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現當代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摘錄）
台灣是個多族群的島嶼。因其重層殖民歷史，在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上，「反帝、反封建」與反殖民是常見的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s）。國族主義掛帥的評斷標準雖自1990年代以來逐步鬆動，但具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仍為文學史家所偏愛。以相對菁英的新文學作品來論，除開賴和、楊逵、吳濁流等較早被納入日治時期文學「正典」的幾位作者，以另類風格取勝的作家（如以描寫蒼白知識分子著名的龍瑛宗、提倡超現實主義詩學的楊熾昌、將現代主義美學發揚光大的翁鬧等）也陸續獲得關注。同樣在1990年代，原本被冠以皇民文學作家稱號而受批評的陳火泉與周金波等人，也因學者致力於回到歷史現場的脈絡化閱讀，有了翻身契機。與此同時，關於通俗文學課題的挖掘也開始起步。
從今回望，研究課題已相對寬廣，國族論述也不必然地唯我獨尊，但對於性別論述和族裔（ethnicity）課題，尚存深究空間。關於性別和族裔，自九○年代以降，已積累若干前行研究。以專書為例，性別方面的研究，論文集可見諸：鄭明俐編的《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以及梅家玲編的《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縱論式的研究，可參見范銘如的《台灣女性小說縱論》。斷代研究，則可見於李仕芬的《愛情與婚姻：台灣當代女作家小說研究》、郝譽翔的《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樊洛平的《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及王鈺婷的《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清楚可見，日治時期由於女作家數量有限，與戰後相比，形成了難以避免的研究缺口。而戰後文學的研究成果，不乏援用特定理論框架的探討，例如邱貴芬的後殖民觀點、林芳玫的女性主義角度、劉乃慈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為切入點的考察。族裔方面，同樣僅有少數觸及日治時期的專書研究，以朱惠足的《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為代表。至於戰後，則有陳國偉的《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探討解嚴後，在以福佬人為中心的主流文化論述下，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原住民）如何藉由小說創作，建構各自的認同。此外，亦有聚焦單一族群的研究，例如，浦忠成、楊翠兩人對台灣原住民作家的關注，以及黃鈺婷（Phyllis Yu-ting Huang）對台灣文學中的外省人之再現的個案梳理。
本書的特色，與前行成果相較，可扼要歸納為四點：一、打破以政治為主導的戰前和戰後的時間分野，涵蓋日治到千禧年後的台灣文學；二、進一步拆解、重探現有的台灣文學範疇，展現新的觀照視野，例如，將跨語際摹寫、翻譯的面向納入，不特定侷限於女性作者的創作，囊括男性作家透過性別這一稜鏡所折射出的觀點和立場，也留意到看似（或理當）「陽剛」的反共故事中鑲嵌的感傷性；三、挖掘討論度相對仍有限的作家和文本，例如潘壘、連明偉、陳耀昌、原住民女作家里慕伊．阿紀的長篇等，現有研究皆仍屬稀疏；四、對已被認可的作家作品，提出新的文本詮釋角度，例如將王藍、郭良蕙的作品並置於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場域中重新解讀，論證反共文藝審美機制內部自有的隨機性。至於更為精細的差異，或如何與前行研究展開對話，將於各篇分論時進一步闡述。
