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的自我追尋──「歷史素材小說」的寓意與可能性

致謝辭

 

《李喬的自我追尋──「歷史素材小說」的寓意與可能性》是我的第一本中文學術著作，有幸能列為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出版，對研究資歷尚淺的我而言既是榮耀也是鼓舞。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梅家玲教授，她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補足章節上的不足，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極富啟發性的建議與指正，同時也感謝一直以來大力支持我的黃英哲教授。

 

本書為我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研究補助計畫的學術成果之一，「戰後台灣文學中的『戰爭記憶』基礎研究」（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9K23080，2019年8月至2022年3月）與「21世紀台灣文學中『戰爭記憶』的基礎研究」（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22K13062，2022年4月至2026年3月）兩項研究專案，讓我得以探索長期以來關注的台灣文學議題。李喬是較早受到日本矚目的台灣作家，2005年《寒夜》日譯出版後，李喬與白先勇的作品同時成為最快售罄絕版的台灣文學作品。儘管李喬作品在日本出版市場受到關注，但論及李喬文學的學術研究，在日本的發展仍稱不上厚實。三木直大教授在〈李喬文學在日本受容的三階段及其今後的開展〉也提到此一情況，正是這種社會關注與學術研究之間的落差，促使我對台灣文學研究產生好奇並投入相關研究。

 

三年前我在日本出版《戰後台灣的文學與歷史．社會──客家作家李喬的挑戰與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關西學院大學出版會，2022年）。該書出版後，我重新檢視其中問題意識、解構論旨，進一步大幅改寫與深化，成為本書。書中最早一篇論文開始於2012年，最近一篇則在2024年，寫作時程橫跨十餘年。這段期間，我參與海內外多場國際學術會議，與來自各界的專家學者交換意見，逐步增廣視野並收攏問題架構；因此，本書也可視為我探索臺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項階段性成果。2022年我在國立清華大學的李喬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得到朱惠足教授的回饋，並於會後獲得陳惠齡教授的寶貴意見。此外，也非常感謝2021年在國立清華大學、2023年在輔仁大學、2024年在國立中興大學、馬來亞大學，以及2025年在巴黎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lco）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諸位學者的提點與鼓勵，包括林佳儀教授、吳佩珍教授、鍾秩維教授、詹閔旭教授、羅秀美教授、陳慶妃教授、伍燕翎教授、劉展岳教授、王鈺婷教授與林巾力教授，他們給予我的深入回饋使我得以在日本不斷獲得來自臺灣學界的學術刺激，對我思考方式的轉化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此外，我也特別感謝黃美娥教授以及詹雅能教授、張松建教授、劉俊教授、李怡教授、林姵吟教授、廖冰凌教授、蔡曉玲教授、張東天教授、高點福教授、柳澔賢教授、垂水千惠教授，讓我能在戰後亞洲文學與文化傳播國際工作坊中，獲得來自亞洲各地學者的嶄新觀點，這對我而言宛如一場知識的解放，也為本書的論述與思路帶來極大的啟發。同時也感謝許又方教授、陳佩甄教授、詹亞訓教授與蔣闊宇博士後研究學者在不同場合上給予我學術方面的建議，能獲得諸位站在學術研究最前線學者們的意見，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

 

我更要感謝自2021年起共事歷時三年之久的《李喬全集》編輯學者們，除了主編黃美娥教授及與我共同擔任分卷編輯工作的唐毓麗教授外，感謝蔣淑貞教授、黃惠禎教授、楊翠教授、劉慧真老師、張怡寧博士與李舒琴女士的參與與協助，尤其是前臺灣李喬文學協會理事長陳貴賢教授，多次協助我拜訪李喬老師，能直接聆聽作家的剖析與思路，對於本書欲探討的李喬自我追尋而言，是一個極為關鍵的過程，謹向李喬老師、夫人李蕭銀嬌女士與陳貴賢理事長表達誠摯深刻的感謝。

 

當然我最應該感謝的是，一路以來對我的學術研究給予激勵與鞭策、負責本書中文翻譯且始終支持我的妻子明田川卓。她的熱忱與能力實令我由衷欽佩，若非有她的付出，本書恐怕無法順利完成。最後，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的游紫玲女士，及其編輯與製作團隊對本書出版過程中的協助。礙於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列舉所有應該感謝的人，在此衷心感謝所有曾給予我支持與啟發的諸位。

