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的文史研究與文學人生(摘錄)
梅家玲(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臺靜農(一九○二-一九九○)是五四一代渡海來臺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文人、學者、教育家、藝術家多重身份。尤其來臺之後,擔任臺大中文系主任長達二十年,在臺大、輔大、東吳等校作育英才,為臺灣戰後的文學與文化奠定深厚人文基礎,影響遍及整個文學教育界與文化圈。他的一生幾乎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走過八年抗戰、兩岸分立,並在戰亂烽火中見證了文學的新舊過渡與轉型。除卻學術論著《靜農論文集》(一九八九)與《中國文學史》(二○○四)之外,文學書寫品目眾多,兼括小說、新詩、雜文、劇本、舊體詩等不同體類。出版的文學作品包括《地之子》(一九二八)、《建塔者》(一九三○)、《龍坡雜文》(一九八八)、《臺靜農詩集》(二○○一)、《亡明講史》(二○二○)等多種。而無論是文學書寫抑是學術研究,無不與其個人生命經歷息息相關,見證了時代歷史的風雲動盪。《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正是希望藉由精選臺靜農先生的研究論著與文學書寫,彰顯其人其文在當代學術與文學史上的意義,不僅為他個人及其所處的時代留下可資稱述的側影,也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多年以來,臺靜農先生一直是臺大中文系的精神導師,也是戰後臺灣學界與文化界的傳奇人物。他於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致力於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間以翰墨自娛,偶有雜文之作,是廣受學生愛戴的「臺老師」,也是享譽海內外的書藝家。由於政治因素,兩岸分立之後,他對於自己來臺前的經歷絕口不提。直到一九七、八○年代,政治氛圍緩解,兩岸恢復交流,他過去種種,才被年輕一輩的學生們逐一「發現」:原來,「臺老師」曾經是投身於新文學的傑出小說家;原來,他與魯迅、陳獨秀都深有淵源;原來,他來臺前就已寫過許多舊體詩;原來,他還曾撰寫過長篇歷史小說《亡明講史》……。這些「發現」,為渡海前的臺靜農勾勒出相對清晰的面貌,卻仍然使人好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促成了臺靜農來臺前後的巨大轉折?為什麼他會有長篇歷史小說《亡明講史》之作?
這些問題,或許正可以藉由《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中的某些選篇,得到進一步釐清。在為「精選集」選輯材料的過程中,編者輯得若干現今各類臺靜農文集所不曾收錄的佚文與佚信,更在臺大總圖書館的特藏資料中,發現了他原本有意出版,卻遲未付梓的文集「白沙讀史箚記」。這些佚文與佚信,為臺靜農渡海前後的轉折,提供了頗具關鍵性的線索,同時也凸顯出「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一生的重要性。以下,便藉由此一精選集所選錄的篇章,就「入川之前」、「白沙時期」與「渡海之後」三個部分,大致勾勒他的文學人生與文史研究歷程;並論析其間所蘊含的「史識」與「詩心」。
☆一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靜農出生於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同時在父親指導下學習書法;進入中學之後,即開始投身於新文藝。時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中國內外政局持續動盪,青年臺靜農嚮往新時代,滿懷救世熱情與改革理想。一九二一年,他投書《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抨擊繆鳯林等人維護舊詩之形式聲律的論點,參與了當時新舊詩作的文學論戰。初到北京後不久,與汪靜之、胡思永等人共同組織發起文學社團「明天社」,目的正是期待文學界不再幼稚、沈悶,能夠走向「成長的明天,光明的明天,發榮的明天」。
此一時期,他有多篇新文藝作品相繼發表,創作不輟。〈寶刀〉是他的第一首新詩,通篇熱血澎湃,洋溢著欲以寶刀與惡魔戰鬥的豪情:
流盡了少年的熱血,
殲盡了人間的惡魔,
熱血流盡了,
惡魔的種子生長了,
惡魔殲盡了,
血紅的鮮花開放了!
熱血呀!
惡魔呀!
不能有一刻不戰爭呵!
