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品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平裝版）（已絕版）

書籍資訊新版書籍資訊

吳介民著

出版日期2019年04月出版
書籍裝訂平裝 / 23*15 / 464頁 / 單色（黑） / 中文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叢書系列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7
ISBN978-986-350-341-5
GPN1010800537
定價600元

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
西方國家為何開始警戒「中國威脅」？
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之後，會帶來哪些理論挑戰？

本書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模式，提出完整的解釋。台商作為「中間人」，促成中國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作者從全球價值鏈切入，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財政攫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解釋架構連結了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剖析政商關係的運作。並提出「機構化尋租」、「在地鑲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獻對中國發展邏輯的理解。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但目前「世界工廠」遭遇轉型困境，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名家推薦】

吳介民出色地分析了台商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競爭中的角色。他在探索地方經濟與政治過程中，也精準地描述了宏觀與微觀的動態。中國的發展可能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最重要的經濟轉型，吳介民出色地捕捉到在此過程中台商的貢獻及其付出的代價，以及科技與人才的樣貌。對全球轉型、具爭議性的中國發展、以及台灣在此過程中的貢獻與犧牲有興趣的學生與學者，這本書都是必讀的專著。──中央研究院院士，杜克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林南

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李靜君

透過台商在中國的發展，本書分析了中國從1980年代以來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結合全球價值鍊與地方治理的觀點，本書勾勒了其中的一個關鍵機制：中國的地方成長聯盟。本書探討的雖是中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實則是台灣資本主義跨國發展的一章，可說是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西進中國的「拓荒史」。提問精準，資料踏實，分析細膩，論點原創，理論對話深入，本書將是理解台灣與中國經濟和政治互動的必讀著作。──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謝國雄

吳介民博士多年深入廣東出口加工區進行田野研究，從農民工、台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多層次互動的角度，研究廣東世界工廠崛起與陷入當下危機的底蘊。這本書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是任何讀者擺脫誇張吹捧、理解「中國奇蹟」真相的鑰匙。──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教授孔誥烽

//專訪、書評//
•天下雜誌專訪報導
•寶島聯播網「新聞放輕鬆」節目專訪 (1:31:00)
•風傳媒「余杰專欄：馬無夜草不肥，中國的「夜草」是什麽？」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宋磊書評〈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貢獻於紅色帝國的半邊陲資本〉書評於《臺灣社會學刊》第66期
•作者〈回應王宏仁教授評論《尋租中國》〉於《臺灣社會學刊》第66期
•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in China: Taishang, Guangdong Model and Global Capitalism書評於China Quarterly

//得獎訊息//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108年孫運璿學術獎最佳書籍獎

吳介民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台灣民主化、中國政經發展。參與創辦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中國研究學程（與中研院合辦）。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編輯（合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權力資本雙螺旋：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翻譯赫緒曼《反動的修辭》；合作拍攝紀錄片《台胞》；另著有詩集《地犬》。

序
圖次
表次
地圖

導論　台商、中國與世界
　　一、台商之謎
　　二、中國式剝削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四、美國挑戰中國產業戰略
　　五、台商之眼
　　六、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　打造世界工廠
　　一、分析焦點
　　二、邁向世界工廠之路
　　三、檢視既有理論命題
　　四、全球價值鏈與地方成長聯盟
　　五、個案、方法與資料

第二章　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
　　一、先走一步：機會與風險
　　二、廣東模式的起源
　　三、廣東的經濟表現
　　四、廣東宏觀環境的變遷趨勢

第三章　台陽公司1979-1994年
　　一、台陽公司簡史
　　二、台灣階段經營模式
　　三、前進廣東：全球價值鏈移動
　　四、假合資企業與人頭稅
　　五、莞強公司與數人頭遊戲
　　六、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
　　七、納福村建新廠
　　八、人頭稅的制度浮現

第四章　台陽公司1995-2010年
　　一、納福村：EOI成長模式的基層單元
　　二、第二代接班
　　三、政商關係變化
　　四、幹部在地化與營運成本增加
　　五、關廠
　　六、人頭稅隱沒、社保費浮現

第五章　民工階級：身分差序、雙重剝削、勞動體制
　　一、國家打造民工階級
　　二、民工階級形構
　　三、二元勞動力市場：低工資與加班迷思
　　四、公民身分差序與雙重剝削
　　五、差別待遇：教育與社保
　　六、檢視勞動體制

