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唐詩如何走向律化之路」為問題意識，上編「詩律理論的發展」，將「永明體」與《文心雕龍》、《詩品》，連結成深契漢語漢字本質的詩歌革新運動；再透過考校《文鏡秘府論》、《作文大躰》、《王澤不渇鈔》一系列中、日詩格，重構詩律模型的發展步驟；並開發數位工具檢核十七種唐人選唐詩，用兩重證據勾稽唐代詩律發展的進程。下編「詩律典範的對話」，梳理不同時期的詩論怎樣回應時代的律化趨勢，包括初唐如何進行新興詩律的試煉與建構；盛唐如何從「詞與調合」的理念反思詩律齊一化的危機；中唐如何在詩論體系全方位使「律詩」成為顯題；晚唐如何經由研析多元體式探求創變之路。全書用理論推衍與數據實證，重現唐代三百年來詩歌律化運動的歷史脈絡。
附表目次
自序
導論：唐詩如何走向律化之路
一、漢語詩律與唐代詩律
二、清代詩律學或唐代詩律學
三、舊資源、新材料
四、新工具、新方法
五、詩律與詩學的對話
上編：詩律理論的發展
上編總述
第一章 語言自覺與聲境形塑
一、語音自覺
二、人聲與內聽
三、五言句式的聲境化
第二章 語言自覺與「文」的組構
一、聲與文的交織
二、內在聲文形式的建構
三、語構的開拓
第三章 《文鏡秘府論》：從四聲八病到調聲三術
一、永明至初唐的八病說
二、元兢的調聲規範
三、劉滔二四字不同的規範
第四章 《作文大躰》：從拈二到二四（六）黏對
一、《作文大躰》概貌及「十則」
二、「十則」對元兢詩律的繼承
三、從「拈二」到「二四不同二九對」
四、從五言到七言：「二四不同二六對」
五、「詩病」與「調聲」的整合
六、平仄譜初立的意義及問題
第五章 《王澤不渇鈔》：從二四（六）黏對到避下三連
一、護腰是否轉換為平仄律？
二、《王澤不渇鈔》的「避下三連」
三、類從本《作文大躰》的整合
附表
綜論 唐代詩律形態的考掘
一、詩律規範重構
二、詩選印證
綜論附表
上編結語
下編：詩律典範的對話
下編總述
第六章 初唐的試煉與建構
一、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與「新八病」
二、崔融《珠英學士集》與《唐朝新定詩格》
三、李嶠《雜詠百二十首》與《評詩格》
四、永明至初唐詩律分析
附表
第七章 盛唐的實踐：以《國秀集》為主
一、《國秀集》的編選動機與選詩性質
二、《國秀集》的體式類型
三、《國秀集》反映的主要詩律形式
附表
第八章 盛唐的反思：以殷璠、王昌齡為主
一、殷璠的音律觀
二、《河岳英靈集》的體式類型
三、殷璠詞與調合的知音論
四、王昌齡《詩格》的詩律論
五、王昌齡詩的體式類型
附表
第九章 中唐的律詩定名與定體
一、律詩、律體的定名
二、元稹、白居易自編文集的分類
三、格、律對舉的歷史發展及意義演變
四、律詩的發展觀與體勢論
附表
第十章 晚唐的體式重整與宋代的拗字觀
一、晚唐的體式重整與命名
二、宋人論拗字：從避下三連到三五／五七異聲
附表
下編結語
餘論
一、典範轉移
二、詩性回歸
本書各章出處
徵引書目
索引
自序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唐代一向被推崇為最輝煌的時代。詩歌作為最能表現漢語、漢字特性的文學形式，更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表徵，唐詩眾體兼備，風格多元，意境高華，音韻瀏亮，尤為其中之精萃。自有唐詩以來，其璀璨的光芒，即同步催生出綿延千年不輟的唐詩學。後世的詩學或重興趣，或主格調，或倡神韻，或講肌理，或談性靈…...，皆不可能繞過對於唐詩的評論，在在體現出唐詩給予後世的批評家無盡的詩學滋養，因而紛紛藉唐詩創說立派。這說明唐詩具有許許多多可以道說、卻難盡言的無窮魅力，引發一代代評論者持續深掘其中的奧妙。我們難以想像，倘若沒有唐詩，中國還會是詩歌的國度嗎？倘若沒有唐詩，中國的詩學喪失的豈止是半壁的江山？每個時代的評論者都傾心譜寫著與唐詩的交響曲，展示各自的學術風格與關懷。
