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凡見聖──唐君毅人學論

自序

 

唐君毅先生是筆者最喜歡的思想家，而本書則是筆者對唐先生思想所作的闡釋。初次接觸唐先生的思想是就讀預科的時候。當時香港的預科設有公開考試，該試則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唐先生所撰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是該科六篇指定考試範文之一。作為預科的學生，筆者其時對各篇文章均沒有太大的感覺，惟記得任教該科的羅澤民老師曾告誡同學：「唐君毅先生是哲學大師，是近代中國最有學問的其中一位人物，大家閱讀他的文章時要比閱讀其他作者的文章更加小心。」也許是懾於「哲學大師」的稱號，筆者其時便對「唐君毅」這一名字留下深刻印象，並以較為謹慎的態度閱讀〈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一文。惜閱讀時總覺唐先生的文筆不太流暢，文章的重點亦不易把握，及後雖找來收錄該文的《青年與學問》細讀，但閱畢全書後對唐先生的印象未有改善，甚至有一種苦讀的感覺，遂生起考試過後便不再閱讀由他所撰文字的想法。到預科即將畢業，一日在校內巧遇向來尊重的郭志偉老師，隨便問及有什麼書籍值得在暑假閱讀。本是隨便的一問，但郭老師卻認真地在白紙寫上「《人生之體驗續編》．唐君毅」數字，並言該書對筆者培養沉穩的性格和開拓廣闊的胸襟有莫大幫助。筆者當時只奇怪為何不同老師均如此重視唐君毅此人？難道對他的不佳印象只是筆者的個人問題？是以，遂下定決心在暑假把《人生之體驗續編》由頭至尾、逐字逐句精讀，終發現唐先生所講的道理實非常高遠，之前未能掌握他的觀點純然是筆者自己的輕浮所致。至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本科時副修哲學，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選修了由劉國強老師任教的「先秦儒學」。劉老師是唐先生晚年的學生，其在課上特別喜歡引用唐先生的觀點，而在課後則常與學生分享唐先生的軼事。由此，均加深了筆者對唐先生其人其事的興趣和認識，並開始養成閱讀唐先生著作的習慣，繼而把唐先生的著作一本一本地閱讀，甚至以他的思想為題完成研究院的課程。適值近年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發生巨變，筆者亦與很多港人一樣思考在新的環境下當如何自處，並反省多年所學對於吾人當下處境究竟有何意義。恰巧去年新亞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委託筆者為所內碩博士班同學講授「唐君毅哲學研究」一課，其正好給予筆者一次對唐先生的思想作系統整理的機會。屈指一算，由最初在預科時接觸唐先生的思想，到後來在研究所講授他的學問，至今已二十多年。本書即為筆者對其所作理解的一個小結。

 

唐先生的思想博大，每人均能循自己的視角對之更作了解。但誠如唐先生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中所言：「一切創造我所願學之學術文化之過去人類皆為我之師；而一切現在可能與我互相促進學術文化之陶養者，皆為我之友；一切我之教育之努力所能影響之未來人，皆為我之弟子。」的確，一人之所以對一事或一物作如此這般的了解，背後實涉及無數人對該人的影響；而一人對一事或一物所作的了解，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其他人。筆者在本書的立論無疑受著無數人的影響，相信有關立論亦難免多少影響著一些人往後的看法。惟本書的立論如有不濟的地方，其仍是筆者的責任，還請讀者親自翻閱唐先生的著作以求獲得更合理的解讀；假如本書的立論有可取之處，卻賴多年來對筆者有著正面影響的人士。是他／她們讓筆者認識到世界實有不同的價值，故不必以單一價值作為評價事物的唯一標準；正是評價事物可有不同標準，但吾人卻往往用一己的標準來否定他人的標準，故我們才有需要尋找一讓不同價值可以並行不悖的方法。唐先生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正是提出了一個方法以供我們參考。筆者即循以上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也許，是唐先生的思想早已影響筆者當循這一視角來理解世界。感謝所有曾對筆者有過啟發的師友，以及一直支持筆者的家人。沒有這些啟發和支持，相信筆者不會懂得以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不循現有的視角來理解唐先生的思想，便自然不會有如今這本書的出現了。

 

第一章　導論（摘錄）

 