 

導論（摘錄）

 

歷史之鏡／境

 

台灣自1895年依馬關條約割讓予日本，成為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接收台灣，台灣遂以「光復」之名重回「祖國」懷抱，但隨即於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戰後發展影響甚鉅，國民政府於1949年宣布全島戒嚴，白色恐怖期間慘遭殺害或羈押者為數眾多。在國民政府一黨獨裁的權威統治期間，1950、1960年代對言論與思想的壓制，其影響層面並不限於政治，而是廣泛且深刻地左右了台灣戰後的庶民生活與社會發展。

 

戰後在東西方冷戰的世界情勢下，台灣獲美國援助在經濟成長上穩定發展，1970、1980年代隨著社會與經濟環境變遷，民眾對自由及各項權利的要求日漸提高。再加上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等事件，強烈引發台灣民眾對政治及社會的關心，也間接地加速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1987年7月宣布解嚴後，台灣社會開始更深一層地對戰後的整體政治體制進行檢討、反省，在此過程中重新釐清並建立「自我」歷史認識。在接連而來的強權壓迫體制下，台灣文學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文字書寫如何反映社會及歷史脈動？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2011）指出台灣文學的展開與殖民壓迫，與台灣追求自身文化自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日本殖民統治期到戰後的台灣作家及作品，都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或隱或顯地與政治及社會局勢對話，作家們以文字書寫反映他們當下對社會、歷史的認識與關懷，從中探求希望與可能性。這或許如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的，第三世界文學在文化生產上總是不免書寫其被殖民處境而成為一種國族寓言，但誠如林芳玫指出詹明信所說的國族寓言並不能被簡單地認識為國族認同，第三世界文學生產的寓言書寫毋寧是意符與意指的斷裂，它指向意義的曖昧與異質性。而本書所欲探討的主題之一，就在於思考台灣在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於戰後戒嚴體制、全球冷戰局勢及民主化運動等種種激烈變化，戰後作家們如何以文字書寫回頭重新思索自身之處境與歷史定位，透過文學彰顯被殖民處境的傷痕，而這正是實證史學所未到之境，同時也是歷史與文學之間可以相互對話呼應的地帶。

 

然而，所謂戰後台灣文學作家，涵蓋範圍極為廣泛，不易聚焦，因此本書選擇以李喬（1934-）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長短篇小說為研究對象，從李喬作品出發，討論作家在面臨接踵而來的嶄新情勢時，如何思索作為創作者的自我，建構歷史中的自我，同時更描繪出未來的自我主體圖像，利用文字書寫將自身遭遇與想望輾轉刻畫、反射出來，重新「自我」定位。選擇李喬作品最大的契機在於其代表作《寒夜三部曲》（1979-1981）的特殊性及時代意義，這部作品在敘事上橫跨清朝末年、日本殖民統治期至日本戰敗，以家族史為主軸卻網羅了台灣各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寒夜三部曲》在1981年獲得第四屆吳三連文藝獎，當時台灣主要的兩份報紙《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刊登了得獎報導及作者和作品的相關介紹。《寒夜三部曲》在此後被評價為一部重要著作，「赤裸地展示了強烈的本土回溯意願」，同時《寒夜三部曲》也被認為在戒嚴時期「不只是一部小說，還是一本教育了一整代新醒覺本土主義者的重要教科書」。換言之，《寒夜三部曲》是與台灣社會緊密扣連，並且堪稱為國民文學的重要作品。長達一百萬字的《寒夜三部曲》不僅是筆者接觸台灣史的啟蒙之作，對筆者個人有著非常獨特且深刻的意義。若跳脫筆者個人經歷，就其時代意義而言，《寒夜》（1980）、《荒村》（1981）與《孤燈》（1979）三部曲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間陸續出版，而此時正逢美麗島事件、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等海內外變化最為劇烈之時，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以及世界冷戰局勢發展也增添了該作品框架內外的歷史豐饒性。

 

