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存與理念產生衝突，明遺民該如何自處？
他們撰寫的詩作，呈現了哪些掙扎的心路歷程？
「君子謀道不謀食」，是流傳已久的儒家名言。遺民基於忠義，不仕貳姓，是對新朝利祿的否決，生計這樣的現實問題理應不在眼中。然而，事實上，這是明遺民群體好「謀」的話題之一。在生計問題上，他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生存困境？又會如何付諸詩歌書寫？
本書以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為研究對象，以群體研究的視野觀照，析論其傳記生計記載之形象塑造，以及其生計貧困與治生方式之主題書寫，從中發現，此類詩歌書寫既呈現艱難謀食的生命體驗，也力圖打造堅毅謀道的理想形象，呈現有別於傳記之道德化傾向的辯證張力。藉此，本書得以深化對於明遺民生計議題與詩學理念的認識，並為理解清初詩歌之承繼與轉折提供一扇重要的窗口。
【專家推薦】
《謀食與謀道》通過遺民自撰詩作，理解他們在生死、出處的抉擇中，面對「實然」生存過程的心境，其中也交纏著「應然」命題的再思辨與實踐。書中調和從事治生和維護氣節的兩端對立，正視遺民在兩者之間艱難維持的心路歷程；分辨不同文類的殊異性質，選擇遺民的詩歌書寫進行詮釋；收編不同遺民個體的生命體驗與藝術成就，匯集交織為遺民群體的觀察論述。本書在主題意識、材料選擇以及論述脈絡的推進，展現出創發新意與細密工夫，深具學術價值。
──曹淑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推薦序 事上磨練／曹淑娟
第一章 導論
一、無怨有怨：再探明遺民生計
二、史外生計：辯證理想與現實
三、生計入詩：反思明遺民詩學
四、江南遺民：群體研究的視野
第二章 奇窮寓節與治生明道：遺民傳記的形象塑造
一、遺民本人：生計貧困與固窮安貧
二、遺民家人：被動受苦與自覺守節
三、遺民治生：品概性情與遺民志節
四、傳記不記：生計記載的篩選策略
五、小結
第三章 困窮與固窮：貧困的苦澀與苦節
一、生計貧困的生命體驗
二、固窮安貧的理想形象
三、家人凍餓的不同聲音
四、小結
第四章 持劍與秉鋤：田園的象徵、反思與憂樂
一、躬耕遺民的理想形象
二、晚明江南文化的反思
三、以農維生的生命體驗
四、小結
第五章 成名與辱身：知識、技藝的志節寓託與失落
一、隱而有託的集體想像
二、隱而有託的自我形象
三、藝業難展的無奈感慨
四、小結
第六章 信天翁與乞飯鳥：游食、游幕的理想建構與解構
一、理想布衣的自我塑造
二、岌岌可危的自我認同
三、思鄉念家與歸耕志願
四、小結
第七章 結論
後記
引用書目
文章出處
附錄
附表一：《明遺民錄彙輯》中清初江南遺民之生計記載
附表二：《明遺民錄彙輯》中清初江南遺民之治生記載
索引
推薦序：事上磨練
曹淑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明清易代關涉政治、經濟、思想等多元層面的變動，士人面對出處抉擇與文化衝擊，考驗尤為嚴酷，激發了時人以各種形式進行自我書寫與觀察記錄。其間有關身分認同、生死選擇、悔罪心態、逃禪遊走等議題，學界已有豐碩研究成果，為遺民的文化心態與價值判斷作出深刻的論述。這些論述闡析士人面對一重重生與死、抵抗與不抵抗、出與處之間的難題，思考政治、節義、生死、文化的觀點，作出殉國、起義、逃禪、歸隱或者仕清的行動選擇，偏多彰顯遺民對於「應然」命題的思辨與判斷。
勝輝博士在既有論述的基礎上，聚焦討論遺民之生計書寫，試圖通過遺民自撰之詩作，理解他們作出不死、不出的抉擇後，面對「實然」生存過程的困境與心態，其中也交纏著「應然」命題的再思辨與實踐。作者選題別有見地，懷抱多重的關懷企圖，論述亦緜密細緻，意義可略作分說。