臺靜農的少年意氣,由此可見。一九二五年,他初識魯迅,並在其指導下,與李霽野、韋素園等好友共組「未名社」,此後開始頻頻創作短篇小說,佳篇迭出。結集出版的《地之子》寫農民的苦難與困境,《建塔者》寫革命志士的志業與犧牲,皆是體認到民生疾苦,社會黑暗,於是分由「鄉土寫實」與「革命浪漫」兩種不同類型的書寫,投射身為文藝青年的「悲心」與「憤心」。他的小說修辭精鍊,風格沈鬱,深得魯迅賞識,兩人情誼亦師亦友。魯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收錄自己和臺靜農各四篇小說,是當時入選最多的兩位作家。在魯迅看來,「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然而一旦動筆,便不落俗套。因此,
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以《地之子》中的〈紅燈〉為例,它敘述鄉間裡一位自兒子三歲起便開始守寡的母親,一心想為搶劫未遂而被處死的獨子超渡。她一貧如洗,連買幾張紙,糊件長衫燒給兒子都無法做到,唯一能做的,是找出兒子年節用剩的一張紅紙,做了一盞小小的紅燈,依照習俗,在中元節當晚悄悄將它放入河中,隨波遠去。兩眼昏花中,這位母親竟彷彿看見她的兒子:
得了超渡,穿了大褂,很漂亮,被紅燈引著,慢慢地隨著紅燈遠了!
這篇小說沒有「偉大的歡欣」,卻正是以悲憫之心,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為悲苦不幸的人生尋找出路。另一篇《建塔者》中的〈井〉,則是層層鋪排出地主與資產階級對於底層農民的迫害,促使敘事者憤然覺醒:
在海南革命的火燄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作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
從《地之子》的「悲心」,到《建塔者》的「憤心」,看似頗有轉折,其實未嘗不可視為一體之兩面。而〈井〉或許便可視為綰合兩者的線索:它聚焦於底層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不幸,父兄被欺壓而相繼亡故的敘事者於是毅然踏上革命抗爭之路,亦是理所當然。
北京時期的臺靜農除了文學寫作之外,先是在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旁聽課程,參與歌謠採集運動,收輯整理了大量的淮南民歌,於《歌謠》周刊上發表;兼任北大「風俗研究室」事務員,於民間歌謠、地方風俗方面多所留意。不止於此,他還隨同劉半農、陳垣、沈兼士等師長共同成立「北京文物維護會」,維護北伐後的北京古蹟古物;與莊嚴等好友共組「圓臺印社」,拓搨碑帖,兼治金石印刻。臺靜農日後治學,往往能在一般的文學研究之外,就民俗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面向多所留意,同時兼顧金石之學,應與這些經歷不無關聯。一九三一年,他發表〈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從歌唱、樂舞、戰爭、宗教及神話傳說等多方面去論析文學的起原;一九三六年於廈門大學任教時,「見上海《申報》圖畫特刊有所謂『蕃女杵歌』照片」,乃有〈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之作,都是此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述。
一九二七年開始,他經由劉復、陳垣兩位師長引介,先後在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因授課所需,開始思考、檢討中國文學研究方法,撰寫〈中國文學史方法論〉與《中國文學史》初稿;而「中國文學史」也成為他畢生戮力為之的研究課題。一九二八年,臺靜農因未名社出版《文學與革命》而遭到逮捕,入獄五十天後獲釋。此後,他參與左聯,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四年,又兩度被捕入獄,雖然後來皆無罪獲釋,但也因此屢次轉換任教的學校。輔大之後,他歷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廈門大學、山東大學教席,幾經輾轉,終因抗戰爆發,舉家遷往四川。
☆二
一九三八年秋,臺靜農攜同家小,顛沛入川,避難於江津縣白沙鎮,開始川中生活。戰亂之際,如何維持生計,實為一大問題。臺靜農於赴川途中,便先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入川之後,隨即被分派為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並短暫擔任大學先修班教員。他的《亡明講史》,即是為教育部所撰寫的「青年讀物」。一九三九年四月,國立編譯館為逃空難,由重慶遷到白沙,臺靜農受聘為編譯館編輯,自該年九月起任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總計在白沙度過八年歲月。
