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繼《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2021)及《手挽銀河水: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2022)之後,布琮任教授的英文代表作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一書的中文版也終於問世了。中文版《藍色邊疆: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雖是以2018年出版的英文版為底稿,但又經作者大幅修訂,增補不少相關材料,即如作者在中文版的序中所言,「是我個人認為目前最完整的版本」,相較於《海不揚波》的通俗書寫方式,本書欲對話的對象則是中文學術界。
很榮幸受作者和臺大出版中心的邀約,為本書寫些讀後心得,供讀者閱讀時參考。事實上,針對本書的英文版,已有不少評論,其中又以林榮盛的中文書評最為詳盡。而後出的《海不揚波》,可說是本書的續篇,亦出現了多篇書評,可與本書相互參考。
為行文方便,茲再概述一下本書的構成內容,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第七章〈結論〉外,正文第二章〈拉開序幕〉,概述東亞的海洋地理環境景觀、氣候對清廷海洋政策及制度設計發展的影響。第三章〈海洋空間的建構〉,說明了盛清時期海洋空間的形成。清朝海洋政策的概念框架大都是根據「內外模式」的區分管理邏輯,內海、外海的概念構想如何影響清廷具體政策的制定。第四章〈清朝水師龍旗飄揚〉,由水師的建立開始,說明盛清時期海上軍事化的歷史背景和整體結構。盛清的沿海防禦體系,包括沿海七省的水師營、戰船、沿海要塞的建設,如何與渤海、江浙、臺灣海峽與廣東沿海四戰略海域相互結合成為陸海聯防體系。第五章〈海關與「謹慎管理」〉,依康雍乾三朝,先後梳理海關行政的運作與海洋管理的變化,主要強調盛清時期軍事防衛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係。第六章〈紙上波濤〉,舉十八至十九世紀初陳倫烱《海國聞見錄》、王大海《海島逸誌》與謝清高《海錄》三種非官方海外見聞著作,論述海洋世界及中國在其中地位,並配合官方文獻,試圖全面地呈現清朝「海國」的面貌。
由上可知,本書是聚焦清前期對中國海疆管理的整合性著作,以宏觀的視角,大量使用清朝官方檔案文書並搭配輿圖,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討論盛清時期,清廷的海洋空間認識,海疆管理、沿海水師與海關制度,以至海洋文本和海圖製作的歷史等問題。藉由重新檢視清廷在海疆的治理措施,顯示清朝海洋意識的視野和重視海疆的態度,試圖平衡近年歐美「新清史」研究者所強調清朝在內亞的擴張印象,並證明清朝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作者認為應將清王朝理解為是個平衡中亞邊陲和海域疆界的帝國較適當。
透過本書的內容可看出作者充滿與與歐美學界對話的企圖心,不僅是對「新清史」,同時也包括海洋史的研究者。如在利用馬漢理論分析亞洲海洋史時,針對源自西方的「海權」理論,作者提出獨自的見解,強調這是一個複雜而多變的概念,它「可以是帝國主義的海外擴張,也可以是鞏固跨越不同戰略水域(比如海疆)中的政治權力。……本書所使用的『海權』(sea power或maritime power)概念,指的是清朝透過軍事力量控制國內大片海域,以及從朝廷中心管理海上疆域的機制。」(頁19)做出與西方帝國主義式海外擴張區別的定義。另外,撰寫本書的目的之一,除了回應「新清史」研究者的「內亞轉向」理論,印證十八世紀的清朝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外,也是為了補充以往歐美學界對十八世紀中國海洋研究的不足,嘗試在東亞和西方海洋研究之間建立起交流對話的橋梁。作者留學德國,又任教於英國,長期與歐美學界交往,對歐美相關研究有深入的了解,本書的觀點對中文學界讀者應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相對的,書中涉及的海洋相關研究,海貿之外,如海疆、海防、海關、海圖、海船、海難等相關議題,在中文學界業已累積相當多的成果,也有待作者參考補充,以增加與學界的對話空間。
《海不揚波》出版後,學界的反應主要是針對作者有關「海上新清史」的論述,提出正反面的看法。特別是有關移借「新清史」的「帝國性」概念企圖說明清朝在海疆防禦及管理上顯現出的「海洋帝國性」觀點,這種對本國海上疆域的管理,如內海、外洋的劃分,對船隻的管理和對商貿、人員的限制,以海防為主的經略,是否可稱之為「帝國性」?將此與西方侵略式的「帝國性」畫上等號,難免會引起海疆管理的「內亞轉向」質疑。即使作者在《藍色邊疆》一書中再三強調十八世紀清朝無侵略式的海洋霸權與西歐諸國的海洋霸權截然不同,同時也否定清朝是一個海洋殖民的帝國(頁101),但有關「帝國性」或「帝國」詞語的使用,似乎有待更清楚的說明。近年對「帝國」一詞的討論,也成為一個注目的話題。清朝是否可稱之為「帝國」,目前也無定論。儘管有此爭議,本書作者以去陸地化的視點,探討十八世紀清朝的籌海方略,希望呈現海疆對清朝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之創見仍值得肯定。