首先，本書調和從事治生和維護氣節的兩端對立，正視遺民在兩者之間斟酌維持的心路歷程。部分遺民如顧炎武治生有術，從容兼顧謀食與謀道，固然無黜於其遺民身分的抉擇與堅持。另也有大量遺民薇蕨難飽，不免飢寒，如何堅持價值選擇，斟酌於義利幾微之際，卻是一樁日常真實面對的課題。張岱云「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簡單的文字透顯深沉的重量，正是從瓶粟屢罄，不能舉火的真實經驗中來。也唯有理解遺民可能長期面對生存困境的體認與承擔，才能理解其中或有的猶疑與堅持守節的艱難。
其次，作者分辨不同文類的殊異性質，選擇遺民的詩歌書寫作為聚焦文本進行詮釋。傳記與議論記存了豐富的遺民群像，也反映了撰述者對理想遺民的形象塑造與價值評議；相較之下，遺民自撰詩歌或者出自具體存在情境的感發，或者有意建構自我理想形象，兩者都流露更多主體訊息，適合探訪遺民如何彳亍於謀食與謀道的生存實感。
再次，本書收編不同遺民個體的生命體驗與藝術成就，匯集交織為遺民群體的觀察論述，又保持對群體邊界的警惕。群體總論必須奠基於紮實豐富的個案觀察，書中以清初、江南劃定時空，藉由一百四十餘位遺民的詩歌支撐起謀食與謀道的多樣化論析。同時也據以反思明清之際遺民詩學繼承「詩主性情」的命題以及歸返儒家政教精神的趨勢，強調詩歌創作實踐本身，對遺民詩學的逸離與回歸形成辯證性張力。
此外，不同遺民個體各有對處境變化的認識，以及士人作為個體行動者的自覺。遺民群體中既有曾經起家仕明的舊臣，也有只為地方官僚延攬的幕賓，更有散在四方、生長民間，未曾涉入中央與地方政治體系的個人，各有對處境變化的體認、判斷，自覺採取回應的行動。此部分既上承中唐以降士人對人世秩序的自省風氣而來，且經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內向修身的引導，復與老莊、佛門思想交會，加上文學思潮此起彼伏，風氣交推，思潮濡染，地域、時段、個別等多樣性日益參差，都是此書中遺民與遺民詩隱括的時代趨勢。
此一論題涉及文獻繁夥，且多未經標注解讀，從蒐羅彙整資料、梳理隱晦的書寫情境與涵義，到建立架構層次、完成具系統性的論述，整體寫作過程充滿挑戰。勝輝好學深思，穩健從容，在學習過程中，同時獲得諸多學者的栽培指點，得以轉益多師，融會貫通，遂能實現預期規劃，完成具有開創性的論述。
本書由博士論文改寫出版，標誌著此段學術航程的成果，十分可喜。當年以數日早餐費用買得第一本課外讀物《唐詩三百首》的小男孩，早早體驗飢餓與滿足同時並存的身心實感，如今已是可以推擴主體經驗，建構知識體系的青年學者。養心不離事物，尤其人文課題的思辨，也是事上磨練工夫，期許不負初心，持續拓展視野，沉潛深耕，奉獻己力於文學文化的傳承，從中安立生命的價值。
後記
確定可以出版這部專書時，我就跟編輯煜翔說：「我可以在最後插一篇〈後記〉嗎？」到了現在，全書校對大致完成了，終於可以用一點篇幅，用「我」――而不是「筆者」――的聲音，說一點感想，與感謝。
本書改寫自我的博士論文《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其實，博士畢業已經是2021年7月的事了，卻到了2024年3月才開始投稿出版社，2025年才以專書的形式問世。都怪我，畢業後就把博論擱到一邊，轉而研究明遺民二代的議題，雖然與遺民仍然相關，跟生計就沒什麼連結。畢竟從考進博士班到畢業，將這個議題從廣搜資料、收縮範圍、擇取視角到真的完成，已經有六、七年的光陰，議題再有趣都很難吸引我繼續停留了。
也許更為關鍵的原因是：對於這個論題是否能引發學界的興趣，有多少讀者需要這本書，就算到了現在，我都不是那麼有把握。繳交論文畢業時，我已經清楚目前論述的框架有其局限。隔了兩三年，到了改寫成專書的階段，我還是無法想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我的個性算是很容易放過自己，在某些時刻還是會自問：「這樣真的可以嗎？」
