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元代經學與程、朱學關係密切，但程、朱學成為官學是在元代後期。夏傳才並論及元代經學承繼程、朱學及對明代經學的影響，言道：「我們從元儒的經傳注疏，可以看到他們對朱子經傳注疏的辯證、補充和修正。」又云：「元代經學是宋學的承繼，在宋、明之間，它又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又云：「程、朱理學上升為官方統治思想，這為明代所全部承繼，從而為明代的獨尊程、朱之學開其端倪。」此論明白道出元代經學與宋學的密切關聯及對明初經學的影響。
楊晉龍曾明白指出學界對元代經學研究的成見，指出：
於是元代經學缺乏研究價值的「成見」，深入學者的潛意識之內，成為不可更改的「定論」。由於受到此種定見的影響，再加上元代國祚短促，統治的蒙古人文化水準又不高等等相關因素的交互影響。
又云：
衡量現有對元代經學評價緒論，就會發現多數評論者不是先有成見的判斷；就是流於印象式的抽象敘述，甚至只是承襲前人的陳說而已，真正深入且合乎「實證」要求的篇章，實在少之又少。
避免此成見，解決之道在於回到經學史研究的三層次：繼承、發展和影響，言道：「『繼承』溯源尋根的工作，所以重其『同』；『發展』是創造發明的研究，故重其『異』；『影響』是傳播流衍的探討，因而重其『傳』。」又云：
欲知一代經學的特色，除「繼承」的溯源研究外，最重要的是能指出其發展的特色，也就是相對於所繼承的學術成果，是否有糾正、補充或發明之處，這些糾正、補充和發明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對當代或後世所造成的影響如何？要瞭解這些問題，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先就各家、各書作比較深入的分析後，再進一步結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纔有可能得出比較可信的結論。
就元代經學而言，楊文指出元代經學淵源是宋代程、朱學，言道：「元代經學若是從『傳承』的淵源論，自是『宋學』的遺緒，且以程、朱一系的學統為主。」並指出研究重心在於「元代經學『述朱』的程度如何？相應的經學成果價值高低如何？」
上述觀點指出研究元代經學的重要途徑，對本書從學術史角度研究元代《易》學，相當具啟發性。
整個元代《易》學實承自宋代《易》學而有所開展，在釋《易》經、傳部分，以程、朱為主，尤其是朱子，次為項安世、楊萬里。在圖書《易》學方面，則以邵雍、朱子及蔡元定影響最大，次為陳摶及劉牧，再次之為周敦頤。
就整體來看，元代《易》家多歸本程、朱《易》學，或宗程《易》，或宗朱《易》，或致力會通程、朱。即便是圖書《易》學，亦受朱子、蔡元定《易學啟蒙》影響，與朱子《易》學關係密切。足見朱子對元代《易》學的影響最鉅。
關於元代《易》家重程、朱的原因，可分別從外緣因素及內部因素來看。外緣因素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元代科舉於經義一項，《易》是以程、朱注本為主。《元史．選舉志》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兼用古註疏。」這項規定對當時參與科舉的士子自然有極大影響。朱伯崑曾云：「元、明兩代官方倡導的經學，對《易》學哲學的發展同樣起了很大的影響。就《易》學史說，朱熹的《周易本義》成了官方認可的權威性的典籍。」
內部因素則與《易》學發展有關，經過歷代《易》家努力，《易》學成為蓬勃發展的學問。伊川以人事之理釋《易》，朱子則承繼劉牧、邵雍的圖書《易》學，並提出探求「本義」的治《易》目標，皮錫瑞曾云：「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二子成為宋《易》重要代表。馬宗霍亦云：
元代舉業雖兼用古註疏，但元儒解經，則仍不能出朱子之範。如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此皆墨守朱子之《易》者也；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龍仁夫《周易集傳》、梁寅《周易參義》則兼採程、朱而略抒己見者也。……惟有黃澤、吳澄所資較博，不為朱學所囿。
伊川、朱子這兩位大家的治《易》成果，為宋、元諸《易》家所肯定，對元代《易》學發展有極大影響。
