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將新加坡的現代中醫放置到殖民醫學史和海外華人研究的視野中討論，新加坡乃東方模式、文化，與西方制度、科學交匯之試驗場，中醫作為華人慣習，隨著移民過番，經歷英殖民、日治和後殖民的國家建設。當地社會時空如何形塑中醫，中醫如何建制，其現代化的特徵和歷程各有怎樣的特別之處，由誰推動？本書聚焦在代表殖民影響的政府和彰顯移民特點的民間專業組織這兩個主體，時段涵蓋英殖民早期至當代，分析兩方的作用以及之間的協商互動，以長時段縱深觀察，提供了新加坡中醫長期演變和本土適應的全景及動態視角，展現移民與殖民交織中的另一種現代化的可能，回應東亞現代化、多種現代性、海外華人網絡等議題。
【專家推薦】
楊妍的研究使我們深刻意識到在過去兩個世紀中為新加坡廣大民眾服務的中醫師群體的重要貢獻。她生動刻畫了這些醫師對自身專業技藝的堅定信念，以及其如何展示中醫能夠補充並推動現代醫學發展，這些論述令人感觸至深。我力薦該書，為所有認同中醫應在新加坡邁向全球醫療中心過程中占據一席之地的讀者提供參考。——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唐獎第四屆漢學獎得主）
這部佳作引人入勝地探討了華人社會診所藥行的醫家們所實踐的中醫，與殖民時期官方監管機構及之後新加坡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作者與STS（科技與社會研究）、文化研究和醫學史領域的新近研究對話，勾勒出新加坡現代中醫體制化的獨特——這一體系至今仍在作為全球領先都市的新加坡發揮重要作用。——丁荷生（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妍深入蒐集和梳理多元史料，以多維視角和跨域研究方法，嚴謹分析中醫在新加坡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脈絡，並深刻探討政府與民間中醫組織間的互動。此卓越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新加坡中醫史的學術論著，同時為其他地區中醫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論參考。——黃賢強（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妍以細緻考掘的史實與親切流暢的文字，描繪了新加坡中醫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從而開啟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思想空間：在各地不同的歷史社會環境下，與生物醫學、政府法令、族群慣習、在地病症與藥物發生不同的互動後，中醫竟可以演化出極為不同的風貌，展現出不同於中國傳統中醫的特色。閱讀此書，不僅帶來愉悅的體驗，更讓人對中醫的印象煥然一新，腦海中浮現出全球中醫生動活潑的嶄新風景。——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
該書是首部深入剖析新加坡中醫現代化歷程的學術專著，系統性探討了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動態互動。作者以豐富之史料和精闢的分析，展現政府與民間如何通過協商與合作推動中醫現代化。本書不僅填補了新加坡醫學史研究的空白，更為東南亞地區傳統醫學適應現代醫療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範式。本書深具學術價值，對跨地域的傳統醫學研究尤具重要參考意義，值得醫學史界同好展讀、傳閱。——劉士永（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歷史學教授）
本書深入剖析新加坡中醫現代化的發展脈絡，條分縷析史料的過程猶如中醫診察般「望聞問切」，細緻探討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陰陽互動」的關係。此書堪為新加坡中醫史研究的「經典方」，值得細細品讀，領悟中醫現代化的「理、法、方、藥」智慧。——顏宏融（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序 黃賢強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問題與旨趣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三節 方法與材料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政府與中醫