第六章　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一、國家政策與政商關係變化
　　二、台資在地轉型：絲麥兒鞋業
　　三、台資多元轉型：台鑫鞋業集團
　　四、台資與中資生態體系變遷
　　五、產業升級與社會升級

第七章　全球價值鏈與尋租發展型國家
　　一、價值鏈變遷與成長聯盟重組
　　二、解析尋租發展型國家
　　三、中國與東亞發展經驗比較
　　四、初步評估「中國製造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

結論　陷阱與挑戰
　　一、中國發展的陷阱
　　二、美國挑戰「中國製造2025」
　　三、中國與全球化理論

訪談代碼對照表
引用文獻
索引

序（摘錄）

本書的萌生，可以回溯至年輕時的一場導演夢。1990年代初，我與一群朋友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攝紀錄片。其中，《台胞》描寫第一代台商與台幹的中國經驗。因為這個主題的早熟與爭議性，加上我們技巧上的限制，在臺大首映會上「隆隆砲聲」。面對疑惑，我曾發下豪語：「會用五年、十年的時間去尋找答案。」想不到我走得更久更遠。當年父母親也前去觀影，母親說：「真驚駭，那就是批判嗎？」我說：「那是學術討論啦。」這本書的出版，可說是給母親的壓驚之作。

毛時代結束後，中國從廣東模式賺取了第一桶金，這桶金還是美金，賺到美金表示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掛上鉤。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多年後，迂迴地促成了「中國崛起」。隨著時代推移，廣東模式似乎被人淡忘，但在中國遭逢內外危機的時刻，其重要性卻益發凸顯。台商對廣東與中國外向型經濟的成長，也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對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連帶關係，進行系統性的總結，差不多時機成熟了。我以二十五年的時間跨度，鑽研此一主題，提出對廣東模式的總體分析，並評估台商的作用。今日因政治因素而遭忽視的觀點，例如「台灣因素」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推力，我預期在數十年後將更清晰而明確。

1994年初夏，我從廣州隨一對返鄉探親的民工情侶，搭乘火車前往河南。在駐馬店下車時，視線被一大片藍色人群遮蔽，人潮不斷從車廂中傾瀉而出，綿延湧上月台，十幾分鐘過去了，依舊沒有止盡。這一片藍色的蠕動淹沒我的視野，頓時，發展經濟學者路易士（Arthur Lewis）所謂「無限勞動力供給」由抽象化為具體，洶湧逼現，讓人喘不過氣。如此貼身感受中國人口巨大量體的存在感，既寫實又超現實。二十五年過去了，「中國人的存在感」攪拌著世界局勢，激發全球熱議。本書回應了人們對當前中國局勢的關切，但更重要的是，我選擇從社會科學核心議題出發，並緊扣理論旨趣來回答這些問題。至於「中國人的存在感」如何在晚近被中國人自己建構，而被他人反建構，本書也提供了一條政治經濟學的線索。

我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我選擇從「經濟」而不是「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前後二十五年的摸索，帶我回到提問的起點─台灣的出路─這個問題本無簡單的答案，但本書提供解謎的工具。我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我們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的關係。

導論　台商、中國與世界（摘錄）

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然而，台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牽涉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進程與身分政治，更涉及對發展與分配的價值判斷，因此多年來一直「說不清」，甚至「不可說」。從中國政府角度，過度讚揚台商對中國經濟之「貢獻」，有失「顏面」。從台灣角度，對「威權發展主義」採取批判者，不會聚焦於「貢獻」，而著重分配與剝削。對台灣，台商的政治效應更不容易分析，畢竟台商這個集合名詞承載了負荷過重的意義，「奇美」、「旺旺」、「頂新」、「台積電」、「聯電」、「鴻海」等等，各自攜帶著差異的政治想像。西進的台商作為「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更被賦予迥異的工業價值標籤。然而，所謂傳統產業在過去三十年則已歷經明顯的升級轉型。

一、台商之謎

2018年4月10日，一年一度博鰲亞洲論壇大戲上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躊躇滿志地宣告：「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習近平在忙碌行程中，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他向台商喊話，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功勞簿上要記上我們台胞、台企」，但他也要求台灣工商界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肯定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語帶警示，要台灣資本家們與北京同一戰線，加入「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隊伍。習近平的弦外之音是：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道路上，台商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但這句潛台詞不能說破。

