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選讀(增訂一版)(電子書)

李偉泰、伍振勳、宋淑萍、徐聖心、張素卿、黃沛榮、劉文清、劉德漢 選注

  • 出版日期2014年08月 出版
  • 書籍裝訂精裝 / 23*17 / 584頁 / 單色(黑)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教學與通識-教科書
  • ISBN978-986-350-016-2
  • GPN1010301064
  • 定價520元 紙本絕版
  •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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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臺灣大學大一國文「史記」課程指定閱讀教材。
閱覽此輯,可悉《史記》之微言大義,更得窺太史公文章之美。


本書由臺大中文系教師群共同選注。全書包括〈司馬遷和史記概說〉一篇、注釋三十篇及附錄二篇(〈報任安書〉、《漢書‧司馬遷傳贊》)。選材精當妥切,《史記》一書之精華名篇殆皆收錄,尤著重於表揭特出的人物性情和歷史情境。體例周詳完整,注釋簡明扼要,適合作為各大專院校教材及自修者入門之指引。

李偉泰

廣東省梅縣人,1946年生,1977年獲臺灣大學文學博士,歷任該校中國文學系教授,學系暨研究所主任等職,現任該系兼任教授。近十餘年來之研究領域涵蓋《史記》、《漢書》、《四書》及漢代學術史,著有《兩漢尚書學及其對當時政治的影響》、《先秦典籍所述上古史料研究》、《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等書,及相關論文數十篇(詳見臺大中文學系網址)。

伍振勳

1965年生於臺灣雲林,2006年獲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200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現職副教授。研究領域以先秦諸子思想、儒學思想為主,著有《語言、社會與歷史意識──荀子思想探義》、《戰國時期道家與法家之道法思想研究》,以及〈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史記‧孔子世家》在當代的迴響〉等論文。

宋淑萍

山東人,1942年生,1968年獲臺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該校中國文學系兼任副教授。學術研究領域以韓非子、荀子、漢書、左傳為主。著有〈孟子集注補正〉、〈韓非子與荀子思想之比較〉、〈論商君書的成書年代〉、〈「老學最毒天下」駁議〉等論文。

徐聖心

祖籍廣東蕉嶺,1965年生於臺灣彰化,1998年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該校中國文學系教授。學術領域為先秦儒學、莊子與莊子學史、明末清初三教會通、中國夢文化。

張素卿

臺北市人,1963年生,1997年獲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該校中國文學系教授。研究領域以《左傳》及中國敘事傳統為主。著有《左傳稱詩研究》、《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以及〈左傳戰爭敘事蠡探〉、〈史記評點的本文分析〉等論文。

黃沛榮

廣東省中山縣人,1945年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並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研究範圍包括易學、文字學、圖書文獻學、大陸語文研究等。撰有《周書周月篇著成的時代及有關三正問題的研究》、《周書研究》、《漢字的整理與統合》、《兩岸文字現象比較研究》、《周易彖象傳義理探微》、《易學乾坤》等專著多種,另有論文數十篇。

劉文清

江蘇省丹陽縣人,1963年生,1998年獲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該校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學術研究領域以訓詁學及墨子為主。著有《墨子閒詁訓詁研究》及〈訓詁學新體系之建構:從當前訓詁學研究之回顧與反思談起〉等論文十餘篇。編有《中韓訓詁學研究論著目錄初編》(與李隆獻合編)。

劉德漢

湖南省新化縣人,1925年生,1968年獲臺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該校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學術研究領域以漢書、史記及淮南子為主。著有《淮南子與老子參證》、《老子試校釋譯(附老子六種)》等書及〈史記漢書李廣傳之比較研究〉等論文數十篇。

序言
增訂一版說明
例言    
篇目      
引用書名簡稱全稱對照表 
司馬遷和《史記》概說  

篇目

一、項羽本紀      
二、六國年表序     
三、秦楚之際月表序   
四、陳涉世家
五、蕭相國世家
六、留侯世家
七、陳丞相世家     
八、伯夷列傳
九、管晏列傳
一〇、伍子胥列傳
一一、商君列傳     
一二、孟子荀卿列傳
一三、魏公子列傳    
一四、樂毅列傳 
一五、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六、田單列傳 
一七、屈原賈生列傳
一八、刺客列傳 
一九、李斯列傳     
二〇、張耳陳餘列傳   
二一、淮陰侯列傳
二二、劉敬叔孫通列傳
二三、季布欒布列傳 
二四、張釋之馮唐列傳  
二五、魏其武安侯列傳
二六、李將軍列傳
二七、游俠列傳     
二八、滑稽列傳
二九、貨殖列傳
三〇、太史公自序    
附錄一、報任安書    
附錄二、漢書‧司馬遷傳贊 
圖版一、太史公游歷圖  
圖版二、戰國時代中原地區圖
圖版三、淮陰侯列傳綜圖 

序 言
 
何寄澎 (臺大中文系教授)
 