一、當前的文化問題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即面對不同的挑戰，遠如古代的文明要時刻活在大自然的威脅之下；中世紀的人或因神權的爭論而時有宗教戰爭；至近代則有國家之間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出現的政治對壘。以上各種問題在今天不但未有真正解決，其更因為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等因素而變得比前更為複雜，人類要有效處理這些問題亦得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誠然，不同問題之所以出現有其各自的原因，而不同問題在技術層面上亦有各自的解決辦法。例如環境的惡化可由於工業的發展，有效的對治則包括控制二氧化碳等有害氣體的排放；宗教和政治的紛爭若是源於理念的不同，則持不同意見者亦可透過溝通和協商來減少彼此的分歧。惟現實的情況，卻可以是人們為了經濟的增長而不願控制有害氣體的排放；持不同意見者亦可認為自己所見為唯一真理，甚至因為具體利益的考慮而拒絕溝通。若以上的情況有一定的普遍性，則吾人當可言：人類面對的各種如環境、宗教和政治等問題，很大程度上實可歸因為人類的文化出現了問題，因為人類在發展模式上僅看到某一方面的價值，卻忽視或犧牲了其他方面的價值；而文化既由人所開展，則文化之所以出現問題，歸根究柢乃源於「人」出現了問題。然則，人的問題究是什麼？這是古今中外不少哲學家均曾認真思考的一點。

 

事實上，在討論人類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時，當代新儒家巨匠牟宗三先生便言：「吾人所處之時代是『觀念災害』之時代。非通常所說之天災人禍，乃是觀念之災，觀念之禍。……值此大變亂之時代，一切傳統，成規成矩，皆在朝不保夕，隨時可被風掣電捲以去。如是，價值標準，內容真理，亦隱伏于成習現實之中而隨之流逝以俱去。……是以今日一切成習現實俱不足恃。唯有撥開一切成習現實而提練其中之真理，方有真正之立場。凡價值領域內之內容真理，俱須一一提練而考驗之，藉以堅定自己之信念。」蓋牟先生認為，人類於近代的處境正是在懷疑和否定的風氣下，一直為我們珍視的價值觀已然變得搖搖欲墜，而亟待吾人對其重新認識和確立。至於既有的價值觀何以崩壞？文化哲學家勞思光先生則對此有所觀察：「當前真正的世界危機，不是在於經濟方面，也不在於權力結構方面，而是在於我在下面要說的『文化人格的退化』。我所謂『文化人格的退化』，是指文化人格退落到自然人格的狀態。後現代思潮對一切文化規範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否定一切文化成績，主張我們盡量變成自然人。這種文化人格的退化，是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的真危機。」勞先生指出，人類價值觀之所以出現危機，正是因為當代的人由「文化人格」退化到「自然人格」，即認為自己在本質上實無異於其他動物或純粹物質，從而忽視了人實擁有如道德和尊嚴等特性，以致對於抽象的價值和理想亦往往未能把握，甚至斷然否定它們的存在。最終，人類的價值觀遂循平庸的方向而趨。近代哲人方東美先生的看法當有助點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近代整個文化有一種趨勢，就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一粒塵埃，掉落於無底深淵，感到不可言喻的渺小（德國哲學家尼采對於此層曾痛切言之）。假使以純物質的觀點來分析解剖人的構成，而把人的視聽嗅覺除掉，試問人類對於世界還有什麼興趣呢？再進一步說，連人類文化中哲學上的真、道德上的善、藝術上的美也給剝奪掉，那麼人類還有什麼價值？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簡言之，人類當前的文化問題源於人的價值觀出現問題，而此一價值觀的問題即人不再把人視作人來看待，連帶一切理應涉及人所獨有或特長的如藝術、道德和宗教等價值亦廣被質疑。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僅成為吾人的一個認知對象，從而淪為一冷冰冰的存在。我們若用社會學宗師韋伯（Max Weber）的說法，當代人所面對的正是一個袪魅（disenchantment）的世界，人類的價值觀變得單一，多元的魅力正迅速消減。是以，人類當前的最迫切任務乃是為世界復魅（re-enchantment），使之能重拾價值多元的光彩，並讓人類能重新抬頭挺胸以過一有尊嚴（dignity）的生活。

 

唐君毅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學界多以其為「當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並就他的個人思想和對中外不同哲學傳統的闡釋作深入分析。惟相對於唐先生如何（how）建構個人思想和闡釋中外不同哲學傳統，他為何（why）建構這一形態的個人思想和如此闡釋中外不同的哲學傳統當更為重要，這是因為唐先生之所以如此發展其思想以及闡釋中外哲學傳統，實建基於他為何要如此做。簡言之，「為何」才是目的，「如何」只是手段；目的決定我們選擇使用什麼手段，手段只能影響目的是否成功。一旦現有手段未能幫助吾人達到目的，則我們便應改變手段，卻不會因為手段的不合適而竟改變吾人原來之目的。然則，唐先生建立他的思想究是基於什麼目的？事實上，唐先生與前述諸位先生就當前文化問題的判斷大致抱持相同立場，即認為當代文化的問題正是「人之泯失」，意指人不再把人視作人來看待的一種「物化」現象，以及由此反映的一種漠視人文精神而僅視一切為物質存在的唯物觀點。唐先生主張，我們現在最迫切的工作正是重建人的人格和重拾人的尊嚴，藉以幫助人類從這一視人如物的唯物思想中解放出來。誠如他言：