2014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占領運動，矛頭指向國共合作的產物「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攪亂了北京的「對台路線圖」。同月，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賽默（John Mearsheimer）發表〈跟台灣說再見〉，從現實主義角度，預測崛起的中國終將成為東亞霸權，足以排除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進而兼併台灣；雖然不在今天、明年或未來幾年內完成，但終究會在幾十年內發生。為何中國可以在短期間內經濟崛起？一個關鍵因素是：「台灣與中國發展經貿，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強權，台灣因此協助製造了一個急遽發育的巨人，這個巨人抱持修改國際現狀的目標，包括終結台灣的獨立狀態，並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總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台灣不止是個難題，它還是個夢魘。」（Mearsheimer 2014）

習近平和米爾賽默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容或南轅北轍，但兩者之間卻對台灣經濟功能的判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同意，台灣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台商協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其結果是中國大幅增強了兼併台灣的國力，對北京而言，這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大步；但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中國崛起與兼併台灣的企圖，卻是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來源。

究竟，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

四十年前，當中共在摸索對外開放道路時，曾將台灣當作學習模仿對象，看中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中國決策者當初設定的廣東創匯目標，今天回顧宛如「小打小鬧」，目標早已提前達成。不過，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只能勉強達成貿易平衡，仍是一個外匯短缺的國家。但在短短十年間，中國外貿大幅出超，外匯儲備劇增，已將台灣拋在腦後。然而，真實故事遠比這段敘述複雜。

作者將解析台商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搭橋，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中國政府牢牢掌握這個機運，藉著全球價值鏈的移入，順勢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汲取豐厚的經濟剩餘，累積外匯儲備，推動經濟與軍事現代化。本書經驗分析聚焦於：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歷史性階段，從197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段發展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延伸討論中國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的產業轉型策略，連帶論及對外資與台商所帶來的影響。

早期，傳統產業台商跟隨港商腳步進入中國。港台企業帶入資金、技術與市場，中國則提供充沛而低廉的勞動力。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是毛時代的重要遺產。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例如服裝、製鞋、玩具、箱包等日用消費產品，從今天中國發展成果來看毫不起眼，但它們卻曾經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第一桶金」，而且是數量龐大的一桶金。這是本書要講的第一個故事，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起點。

台商與港商在廣東珠三角，尤其是在深圳與東莞一帶的投資，帶動中國外向型經濟起飛。在製造業領域，台資的重要性很快地超越港資。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台資穿針引線，將中國連結到世界市場。台資協助創造了廣東模式，很快對其他地區啟動「示範作用」，1990年代中期急起直追的長三角地區，不論蘇州模式或昆山模式，都是廣東模式的變奏版。沒有廣東先行一步，就沒有各地區的出口導向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受西方民主國家經濟制裁，處境困難，改革開放陷入停頓。中國為了突破西方封鎖，熱切向「華僑資本」招手，給予特殊優惠待遇。在此中國困難期，許多台商逆向操作，加碼西進，在台灣造成一波沸沸揚揚的「大陸熱」。這一波熱潮，體現這些台商的機會主義式思路，其實也反映當時台灣本身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力。1990年代後期則開始另一波「大陸熱」，資通訊（ICT）產業將裝配線外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從廣東延伸到長三角。台資協助中國打下加工貿易的根基，為世界工廠做好了準備。

中國參加WTO之後，全球外資大量湧入，出口更加暢旺，中國大幅累積外匯儲備。這個階段，台資對中國的作用相形褪色。中國很快進入產業升級壓力期，勞動力成本調升，環保要求也提高，台商隨之面臨去留抉擇，適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催化一波「台商大逃亡」。之後十年，台商在中國的面貌急速改變。

二、中國式剝削

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在一部描寫高跟鞋產業鏈的紀錄片中，設計師說：人們常以為時裝設計是個迷人行業，其實，只有5%是華麗，剩下95%是辛苦勞動。片中台商代工廠老闆抱怨：國際買主要你爬，你就爬；而中國民工拿微薄的工資，哪能穿上這些親手打造的華麗商品？奢華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冷酷的剝削鏈。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在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如中國學者秦暉（2007）所言，中國競爭力倚靠「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指向政治壓迫的制度邏輯，製造出「畸形的效率」。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典型的資本主義剝削情境中，國家放任資本對勞工進行壓榨；但在中國，國家針對勞資關係並非採取放任政策，相反地，國家從一開始便積極介入民工部門，而國家的介入反而確保了資本對勞工的高度剝削。為了探求中國式資本主義剝削的邏輯，作者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理論：中國的國家制度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分等差關係，圍繞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國家建構了二元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等差化社會保險方案等制度設計。因此，民工便面臨「雙重剝削」的處境，一方面是典型的來自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形式，這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對民工身分的界定，讓企業「合法地」採取次等公民的勞動待遇僱用民工，這是國家制度主導下基於身分而來的剝削。

