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裝的現代摩登女性──電影《化身姑娘》系列與女性觀眾(摘錄)
菅原慶乃(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
一九三○年代,上海掀起了一股現代摩登女性穿著男裝的風潮。仿效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一九○一~一九九二)穿著男裝的行為是女性們對父權家長制社會中的性別(gender)/性別取向(sexuality)規範的抵抗,也是打破這類規範的一種具體表現。之後,引發了由當紅女星袁美雲女扮男裝主演的電影系列《化身姑娘》,以及女子越劇的興盛,進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運動。
前言—女性觀眾與電影文化
臺灣作家琦君(一九一七~二○○六)的少女時代是在浙江省溫州度過的,在回憶這段生活的隨筆中,她描述了自己與家人、朋友等身邊女性們談論有關電影的往事。
琦君的母親未曾看過電影,喜愛電影的琦君經常與母親分享自己看過的電影。母親專心地聽著她的講述,時而浮出笑容時而發出嘆息,之後也成為了一個忠實的電影迷。
二媽(琦君父親的姨太太)是影響琦君喜愛電影的關鍵人物。作為電影明星胡蝶的超級影迷,她常常帶著琦君去電影院。二媽在去電影院之前會瀏覽報紙上刊登的電影廣告,只要看到胡蝶主演的電影,她的表情就會變得和顏悅色。琦君說,當與二媽一樣在心中描繪胡蝶時,才會覺得與她是心心相通的。
這篇隨筆還敘述回憶到,琦君與女友們的關係也是因電影而親密起來的。去電影院後的第二天,琦君會把自己觀看的電影劇情、胡蝶身上的時尚服飾分享給女友們,她說「兩個小時的電影,我可以講三、四個小時」。
實證性地重現女性的電影鑑賞非常有難度。日記可以說是人們鑑賞電影真實記錄最直接的歷史資料,但詳細記錄鑑賞電影的日記不僅有限,而且幾乎都是出自男性之筆。其中出現的女性,大多只是與記錄日記的男性一起去看電影的女伴,至於這些女性們如何鑑賞電影則空而不談。
本文一開始介紹的琦君的隨筆,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顯現出了女性鑑賞電影的部分真實情況。例如:在民風保守,不容許女性為了娛樂而外出的小城市裡,琦君的母親從未觀看過電影,但透過琦君熱情的電影分享,琦君的母親成為了電影院外的電影觀眾。這樣的事例在先學的電影史研究中被視為不可見的,因此可以說此篇隨筆對考證潛在的電影鑑賞的相關事實注入了一線曙光。
另一方面,從琦君對二媽的回憶中可以得知,對於為了觀看電影外出享受的女性,少女時代的琦君是認同的。在沒有男伴陪同下出入公共場所的女性,可稱之為現代摩登女性,瀏覽報紙廣告查看心儀明星演出的作品後再前往電影院的行為也是一種精緻講究的電影鑑賞方式。
此外,觀看電影後的第二天,琦君分享給女友們的,不僅是電影的劇情,還涉及女主角的服裝、配飾等時尚裝扮話題。酷愛電影的少女琦君所喜歡的電影明星是「胡蝶、阮玲玉、夏珮珍、嚴月嫻、徐來」等女星,而且她非常樂於購買女星的劇照、電影雜誌等,並與女友們分享閱覽。這種趣聞逸話所表現出的少女們與女星之同化現象,在張愛玲的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中也可見端倪。少女們躲在不會被人看到的學生宿舍密室中,放心大膽地模仿女星的姿勢動作,然後害羞地捧腹大笑。
由此可見,女性電影觀眾並非只是男性觀眾同伴的事實是極其明顯的。不僅如此,電影鑑賞這樣的娛樂可以說對女性觀眾自身的生活方式與身分認同的形成也給予了極大影響。因此,考證女性鑑賞電影的事實非常必要,其中包括女性電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她們關注了什麼,討論了什麼。加之,女性支持的電影文化對電影製作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然而,電影史上還未曾考證過這些理所當然的事實,即使想要進行相關考證,可供參考的史料也是微乎其微的。
可以肯定地說,電影鑑賞是近代中國的代表性娛樂,但實際情況卻被政治性別化了。民國初期上海的電影評論中提到的電影觀眾基本上都是市井小民、異性戀男性,他們是具備且符合新時代教養與道德觀的被「文明化」的存在。這些主流電影觀眾獲得了在通俗文化領域中實踐反帝國民族主義的主體地位。因此,主流電影觀眾的電影鑑賞這種娛樂擔負起了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一九一八~一九九○)所言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另一方面,女性觀眾與兒童觀眾、或聚集於非商業放映空間的文盲階層等非主流電影觀眾,皆遭到邊緣化,他們的存在幾乎被電影史忽略不計。以小市民階層男性為主的電影鑑賞的政治性,雖然被包括在中國電影史上稱之為「正統」的左翼電影史之內,但是,非主流電影觀眾如何觀賞電影?在電影史上具有什麼意義?釐清此點,可以使我們能夠再次認識到歷史具有的多重性。