基於對唐詩的傾慕，甫入學術叢林的我，即以唐詩學為職志，一路從明清、元代、宋朝，上溯至唐代現場。在不斷探源溯流的過程中，我深切體認到一代有一代的學術，這些唐代以後林林總總的理論，儘管對象是唐詩，反映的往往是所處時代的思想與批評家自身的氣性，具有強烈的後設性格，日新月異，不斷推動著詩學理論的蓬勃發展，深具積極的意義。然而，也就在不斷參互比較各代詩學觀念之餘，唐代作為唐詩學的起點，其自身的詩學是何種樣貌？尤其是構成唐詩核心內容的詩律有何特色？難道不是首先應該釐清的課題嗎？
勾勒唐代詩學所依附的文獻，與後世詩學用豐富的詩話、成套的詩論堆疊而成，頗異其趣。唐代一部部零碎而殘缺的詩格書，相較於氣宇恢宏的理論，著實難掩相形見絀的窘迫，所受青睞的程度自然遠遠不如。詩格著作總是反覆指點學詩者「如何寫」的形而下原理，在得魚忘筌的慣性下，很難逃過漸趨式微的命運，不但自身的樣貌不甚清晰，也不易尋獲與後世詩學的承衍脈絡。然而，每個時代皆有其詩學的使命，唐人處於反覆試煉新的詩歌體式、全方位探尋詩歌表現力的歷史轉捩點，其詩學正充分反映出此一時代性格。如果我們高度評價唐詩的成就，那麼唐人如何完成其時代使命，難道不是唐代詩學最耐人尋味的核心議題？甚至，許多漢語詩歌發展的根源性問題，亦可從中求索，獲得釜底抽薪的解決。而「詩律」正是唐人獻給世界文學最具創意的禮物，有唐三百年的詩學，總以創作論為主，以詩格為大宗，即是一段因詩律元素的介入，從而不斷反省詩歌表現方式的歷程。「唐詩如何走上律化之路？」是在我心中迴盪超過二十年的大哉問，因而，以唐代自身詩學為對象的《唐詩學探索》，成為我對此叩問的第一塊敲門磚。
然而，當我完成《唐詩學探索》之後，心中的提問並未獲得解決，甚至越是深入詩格類著作的細節，我的困惑反而更加深重了。因為翻遍現存唐代詩格，一條條病犯說明與調聲法則，與明清以後嚴格程式化的平仄譜，在表述方法、思維模式上，皆存在巨大的落差；在唐人詩格中既找不著平仄譜的蹤跡，也兜不出一套平仄譜，更遑論拗救法的影子。唐人到底怎樣發明了律詩？又依據什麼法則創作律詩？這些提問依舊沒有滿意的答案。這讓我回憶起學生時代，與幾位喜愛古典詩的同學共組讀書會，一起研讀王力的《漢語詩律學》，認為這是深入唐詩的必經之路。大家從各種律句形式學起，努力消化繁難的拗救法則，當時的腦袋被形式邏輯所主宰，韻律的體察反而暫放一邊，詩律規範越是燒腦難以攻克，越是佩服唐人，怎麼可以想出這麼曲折的規範。只是，在研析詩格之後，我不禁開始懷疑唐人真的都依循平仄譜創作嗎？若果如此，為何唐代詩格與之有如此明顯的距離？又為何大詩人的作品常常不太合格？會不會平仄譜也是一種晚出的後設理論？以之為據討論唐詩，是唯一而恰當的選擇嗎？
文獻依據、理論推衍是人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基礎，但詩律研究較之其他議題又具有量化實證的面向，兩者必須相輔相濟，才能有令人信服的詮釋。儘管我的質疑相當合於情理，卻只能在理論上徘徊，無法用數據證明孰是孰非。而在二十多年前的學術環境，要提出鉅量的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純粹的量化研究也不符我的學術性格。在期待轉折契機之時，我不得不暫時放下心中的難題，轉而展開「自然詩學」的探索，再將研究視域向前追溯到六朝，依續析理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田園、山水、風景詩。當我嘗試釐清大謝與小謝「如何寫」的差異時，永明詩學成為最具啟發性的支援視域，永明詩學的理論讓我體認到詩律是中國詩學的大本大宗，它召喚的不是表面的律化形式，而是漢語漢字的精魂，此一關懷立刻與我原先念茲在茲的唐代詩律重新接軌。我因而具有了百倍於原先的動力，意圖再次挑戰二十年前被我擱置的詩學議題。
