻得向史達林請示，中共必須唯蘇聯老大哥馬首是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內，以俄為師、為天、為娘，業有諸多專著與蘇聯解體後釋出的祕密檔案論證，不足為奇。然而，在五四已逾百年的時刻，竊以為，深思國民黨與民國在大陸時期的以俄為師，顯得意義重大。不少研究指出，五四運動正是中國翻譯與接受俄羅斯與蘇聯文學的重要分水嶺，筆者亦曾就此現象探究個中原因，而本書的第二章〈俄蘇翻譯、中國故事與黨國怪獸〉更是奠基於先前研究，闡述了俄羅斯與蘇聯（下文簡稱俄蘇）文學、文化、政治體系與意識形態在20世紀中國無與倫比和無孔不入的影響。得利於蘇聯解體，諸多束於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高閣的祕密檔案得見天日，使研究者得以深入瞭解，過去蘇聯及共產國際初期，是如何經由五四運動認識、接觸中國著名的文人和學者，後再透過這些知識分子逐步滲透，直到赤化中國。原先一些無從證實的假設，也因為這些文件的披露，加之學者的考證，而得到了具體的解答。這些檔案的出土與出版，幫助我們理解，蘇聯如何利用文藝創作與宣傳，掌控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與領導權，在東亞的中、日、韓三國境內開展並落實其一系列的政治思／理想。這些意識形態的建構並非是空中樓閣或曇花一現，而是奠基於嚴密組織的分工與綿密情報網的監控。
 
是故，蘇共與共產國際在中國五四運動過後的影響所及，不僅只有共產一黨與部分的地方軍閥，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與民國在黨、政、軍三方面的組織建立和意識形態建構，使蘇聯集體團結為一的中心思想，更進一步滲入民國民眾的日常生活。經在地化（localization）後，「以俄為師」的口號逐步被淡化，國民黨的黨國則日漸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與體系。
 
再者，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左翼文藝發展，及與之對抗的右翼文學，大多數亦在蘇聯建構的意識形態網絡內論爭，用以爭取文壇的話語權與領導權。基本上，1930年代後的文壇發展誠如翟志成的研究所指，自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1930年初期的上海成立之後，「就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有目的，有計畫，有綱領，有步驟地赤化和控制整個中國文壇」。或有質疑，難道沒有其他勢力可與之相匹敵？但正如翟志成的研究考察後發現：「中間派與右翼文人沒有一明確的指導思想，更沒有一能配合作戰的統一陣線，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反抗……即使偶有反抗，……也是各自為戰的散兵線，很快被『左聯』逐個攻破。」有趣的是，五四文人的身分多重，兼具國、共兩黨身分者不在少數，同時翻譯、創作與發行者亦不勝枚舉。因此，不管是根植於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所種下的，如本章開頭引文中周恩來所說的「問題」，還是像早期共黨領導瞿秋白（1899-1935）所寫的「誤會」，甚至是國共分合時常談的「主義」與「意識形態」異同，在百年後，都值得我們深思並再三勘探。
 
二、「以俄為師」：文藝與政治共謀
 
1923年秋天，共產國際派遣代表鮑羅廷（М. М. Бородин, 1884-1951）赴廣東與孫中山（1866-1925）討論國民黨改組與軍隊建立等事宜。在此聯俄氛圍下，孫文親手書寫：「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一語，正式引蘇聯入關。「以俄為師」的終極目標便隨著第一次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逐漸發展成20世紀中國的政治主流。然而，俄風東漸並非僅停留在政治層面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現當代文藝潮流緊扣著各種主義發展的意識形態，不論是對傳統的承繼／決裂、認同／反抗或建／解構，文本的生成若非以大時代的政治背景為源，斷無成章。
 
其實早於「以俄為師」的政治風向球成形之前，不少傾向變法的晚清知識分子即藉由進入日本或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發現了19世紀俄羅斯現實小說承載著探索個人良心、道德感與社會責任，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文以載道」的觀念不謀而合。尤有甚者，將此閱讀經驗雜揉於自身創作，如自《東歐女豪傑》與《孽海花》中即可看出，晚清作家對俄羅斯革命女性有十分豐富的想像。業有不少學者，如戈寶權（1913-2000）、吳茂生（Mau-sang Ng, 1948-1994）、陳建華、汪劍釗、王智量（1928-2023）等人，考察20世紀從晚清到五四運動，近二十年的外國文學翻譯後，論證了19世紀俄羅斯小說比同期進入中國的英、法、美、日、德等其他國家的作品，更易擄獲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因此，本書第二章即針對該主題，綜合上述研究與眾多過往文獻，來分析如魯迅（1881-1936）所云的「中俄文字之交」，並扣合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探討從形成、興盛到衰落的內外種種原因。如此足以說明，「以俄為師」的基調並非肇始於民國初期政黨的複雜政治，而是起源於晚清追求現代性（modernity）的多元文藝。
 