在臺大大一國文教學的傳統中,《孟子》與《史記》二書的選讀、講授,一直是重要的內涵,其最早的緣起應可溯自傅斯年校長主持校務時期。就文學藝術的角度言,《孟子》、《史記》都是最好的文章:前者氣勢滂沛,後者風神淋漓;而就精神與旨趣而言,讀《孟子》可養浩然正氣,漸漸形塑自我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丈夫;讀《史記》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深思探索人類歷史的真相,從而養成判斷是非、追求真理的智慧與情操,最後終能確定自我生命價值的選擇,無怨無悔 —— 換言之,二者所隱含的崇高意義均當為一「知識份子」所需理解、堅持、信守。臺大學子均為國家最優秀的年輕人,我想自傅校長以來,每一個臺大新鮮人都需親炙此二書,或許正有這深意在。
 
然而,時代的輪子不停滾動,許多傳統的價值遂不免漸漸崩解、喪失。為了肆應晚近「多元價值」的要求,臺大大一國文課程內涵早已五花八門,姿采盡出,然而難得的是,《史記》不朽的價值似乎仍廣被體認—— 這由開設史記選讀課程的先生還是最多即可看出(相形之下,《孟子》寂寞多了,然亦無可奈何!)為了彰顯此中意義,也為了對優良傳統的維繫再盡一份心力,以致能永遠有後起的發揚者,我乃邀集本(中文)系大一國文委員會商討研擬「提昇大一國文教學品質計畫」,並優先規劃《史記選讀》此一共同教材之出版。承蒙校方經費補助以及李偉泰、劉德漢、黃沛榮、宋淑萍……等先生慨然同意參與全書校釋編寫工作,乃自9 5年8月起開始進行,歷經二年全稿終於完成。期間,上述各先生所費時間、心力誠難以數計矣,而劉文清先生負責會議之安排與文稿彙整,尤為辛勞,謹藉此致由衷之敬意與謝意,並於付梓之前,略綴數語如上,至盼此書能益彰顯《史記》的價值與精神,對二十一世紀新一代臺大人的生命與智慧具有充實、啟發的效果,是為序。
 
 

 

司馬遷和《史記》概說(摘錄)
 李偉泰
 
八、《史記》互見法
 
司馬遷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記載和評論人物與事件,他把這五體視為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來經營,五體以及各篇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脈絡相連,彼此之間形成縝密的系統。為此,他經常使用一種叫做「互見」的述史方法,即將一個人物的各方面,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散見於若干篇中。他在使用互見法時,往往清楚的交代說:「事在某篇」、「語在某篇」;但有時也不作交代,需要讀者自行參考相關的篇章。互見法的功用,主要有下述幾個方面。
 
(一)詳此略彼,避免重複。
例如關於鴻門宴,既已在〈項羽本紀〉中詳述,如果在其他相關的主角篇中也一般詳述,便是無謂的重複,所以在〈高祖本紀〉中便只略述概況,連「語在項羽事中」也省略了; 在〈留侯世家〉中也略述此事, 但有「語在項羽事中」一語作交代。又如關於蕭何薦韓信,詳情見於〈淮陰侯列傳〉,〈蕭相國世家〉便只簡單的說:「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二)為賢者諱,本傳呈現傳主的正面形象,短處則互見它處以存真。
例如〈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急人之難,為解救秦圍邯鄲之危,不惜矯魏王令奪取晉鄙的兵權,因此得罪了魏王,長期留趙而不敢歸國。這種高義使趙王感動的說道:「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這是信陵君仗義救人的正面形象。但在〈范雎列傳〉中,敘秦昭王要為范雎報仇,要脅趙國交出從魏國逃到平原君家裏的魏齊,趙王發兵圍平原君家,魏齊連夜逃亡,往見趙相虞卿。虞卿即解其相印,與魏齊同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然而信陵君畏秦,猶豫不肯見。受到侯嬴譏刺後,才大為慚愧,趕緊到郊野迎接。魏齊知道後,怒而自剄。同傳又敘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向他要魏齊的頭,不然就不放他出關,平原君說:「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相較之下,虞卿為了朋友,不惜放棄相位,陪著朋友亡命;平原君為了交情,不惜冒著客死秦國的風險;信陵君因「畏秦」而猶豫不肯見魏齊,固然有顧忌可能因此為魏國召來兵禍的因素,但卻也因此顯得不如虞卿和平原君那麼「夠朋友」。此事如果在〈魏公子列傳〉中記載,不免有損司馬遷所敬愛的信陵君的形象,所以就互見於〈范雎列傳〉中,既不太傷信陵君的形象,又能記錄他為人的另一個方面。
 