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來說，目前仍以1920年代中葉之後崛起的新文學作家，受到較多矚目。為凸顯新舊文學的轉折流變，筆者選取了過渡期的作家謝雪漁的模擬譯寫，作為思考「台灣」文學的起始點。之後崛起文壇的新文學作家群，以中文或日文書寫，開展了1930年代的三個主要書寫面向─國族或社會主義的路線、現代主義或超現實主義、長篇（漢文）通俗小說。當中有多位擅寫女性，且關注女性在殖民地台灣的命運，字裡行間不乏同情。但當這些男作家們在文本中不斷地塑造堅韌的女性形象時，這些形象亦折射出男性作者的特定想法或文字風格。例如翁鬧筆下的女性，即常是男主人公傾訴的對象或慾求的目標。龍瑛宗筆下的堅忍女性，則為善感的男主人公提供慰藉。呂赫若〈廟庭〉、〈月夜〉等篇的柔情敘述下，傳統的婚嫁觀不時呼之欲出，呼應了許俊雅所言的男作家筆下正面的女性（諸如獨立、能擔大任的賢妻良母形象），歸結到底，似乎重回傳統價值觀和父系結構。正因性別這一視角為日治時期文學家創作時的敘事重點之一，他們（因多數作者為男性）藉由不同女性形象，試圖傳達的意涵，便格外具研究意義。
在殖民地的操作體系下，除了性別議題，族群問題亦是不可避免的挑戰。畢竟，殖民統治不只是（至少）兩種族群的交鋒，更牽涉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除了政治箝控與經濟剝削外的知識建構。不論日本，抑或西方殖民母國，常採用的論述不外乎「文明」與「野蠻」的對峙，以費邊（Johannes Fabian）針對其專業（人類學）領域的話來說，即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並不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殖民者否定了被殖民者與他們同時代（denial of coevalness），因此在論述上，被殖民者總被描繪成「原始」、「野蠻」，甚或一成不變的、靜態的、可隨時被研究的他者。亦有學者指出，當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將日本的優越強加於被殖民者，一方面也同時希望藉此恢復他們自認純正的，現代日本已失去的原初過去。即，將被殖民者他者化，在某程度上是因殖民者自身的心理需要。
「文明」與「野蠻」的二分，在日本對台灣人的殖民論中屢見不鮮。值得注意的是，日人對於漢人和原住民，採不同的管理方式。為了貫徹同化的政策（簡言之，即是必須在法律上「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內台共婚自1932年後被允許，且被合法地承認，但實際上並不普遍。迎娶日本女性者，以台灣較為顯赫的家庭的曾留學日本的男性機率較大。處理此題材的著名文本，如在台生活多年的庄司總一的小說《陳夫人》，即描寫日本女子嫁入台南望族家庭。日本男性迎娶台灣女性，礙於聘金，亦非易事。處於種族層級最底層的台灣原住民（尤其是高山族），更是日人的知識建構下的「化外」之民。對於台灣的漢人，日人與台灣市井小民之間的衝突，自日人警察在文本中的惡行惡狀（例如賴和的〈一桿「秤子」〉）即可見一斑。不可忽略的是台灣漢人（即同族群）中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例如在殖民體系下任職的小知識分子，或是依附日本人，為虎作倀的台灣人。前者可見於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對統治者不滿，但又自視甚高，鄙視自己同胞的陳有三。後者可見於楊雲萍〈光臨〉中，台灣人保正媚日的扭曲行徑，而其〈秋菊的半生〉敘述貧家鬻女為婢，秋菊被賣到富有的台灣議員家後遭到玷污，最終投河自盡，則巧妙地將殖民體系與男性霸權鏈接起來。
然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並非是絕對的，而是需要因地制宜，被不斷地協商與重新界定。殖民者到了殖民地旅行或居住，離開了日本帝國，與母國文化之關係即需調整，而日／台通婚對維持族群界線，更添棘手難題。日本領台後，因著中期以來同化政策的施行，儘管其打出「一視同仁」的口號，在實際生活中，台人仍不免遭到差別待遇。1936年9月小林躋造上任後，皇民化運動逐步展開。1941年皇民奉工會成立，台灣的人力物資進一步被編入日本軍事體制。在戰爭總動員下，皇民煉成的極致，即是為日本天皇及其皇國大業捐軀。具體地說，不僅要有殉國的精神與勇氣，更是為「聖戰」捐軀後，方能真正地從被殖民者的身分轉化成日本人。當中的著名例子，為泰雅族女孩莎韻於1938年9月失足落水的意外，經殖民者的「收編」，成功地衍化為一名純情少女為皇國獻身的愛國神話。死後方能翻轉身分，說明了（性別化的）「成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和「是日本人」（being Japanese），或「本島人」（台灣人）和「內地人」（日本人）之間難以跨越的族裔鴻溝。