回首來時路，將自身研究全力投入改善詩律研究環境，開拓新的可能性，已歷十個寒暑，而真正讓我得以實現用新思維、新方法、新工具，重返詩律研究，則是一連串令人感恩的學術互動與跨域合作。每念及此，心中總是滿溢難以言喻的感激，過程中種種因緣際會的助力適時來到，共同灌溉在這片尚待開荒的處女地。猶記得2014年12月，科技部與政治大學共同主辦「從人文到數位人文」學術研習營，我獲邀參與「唐詩的數位人文研究」場次，當時擔任「文學一」學門召集人的廖美玉教授正在力推學門內的數位人文研究，並以其學術專業親自主持我所參與的場次，當時的我完全是門外漢，但因正究心於永明詩學的發展，而對連結永明體與唐代律體的研究方向，興趣盎然，更對數位人文可以提供的助益，充滿綺思幻想。我在會議中以近乎「求救」的方式，呼籲以數位工具解決詩律研究的困境。此舉受到不少與會者的鼓勵，其中最為可貴的，是獲得成功大學王三慶教授的關注，於會後交流時允諾惠贈早年珍藏的日本詩格資料，嗣後我即收到《作文大躰》、《王澤不渇鈔》的照片文檔。王三慶教授的饋贈，不但為我打開研究日本詩格的窗口，厚贈之情所寄寓的期許，更是我2015年即刻積極展開相關計畫的重要誘因之一。
2015年我同步啟動專題研究計畫與數位人文計畫，以期相輔相成。在數位系統開發上，尤其勞師動眾。臺大資工系項潔教授在計畫構想之初所給予的支持與鼓勵，促使我戒慎恐懼地邁開腳步，正式跨足數位人文領域；中文系楊秀芳教授慷慨提供「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作為「漢詩聲律分析系統」的語音資料庫，為整個計畫堅持學術導向的初衷奠立基礎；中研院莊德明研究助技師、專任助理鄧賢瑛，篳路藍縷，從無到有地架構起「漢詩聲律分析系統」，並隨著研究的推進，持續增設分析項目與功能，實現此系統成為最能從研究者角度設計的詩律分析平臺；法鼓文理學院王昱鈞助理教授擘劃「漢詩文獻系統」，建立大部頭詩歌文本資料庫，並與鄧賢瑛共同完成兩個系統的架接工程，從而促使詩律研究正式邁入大數據的階段。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兩個系統續由資工系陳詩淇助理接管，增設並優化功能，實現回饋學界、永續經營的理想。
在長達十年跨領域的團隊合作下，相互激盪，眾志成城，天時、地利、人和，因緣俱足，成此臺灣學界的佳話。我身為最大的受益者，不僅在於有序地實現原初的夢想，更在於自身脫胎換骨的蛻變，數位人文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深入到研究者的感覺結構與思考模式之中，從提問到尋求解答，無不鐫刻著彼此的印痕。我們深信，解構並予以重構，是為了更好的開始，本書以建立體系性的脈絡與參照指標為目的，期使詩律重獲其應有的活潑潑的動能。
十年的奮鬥，感謝有科技部（今國科會）的經費挹注，歷任助理、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襄助。博士後林孜曄、助理陳俐君、羅珮瑄，在日文資料上給予的協助；博士後李千慧、白右尹在聲韻資料上的核校；助理歐千華、吳懿倫、楊博仁、李品杉在文本校對及標音校改上，長期的付出；博士後林偉盛作為資訊與人文的協調窗口、帶領研究生嫻熟數位方法，更居不可或缺的地位。因為有大家的信任與支持，使我得以熬過無數個黎明前的黑暗，終於迎來詩律的曙光。
從研究計畫到最終以專書形式問世，則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中國文學研究叢書」主編鄭毓瑜院士的促成，兩位專書審查委員悉心的評閱及建議，紀淑玲、李協芳兩位學科主編先後親力親為的關注，而李協芳先生在本書的排版與校對所提供的專業協助，以及林偉盛與楊博仁在校稿工作上的盡心盡力，皆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推手。十年來，從開荒、整地到播種、育苗，身為一位樸實的耕耘者，我殷切期盼著與詩學同好攜手灌溉這塊沃土，共創一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詩律新紀元。