第一節 英殖民早期
第二節 日本占據時期
第三節 英殖民後期和新加坡自治期
第四節 新加坡共和國成立
第五節 傳統中醫藥委員會設立
第三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監管
第一節 醫考、醫刊、醫會
第二節 《醫師法》與中醫師公會
第三節 公會的改革與調整
第四節 中醫團體協調委員會
第四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教學
第一節 家傳、師傳、自學、進修班
第二節 中醫專校成型期
第三節 跨國網絡與交流改革
第四節 立法後的統一管制
第五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研究
第一節 集體研究多元中醫
第二節 醫藥馬來亞化與學習新中醫
第三節 民間與官方共存的科學研究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與意義
第二節 反思與局限
第三節 未來計畫
附錄
引用書目
後記
索引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問題與旨趣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三節 方法與材料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政府與中醫
第一節 英殖民早期
第二節 日本占據時期
第三節 英殖民後期和新加坡自治期
第四節 新加坡共和國成立
第五節 傳統中醫藥委員會設立
第三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監管
第一節 醫考、醫刊、醫會
第二節 《醫師法》與中醫師公會
第三節 公會的改革與調整
第四節 中醫團體協調委員會
第四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教學
第一節 家傳、師傳、自學、進修班
第二節 中醫專校成型期
第三節 跨國網絡與交流改革
第四節 立法後的統一管制
第五章 專業組織與中醫研究
第一節 集體研究多元中醫
第二節 醫藥馬來亞化與學習新中醫
第三節 民間與官方共存的科學研究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與意義
第二節 反思與局限
第三節 未來計畫
附錄
引用書目
後記
索引
序
黃賢強（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中醫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經上千年在中國境內發展演變，亦隨著華人移民的浪潮走向世界，成為一些國家的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加坡，19世紀中葉開始湧入大量閩粵地區的移民，他們不僅帶來家鄉的習俗、信仰、謀生技藝和社群組織，也將把脈問診、抓藥治病的中醫傳統帶入了新的環境，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醫療體系。然而，有關中醫在新加坡的歷史演變、網絡發展及政府政策的影響之研究仍稀缺。楊妍博士的專著《新加坡現代中醫之生成——政府和民間組織的作用與互動（1867-2013）》正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系統化和多維度的視角，審視新加坡中醫的發展、演變和定位。
本書的研究範圍從1867年新加坡同濟醫院的成立談起，跨越一個半世紀，涵蓋了中醫在新加坡的各個歷史階段。楊妍博士查閱了大量的史料，深入分析不同歷史時期官方政策對中醫的影響以及中醫界的應對策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研究不僅聚焦於中醫的歷史演變，也從跨學科的角度，結合醫學史、社會史、海外華人研究等多個學科視野，闡述了新加坡中醫的獨特發展路徑。