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在國民黨頒布的一系列提倡反共抗俄，以及獎勵戰鬥文藝的體制下，儘管作家們的創作難免需要妥協，但並不意味著黨國機制影響下的作品，美學價值必然大打折扣，也不意味著其他（非主流）的文學風格，便全然沒有倖存空間。其實，即便在政治氛圍相對凝重的戰後初期，作家們仍持續在體制內做出不同嘗試。由於語言的轉換，除了少數幾位能在短時間即以中文創作（如呂赫若），或原本中文底子即不錯（例如曾在北平生活的鍾理和），多數本省作家皆需時間學習中文。因此，文壇以戰後來台的作家群體為主力。活躍文壇的男作家主要由軍、政背景組成，作品不少描繪大陸軍旅生活，並帶反共主題。本書探究的王藍、柏楊之作品，即屬此類。當時也因冷戰格局，國共意識形態的對峙，也延伸至爭取東南亞的僑民們。本書也因此選取了出生越南的作家潘壘為討論的個案之一。
同一時期，自大陸來台的女作家為數頗多，且素質整齊。她們主要書寫政治之外的生活，取向也較偏感性的「閨秀」風格，散文的成績尤其斐然。《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即為這些作家，如謝冰瑩、孟瑤、鍾梅音、張秀亞、徐鍾珮、郭良蕙、琦君等五○年代重要女作家的投稿園地。然而，在當時反共當道的局勢下，她們的作品相形邊緣。郭良蕙的例子，更說明了當時文學場的重層遊戲規則。經過了六○、七○年代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的交鋒，八○年代的文壇，見證了台灣本土女作家的崛起，且佳作不斷。蕭颯、蕭麗紅、袁瓊瓊、廖輝英、李昂、平路等五○年代左右出生的女性作者們，或專寫家庭與婚姻的閨秀溫婉，或直面情慾的聳動，記錄了台灣婦女在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進程中之掙扎與困境。
解嚴後，女作家們亦投入政治歷史書寫，巾幗不讓鬚眉。以性別（女性）的角度重探歷史，李昂的《迷園：世紀末的女性伊甸園》，和平路的《行道天涯》皆為佳例。前者可謂啟動「性別加政治」這一敘述模式的重要先例，之後在《北港香爐人人插》中有更為辛辣的發揮，而後者則以「國母」宋慶齡的視角重構了建國史，也為其後以女性角色入手，反思台灣歷史的《婆娑之島》立下基礎。兩位年紀相仿的留美作者亦不約而同地觸及兩岸政治，作品緊扣台灣詭譎多變的政經現實。當代台灣的女性創作群體所經營的題材極為多元，眾聲喧譁，無法以單一的標籤或風格粗暴地化約其創作的多樣性。
同樣在八○年代，值得注意的，尚有在台灣文化本土論述中，乘勢而發的原住民文學。如上所提及的「他者」論述，台灣的原住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多處被觀察、再現的對象，其再現者包含清朝的遊歷宦人、日本人、台灣的漢族等。也因此，原住民作家的進入台灣文壇別具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意味，為漢人獨尊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另一視角。其中由泰雅族女士綢仔絲以年幼時學會的日文片假名寫成的手稿，經學者訪談整理而出版的《山深情遙─泰雅族女性綢仔絲萊渥的一生》，在族群、性別、甚至殖民記憶、語言課題上均別具意義。
過去三十年來，原住民作家們的創作也從短篇故事、詩歌等逐漸開展至長篇小說，其中女性作者的創作力不容小覷。麗依京．尤瑪（Lyiking Yuma）、利格拉樂．阿（Liglave A-wu）、里慕伊．阿紀（Rimuy Aki）、達德拉凡．伊苞（Dadelavan Ibau）等均頗具代表性。無獨有偶，「客家文學」一詞亦在八○年代被提出。對客系作家作品特色，甚或語言使用的思考本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文學的系譜，客家人源流的眾說紛紜與遷移史的駁雜，卻弔詭地消解了其「根」的論述。