導論：唐詩如何走向律化之路（摘錄）
一、漢語詩律與唐代詩律
語言是人類思維活動的展現，詩歌則是語言創造的淵藪。不同語言創作的詩歌各具特性，其特性一定程度根植於語言的質性。而詩歌的文體特徵主要體現在所形成的韻律節奏，不同語言所形塑的韻律節奏自有明顯的差異。漢語結合漢字作為中國詩歌的載體，相對於印歐語系，其單音獨體的孤立語性質，使漢詩容易形成整齊的節拍及同音相和的呼應效果。又因漢語具有聲、韻、調等可分解的語音元素，一個個可析解的字音結合表意的漢字，經由極為靈活的構詞造句活動，形構出漢語詩歌獨特而多元的韻律美感。
從節律形塑的角度縱觀中國古典詩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詩經》、楚騷從散文句式提煉出節奏音組作為主導節律，其中雙聲、疊韻、重言、聯綿，以及語助詞的調節、詩行結構的呼應，共同扮演形塑韻律的角色。其次是從漢代到南齊永明（483-493）以前，樂府詩以雜言形式發展其與音樂緊密結合的韻律，另一方面，五言詩蓬勃興盛，齊言詩在齊整的既定言數下，其節律則有賴於句式頓逗、排比複沓、駢散組合以尋求變化。在這兩個階段，詩歌除了押韻之外，基本上以純任自然的方式，依隨詩人各自的領會展現出不同的韻律美感。第三個階段即是永明體到唐代律體的成熟，當漢語詩歌走向齊言化之後，它的孤立語特質極易形成齊整而穩定的節律，文人因而開始嘗試為詩歌建立調節聲韻的法則，從永明八病著眼於聲、韻、調全面性的調節，漸次發展成以「聲調」為主的律詩規範，從而促使漢語詩歌確立了古體與律體的區辨。自有律體以來，律詩就躍升為漢語詩歌創作數量最多的體裁，自唐迄清甚至民國以後，乃至於整個漢字文化圈如日、韓、越等國皆共同援用，含括廣闊的地域並跨越超過千年的歲月，影響至為深遠。
就韻律美學的發展而言，從純任自然到有意識地進行人工調節，即或未明文規定，其間仍潛藏著許多創意與變化；即或有意識地建立調聲規範，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不難想見，過程中必然經歷了許多如何建立常規的商榷，不同典範的競爭，在規範與創新之間不斷地拉鋸。以律詩為例，它是中國傳統詩體中，作品流傳最廣、使用者最多的體式。它的體式規範如何從現存的唐代《詩格》所記，發展到見載於明代典籍的「平仄譜」，乃至於清代盛行的「聲調譜」？這無疑是古典詩學不容略過的歷史議題。在長達超過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各個階段都有可能因為不同的韻律體察，而對規範有所調整，體現出不同時代創作者對於詩律結構與調聲法則同中有異的認知。譬如說，近世除了有通行的平仄譜流傳之外，也有五言詩須「二四黏對」，七言詩須「二四六黏對」的口訣，但在唐代現存的《詩格》中，我們只看到初唐元兢「調聲三術」有「拈二」的說法，「拈二」固然已具「黏對」的概念，但明文規範的只有五言的第二字，那麼是在何時「黏對」法則從「第二字」發展到了「二四字」及「二四六字」？又譬如說，現今也有句尾須「避下三平」的說法，但這顯然與元兢「調聲三術」的「相承術」是相互矛盾的，唐人是否有此避忌，又定型於何時？甚至應該追問唐人對於「下三字」有無更整全的規範理念？又由於規範位置相互關涉，「下三字」與主導節律「二四黏對」、「二四六黏對」的互動關係為何？這些發展細節理應有溯源性的探究，以釐清其間的發展步驟與關鍵轉折，方能具有一個通貫性的把握與邏輯性的理解。