八年的時間雖然並不算長,放在臺靜農的學思歷程中,意義卻十分重大。他偶然結識陳獨秀,兩人時相往還,論學談藝,成為忘年之交。陳獨秀當時抱病撰寫《小學識字教本》,寄寓川中,資料查核不便,多由臺靜靜農代借閱圖書,親為校訂。再者,在此之前,青年臺靜農致力於新文藝寫作,學術論述,相對有限。然而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臺靜農負責社會史料整理工作,對於「漢代奴婢制度」與宋代的「文網」、「文禁」事件著力尤深。兩三年之內,寓目了大量的史料文獻與新出圖書,學術視野,自此陡然開展。他的〈南宋人體犧牲祭〉、〈南宋小報〉等論文皆於此一時期發表,〈兩漢樂舞考〉與〈兩漢書簡史徵〉的初稿的寫作,也於此時開始。〈兩漢樂舞考〉博引大量史志與詩賦中的記載,就兩漢各類樂舞的源流、發展進行全面性考述,並指出其中「優戲」與後世戲劇的淵源,自是厚積薄發之作。〈兩漢書簡史徵〉同樣以大量經史類書中的文獻記載為據,考察兩漢簡書的名稱由來、形制、用法,兼及帛書與紙書,為有關「漢簡」的研究發出先聲。只是,此文完稿之後,遲未發表,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收入《靜農論文集》。據其〈附記〉所言,原因是,
原想看到漢簡實物,與之比證,以致擱置至今,未曾發表。然文獻資料大都盡於斯篇,或尚能供漢簡研究者之參考。
事實上,證諸現今新出土的漢簡實物,臺靜農的研究,幾乎大都與之若合符契。其治學的翔實與嚴謹,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所研探的各論題多超溢出一般的文學研究,所以如此,自當與在編譯館的工作有關。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應是臺靜農文學書寫在這段期間所產生的轉變。臺的創作以新詩為起手式,以短篇寫實小說見重於文壇。寓居白沙期間,雖仍不乏小說、劇本之作,但曾經大力抨擊舊體詩的他,此時卻藉由此一詩體去抒情詠懷。這批詩作總名為「白沙草」,詩中多化用楚騷、杜詩詞語,或自抒情志,或感時論事,或寫離散流亡的戰時生活,詩風「鬱怒深沈」,又頗多冷寂森寒之境。臺時居黑石山,山上多梅花,梅花不畏風雪,經霜愈傲,長久以來,便是詩人自喻心志的重要象徵。《白沙草》第一首詩,即是題詠畫梅之作:
皁帽西來鬢有絲,天崩地坼此何時。
為憐冰雪盈懷抱,來寫荒山絕世姿。
「天崩地坼」之際,荒山中猶有梅花絕世而立,懷冰抱雪;其間寓意,不言可喻。此外,〈典衣〉寫川中生活清貧,不得不典當衣物以易米薪,即或如此,仍然「許國長懷稷契心」,亦為自明心志之作。另如〈滬事〉、〈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則是感時論事。至於〈移家黑石山山上梅花方盛〉,既是白沙生活實況,也寄寓了離散思歸的情思:
問天不語騷難賦,對酒空憐鬢有絲。
一片寒山成獨往,堂堂歌哭寄南枝。
它與〈夜起〉(「大圜如夢自沈沈」)、〈孤憤〉(「孤憤如山霜鬢侵」)、〈乙酉歲暮〉(「歷劫灰飛鬢已秋」)等篇什,都以幽冷的意象、繁複的典故,為臺靜農的白沙歲月,投射出身處亂世的感懷與憂憤,並體現回歸古典傳統的書寫轉折。
不止於此,臺靜農還撰寫了不少雜文,由「讀史」出發,博引史料文獻,以「援古證今」的方式評議時事。這一系列雜文以「白沙讀史箚記」為名,廣引野史雜說,頗多感憤激切之言。它始以〈士大夫好為人奴〉,終以〈紀錢牧齋遺事〉。系列文章之中,一再慨嘆的,是「歷史之重演」;念茲在茲並且痛心疾首的,主要是政權動盪之際,飽讀聖賢詩書的知識分子不但缺乏氣節操守,甚至還見風轉舵,醜態畢露。如〈談薙髮〉文末,臺靜農語帶譏諷,以微辭批評今之「猴冠」者忘其祖國;〈記錢牧齋遺事〉,則以〈附記〉明白表示:
今日的時勢,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而比跡於錢牧齋者,卻偏有其人。
另一方面,他的〈關於販賣生口〉與〈關於買賣婦女〉兩篇文章,則是對於歷史上諸多身不由己的流人婦女充滿同情,並且痛加抨擊利用他們「發國難財」的投機分子。所以如此,自是因為眼見烽火遍地,國事蜩螗,避難江津的臺靜農書空咄咄,唯藉「讀史」以自排遣,滿腔的「悲心」與「憤心」,發而為「箚記」之文,亦是不能自已。他之所以寫出〈「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同樣是職此之故。
檢視臺靜農的文學書寫歷程,「雜文」與「舊體詩」少見於入川之前,之所以頻繁寫作於白沙時期,自當不是偶然。渡海赴臺之後,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這兩類卻持續不輟,成為他臺灣時期文學書寫的代表。而他的書法由王覺斯而改宗倪元璐,同樣是在這段期間,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的轉折性意義,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