李喬是一位極為多產的作家，2022年至2024年期間出版的《李喬全集》7冊數多達45本。李喬自十九歲時開始寫作，從第一首新詩〈墳墓〉發表於《野風》之後，創作種類包含現代詩、小說及劇本等，且至今已累計近八百萬字。出版之選集或全集亦為數眾多，包括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999-2000）、聯經出版社的《李喬短篇小說精選集》（2000）及近年出版的《李喬全集》（2022-2024）。在李喬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期間，至今已有190篇短篇小說、22篇中長篇小說，不論創作時間及數量，均堪稱台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除了創作時間與數量之外，李喬豐沛的創作能量也反映在他的寫作類型上，除了橫跨台灣近現代史的長篇小說《寒夜三部曲》之外，還包含挑戰社會禁忌的政治小說、描寫抗日領袖的傳記作品、以當代社會現象為題材的寫實主義小說、從中國民間故事獲得啟發的翻案小說、武俠小說，改寫自身經歷的自傳性作品等等，他也撰寫散文、評論、編劇作品等，以文字針砭當下社會問題與現象，為數可觀的創作不僅乘載著他長期以來的思想軌跡，反映各時期的文藝潮流，也映照出台灣多元族群共同生活所積累而成的文化底蘊。李喬富含啟發性的文學創作包含了個人思想印記的獨創性，同時又蘊藏了探索人性與生存的普遍性。

 

由於李喬文學作品類型廣泛且數量豐碩，因此即便只將研究對象縮限在1960至1990年代的長短篇小說作品也仍有難以把握之處。本書擬以李喬文學發展上極具代表性的「歷史素材小說」概念為核心，第一章〈「虛構」的想像與創造―《寒夜三部曲》中的福克納身影〉及第二章〈存在主義風潮下的主體追尋―論李喬的〈小說〉與其安部公房閱讀史〉，從李喬個人的閱讀史出發，討論作家對自我創作的摸索軌跡，以及歷史素材小說概念的成形與發展；第三章〈「文學」與「歷史」的對話之旅―重讀《結義西來庵》〉指出1977年的《結義西來庵》為李喬發展其歷史素材小說概念的重要里程碑。從此之後，李喬文學著實為台灣文學打開了「文學」與「歷史」對話的新篇章，同時他追尋之自我以及寫作視角，也從個人的經驗與生命歷程無限地擴展到對台灣社會與民主化發展的自我主體建構。本書第四章〈戰爭記憶的敘事化―論李喬《山女》至《孤燈》的變化軌跡〉，以李喬的戰爭書寫為例，探討李喬的歷史素材小說創作手法如何利用文學創作突顯台灣的歷史傷痕，作家所欲追尋的並非過去歷史的「事實」，而在於文字書寫中所透露的「真實」，唯有在追尋真實的過程中，我們才能認識自我主體的位置。而第五章〈1990年代孤兒意識的蛻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二二八文學〉則爬梳1990年代台灣二二八文學類型的建制化過程，1995年出版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並非開二二八文學先河之作品，但相較於其他著重於揭露的作品，李喬這部二二八文學的獨特性在於其揭露之餘，更提示了對未來的自我想望與期許，揭露傷痕過後的癒合。作為不純的、異質的雜種仔自我的未來，李喬總是比其他文學家更早一步地思考創作者的自我位置與台灣的自我位置，本書依此在各章採不同主題及切入點，以「歷史素材小說」為核心對李喬作品進行爬梳與釐清，藉此闡明作家對自我、台灣及歷史的追尋之旅。

 

本書將1977年《結義西來庵》這部作品視為李喬在創作上的「歷史轉向」，他從這部作品開始積極處理文學中的歷史呈現問題，也逐步發展出其獨特的「歷史素材小說」概念。在台灣1970、1980年代急遽變動的社會情境下，李喬選擇重新處理過去歷史，他對於歷史的掌握與運用並不局限在真／偽的二元對立框架下，而是隨著社會脈動，以及他個人對海外文藝思潮的接觸與理解逐漸探索其邊界，以虛構的人物與敘事重組自我之歷史認識，鬆動歷史／文學乃至於真實／虛構之間的權力關係，以歷史之鏡／境翻轉出另一種主體認識與存有。因此，本書亦以「李喬的自我追尋」為書名，探討李喬藉由歷史素材小說探索自我的軌跡，但亦同時關注歷史認識與身分政治的問題。

 