20世紀前半葉，將中國文藝與政治推向「以俄為師」的潮流與必然進程者，其實有一個相當重要且值得關注的催化因素與參照對象：崛起的日本。甲午與日俄戰爭這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俄作家的個人創作產生關鍵性的衝擊，如魯迅、安德列耶夫（Л. Н. Андреев, 1871-1919）與夏目漱石（1867-1916）等人的部分作品，亦揭露了戰爭、文明與瘋狂的問題。隨後的兩次世界大戰，深陷其中的中國、蘇聯與日本的三國角力，亦或多或少影響了三國之間文本的生成、翻譯、旅行與互文。當中甚至不乏例子，足以說明蘇聯從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一條開往東亞宣傳的道路，其實有著與中國和日本文藝交互作用的成果。職是之故，竊以為在探討中俄文字之交的文學關係，以及中國現代文學如何「以俄為師」的實驗和實踐創作理念之際，實難忽視作為中國的借鏡、催化、媒介或是仲介的日本因素。
 
無法否認卻又難以察覺的是，從晚清到中國當代，來自19世紀俄羅斯和20世紀蘇聯的影響，已經滲透至現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因此，第二章先舉中國當代作家如何書寫關於俄蘇的故事為例，回溯俄蘇文學在中國將近八十年的翻譯歷史及其脈絡，論證政治發展與文藝潮流如何共謀。同時，該章意在回答此書一個最基礎且至關緊要的問題：「為什麼需要比較中俄文學？」俄蘇文學能在中國文壇具備如此無與倫比的影響力，絕對不是最初個人文藝的偏好與源源不絕的翻譯而已，需要考量更多的是政治的強力介入，伴隨著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根植。
 
至此可以想見，本書並非單純地聚焦中、俄兩國作家與比較文學的影響論，抑或專注於文本的平行研究而已，這些論述在過往文獻中早已屢見不鮮，亦具備相當豐富的考證與貢獻。本書不啻延續筆者過往著力較深的實例研究方法，探索中、外人文學科的各種理論如何合理適宜地應用於文學評論，更特別聚焦在全球化的文藝現象中，一國文本如何進入他國而使他者「望文生文」，展現出跨文化、跨文類與跨領域等特質。同時，這些藉由各種力量全球化的文本，進入他國在地化的過程中，是如何建立起本土的人物類型與典型，不僅打入知識分子市場，甚至藉由政治運動而植入草根，捲起革命千堆雪。
 
由是，本書的理論視角主要涉及下列四個面向，並論證當中關係及其交互作用：（一）個別文本的生成與跨文化傳播機制的建立；（二）在地化文藝典範的確立與政治發展如何相互利用或共謀；（三）跨文化、跨文類、跨領域，甚至跨階級的文本意義、創作理念演變乃至於實踐，及其廣泛影響；（四）文本主題（literary theme）與形式（formation）的創作動機與意識形態的日常根植。本書涵蓋的區域，如前所述，並非單純地提供中、俄兩國作家與作品之比較，更在不少地方加入日本因素進行討論。除了第一部「以俄為師」，即第二章對20世紀文藝的歷史時期及其背景解析之外，全書在跨文化的文學實例研究上分為三部，其中使用的文本及其生成歷史背景主要集中於20世紀前半葉，詳述如下。
 
三、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
 
本書的第二部「狂人」，從魯迅的創作演變入手，透過其晚清成長、留日到進入民國的背景經歷，藉由「瘋狂與馴化」主題，並借鑑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對瘋狂和文明的理論分析，開啟一系列魯迅及同時代作家對「黑暗」、「文明」、「戰爭」與「現代性」等問題意識與批評的討論。魯迅早年的論說文、中年的小說與散文詩，到晚年的雜文，當中不少主角出現著魔或瘋狂的身體與心理症候，恰恰體現了從晚清開始的中國知識分子處於以「文明」為名的全球競爭下，憂心國體與政體而生的焦慮。如此集體性的焦慮，不僅為其後國、共兩黨的「以俄為師」開啟更為寬廣的討論與選擇空間，也創造了更多面向與層次的內部矛盾。
 