「漢語詩律」自是立基於漢語漢字的特性，在歷史長河中所逐步形成的各種詩歌韻律，從純任自然到有意調節皆可含括在廣義的範圍之中。本書特別聚焦於「唐代詩律」，乃因其承繼永明詩學未竟的使命，居於從純任自然到人工調節的歷史轉折，並完成了律體詩律的建構，是「漢語詩律」最核心也最具創發性的階段，故本書以唐代具有規範性質的五言律詩、七言律詩，或稱近體詩為主，並將重點集中在自永明到唐代反覆討論的音韻、聲律、音律所形成的「詩律」理論，釐清其中作為基礎的原理。「發展史論」則說明本書的研究視域是從變動發展的史觀進行唐代詩律理論的研究，一方面以傳世詩格、詩學文獻為據，推衍詩律的發展步驟及理論進程，將唐代詩律發展的歷史予以脈絡化，並對唐人所選唐詩進行詩律檢析，以理論與詩作交叉論證，確認詩律模型的適切性，並析理作品反映出的重要細節。另一方面，則聚焦於初、盛、中、晚唐不同階段的重要詩學論述，探究詩論家如何回應整個時代沛然莫之能禦的律化走向，其間固然有積極的試煉與實踐，也同時存在商榷與反思的意見。由此說明詩律的發展過程並非定則定矣的線性方程式；從出現合律之作到定體定式並非一步到位，即或在辨體意識已然成形之後，仍持續不斷尋求創新。
……
三、舊資源、新材料
回到唐代現場以探尋其時創作詩歌的規範，自以唐人所著的詩格類著作為最基本的依據，由於此類著作多為應舉或初學而編纂，以教導人們「如何寫」為目的，故以實用為主。文人在嫻熟其技之後，此類詩格書籍在中土往往極難獲得保存，楊守敬初識《文鏡秘府論》時的驚異反應，即充分說明此一現象。要了解唐代詩律規範，《文鏡秘府論》的文獻價值確實無與倫比，它提供了永明以至中唐前期最貼近時代脈息的音律觀，然而，限於此書收錄的資料止於中唐前期，以及空海編纂時對原始資料必然存在的裁汰，以至彙編後頗失時代次序，光憑《文鏡秘府論》，仍然無法呈現唐代詩律完整的發展脈絡。因此，一部依時序先後彙總唐代詩格的著作，實乃推進相關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在上個世紀末，張伯偉通考存佚的詩格類著作（包括文格、賦格），約得60餘種之多，並以《文鏡秘府論》及中土流傳的《吟窗雜錄》、《詩法統宗》等詩法類書籍輯校出29種，收錄於《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相當程度恢復了中土詩格書的時代序列與基本樣貌，助益甚大。只是，不無遺憾的是，即或窮盡輯校之力，今日可見的中晚唐詩格，仍少有詩律規範的內容，尚不足以彌縫規範發展步驟的缺隙。書缺有間，仍然是詩律研究難以跨越的鐵門檻。
不過，換個角度思考，既然早期的調聲理論有賴《文鏡秘府論》保留下來，今日在詩律文獻的尋索上便應以漢字文化圈作為整體的視域，尋求與中土平行的共時性詩學資料，以相互發明。由於日本自平安朝（794-1185）前後即擁有創作漢詩的傳統，其間雖有興衰，皆不曾中斷，至江戶時期更趨極盛。因此，類似《文鏡秘府論》這般用於指導創作漢詩的書籍，對於日本文人向來具有迫切的需求，日本因而一直延續著撰著漢詩創作指南的傳統，留下可觀的詩格類著作，加以日人慕唐崇古的態度，這些書籍不但獲得保存，所記也相當程度能夠對應中土的詩律觀念。
接續在《文鏡秘府論》之後的《作文大躰》與《王澤不渇鈔》，對於唐代詩律的發展步驟提供了關鍵的線索。這兩部書俱屬彙編性質，在流傳的過程歷經不斷增補，以符合不同時代的需求。《作文大躰》所記資料最早的著作時間相當於五代，《王澤不渇鈔》則對應於南宋之末，考量到中土書籍與觀念傳播到日本的時間差，二書所反映的詩律時代自然比記錄時間更早。而書中所記的詩律規範同樣在中土皆已失傳，卻能與《文鏡秘府論》所記緊密銜接。《作文大躰》還保留了現今傳世最早的平仄譜，嗣後的《王澤不渇鈔》對之既有承繼也有新的發展。這三部日本詩格恰正形成彼此接續的漸進軌跡與明晰理路，充分彌補了中土詩律文獻的匱乏，兩相參照，補缺拾遺，成為本書重構唐代詩律發展步驟的主要依據。
四、新工具、新方法
然而，詩律發展史的建構，除了理論推衍之外，尚需仰賴實證的分析數據。中、日詩格提供了具有步驟性的詩律規程，如欲理解其中規範的施用情況及歷史發展，有必要結合理論文獻及詩律分析，以作進一步的確認。因此，開發新工具，運用新方法，以符應新的研究需求，勢在必行。傳統詩律研究的瓶頸，除了材料散佚不全，研究工具的局限也是一大障礙，以人力為主的檢核方式，能夠完成的詩作數量極為有限，且因工程浩大，不易複驗，難免形成一個封閉的詩律史觀。
