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

邱士杰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班畢業．文學博士。曾任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員研究員，現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王亞南全集》編輯部成員。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論文散見於《中國經濟史研究》、《讀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思想》、《歷史批評》（韓國）等期刊。專著：《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編著：《我的抵抗與學問：劉進慶文選》（2015）。

代序：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未竟志業

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這句箴言對服膺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來說，是執著的信念，也是知識的源泉。相對於西方，在西方之外的廣大的欠發達或後進社會中，馬克思主義所面對的歷史環境更為嚴酷，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更為艱巨，箴言的意義更為深遠。就其志業及知識導向而言，台灣旅日學者劉進慶無疑是位列這個「東方馬克思主義」傳統，這是他的平生論著所清晰表露出來；本書作為其思想傳記，對此則有既生動且深刻的論述。

劉進慶的傳世之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被已故作家及思想家陳映真譽為「第一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是第一部戰後台灣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及隨後一系列相關論著、筆記，作為社會實踐，被作者概括為「抵抗與學問」，關鍵是這兩者密不可分，用劉進慶原文來說：「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那麼，這個「全貌和本質」指的是什麼？將其揭示出來又有什麼意義？

「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劉進慶的解答，其蘊含兩層意思。一是經濟，殖民地無論新與舊，均意味本地經濟剩餘攫取者的買辦性；封建無論是否完全意味著寄生性，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二是政治，與寄生性和買辦性相聯繫的，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掠奪導向，也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內在地具有催生、依靠專制政治的傾向。這種政治經濟特性，根本地背離於經典意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即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更與追求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背道而馳。東方馬克思主義的使命，恰恰是在面對這種背離或落後於經典資本主義的現實中，追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過渡所需的物質條件，必然同時包括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都是對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徹底否定。

劉進慶這個解答的理論淵源複雜多樣，終究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內，都強調西方之外的社會要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艱難無比，也就是遠離於「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執著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普世性—後者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內在動力，要摧毀一切非資本主義因素。理論淵源的主線是日本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講座派的「不過渡」論，從可觀察到的普遍存在（尤其是集中於農業領域的半封建生產關係），推演出半封建性主導整個社會形態的結論，無論僅有的資本積累深度和廣度如何，始終也只能依託於這個半封建性。理論淵源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本類型理論，尤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官僚資本」及其相近理論，所強調的正是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官僚資本寄生性、買辦性、掠奪性，阻礙甚至扼殺經典意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

這裡有個意義深遠而卻有待解決的問題：什麼是促成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決定力量？對此，劉進慶應該沒有提出普遍理論層面的解答，只有僅限於針對特定歷史經驗的論述。仿照講座派對戰前日本社會形態的分析，劉進慶判斷，戰後二十年（或上溯至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的社會形態，其決定力量是封建收編資本，是欠缺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與講座派的論斷相對立，勞農派及其後續者對戰前日本社會形態的判斷，是資本主義已成主導並逐漸清除封建殘餘因素，這個論斷接近「正統馬克思主義」。就其所隱含的普遍理論而言，講座派和勞農派的歷史論述都是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普世模式，呈現出「一國資本主義」觀念。作為對照，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明確地將這個社會形態的決定力量歸結到世界資本主義；由此作普遍化推論，特定的非西方社會的社會形態，取決於該社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發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的普遍結論。

上述問題及其解決之所以意義深遠，首先因為劉進慶對台灣社會形態的論斷面臨現實的挑戰，即他所概括的「本質」與現實上的「表象」兩者之間存在張力。這個張力的表現，不僅是戰後二十年的實際經濟和社會發展對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提出詰難，更根本是此後這個詰難愈益強化，社會形態的特性也顯得愈益背離這個立論。面對這個挑戰，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內涵必須再澄清、發展。──歸根究底，問題在於如何理解資本主義、如何解說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這是劉進慶的理論框架所必須解決的，也是整體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解決的。

實際發展表現，無論是從本地歷史還是從世界範圍的橫向比較看，戰後二十年（1945-1965）台灣的經濟和社會都可說有長足發展，此後近三十年更是高速增長，再之後直至今日也可說是持續平穩向前。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實際發展表現背離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預期？是什麼力量，使得社會形態的特性逐漸偏離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又抑或是需要重塑論述，重新界定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內涵？

或許可以判斷，劉進慶對這個現實挑戰的回應，是既有回避，也有重塑論述的努力。回避，首先是心理因素使然，體現為這樣的自我審視：「我基於抵抗專制政治的立場和信念，並不想去論述好像有肯定獨裁政權味道的台灣經濟發展論，且有意在避開它。」回避同時也是政治關注使然，就是聚焦於解開台灣社會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揭示推動社會變革、顛覆專制政治的力量和路徑；對論述發展表現的重視程度則是遠遠放在後面。