各章節以李喬不同作品為研究對象，作為思索戰後台灣文學歷史表象的切入點，透過李喬創作過程中對自我意識的萌芽，其發展歷史素材小說過程中，對台灣社會自我主體性的關注，進而從拉出一條「歷史」與「文學」對話的自我追尋之路。雖然從單一作家的部分作品來討論如此廣角又複雜的問題意識，不免冒著掛一漏萬的風險，但筆者相信透過李喬大量且富含多元視角的作品可以一窺台灣文學的境況與變化，希望本書能發揮拋磚引玉的功能，為台灣文學挖掘出值得日後更加深入探究的研究線索。

 

本書章節及問題意識

 

在上述先行研究所積累的認識之下，本書將檢視李喬獨特的歷史素材小說概念，藉此展開其對創作者自身及台灣自我主體等認識。李喬將自己取材自台灣近現代史的作品稱為「歷史素材小說」，關於歷史素材小說，他本人闡釋如下：

 

首先我認為自己寫的是「歷史素材小說」，與「歷史小說」不同。「歷史小說」是：作者選定一段時代，配以當時的風習，特殊景觀；以一或數件事件或人物為中心，依歷史常識人事為主線，配以此人事的枝節虛構的作品。「歷史素材小說」，借重歷史素材的可信性，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主題偏重在歷史人事的個人詮釋；出乎歷史底而歸趨於文學的純淨追求。

 

李喬認為歷史素材小說之所以不同於歷史小說，其關鍵在於作者是否展現了自身對歷史的詮釋與立場，而他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是以特定的時空為背景，運用虛構的敘事或人物藉此闡述作者自身之觀點。

 

台灣戰後文學的發展與本土歷史脈絡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深切關聯，不論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或是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等台灣文學史著作，在闡述台灣文學發展的同時，除了聚焦作品的表現手法與藝術價值之外，也同樣重視作品如何回應社會境況與呈現歷史。李喬可以說是很早就開始處理文學與歷史關聯的創作者，他在發表代表作《寒夜三部曲》之前，就已經在不同的作品中嘗試鋪陳歷史軸線，藉著歷史發展扣連人物、情節與敘事。這種探索文學與歷史，促使兩造彼此對話的實踐精神，也成為李喬備受矚目的特徵之一。

 

本書主要重讀《寒夜三部曲》、《結義西來庵》、《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從此重新閱讀的過程中討論李喬如何在戒嚴時期的時代背景下，書寫歷史事件，以人物角色的比重安排開啟文學與歷史的對話空間，並從此踏上他以歷史素材小說追尋自我之漫漫長路。吳濁流曾於〈歷史很多漏洞〉一文感嘆台灣自日本殖民時期以來，許多歷史仍付之闕如。李喬在這層意義上承續了吳濁流對歷史的看法，但卻更積極地在歷史孔洞中拓展光源，讓光影不只是扭曲的表象與折射，更帶有映照出自身所在的可能性。1970年代末至進入1980年代期間，李喬代表作《寒夜三部曲》陸續出版，這部超長篇大河小說讓他所謂的歷史素材小說概念逐漸清晰。本書以《寒夜三部曲》及〈人球〉、〈小說〉等作品進入李喬的閱讀史，從作者吸收海外思想資源的方式為起點，探討李喬對歷史素材小說的建構。對李喬而言，虛構不僅是戒嚴時期躲避審查的方式，虛構更蘊含了文學與歷史對話的可能性。「小說」（fiction）源自拉丁文fingere，並非指涉不真實之物，而是指創造出來之物，這對李喬而言更是如此。他透過歷史素材小說的創作，所追求的並非編年史意義上的填補歷史孔洞與空白，更是在共時性平台上映照出歷史的不同面貌，透過「我們還能如何思考歷史」的問題意識，引領讀者一步步思考自身之處境與存有境況。1990年代中期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以二二八事件為主軸，不僅揭露了過去威權時代的黑暗面，以去蔽的手法迫使背後的意識形態現形的同時，李喬更在作品中映照出對未來的希望與期許。相對於歷史小說以歷史事件為主軸的寫法，李喬的歷史素材小說將大寫的歷史背景化，而將虛構小人物放置於前景的聚光燈下，這個翻轉不僅鬆動了歷史／文學、真實／虛構的僵硬界線，同時更將我們的目光從歷史過去轉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