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是史料的豐富與立論的嚴謹。楊妍博士廣泛利用了政府檔案、民間醫學機構紀錄、醫學期刊、口述歷史等多種資料，以扎實的史料基礎為她的立論提供了充分的支撐。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細緻梳理與分析，作者不僅重構了中醫在新加坡的歷史發展，也揭示了中醫與民間社會及政府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採用了多維度的研究方式，結合縱向與橫向的分析，全面探討了中醫在新加坡的發展和演變。縱向方面，書中詳細分析了自英國殖民地時期、日本占領時期、新加坡自治及獨立後的不同階段，政府對中醫的態度與政策改變。橫向方面，楊妍博士聚焦於民間中醫專業組織如何自我監管、如何推動中醫教育與發展，以及它們與政府如何協作，推動中醫現代化。這些研究視角使得讀者能更加全面地理解新加坡中醫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與作用。
本書的第三個特點是跨地域和跨學科的研究視野。楊妍博士不僅討論了新加坡的中醫歷史，還從中國移民史和海外華人社會的角度，分析了新加坡中醫的發展背景，特別是華人移民帶來的獨特社會條件，提供了中醫發展的沃土。與此同時，書中還結合了新加坡殖民歷史與獨立後的政府政策，詳細探討了政府如何通過立法與政策，引導和規範中醫，從而確立了「西醫為主、中醫為輔」的醫療模式。
回顧楊妍博士的學習歷程，她的家庭和學術背景為她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她出生於江蘇泰州，年少時移居新加坡求學，並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完成了學士、碩士與博士的學位。作為本大學中文系的優秀學者，她具備紮實的傳統漢學、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與醫學社會史等學科的理論訓練。同時，具有醫學背景的家庭也讓她對中醫有著更深的理解與感悟，這使得她在研究中既具備了專業視野，也能融入傳統文化的視角，形成對中醫獨特的學術解讀。
本書的出版，標誌著新加坡中醫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它不僅為我們提供對中醫在新加坡發展過程的深刻認識，也為其他地區中醫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作為一部跨學科、跨地域的學術著作，《新加坡現代中醫之生成》不僅填補了學術空白，更為後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研究方向。相信這部著作將引發更多學者的反思與探討，成為新加坡及東南亞等地區醫學與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參考。
雖然我並非作者的論文指導老師，但她曾在我教授的中國近代史、東南亞華人史以及海外華人專題等課程中切磋學問。近幾年來，我也有幸與楊妍博士成為同事，見證她在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進步。如今，看到她的研究成果得以付梓出版，內心感到無比欣喜。或許因為我對伍連德等醫界人物略有研究，並且關注醫學社會史及跨域研究方法，因此榮幸受邀為本書寫序。儘管此序淺短，難以涵蓋書中的深刻分析和重要貢獻，但我相信讀者肯定能從書中汲取精華，激起更多的思考與啟發。
第一章 導論（摘錄）
在以西化形象著稱的新加坡社會，中醫診所和中藥鋪卻是市井的尋常景觀。據衛生部2010年全國調查，約39.6%的民眾曾向中醫求診。截至2020年，新加坡的註冊中醫師有3,271位，約為註冊西醫生的五分之一。而在一百年前，中醫才是華人的主要醫療方式，而英殖民政府將中醫排除在法令之外，禁止中西醫結合。1928年，有名可考、有確切診所或藥鋪位置的中醫師有308位，約占華人人口的千分之一。相比之下，此時登記的華人西醫僅34位。目前關於中醫的最早文獻記載顯示，1820年代，新加坡已有數間中藥鋪，生意十分興隆。其中，福安堂由從中國來的中醫師李榮元（Lee Eng Guan）開辦，李醫術高超，聲名遠揚。此時的中醫師每次看病收診費一角。實際上，中醫藥在新加坡的傳播可追溯更早。隨著歷史上數次的華人遷徙，中醫作為切身習慣隨之帶來，不斷發展，延續至今。