 

因為歷史文化傳統的關係，東方與西方人之風俗習慣與某一些氣質，也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人情是同一的，一人之人格，都具有無限的內在的精神價值，而不只是一現實的物質的存在。而這亦是東西古今一切聖哲之教共同的內容。然而在現代的唯物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威脅之下，則人之真正的人性與人格之尊嚴與東西古今聖哲之教，同似不能保存。這是當前人類共同的問題，人類須共同去解決的。

 

蓋唐先生自況，他所作之文多倉卒而成，唯獨針對上述唯物思想和人的「物化」等問題的文章卻具有時代意義，自信這些文章不但代表一真正的哲學精神，更足以開往後的風氣，可見唐先生實視救治當代文化問題為他思想的核心，而這一部分才最值得吾人重視。是以，唐先生在有關方面的努力應更為學界所注意，因其不但是我們了解唐先生思想的關鍵，更對吾人應如何回應當前的文化困境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書的撰作即以此為背景，檢討唐先生對唯物思想和人的「物化」等問題所作的回應。

 

二、當前問題的根源

 

在進一步探討唐先生的相關思想前，讓我們對本書的研究角度和書名等問題稍作解釋，因這將有助吾人了解本書如何討論唐先生的思想。在討論「哲學」的本質時，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強調哲學當不只是一些精巧的理論，而必須擁有入世的關懷；西哲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則有言：「哲學如果只是一些與生命割斷的純智構造的話，則便是無力的。」的確，一套思想是否值得吾人重視，取決於其對人類是否有著價值和對世界是否有所意義，而非該理論在立論上的玄虛或奧妙。事實上，在反省唐先生的思想對時人的啟示時，狄培理（舊譯狄百瑞，Wm.  eodore de Bary）便指出，只有當吾人利用過去的經典（classics）以回應現今的問題，經典的生命力才能得以重生，其影響力才能得以持續，並認為這一種閱讀經典的態度當是懷念唐先生的一個方法。狄培理的說法一方面意味唐先生的著作正是當代的經典，但另一方面卻亦暗示唐先生著作的時代意義仍有待我們發掘。孟旦（Donald J. Munro）則明言唐先生的學問統緒當是回應具體的人生問題，而非僅是對文獻作出分析和整理，其說亦當有認為學界尚未真正發揮唐先生思想價值的意思。在討論如何使中國哲學重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而非僅是把之視為學院中的一個討論對象時，勞思光先生即言：「應該針對當前世界的文化問題，建立具體主張，使中國的哲學思想能真正發揮指引作用。」凡此，均強調一套哲學思想當有應世的必要。誠然，唐先生在他最早的一本著作《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中便指出，一重要的思想家必定對其身處時代的問題有所關懷，故研究這些思想家時亦當以問題為切入點。如他言：

 

大凡於歷史上有特殊地位之哲學家，蓋皆無不對於其先哲及同時代異派哲人所提出之問題有所解答，而復引起下時代哲學之新問題。故較論哲學史的發展，不可專自各時代哲人所主張之學說之同異上著眼而當自各時代哲人所感之哲學問題上著眼。

 

唐先生這一認為學術或學問當緊扣時人所感問題的立場，一生未有改變，乃至他在晚年為新亞研究所創辦的刊物《中國學人》撰寫發刊辭時仍一再強調。如前文所述，唐先生認為他的思想實是為了回應唯物思想和人的「物化」等具體問題而建立。除非吾人認為唐先生所欲處理的問題在當前的世界已經得到解決，或認定唐先生對相關問題的回應已告失敗；否則，我們在討論他的思想時便不宜僅是重複他的說法，或只對他的個別觀點作孤立的分析，而是當檢討唐先生的整體思想在回應以上問題時究竟有何殊勝和不足，對於他的殊勝之處便更作發揮，而對他的不足之處則更作完善。如此，我們才能一方面為唐先生的思想注入活力，而不是只把其作為一已過去的對象來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則能針對現實世界的議題，為解決人類當前的文化問題提供方案。筆者相信，這一研究角度對於唐先生個人和整體世界都是比較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