研究工具的匱乏往往限制研究者的想像力與問題意識，譬如說，如果研究者鑑於早期文獻中存在多元的調聲法則，他可能想要了解當時詩人是否曾經努力實踐過這些法則？而不同時期的詩人對各個規範模型的施用狀況又有何異同？這些提問從發展史觀來看，相當合理，可供觀察詩律規範在歷史過程中的消長趨勢，以及各項規範與近世平仄譜具有怎樣的發展關係？只是，這樣的問題意識，從提問到解答皆有一定的開放性，研究步驟自然充滿了實驗性，以人力為主的研究方法，殊難承受預設的假說被推翻，必須重起爐灶的代價。而數位工具的導入，正可輔助研究者對複雜問題的探問，開啟嶄新的可能性。
由於漢詩的獨特風貌植基於單音獨體、音與義相互依附的質性上，而漢詩的音韻分析必須奠基在精準化的音韻資料，但漢語並非表音文字，字音無法一目了然，有賴於一一查核韻書。利用數位工具連結語音資料庫與詩歌文本，得以建立自動標音系統，並將文獻中各時代的詩律規範呈現在一個系統平臺上，研究者不需先入為主地預設整套詩律模型，而是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進行排列組合、交叉分析，以理論研析與量化統計雙向並行，在彼此相互參照下進行詮釋。此一理念催生了「漢詩文獻系統」與「漢詩聲律分析系統」兩個專為詩律研究設計的平臺，為數位時代的詩律學提供利器。
當數位工具到位，《全唐詩》的聲韻標記上線，應該再龐大的數據都已不是難題，專家詩、乃至《全唐詩》的分析皆可啟動。然而，本書對此寧以「慎乎其始」的態度，採行按部就班的策略，既不願「以後律前」，便須回到唐代從頭開始。因此，重建不同時期的規範，析理體式類型的實況，才是構建詩律殿堂的磐石。考量唐代別集能夠在當時獲得編輯，並呈現出分體觀念，又得以流傳後世者，微乎其微；堪與唐人詩格相互印證，以反映不同時期風尚的作品集，應當就只有唐人所編的唐詩選集。然而，唐人所選唐詩散佚的程度，比之詩格有過之而無不及，所幸同樣在上個世紀末，經由傅璇琮、陳尚君、陳俊諸位學者對於此類著作的持續整理，考得約有130餘種，最新的《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則彙集有16種，時代跨越初盛中晚不同時期，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詩選作為一種批評形式，依選評家的詩學主張，各有其編選旨趣，是極有價值的詩學材料，相關研究隨著彙編本問世，已陸續展開。本書運用唐人選唐詩的目的，旨在聚焦其中所反映的詩律理念與實踐。現存這些選集的體例皆未區別體裁，沒有古體、律體的分野，自然無法提供直觀的分體界限；然而，不應忽略，此一現象本身即是耐人尋味的時代印記。這些詩選對於「詩律」的重視程度或許不一，所持的規範也可能不止一元，不無可能蘊含了不同階段的詩律標準。唯有摒除「先入為主」之見，參照共時性的詩格規範，為各個選集重新分體，方能真正掌握唐人多元並進的創作實況，也才足以掌握唐人整體的體式觀。由於選集規模較小，又具有一定的編選旨趣，更易聚集於微觀細膩的分析，因而得以更貼近特定時代的脈息，唐人選唐詩因而成為本書檢核唐代詩律實踐的試金石。
除了《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所收的16種選集，本書額外增加武平一所編的《景龍文館記》1種。此集係記載唐中宗景龍二年至四年（708-710）間修文館情事的著作，其中收錄有中宗與修文館學士及其他朝臣宴遊的唱和之作。此集雖非嚴格意義的「詩選」，但具有相當數量的作品，也是唐人當代詩作的集結，可作為初唐晚期的時代表徵，足以彌補現存初唐兩種選集皆為殘本的不足。賈晉華於2001年出版的論著中即附有全書的輯校，為本書建立《景龍文館記》詩歌文本的依據。經由對17種唐人選唐詩的詩律檢核與細膩分體，一方面足以和重構的詩律框架交互印證，另一方面則可輻射出不同時期選集的取向，其間細微的差異有助於建立不同時期的詩律量尺，找到更貼近時代脈息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