因此，在這本專書真的要出版時，我要特別感謝一路上打消遲疑的良緣：感謝當初博論的口試委員林麗月教授、廖肇亨教授、謝明陽教授以及王學玲教授，作為博士論文的把關者，從論題設定到論述行文，皆提出諸多針砭，畢業後也持續給予我鼓勵與支持；感謝臺灣中文學會「第九屆四賢博士論文獎」給予的肯定，讓我更能相信此書有出版的潛力；感謝學術良友政緯一直催促我改寫專書投稿，沒有他，說不定我還在裹足不前；感謝臺大出版中心願意送審出版此書，「中國文學研究叢書」的主編鄭毓瑜教授對於題目、分節的調整建議，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寶貴意見；編輯煜翔與外校人員也提供密密麻麻的訂正與調整，多到不可思議，我已盡可能全面吸收與修改；出版前夕，傳來本書獲得2025年上半年度國科會人社中心「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書的肯定，更是對於我的一大鼓勵（至少不會讓出版社虧錢吧？）。最後，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曹淑娟教授，入門以來，各方面總是麻煩老師的幫忙，這次還很榮幸得到親筆賜序，真是無以為報，但願能不負老師一直以來的肯定與期待。
此外，從博士論文改寫成學術專書，是從進入中興大學中文系任教開始，因此也要特別感謝本系提供了穩定的環境，東陽主任與許多前輩、同事、系辦助教不吝提攜指點，以及一兩年來學生助理俊霖、庚道、肇麟、淳曄、薰緣、郁晴等協助處理行政瑣事，讓我有充分的餘裕進行論文修訂。
雖說總是懷疑本書論題的價值有多少，真的有機會能夠讓更多讀者看見，還是很高興――為自己高興，更為我研究的對象高興。藉著改寫、校對，反覆閱讀這些不盡著名的遺民詩作，感受他們如何徘徊、掙扎於「謀食」與「謀道」之間，如何抉擇、行動與書寫，也許最終處理得仍不盡完美，我還是不後悔當初的選題。如今成為中文系教師，好像暫時不用為「謀食」傷腦筋了，但看到許多系上大學生為了未來出路而焦慮，而不再對人文經典的詮釋懷有熱誠與信心。「謀食」與「謀道」之間，依然是值得思考的議題，以及足以動人的境遇吧？因此，我把最後的感謝送給我的學生――雖然他們大概不會想看這本書。
第一章 導論（摘錄）
當朝代易鼎無法改變，部分士人決定不仕新朝，成為遺民，任世界地動天搖，抉擇也堅不動搖。基於遺民志節，他們往往被視為道德的化身，成為當時以至於後世士人的理想典範。特別是明清之際，較之前代，遺民認同的發展更為成熟，且留存更為豐富多元的自我書寫、傳記記載與義理論述，故以此時的遺民群體最引發時人、後世關注。除了針對明遺民群體之整體研究外個別議題如生死抉擇、悔罪心態、逃禪現象、雲遊山水，及與官員的來往等，皆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觀照明遺民思想與書寫的重要依據。
在此基礎之上，本書卻選擇「生計」這個看起來十分現實、人人皆須面對的生活面向，似乎與遺民帶給今人的想像背道而馳――「君子謀道不謀食」，是流傳已久的儒家名言，遺民基於道義不仕貳姓，更是對新朝利祿的否決。其實，看似與「道」無關的生計議題，卻是明遺民群體特別好「謀」的話題之一。當中「謀食」與「謀道」之間的辯證張力，正值得加以深究。此外，明遺民詩除了可以想見的反映忠義節操外，又會如何從中展現對生計議題的所思所感？閱讀此類詩歌，應可對於明遺民生存情境、生計議題、詩學實踐等面向有不同以往的理解。
一、無怨有怨：再探明遺民生計
談明遺民的生計，不妨從被視為遺民始點的伯夷、叔齊故事說起：此段故事最為人所知的版本，莫過於《史記‧伯夷列傳》。當中記載兩人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以致餓死，從中凸顯君臣之義的道德價值，成為後世指代遺民鮮明有力的符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對此固然不乏道德歌頌，同時並未忽視「采薇而食」的現實困苦：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此段引文之前，司馬遷引述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又何怨乎」。對照引文中他們「及餓且死」之際所作歌辭的失落、感嘆，卻又引人疑問：「怨邪？非邪？」由於此傳末段歸結於伯夷、叔齊乃「各從其志」，且能獲得後世表彰，似乎終究天道好還，孔子之言無誤，「有怨」之傳說只是推出「無怨」之體悟的過場。然而，「有怨」與「無怨」看似相反，何嘗不能視之為同在一身、互相辯證的動態歷程？誠如張淑香對此一議題的精闢詮釋：