現代學者對元代《易》學的研究，研究重心可分為關注特色或整體發展兩類，朱伯崑關注《易》學哲學，側重在各時期《易》學的特色；廖名春等著之《周易研究史》第五章〈宋元易學（下）〉第三節〈宋易在元代的發展〉，著重在元代《易》學的整體發展及與程、朱《易》學的關聯。本書的立場較傾向後者。
朱伯崑認為元代《易》學的特色在象數《易》學，特別作專章介紹，並以雷思齊《易圖通變》、俞琰《易外別傳》、張理《易象圖說》、蕭漢中《讀易考原》作為重要代表。在朱伯崑看來，元代《易》學在經傳解釋上多依程、朱，並無新意，唯於圖書之學較具特色。朱氏云：
《四庫》所收元代解《易》著作有二十家，有解說程、朱義者，有闡發河洛之學和邵雍先、後天《易》學者。但義理學派的著述，其對《周易》經傳的解釋，除依程、朱義外，在哲學和理論思維方面，很少建樹。而象數之學，通過對河洛圖式和邵雍〈先〉、〈後天圖〉式的解釋，則頗多創新。
又云：
元代闡發象數之學的，不僅是象數學派的學者。由於朱熹不廢象數，於《本義》和《啟蒙》中對河洛和邵雍的圖式作了肯定，即使程、朱派的易學家，也研究象數之學。……就易學史說，元代的象數之學較為發達，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世的影響亦較大。
朱伯崑將象數《易》學視為元代《易》學的特色，然論象數《易》並不局限象數派《易》家，亦包括程、朱派《易》家。且進一步指出元代《易》學哲學的三大論辯議題：一是河洛之辨，主要有圖書九、十之爭及反對以圖書解《易》；二是象數之辨，有主象、數、理三派之別；三是象理之辨，重象派以象為主，程朱派以主理為主。此論略顯不足，畢竟《易》本身便包含象、數與義理，只是各家對圖書有不同思考，對釋《易》亦有偏重，例如吳澄並非不重義理，只是重心擺在補朱子釋象的不足。
朱伯崑評述元代《易》學，是基於強調特色的立場，但認定元代《易》學在經傳解釋上僅是承繼程、朱《易》學，則有待商榷，因元代《易》家對程、朱《易》學是有所反省與開展的，甚至不局限宋代《易》學。故本書期能更全面掌握元代《易》學，以見出豐富多元面貌，及完整掌握元代《易》與前代《易》學的關聯。
廖名春等之《周易研究史》則採學術史進路，著重程、朱《易》學在元代的發展及影響，曾云：
所謂「以程朱為宗」，就元代易學著作來看，大致分成這樣幾種情況。一是兼以程朱為宗的，這類易學著作實際上表現了發揮朱熹易學中的象數內容，從而折衷義理派與象數派易學的傾向。如趙采所著之《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又如董真卿的《周易會通》。……由此可見，元人標榜「以程朱為宗」而並宗程、朱的，實際上是兼義理、象數而言之或務持二家之平。
另一種情況則是以朱為宗的，如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可見，這種以朱子為宗的易學著作，實際上也是發揮朱熹易學中的象數學內容，強調復易之本旨，反對王弼派的作法，認為專主理義，不如於卜筮上推理義。
不僅針對歸宗程、朱，區分成兼採程、朱及宗朱兩類。又進一步指出元代這些宗程、朱的《易》家，亦兼採漢《易》與王弼《易》學，言道：
元代還有一些易學著作，如胡炳文的《周易本義通解》、熊良輔的《周易本義集成》等，或主張折衷漢易與王弼之學，或主張易道兼用程氏、朱氏，或主張如《周易本義》合程邵而一之，但實際上都是羽翼朱熹易學的，並且都對朱熹易學的象術內容有所發揮。
此外，基於正視元代《易》學的多元性，既指出吳澄為元代《易》學重要代表：「吳澄與許衡、劉因是元代最有影響的學者，而在易學方面尤以吳澄影響為大」，又介紹義理解《易》的《易》家：
也有一些所謂「純以義理說易」或「主於略數言理」的。前者如曾貫的《易學變通》。……趙汸的《周易文詮》。……由於朱學的深刻影響，元人講義理的易學著作往往也兼象數而言之，這是南宋以來治易學風的一種延續，體現了元代易學研究的趨勢，而且於《周易》義理之解說，總的看是繼承宋人的東西，……沒什麼大的突破。
亦關注元代的圖書《易》學：「元儒說易大多談到圖書，其中出現了一些講易圖的專門著作，如張理的《大易象數鉤深圖》、錢義方的《周易圖說》等。」又介紹道教《易》學：「元代的道教易學給予繼承總結和發展的是俞琰。⋯⋯俞琰的易學就兼具了理學家易學和道教易學的兩重特點。」最後總結言道：