和其他地區相比，新加坡的中醫發展有何特別之處？筆者將從兩個故事展開。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南下香港、東南亞的華人延續善堂傳統，在當地興辦了數家中醫慈善機構，因應在地華人社群的醫療需求，包括新加坡的同濟醫院（ 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創辦於1867年）、香港的東華醫院（創辦於1870年）、馬來西亞檳城的南華醫院（創辦於1883年）和泰國曼谷的天華醫院（創辦於1903年）。四家中醫慈善機構通過捐資商賈和駐院醫師建立彼此之間的網絡。而隨著時事變遷，東華醫院、南華醫院和天華醫院逐漸增設了西醫部，且西醫規模發展壯大，不再是中醫為主的醫療機構。唯有新加坡的同濟醫院依然只提供中醫服務，在西醫為主流的當今新加坡社會中，仍能不斷拓展，設立數間社區分院，每日義診患者達1,300人次。由此可見新加坡中醫在當地社會中具備的活力和韌性。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中醫政策的改變和政府對中醫的定位。1978年，新加坡衛生部宣布禁用黃連、黃柏等含小檗鹼成分的中藥材，隨後也禁止了延胡索等中藥材的售賣和使用。但在新世紀的2016年和2018年，政府宣布對這些中藥材解禁，允許中醫師在一定劑量範圍內使用。對於這些解禁舉措，時任新加坡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徐芳達總結道，這反映了政府部門與中醫藥界的密切合作關係，在確保中醫藥安全的同時，也給予中醫最大的發揮空間。無獨有偶，2022年，時任衛生部長王乙康在發布新加坡全國性醫療戰略計畫《健康SG白皮書》時提出，本地中醫師應與政府合作，各方利益相關者應共同努力，以保證新加坡的全民健康。這些號召點出了新加坡中醫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兩個參與者：政府和中醫藥界。而這兩方之間的不斷互動，合作或協商，影響了新加坡中醫的發展。換言之，新加坡中醫正是在不同推動者之間的互動中生成，本書即從政府和民間中醫組織兩方的作用與互動，來探討新加坡中醫現代化的發展特徵和過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除了導論和結論的章節，本書的主體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第二章）從政府這一方出發，按照政權交替和時間順序，探討不同時期的法令、政策如何左右中醫。五個時期包括英殖民早期、日據時期、英殖民後期和新加坡自治期、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以及政府設立傳統中醫藥委員會之後。筆者將當代新加坡政府對中醫的治理，追溯到英殖民的影響。法制層面，英殖民政府通過法令，搭建了本地醫療基礎體系，確立了中醫不在醫藥法令管制內，中西醫嚴格區隔，西醫為唯一醫療系統。這使得中醫藥活動被歸為商業範疇，之後政府漸進通過《藥物（廣告及售賣）法令》（Medicines [Advertisement and sale] Art）來間接管制中醫。而殖民的影響不僅在於法令框架，更深層的是反映在思維理念上，形成了以科學、理性為圭臬的認知方式。因此，現代國家建成後，政府延用生物醫學來衡量中醫，從間接管控逐步過渡到直接管制。1990年代受替代醫學興起的國際影響，政府仿照本地成熟西醫體制、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WHO）的標準，在監管、臨床、教學、研究方面建立新體系，與民間原有體系銜接，由上至下推動中醫現代化、科學化，將其打造成為現代國家體系中的輔助醫學，配合國家生命政治的治理。除了通過法令體制來形塑（shape）中醫，殖民地政府以批地、免稅的方式援助慈善中醫的策略，也延續至今，左右了中醫的發展，一方面使得中醫在新加坡社會擁有廣泛民眾基礎，另一方面也賦予了與慈善相關的中醫組織權力，使其在官方缺席時主導本地中醫發展。政府支持為何而生？和慈善中醫不斷調整以配合社會需求，將自身定位與國家規劃掛勾有關。其中，日據時期的中醫發展看似與這條主線無關，但同樣反映出日本軍政府對中醫發展的影響，其對中醫管制和定位的改變也因應了戰時的特殊狀態和政治需求，與英政府的差異則展現了不同宗主國的歷史文化背景。
由上可知，民間中醫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覷。本書的第二部分（第三、四、五章）探討了中醫組織如何對中醫發展施力及與政府的互動，以中醫師公會和同濟醫院為主要案例。在官方管控缺席時，民間組織主導了本地中醫發展，形成了一套民間的制度。在官方決意對中醫立法後，中醫組織先在過渡期擔任重任，而後又作為專業權威予以協助，展現了官方與民間如何協商。第三、四、五章分別從三個方面：行業監管、教學、研究，來分析民間中醫組織推進的中醫現代化以及與官方現代化的接軌或並行。展開論述時，筆者以重要事件為時間段的切割點，但與內史不同，本研究關注的不只是事件本身，更包括其發生的背景以及影響。