書中特別舉清朝冊封琉球之例,說明清朝透過向藩屬國派遣所謂的「封舟」等特定的水師艦船,在這些外海區域展現其威勢,藉此彰顯其強權地位。但船員很少利用封舟的海上力量來打擊藩屬國的活動,也並未將與藩屬國連接的海域視為內海的一部分(頁101-102)。在此得補充說明的是,明清時期派遣使節出海冊封的國家只有琉球。明代的冊封舟多為新造,但清代除康熙二年(1663)張學禮出使時為新造,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1636-1699)為徵調戰船外,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到同治五年(1866)最後的冊封,六次出使都是僱用民間商船,而且船隻大小都不如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這或許也可反映出承平時期清朝的對外態度。船中當然會有水師隨行保護,也會加裝火炮武器,主要目的是為保護代表皇帝的冊封使,同時在冊封儀式時展現皇權的威勢。但防禦對象並非藩屬國,主要是東南沿海猖獗的海盜。嘉慶五年(1800)冊封琉球的趙文楷(1761-1808)、李鼎元(1750-1805)船,在返國途中就遇到海盜的襲擊,經同行護衛之水師守備王得祿(1770-1842)的指揮調度,才能平安返國。
此外,明、清二朝冊封使節在返國後,也都會留下記錄使行的《使琉球錄》,這些屬官方記錄的文書,在經過黑水溝(沖繩海槽)時往往會記載為「中外之界」,說明以黑水溝為當時清朝中國與琉球的分界。這與本書提出內海、外海分界與巡哨的討論息息相關,或可供作者參考。
本書另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書中敘述內容涵蓋的主要年代範圍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就是清朝國力最盛的時期,一般是以康熙統一中國的1680年代開始計算,終於乾隆帝駕崩的1799年。本書則以在中文學界少用的「漫長的十八世紀」或「漫長十八世紀」(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來稱之。而時代範圍的認定,是採納全球史研究者的定義,將十九世紀的前幾十年也包含在內,即約在1660年直到1830年間(頁6-7)。但這種用語是由西方學界提出的概念,特別在英國的歷史、藝術、文學與文化語境中使用。
西歐經過相對和平的「漫長十八世紀」,社會、經濟、文化等逐漸累積與淬鍊,因而產生十九世紀的近代化發展。相對於西歐,清朝經過「漫長十八世紀」後迎來的卻是「十九世紀的陰影」。儘管稱之為康雍乾的太平盛世,經乾隆時期頻繁的內外用兵後,清朝國力在乾隆末年已經開始走下坡。如本書第三章「嘉道時期的挑戰」一節所述,嘉慶年間起國庫虧空,軍隊廢弛,加上民變四起,沿海海盜猖獗,外國勢力的入侵,清廷陷於內外的危機中。我們是否可就此認定十九世紀以後的清王朝漠視海疆,而導致之後無法抵禦一連串由海洋而來的侵攻?十九世紀清朝的中衰是事實,但在法令制度上,依舊承續前朝。關鍵可能在於制度的運作和中央及地方官僚階層的腐敗,在執行面上已無法和國力強盛時的十八世紀相比。
嘉道時期的海疆對策討論,牽涉到歷史的連續性問題,在《清實錄》以外的檔案史料中,應有許多待發掘的細部運作史實,可供分析探討,也期待作者能繼續深入研究。另,針對此問題,作者在該節末提出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乾隆皇帝沒有動搖帝國之根基,或者嘉、道、咸三位皇帝在洞察力和能力方面更加務實,並且能夠未雨綢繆,那麼十九世紀初的清廷或許能成功發動一場全面的水師改革,使帝國免遭歐洲海上列強的侵略。」(頁121)這當然只是個假設,現實上,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清朝防禦性的海洋管理政策,長期以來對造船、航運、海外貿易及移民等發展都造成影響。是否能對應由海上而來的入侵,仍是個無法解答的疑問。而相鄰的日本,即使在「鎖國」體制下,並未與海洋世界隔絕,仍不斷接收海外的情報信息和新知,藉由吸取清朝的經驗,成功的迴避了可能遭受的重大災難。
本書不論是在史料及立論創新上,均有助於對清朝史、海洋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受限於篇幅,在此無法更詳細討論書中涉及的相關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本書在出版後應會引起學界關注,特別是有關「海上新清史」的論辯。期待本書的出版能促成歐美學界與中文學界的另一波對話,推動學術研究的新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