回避之餘，尤其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1975年出版之後，劉進慶始終還是做出重塑論述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下列兩個論題上。一是訴諸馬克思的原始積累論，以此概括台灣戰後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並作為隨後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在社會形態層面，以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導，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論斷，同時也正如邱士杰在本書所指出的，再次確認對戰後二十年的社會定性：「這表示他眼中的1980年代台灣資本主義正在突破和超越封建時代最末期並形塑屬於自己的時代，也顯示他重新鞏固了戰後二十年台灣經濟本質為半封建性的既有看法。」（頁279）只是，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發展畢竟具有斷裂性，兩者之間始終需要靠社會革命隔開。在戰後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講座派對於日本的社會形態多大程度上出現斷裂沒有定論，但在認可斷裂的限度內至少將之歸因於美國占領當局（GHQ）主導下的改革（尤其是農地改革）；而劉進慶的台灣分析這邊，一方面認可斷裂，另一方面關於構成斷裂的改革及推動改革的政治力量問題，卻好像是被擱置不作探討了。

劉進慶重塑論述的另一個表現，是訴諸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動創造價值論，認定經濟增長是廣大勞動大眾的辛勤努力的結果，以此解釋台灣戰後二十年以及隨後的經濟增長。這個判斷很有政治吸引力，以他的話來說就是：「〔經濟成長〕如果說是歸功於當代統治政權的本領，那麼，日據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統治，清末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滿清腐敗政權或者英帝國主義之支配。站在民眾立場，這是說不通的。」最根本層面上，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千千萬萬勞動者的辛勤努力下，經濟增長本來就應該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任何對這個常態的偏離只是反映歷史存在的社會形態對生產力的束縛。然而，即使這個論斷成立，從現實看始終還有一個程度變動問題：按照前述經濟增長的縱向和橫向比較，戰後台灣的社會形態對生產力的束縛畢竟還是顯著放鬆了，也就是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釋放，這個變化應該得到充分解釋。

就發展表現而言，包括台灣在內分屬資本主義世界的東亞地區，應該是戰後七十多年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人均收入水平能夠向發達國家趨同的唯一地區。正是由於這個號稱「東亞奇蹟」的表現，東亞地區在後進發展研究文獻中占有特殊位置，被各種理論系統爭相解說，視為各自理論的現實範例，尤其所謂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後進發展危機的背景中更加如是。其中占據主導的是「市場中心論」，將東亞的經濟發展歸結為市場（尤其是世界市場）調節的結果，同時斷言奇蹟的實現有賴市場調節克服東亞內部制度對市場的背離和扭曲。對此提出異議的是「駕馭市場論」，強調東亞經濟對市場原則的遵守、與世界市場的融合是策略性的，而非毫無保留地接受後者的調節，體現在經濟結構演變過程中同時發展符合市場原則的產業和違背市場原則（但有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的產業；而推動、規範這種策略性融合的，是東亞模式的發展導向的政治經濟體制。

以上兩種論述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傾向以普世理論來解釋東亞經驗，也就是假定「市場中心論」或「駕馭市場論」不僅適用東亞，而且適用所有欠發達或後進社會。從世界發展的實際經驗看，戰後三十多年東亞之外的欠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收入水準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是增長滯後而非趨於同化，這種分化趨勢至隨後四十多年的全球化年代更形嚴重。顯然，普世性論述不能解釋東亞經驗，必須考慮到特殊性現實，即世界資本主義和東亞地區的特定歷史條件。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在戰後的特殊性，是與戰前的「舊國際分工」──意指發達國家壟斷製造業而殖民地專注初級產業──大不相同的「新國際分工」邏輯。以福特主義等技術條件為基礎，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在不發達世界追逐廉價勞工，使得勞動密集產業向部分不發達地區大規模轉移，形成一群「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這個世界範圍的趨勢大約自1950年代起始，與發達國家在所謂「黃金時代」的經濟持續增長和國際貿易快速膨脹並行；再自1980年代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因為經濟愈趨金融投機化而加速產業外移，這個趨勢也就更為加速。

東亞資本主義地區能在不發達世界中脫穎而出，在黃金時代承接並改進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產業，進而逐步將工業化推進至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有賴該地區在兩方面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方面是美國的技術轉移和市場開放等優惠政策，這種優惠並非世界市場自然而然的產物，而是來自東西方冷戰：東亞地區是冷戰前線，該地區的資本主義政權群體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美國的冷戰小夥伴角色，因此，美國優惠其實是冷戰戰略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東亞各個社會內部存在合適條件，能抓住機會承接並改進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產業，這些條件在結構上包括原先已有相當規模（本地或自外地帶來）的資本積累，包括資產、技術、組織能力等，加上一定程度上起到發展主義職責的制度，使得千千萬萬勞動者能被捲入工業化進程。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制度中樞的國家（state），在東亞各個社會中，國家與社會各階級階層的關係及其管治社會的方式複雜多樣。但是，在它們具有發展主義特性的限度內，其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始終是東西方冷戰，是冷戰中的生存壓力和需要。