第三章討論中醫界如何進行行業監管，分四個階段來論述，展現了從傳統民間制度往現代官方法制的過渡。早期，南來中醫將明清儒醫的模式移植到本地，對基於其他原因設立的各種制度（醫考、醫刊、醫會）賦予多重意義，形成一套間接的資格認證、行業管理、發聲的民間制度。第二階段以中醫師公會成立開始。在殖民地政府未承認中醫時，公會按照中華民國政府的《醫師法》運作，依借這一法律賦予自身正當性，確立行業代表兼監管者的身分。隨著政治變遷，公會抓住自治期的機遇，憑藉已有的地位和影響力，向新政府發聲，轉型成為本地政府認可的中醫專業組織。第三階段討論公會的改革和現代化制度的完善。與中華民國的聯繫斷開後，公會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重新建立一套本土化的規則制度，並按不同時期的需要不斷調適，逐步形成一個專業化、現代化的監管體制，包括資格認證、行規準則、醫師權益等方面。公會作為本地中醫行業主要代表，也順應時代發展，與國外中醫組織建立起跨國專業網絡（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 network）。這一制度和網絡在官方讓位的情況下尤為重要，以專業權威替代官方權威，對行業產生影響。第四階段聚焦在政府決議管制後，中醫師公會等專業組織如何配合政府、與政府協商，處理過渡期的難題如道德準則的制定、中醫師的資歷審核等。中醫組織此時整合成為中醫協委會，借助過去的經驗資源，參考香港的做法，結合本地的業界情況，循序漸進地完成了由官方法制對民間自治的更替。
第四章關注民間組織開辦的中醫教學，如何從多元傳統方式轉至單一現代學院體系，呈現出與中國中醫不同的特徵和發展過程。19世紀末，本地中醫的習得仍以傳統模式為主，如家傳、師傳、自學等。受1930年代中國中醫開班教學的影響，本地也興起小規模的進修班。1950年代，受政治環境所驅，本地中醫組織開始創辦制度化的學院，但這一過程並非一蹴即至，而是從師傳過渡形成現代學科體系的框架，再根據自身條件和本地需求不斷調適，逐步建成現代化學院。筆者通過對招生、教材、教學、實習、學制學則等方面來考察這一進程。1980年代國際環境改變後，本地的中醫學院借助跨國專業網絡，與中國大陸、臺灣交流合作，汲取外界經驗資源，在制度和教學方面均得到專業認證，為本地政府將其合法化做好準備。2000年中醫立法前後，民間不同的中醫組織經過相互協調和與政府協商，將原有學院體制進一步規範統一，並參考西醫制度補充繼續教育，形成完善的現代醫學教育模式，將民間的中醫教學正式納入現代國家體系。與此同時，民間組織也考慮到社會需求，有意進行差異化發展，和官方院校形成互補，彰顯出政府與民間組織的持續協作。
第五章探討民間發起的中醫研究，在制度、學理、實踐層面如何發展，展示了中醫現代化、科學化而非西醫化的可能，凸顯出新加坡中醫研究的本土特點。受時代背景影響，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1950年代之前。中醫個人仿照西醫制度，結合各自資源，逐步建立現代化的中醫研究體制，從私學發展為集體研究的專業學科。在學理實作層面，此時的中醫研究方式多樣，討論開放且包容。醫家也將南洋的病症、藥物帶入到傳統中醫的框架中進行闡發。第二階段為1950年代至1980年，是從多元研究轉向科學研究的過渡期。因英殖民後期及建國後的科學概念普及，本地中醫形成了新的中西對應、匯通，實用主導的研究範式。但是，科學研究的定義和方式依然多樣，而因法令禁止中西醫結合加上本土意識崛起，此時的中醫組織竭力推動不同於中國的科學研究—一方面著重於討論如何創造馬來亞化中醫藥，構建新的知識共同體，一方面也積極學習中國新中醫以積累經驗。儘管種種制約使得此時的研究未能深入，但從長遠來看，這一階段承上啟下，為之後的科學化實作奠定了基礎。第三階段是從1980年起，國際環境改變後。民間中醫組織借助跨國專業網絡，突破限制，加入到全球性的知識共同體中，並開展適應本地社會的中醫科學化實作。這類研究將科學和科技作為方法、工具，納入並維持在中醫的社會技術網絡（socio-technical network）之中，並不局限於官方出資的、與西醫合作的科學研究，為現代化而非西醫化的中醫研究作出了示範。官方的部分科學研究得益於西醫資源的配合，發展出不同路徑、雙重目的的研究，包括循證研究、嘗試生物醫學機理解釋等，將中醫帶入到生物醫學的網絡或同時置於兩個網絡之中。
最後的結論部分，除了總結主要的觀點、突出案例的意義，也將檢討本研究的不足和缺憾，例如未及探討其他參與者的能動性和之間的互動。筆者也將提出對這一課題未來發展的思考，分享研究過程中獲得的啟發，拋磚引玉，以期吸引更多同道對新加坡的案例產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