鑑於此,本文將聚焦《玲瓏》雜誌,就有關女性畫報雜誌的女性讀者與女性電影觀眾之間的連帶關係,從粉絲的角度進行剖析。具體而言,筆者希望透過電影與雜誌引發年輕女性形成男裝打扮的風潮,以及由此衍生的電影《化身姑娘》系列、女子越劇中出現的女扮男裝小生等一連串現象,描繪出其相關的譜系關係。
一、關於《玲瓏》雜誌
《玲瓏》是一九三一年由三和公司創刊的以女性為對象的綜合型雜誌,截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停止發行為止,共發行了二百九十八期。發行人林澤蒼,於聖約翰大學在學期間即深化攝影的造詣和實踐,畢業後創立三和公司,主要以銷售攝影器材為主,並同時從事出版業、金融業等多項業務。林澤蒼於一九二五年創刊了《攝影畫報》,因此《玲瓏》雜誌中的照片大多引自《攝影畫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玲瓏》的編輯、執筆人也大多與三和公司發行的《攝影畫報》、良友出版社的《今代婦女》,以及同時期被廣泛閱讀的電影雜誌《電聲》為首的電影雜誌編輯、撰稿人等多有重疊。尤其是負責「娛樂」專欄的周世勳於一九二○年代曾經參與過電影製作,之後更成為電影新聞業界中最具代表性的電影評論作家,經常發表影評。另外,負責《玲瓏》插畫與照片的葉淺予、宗惟賡等畫家、攝影師也都任職於《電聲》等電影雜誌。由此可知,《玲瓏》及周邊的出版業界與電影新聞業界中的都屬於同一圈內人士。
《玲瓏》的編輯以男性為主,陳珍玲則是唯一與《玲瓏》長期合作的女性編輯(陳珍玲是三和公司另一本雜誌《婦女日報》的編輯,其他細節不詳)。《玲瓏》雜誌的內容大多來自於一般女性的投稿,許多投稿人都是有受過高等教育、極有教養的未婚女性或結婚數年的女性,她們之中從事教職、舞蹈與音樂等藝術類相關職業的居多。讀者群也多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的女性,主要讀者是十八歲至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性。《玲瓏》雜誌內登載的文章主題大部分反映了這些投稿人與讀者群的情況,且集中在愛情與婚姻方面。
需要關注的是,《玲瓏》中對於愛情觀、婚姻觀,以及女性讀者們對男性的看法都伴有相當的悲壯感。這直接表現在編輯陳珍玲的徵稿文中,她向讀者呼籲「請姐妹們將心中積鬱、煩悶、苦衷、或是受男人們欺騙的事實寄發過來」。事實上,瀏覽《玲瓏》每一期的文章標題即可發現,如何處理不喜歡的男性寫來的膚淺情書(薛錦園〈他的信〉、〈他的信(下)〉〔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洪意華〈怎樣對付濫投情書的男子〉〔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等)、對於男性婚前溫柔婚後態度劇變,總是責罵女性的普遍現象感到非常不滿(楊一珠〈不婚主義〉〔第一卷第一期〕、珠露〈男子的變態〉〔第一卷第三十四期〕)等內容,充滿了對男性的不信任,其結果就是堅持獨身主義的主張。
饒有趣味的是,女性們對如何尋覓所謂的「好」男人也非常熱心。因此,常常會刊登如何選擇男性伴侶的標準(梁佩芬〈男性觀〉〔第一卷第一期〕、顧蘭〈美國女學生選擇男子的標準〉〔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等)、社交圈的行為舉止與時尚指南(周小殘〈怎樣吸引別人〉〔第一卷第三十四期〕等)之類的文章,給女性傳授知識。另外,對作為愛情表達方式與伴侶有身體上接觸的行為也較為開放,電影中的接吻場面被作為「接吻的活講義」頻繁登載。在介紹女星王人美愛情故事的文章中,對於王人美在大庭廣眾下坐在男友大腿上的大膽行為,並不認為是「羞恥」的行為,反而認為是一種「真愛」的表現(〈王人美的舊戀人〉〔第五卷第十八期〕)。《玲瓏》對於女性應有的行為舉止,在價值觀上雖然顯得有些保守,但對於性愛慾望則較為開放,表示應該積極享受。
本文在這裡還想提及一下,《玲瓏》中頻繁涉及了關於女性同性戀的話題。張競生在《性史》(世界圖書出版社,一九二六年)中寫到,同性戀是一種「病態」,應該「治療」或「矯正」,這也是當時社會上最典型的主流意識。但是,《玲瓏》中所說的同性戀志趣則與女性讀者的慾望密切相關,她們認為與其跟不可靠的男人結婚,倒不如與知心同性好友一起療癒在壓抑的異性戀中受到的創傷,進而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紐帶。何楠認為,這種同性戀傾向有介於「性愛與友愛之間」的關係,也存在為了抵抗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而產生的女性間的連帶關係。總之,筆者認為,女性讀者對於同性愛的慾求,是對父權家長制婚姻制度下強制性的異性戀,以及在性別分工規範的不合理性發起反擊的女性們,結合起來互相安撫,並希望建立起異性戀中難以得到的精神上、肉體上都滿足的濃密關係的渴望。
受到壓抑的女性們,與處於相同立場的女性們共同分享「弱勢」,並透過雜誌內容一方面相互依賴,一方面不否定「弱勢」,相反地她們立足於此連帶,並欲在近代二分法性別取向空白處建立一種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