有怨是從無怨入，無怨是從有怨出，有怨與無怨，若相對而言，實為互補，而太史公由有怨之見而終歸於無怨之論，正反映出人之被注定祇能在其精神上得勝的悲劇意識，並且也是一種超越生存悲劇情境的歷程之象徵，同時也更是代表著對於一個生命的完整的體會。……而伯夷叔齊，以一血肉生命臨此不幸，誠為有怨，但唯其有怨，而仍不改其志，特立獨行而不顧人之是非，則益發顯其高卓堅執，難能可貴之精神。
張淑香在此揭出，生命之悲劇意識實同時蘊含「有怨」與「無怨」二面。明知因此陷入困境，卻依然持守志節，是為「無怨」。反過來說，也正因存在著陷入困境之「有怨」，才彰顯出終能持守而「無怨」的艱難與珍貴。以伯夷、叔齊故事而言，他們「義不食周粟」，既是不與新朝合作的表態，更代表放棄來自新朝的穩定利祿。隨之而來的，便是「采薇而食之」的治生行為，以及導致他們面臨「餓且死」的現實困境。歌辭之「有怨」，固然表達對武王伐紂的不滿，以及自身遠離上古美好時代的感嘆，又何嘗不來自於他們「采其薇矣」的艱辛？只要他們仍作為「血肉生命」存在於世，「有怨」便將隨身不去，並不因未來可能的流芳百世而抵銷當下必然承受的苦痛。如果因「無怨」而無視「有怨」，不免減損了此一悲劇意識的生命重量。
到了明清之際，伯夷、叔齊依然常常指代遺民苦節，注目的多半是能夠傳之久遠的「節」，而非遺民群體當下承擔的「苦」，不免忽略：即便無形的道德價值能夠跨越時空，有形的生命存續畢竟仍仰賴物質條件支持。明亡後的張岱（1597-1684），從貴遊子弟一變為「披髮入山」之「野人」，在〈夢憶序〉中便自道：「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不食周粟」之痛苦，豈是此短短四字足以盡說？徐枋（1622-1694）在強調持守志節的重要時，也特別指出，若宣稱饑寒勝過飽暖，不多時便會因不如預期而變節。真正體會饑寒之艱苦，深知飽暖之誘人，才可能長期守節：「唯明知其可欲而不處，則其不處也為可久；明知其可惡而不去，則其不去也為可恃，不然，鮮有克終者矣。」談到自己的妻兒挨餓受凍之慘況時，他便深沉喟嘆：「夫人孰無兒女之愛？僕獨非人情乎？所以然者，所謂『二者不可得兼』，故寧受慘酷而不敢稍隳吾志也。」他們堅持遺民志節的同時，也深刻體認到自身以至於家人面臨生活匱乏的艱苦，那些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堅持，以及「有怨」與「無怨」的相伴相生，應有值得挖掘的深刻意涵與強烈張力。
相較前代遺民，明遺民生計困苦的面向更為顯著。之所以如此，就明遺民的現實處境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延續明代不仕士人較為普遍的貧困處境。學者指出，由於明代士人階層迅速擴大，科考缺額卻未有相應的增幅，故士人中屢考不第而陷貧困者頗多，謀求治生便成必要。明遺民如果易代之前已非富裕，易代之後又堅決不仕，便更易陷入貧困。時人汪琬（1624-1691）論古今隱逸之難易不同，正可反映明清之際士人生存的普遍難題：
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
在他看來，古人不得志而歸隱，尚能耕蠶自給，今人則無法僅憑這些逸民典型的治生方式支應家計，想遁世不出便困難許多。唐甄（1630-1704）也指出：「節之立不立，由於食之足不足。食之於人，豈不重乎！」強調足食對於立節的重要。反過來說，如果始終處於不足食的狀態，志節要始終不衰便更加困難。此類論述雖泛指當時士人，應也包括明遺民選擇不仕必然面對的現實難題。