早在戰後初期，族裔之間的文化碰撞，即不時在文學作品中浮現。當時的族裔問題，最集中的呈現，為本省人和戰後初期來台的外省人之關係。台灣女性受來自中國的男性所吸引，以及最後的幻滅，不僅是終戰結束後台灣「祖國」情懷的演繹，也呈現出當時外省人（特別是男性）和本省人之間的優劣社會位階。常為人所討論、或曲解、誤用的作品，為客籍作家鍾理和於1959年寫就的自傳性散文〈原鄉人〉。文章從敘述者孩提時代的「人種學」回憶開始，福佬人、日本人、原鄉人（大陸人）相繼登場，道出了敘述者對「原鄉」（中國）的揣想，以自己追求自由的出走作結。但在白先勇於六○年代發表（之後結集成《台北人》）的短篇中，台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關係有了翻轉。鍾理和筆下大多為「不是很體面」的大陸人，在白先勇筆下，卻不乏形象不佳的本省籍（尤其女性）人物。相較之下，林海音的〈蟹殼黃〉（1957），藉由食物寫外省人的離散，以及操著南腔北調的各省人士來到台灣後的（不能）磨合，最後以廣東男子與台灣羅東女工的通婚收場，自況之餘不失輕鬆幽默，也多了份包容。
除了本省（福佬人）／外省漢人間的互動外，在台灣四大族群中，另兩大群體（客家人以及原住民）也分別強調其文學書寫的特色。客家族群由於在人數比例上（約13.5%）大幅少於福佬人族群（約73.5%），因此，雖是台灣的第二大族群，文學大家輩出，其族群特性在文學表述上並不特別鮮明，但其在大河小說文類中的耕耘，令人側目。例如，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聚焦全體台灣民眾的淪日哀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則將客家人的辛勤的渡海墾拓，展演成台灣人先民百年來的奮鬥史。其在《埋冤1947埋冤》打造台灣人精神意識時，也多以福佬話表述，呈現本省／外省之別，而非福佬人／客家人之別。值得關注的是，解嚴後客家族群意識明顯攀升，母語的訴求漸形重要。1987年10月《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以及1988年年末，以此雜誌社為中心，籌劃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到1994年秋季首家客語電台「寶島新聲」開播，均為其成果。
無獨有偶，同在解嚴前夕，福佬作家宋澤萊倡議台灣的民族文學與母語的關係。然而，他所指的母語為台語，並進一步在其小說和詩歌創作上實踐台語書寫，儘管他認為台灣民族文化「涵攝山地文化、福佬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文化」，以區隔「中華文化」。而原住民作家也不遑多讓。瓦歷斯．諾幹即認為，1988年方是原住民的主體建構的伊始。他將原住民的現代文學分為三階段：1930至1945年為「去主體化」期、1946至1988年為「漠視化」期、1988年起才是「主體建構」期，凸顯了原住民身分在日本人、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所遭遇的不同國家機器制度化的壓抑。
由上可見，解嚴前夕台灣的族群文化論述，具紛陳多音之貌，不難想像，解嚴後的台灣文學，族群書寫成了作家筆下一個重要且常見的主題。其實，自七○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以來，台灣在文化論述上，持續地朝本土性方向開展，「台灣文學」作為一自主的文學系統這一概念，也在若干本土論學者的發聲下，逐漸在八○年代獲得確立。然而，原住民因著其先來後到的歷史淵源，是本土論學者建構其理論時不得不面對與反思的面向。值得一提的是，在族群共存的移民社會，本土性（indigeneity）並不無條件地等同「本真性」或「合法性」，畢竟認同與身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不斷磋商、選擇的過程，這也說明了何以九○年代中後期，原住民知識菁英（例如夏曼．藍波安以及亞榮隆．撒可努等人）選擇重返部落，重新建立他們與其族群傳統之關係。
現今台灣，四大族群的融和問題並未如政治文宣般，一切粉飾太平，反而繼續展演著不同的主／客之可能。以文學來說，九○年代後因跨國通婚而來台的「新住民」，歸化為台灣籍、自馬來西亞來台的作家社群，甚或是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在廣泛的意義下，皆未嘗不可作為思考台灣重層族群關係的線索和契機。當然，就政經格局來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惘惘的威脅」（套用張愛玲的話），亦是不可迴避的挑戰。也或許不妨取道經貿史學者津津樂道的海洋論述，換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族群史，將歷史縱深拉長，往前追溯約四百年，從荷治時期，細說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