在全球化年代，東亞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繼續，至二十一世紀初演化成在全球範圍舉足輕重的工業核心地帶。促成這個進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經濟金融化導致產業轉移加速，另一方面是東亞地區在之前的資本積累配合其仍具發展主義特性的制度，構成了經濟發展深化的基礎。與此同時，冷戰形勢的轉變使得美國無心也無力繼續維持優惠政策，而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更使得東亞發展模式在遠為宏大的規模上得以複製。由此形成一個涵蓋東亞全區的資本積累體系，其中的領先者日本、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成為資本輸出經濟體，將更多區域內，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勞動者捲入這個工業化進程，同時以此作為它們自身推動產業升級的憑藉。

以上對東亞戰後發展經驗的概括，如果有其根據和道理，那在什麼地方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於劉進慶的台灣論述的重塑，以及透過論述重塑促進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國家問題或許是最尖銳最需要理論發展的。在劉進慶的台灣論述中，與專制政治相關的掠奪性國家擴及整個政治經濟制度，可說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核心；所謂家產制、官商資本、公業壟斷等，固然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控訴，更重要是對它在經濟上的寄生性和買辦性的剖析。然則，上文對東亞發展經驗的概括無法排除具有發展主義特性的國家的作用，而相關研究中也確實存在一個強大著重於發展主義國家的文獻，意味著至少遷台之後國民黨政權的特性難以完全歸結到官僚資本主義。上文的概括提出一個替代假說，即特定國家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國際系統（inter-state system）的位置，具體而言就是在冷戰前線的國家或政權之間的競爭、鬥爭，而不僅是內部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假說顯然也有其局限，畢竟，在東亞地區的發展經驗中，面對相同冷戰環境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群體，裡面既有帶著發展導向的台灣蔣介石政權和南韓朴正熙政權，卻也有官商資本色彩濃厚的印尼蘇哈托政權和菲律賓馬科斯政權，這意味著內部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何闡釋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性質和功能，澄清其演變邏輯和動力，這確實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必須面對、有待解決的課題。

如果重塑劉進慶的論述能有效解釋台灣以至於東亞發展經驗，那麼，在什麼意義上，這個論述仍是馬克思主義？有必要重申上文提及他所引用的歷史唯物主義論題，即，經濟發展或生產力進步的源泉只能是勞動，特定社會形態的功能只是體現為對生產力的束縛或釋放。用政治經濟學術語講，就是體現在對勞動剩餘的榨取和利用。封建性意味著剩餘浪費，殖民性意味著剩餘外流，資本主義現代化意味著剩餘的生產性利用，但都不離對勞動者的榨取，因此，即使是經典模式的資本主義也必須被超越，更不用說落後於這個模式的封建性和殖民性。

上文對東亞經驗的概括中提及，戰後東亞的發展有賴於世界範圍的歷史條件與東亞內部歷史條件的結合，這就必須將新殖民地問題推到論述的前台，探討經濟剩餘向發達資本主義轉移以及技術和市場依附於後者的嚴重性，由此還引申出發達資本主義有意願維持東亞地區封建性因素的可能性。劉進慶提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支撐台灣的原始積累，並以此為基礎構成隨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相對於此，陳映真將這個「隨後」定性為依附性資本主義，林書揚則將之定性為邊陲資本主義，都是強調殖民性作為台灣社會形態的主導，這或許可以與劉進慶的論述互為補充。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示，資本主義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對勞動者的榨取，更具現實震蕩性的是它的危機傾向。而震蕩程度對於發達國家與依附或邊陲經濟體並非對等，後者往往是首當其衝或超比例地承受震蕩，上世紀末的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後的全球大衰退，就是顯著例證。危機之外，長遠而言，具有殖民地特性的經濟體真的能否複製經典模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其實也還是未知數，不僅是西方之外的廣大不發達世界在整個全球化年代歷經發展失落，即使是作為發展成功範例的東亞，其建樹也有賴於特殊歷史條件，在黃金時代是美國優惠政策，在全球化時代是中國大陸融入世界市場、廣大中國勞動者被捲入全球化進程所提供的空間，這些條件的存在不能被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常態。

以台灣的情況，自1990年代進入現代化資本主義以來，基本上是扮演環球生產價值鏈的中間環節角色，其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支撐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投資外地（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利潤，也就是分潤外地的勞動者所創造之價值。然而，隨著近年來新冷戰的降臨，因為其政權要擔當美國的小夥伴和急先鋒，冷戰的負擔加重，冷戰的紅利，即以前那種美國優惠卻不再有；冷戰沉寂的紅利，即利用大陸對外開放的空間也趨於消亡。在這種局勢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能否和怎樣走下去實成疑問。

如此，劉進慶及其後繼者的台灣論述，其意義並沒有隨著台灣以至東亞地區、整體的西方之外的不發達世界的戰後發展歷程而消失，毋寧是警醒人們認識到後進社會要走上現代化的不易，同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在政治和知識雙重意義上，指向東方馬克思主義尚未完成的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