在中國，全球化力量與中國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產生共生關係，讓資本得以對民工進行雙重剝削。結果，全球化並沒有緩和原先經濟社會的不平等，反而鞏固另一種不平等體制，創造出「民工」這個新階級。在此脈絡下，當人們思索資本（包括外資與內資）對中國發展所釀生的後果時，必須納入剩餘汲取與經濟分配的視野，同時考慮資本主義剝削的普遍性以及中國特色剝削機制的特殊性。藉此分析視野，我們才能透視台商（外資）、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連帶關係。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台商作為全球資本的前鋒，連結中國與世界市場，協助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第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借助外資發展出口經濟，中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大國。過去在東亞發展模式中，外資在南韓和台灣並不關鍵。反觀中國，外資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像以往依賴理論所預測，外資導致低度發展的後果，中國不但沒有陷入低度發展，反而很快地鞏固了半邊陲地位，甚至展露挑戰核心國家的強烈企圖心。為何中國可以抵抗「依賴情境」？首先，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共已是一個高度權力集中、強勢控制經濟與社會、具有導引政策能力的政權；並且，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享有顯著影響力。這部國家機器已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因此，當中國再次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中國在地體制能以相當強的國家能力切入全球價值鏈，發揮其能動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與價值鏈鑲嵌的節點上攫取經濟剩餘，並推行產業升級政策，攀爬價值鏈之權力階梯。其次，中國開放外資參與的策略「內外有別」：對於加工出口型的外資，中國的開放性很高；但對於內銷市場型的外資，特別是策略性產業，中國則相當小心，保護國內市場，嚴格規定外資所有權比例，並提出合資合作、技術轉移等要求。

從勞力密集傳統產業開始累積國家財富，中國政府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基礎建設並扶植重點策略產業，短短幾十年，中國的工業結構與城市面貌已煥然一新。2000年代以來，中國ICT產業自有品牌與產業鏈成長迅速。其中，龐大國內市場、國家重點政策扶持，以及跨接啟動策略，都是重要因素。ICT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興起？最值得注意的是，ICT新生態系統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浮現。這個系統以廣大國內市場為依託，獲得國家政策重點扶持，在研發方面採取人海戰術與挖角策略（包括從台灣挖角），先從若干關鍵產業環節突破，以「跨接啟動」在短時間提升製造能力，進而以低價搶占全球中低階市場占有率，再切入已開發國家市場。「華為」與「中興」等重點培育電信企業都有類似軌跡。在其創業過程，中國政府以分配內需市場與各種優惠補貼來推動所謂的「後發優勢」。手機產業中，也可看到華為、小米、OPPO都採取同樣戰術搶攻全球市場占有率。

觀察中國電信業與網通業拓展世界版圖的路徑，我們如果從國家行為來評估，就會發現它屬於「新重商主義」國家政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Rodrik 2013）分析中國經濟策略就採取這種觀點。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跟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這個判斷有待商榷。中國其實利用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的「國家左派」曾警惕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其實是項莊舞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

基於同樣扶持民族工業的邏輯，中國政府也以國內市場來培育相當於YouTube、Google、Amazon、Facebook等視頻、網絡聯通和社媒功能的新興產業，例如土豆網、優酷網、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微信）等（後三者即所謂的「BAT」）。近年來，中國的電子商務與「共享經濟」發展迅速，也與國家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此產業政策中的戰略矩陣，包含「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跳脫西方技術壟斷」等相互扣連的環節。中國政府結合了「國家監控社會」與「企業尋求利潤」兩個動機，例如電子商務中企業與國家的共生合作關係，企業提供商業交易活動的數據以協助國家進行社會監控、執行審查，而國家則給予企業壟斷或寡占性特權，因而達成「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種對內社會控制模式必然傾向建造一個封閉性政治經濟系統。最近，西方國家對中國控制手法的驚覺，彷如大夢初醒。其實，中國這項大戰略已行之有年、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