(三)為尊者諱,本紀或本傳呈現其正面形象,短處則互見它處以存真。
為賢者諱是為了避免因為賢者的一些小過失,掩蓋了他大部分的長處,其例已如上述。為尊者諱則是為了掩護作者,以免觸犯忌諱。關於這一點,朱自清以《史記》各篇對漢高祖和項羽的記載為例作了詳細的說明,茲引錄如下:
遷對於高祖、項羽兩人,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項羽方面,但他是漢朝的臣子,不容不稱讚高祖;因此,他寫兩人就運用「互見」的體例,大概從正面寫時,高祖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從側面寫時,便恰正相反。〈高祖本紀〉開頭說高祖「仁而愛人」,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裏,便常有相反的記載。〈張丞相傳〉裏記載周昌對高祖說:「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佞幸列傳〉裏直說「高祖至暴抗也」;此外見於〈張耳陳餘列傳〉、〈魏豹彭越列傳〉、〈淮陰侯列傳〉、〈酈生傳〉裏的,不一而足。從這許多記載,讀者可以見到高祖怎樣的暴而無禮,恰正是「仁而愛人」的反面。〈蕭相國世家〉裏記載蕭何請把上林中空地,讓人民進來耕種,高祖大怒,教廷尉論蕭何的罪,其後對蕭何說:「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桀、紂主」的話,高祖自己也說出來了,可見高祖連假裝「仁而愛人」的心思也並不存的。〈高祖本紀〉裏說:「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按:「慄」疑為「慓」之誤字。《史記》作「僄」,《斠證》: 「《漢書》、《通鑑》僄並作慓,〔師古《注》:慓,疾也。〕古字通用。」)悍滑賊』」,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裏,便也常有相反的記載。〈陳丞相世家〉裏記載陳平對高祖說:「項羽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淮陰侯列傳〉裏記載韓信對高祖說:「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便在〈高祖本紀〉裏,也留著王陵的「項羽仁而愛人」一句話。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的母親在楚死於非命,他們三個人對於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把他們的話合起來看,項羽「恭敬愛人」該是真的,恰正是「慄悍滑賊」的反面。讀者若不把各篇參看,對於高祖、項羽兩人,就得不到真切的認識。
 
(四)寄託褒貶,於本人之篇章及它處互見褒貶。
司馬遷認為某人該褒,即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著重褒揚其長處;認為某人該貶,即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著重貶抑其短處。但如該褒的人確有短處,該貶的人確有長處,便也用互見之法,另在它篇記述。前者如〈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司馬遷對他太過傾心,把他刻畫成一身維繫魏國安危的人物,傳文說: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這是從信陵君在魏國的重要性立論,不免褒得過了分。實際上國家的安危存亡,不完全取決於本身的條件,同時也受到國際形勢的左右。所以司馬遷便在〈魏世家贊〉中從國際大形勢的角度立論,略略貶低了信陵君的分量:
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司馬遷所說的天,除了少部分「天命論」的成分之外,主要還是指多數人在客觀基礎上, 經長期努力所塑造成的形勢,在此指國際的大形勢。從國際大形勢看,〈魏世家贊〉說的是事實。秦國的富強,以至統一天下,乃是經過許多人長期的努力造就的,〈自序〉分別指出商鞅、張儀、樗里、甘茂、魏冄、白起、王翦、呂不韋、李斯等人的貢獻。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整治夏秋經常氾濫的岷江,將它分為郫江(即內江)和檢江(即外江) 兩支,並築有水門調節兩江水量,從此把岷江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這個〈河渠書〉稱為「穿二江成都之中」的工程,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開端。此外,〈河渠書〉鄭重指出,水工鄭國所建的鄭國渠,既有灌溉之利,又能改善地質,使關中成為沃野,連年豐收,秦國因而富強,終於兼并了諸侯。換句話說,水利工程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物質基礎。秦國的富強,以及兼并諸侯的大形勢,既然是許多人長期努力所形成的局面,自然不是一個人、一個國家一時力量的凝聚所能改變。因此必須參看上述各篇,才能正確的評估信陵君的影響力及其局限。
後者如對於鼂錯的評論,〈鼂錯列傳贊〉說: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對於鼂錯的冤死,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對於鼂錯削弱諸侯, 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 以及各種法令的更定,指為「擅權,多所變更。」「變古亂常」,完全抹煞他正面的積極作用。這反映了司馬遷主觀上不喜歡銳意於革新的政治家,所以對鼂錯語多貶抑。然而司馬遷對鼂錯還是有正面的評論,他在傳文末尾記載了一場景帝和鄧公關於鼂錯死後外界反應的對話: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這一場對話,是一種「寓論斷于敘事」的寫法,鼂錯對朝廷的貢獻,鼂錯的冤死,都從對話中明白的透露出來,這是一種間接肯定的方式。在〈自序〉中他直接肯定鼂錯削藩的作法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在〈吳王濞列傳贊〉中說:「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把上述幾處資料組合起來,才能完整的把握司馬遷對鼂錯的看法,也才能正確呈現他「良史」、「實錄」的一面。此外,互見法還具有并存異說;廣載異聞;議論互補;塑造人物形象的統一性;集中敘事,使事件首尾完具;藉古諷今,指桑罵槐等作用。凡此均屬《史記》學的專門議題,不能在本篇一一詳作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