第二部共兩章，第三章〈瘋狂與黑暗的魅惑：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蠡探〉論證魯迅與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兩位作家在早期作品與早期創作生涯的發展中，所具有的高度同質性與相似性。這些性質並非僅僅奠基於魯迅對果戈理的喜愛、認同、模仿與消化等創作過程，更在於兩位作家在處於西風東漸的潮流下，面對自我與他者，展現出類似的內在世界之經驗、感知，以及對外在世界的態度。
 
此外，在俄、中兩篇〈狂人日記〉生成之前，兩位作家已經各自繼承了兩國傳統文學遺產中早已具備的共通性――對「黑暗世界」裡種種精神現象，所展現的興趣、觀察與探討。兩位作家在文學知識生成的背景與發展階段中，對於所謂的「黑暗意識」（ночное сознание）、「黑暗閘門」（gate of darkness）與「小傳統」的喜愛，確立了他們未來作品中對於異類、異端與異化（alienation）的接受與關注。該章透過《聊齋志異》與《迪坎卡近鄉夜話》（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1831-1832）之初探與比較，試圖論證除了一般所云「向俄羅斯學習」的中國現代性，更不可忽略俄羅斯跨歐亞特質中潛藏的中國東方特徵；同時說明兩者雖然多有迥異，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兩者間的相通之處。這些共同點，才是使得果戈理在魯迅寬廣的中外閱讀史裡，最獨受後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最後，魯迅與果戈理在他們的早期作品中，連結了原始、黑暗與瘋狂，他們在手法上選擇了「滑稽感」與「笑」，衍生出種種問題。經前所論，我們可以直陳不諱，這兩種「黑暗之力」，在兩位作家的生花妙筆下，遠比一般現實主義小說中道德性的說教更具力量與分量，更能顛覆所謂西化的文明。兩位作家的早期作品在讚揚原始的狂歡性質之餘，並不產生低級的、卑俗的「滑稽的毛病」，反而弔詭地提升悲喜劇（melodramatic）的美學特質，成為不朽的經典之作。
 
第四章〈瘋狂、戰爭與現代性批判：魯迅與日俄作家的狂人系譜〉旨在研究西力東漸後，在西歐化與現代化過程的俄羅斯與中國作家，為因應強大的他者「文明」入侵，面對連年戰爭與生存壓力，在文學作品中映照出探索人類生活境遇之主題。該章除了解析中、俄兩篇影響甚鉅的〈狂人日記〉之外，更進一步加入魯迅廣泛的閱讀史中，如何汲取安德列耶夫筆下描繪日俄戰爭之〈紅笑〉（Красный смех, 1905），並參照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吾輩は猫である，1905-1907），進而在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與《徬徨》中開展對「瘋狂」主題的詮釋，作為三方相互對照、比較分析和交叉詰問之依據。
 
因此，第四章除了深究前一章所述的中、俄黑暗世界的傳統之外，更進一步探討當外來西方（主要意指英、美、法與普魯士）的現代性和文明等因素侵入作家創作的思考後，「瘋狂」的主題為何因應而生，又如何呈現諸多變形並具多重指涉的文學與文化意義。同時，歷經清俄與日俄兩次戰爭的日本，以及留日的魯迅，在這一創作主題中又扮演著何種角色與功能？第四章延續第三章中果戈理與魯迅黑暗世界之比較視野，持續深化「瘋狂」與「馴化」（tameness）之辯證關係。藉由中、俄、日三國對照組間複雜的自我與他者認識，驗證作家心中之強弱哲學，並藉此蠡探世紀交替下，兩國作家對於人類與人性的共同關懷，同時在藝術中如何展現個人獨特性的魅力。
 
如此，「狂人」主題係開展以中、俄、日三國文藝為主要脈絡的論述，勾勒出現代文學如何以男性的瘋狂與父／霸權的文明批判為發端的樣貌，然後隨歷史發展的進程，一步步邁向本書第三與第四部分「多餘的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英譯superfluous man）和「大寫的人」在文藝與政治上交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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