其次，則是易代之際的動亂、秩序重整帶給清初士人的生存難題。流寇、清兵、南明軍等勢力的多年交戰，以及地方民變、奴變等騷亂帶來的秩序變動，皆對士人衝擊甚大，如吳偉業（1609-1672）感慨地方士族之衰：「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為榛蕪。方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順治二年（1645），李鄴嗣（1622-1680）因動亂而棄宅出城，多年後方能返家，「間出行，過諸大家，頹垣敗棟，彷彿難辨。其間甲第如故者，率為人攘據其中，門額非舊」，皆可見易代之際不少士人經歷了身分與財產的再分配，不復往昔風光。此外，江南士人還可能遭到仇讎告密、構陷，以至面臨通海案、奏銷案等清朝官方之刻意整肅。莫怪乎魏禧（1624-1681）指出，相對於布衣，「縉紳則出處一殊，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所以難也」。遺民放棄科舉功名的護身符，除非如魏禧之長兄魏際瑞（1620-1677）選擇貶節應試，入官員之幕，作為遺民家人的屏障，否則便容易落入貧危之境。
除了以上關於易代之際許多士人皆會面臨的困境外，遺民若投入復明運動，也可能因捐餉舉兵而散盡家產。家境原本極為富裕的張岱，由於出仕魯監國（朱以海，1618-1662），遭方國安勒逼軍餉，家被劫掠一空；黃子錫（1612-1672）也出身於世多顯仕之家，晚明入復社，「出有文字之遊，入有管絃之樂」，易代之際卻「家安複壁，以此盡破其家」；陸宇[火鼎]「明亡，以起義盡其家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古書數百卷」等等。如此劇烈的生計轉折，將使此類遺民的守節之路走得更加艱辛。
由於上述之生計困境，較之前代遺民，明遺民也更普遍地從事各種治生方式，並以治生抉擇為重要議題。此一現象可溯至明代中後期，由於不第的貧困士人增多，江南地區商業經濟又蓬勃發展，重利風氣瀰漫，因此，從事治生既有必要，治生議題也得以成為士人議論的話題。明遺民同樣因不仕而面臨生計困境，因而也需要與當時舉業無成的士人一樣尋找適合的治生方式。
不同的是，明代士人生計難題僅源於舉業不遂，投入治生多出於謀食需求；明遺民之生計難題則源於即使家無恆產仍堅持不仕新朝，努力治生既是出於現實需求，也正是遺民精神的體現，如陳確（1604-1677）〈學者以治生為本論〉便以治生為「士守其身」的物質基礎，不諳治生便可能失身，「所謂失，非必皆敗亡與餓死也，凡因貧而苟為非義者皆是」，顯為回應元儒許衡、明儒王陽明等人對於學者治生的議論，而更強調治生、為學一以貫之的道德理念。應撝謙（1615-1683）也辨析許衡肯認學者治生之論：「先生見當時儒者多以貧失守，故為是言。然古之人至於朝不食、夕不食而不徙業者，其於義命也審矣。」雖以治生為守節之道，更重視的仍是肯認義命，不因無食而遷業的決心。
從另一角度來看，入清時日漸長，部分遺民最終變節出仕，除了由於清廷統治日漸穩固，遺民認同日漸軟化外，難捱生計困頓也是關鍵之一。箇中頗為切身的所思所感值得關注。然而，過去對此一問題的論述多半也基於肯認遺民認同的道德立場，批判因生計困頓而失節，如徐枋指出：「士之好氣激、尚風義者，初未嘗不北首扼腕，流涕傷心也，而與時浮沉，浸淫歲月，骨鯁銷于妻子之情，志概變於菀枯之計，不三四年，而向之處者出已過半矣。」論述上、精神認同上肯認遺民志節並不難，難的是矢志守節，始終不渝。王應奎《柳南續筆》記載時人之戲嘲，「薇蕨」不足便是變節的關鍵：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凳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此段記載諷刺部分遺民終究不敵現實困境而晚節不保，對比鮮明。時人尤侗（1618-1704）〈西山移文〉亦擬〈北山移文〉諷刺部分遺民起初「棄青衫其如遺」，不久便不耐飢寒，「就文宗而求試」，文後自注曰：「時有詩云：『西山薇蕨喫精光，一陣夷齊下首陽。』相傳絕倒。」甚至清初擬話本小說《豆棚閒話》即有〈首陽山叔齊變節〉一章譏刺如此隨風而靡的現象。從這些嘲諷的流行，一方面可見輿論對遺民有很高的道德判準，因而對俯首於現實者毫無寬容空間；另一方面也可見，成為遺民的時間一旦拉長，「薇蕨終難飽」的現實挑戰便愈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