元代易學是對宋代易學的繼承，元人研究《周易》的方法和內容基本不出宋人的範圍。由於程朱理學地位的確立，元儒說易多以程朱為宗，但就其實際情況來看，則更為尊朱。……由於朱熹的易學本是兼言象數的，所以元人的易學發展了南宋義理之學與象數之學合流的傾向，邵雍等人的象數學和道教易學都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不過，元代的某些易學家已經開始更注意圖書學的淵源和傳授系統，對其與《周易》的關係提出異議，這就開了明清學者考辨易圖或對圖書學進行批評的先河。
這段總評參雜朱伯崑先生的看法，只特別提出元代《易》學對宋代《易》學的承繼。
《周易研究史》的特點在分析元代《易》學的各種類型，指出元代《易》學的大致樣貌，並點出方法和內容基本不出宋人的範圍。可惜對元代《易》學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道教《易》學這類，指出俞琰的《易》學兼具了理學家《易》學和道教《易》學的兩重特點，但嚴格來說，俞琰《周易集說》、《讀易舉要》實與《易》經傳相關，《易外別傳》雖有特色，但正如書名稱為「外傳」，便屬於《易》學的應用與發揮，不宜逕將俞琰歸類在道教《易》學，且分類類型與各《易》著的關聯仍須再斟酌。
黃沛榮曾針對元代《易》學家的身分提出認定原則，指出：「元代《易》學家較不具爭論性者，有下列三類：一、一生皆在元代或主要時代在於元者，⋯⋯二、《元史》有傳者，⋯⋯三、其作品經著錄為元代著作者。」並將元代《易》學資料歸為三類：專著、元人文集中之《易》說、《易》類序跋。這兩點極為重要。
又指出元代《易》學有兩大特色：「一為闡釋朱子《易》學，一為折衷程朱異同」。28至於元代《易》學成就，該文則舉俞琰、吳澄為代表，並評論俞琰《易》學云：「俞琰《易》學最大成就，乃是義理、象數並重。」評吳澄則云：「吳氏《易纂言》，取呂祖謙、朱熹之說，還《周易》古本之貌，至為可取，其中尤難得者，乃《易》卦之句讀。」又云：「吳氏《易纂言外翼》亦常有發明。如六十四卦分為二篇，學者多有議論。」並指出元代《易》學的學術史價值：「實則以學術史觀點言，元《易》上承宋《易》，應有其一席之地；退一步言，元代《易》學縱然創見不多，其折衷程朱《易》說等特色，亦自不容全然忽視。」確實元代《易》家在闡釋朱子《易》學及折中程、朱《易》學有極大貢獻，吳澄與俞琰亦為重要代表，但論定元代《易》學創見不多，則有待商榷。
從前賢所論，如何見出元代《易》學的豐富性及深刻度有一定難度，原因有二：一是所論議題多不離宋《易》，需深入解析，方能見出其特色；二是許多《易》著採用「纂注」體形式。關於纂注體，大抵可分兩種表現類型：一類是從體例明確標出，如李簡《學易記》直接標出「伊川曰」、「白雲曰」等。或如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註》於原文下附朱子《本義》的說法，其下為「附錄」收錄朱子《文集》、《語錄》與《易》有關的說法，其下為「纂註」收錄諸儒《易》說。董真卿《周易會通》與此相類，於經文下標出「集解」，收錄伊川《易傳》、朱子《本義》的說法；其下為「附錄」，收錄伊川經說、朱子語錄之說法，最後為「纂註」參引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註》所列諸說。
另一類則僅於書名標出「纂」、「集」的字樣，但體例卻未具體標明，如吳澄《易纂言》及俞琰《俞氏易集說》，二書將伊川、朱子或眾家說法，與己意融合後寫出。此類著作較前者更須費心比對，區分那些為前人說法，那些為作者的觀點。
這類纂注體形式不易研究，一方面需仔細釐析《易》家對眾說之抉擇，另方面需深入思考作者之新意，方能見出特色所在。否則易誤解為只有資料整理的工夫，而無開展之功。
本書基於前賢研究成果，依據類型特色，考察各家治《易》特色。綜合前人的研究觀點，程、朱《易》學對元代《易》學影響深遠，為元代《易》學主流，故在類型分類上以程、朱《易》學為主軸，再細分為「羽翼《本義》」、「義理派宗程」、「折中程朱」這三類，再加上「綜論性《易》著」、「奪胎朱子成一家之言的《易》著」、「以己意融會眾說的《易》著」、「圖書《易》著」這四類，藉以呈現元代《易》學的多元面貌，進而在各類型中見出各家特色及重要性。
其中，「以己意融會眾說的《易》著」這類，以梁寅《周易參義》來看，《參義》確實有會通程、朱的想法，但卻是在抉擇於程、朱，並會通程、朱，以義理釋《易》羽翼程、朱。全書在義理釋《易》多所發揮，較多個人見解，故將之歸入「以己意融會眾說的《易》著」，與其他鮮明標舉會通程、朱《易》的《周易會通》、《周易程朱傳義折衷》相區隔。至於「圖書《易》著」一類，雖然元代《易》家多涉及圖書學，本書所論述的《易》家吳澄、俞琰、胡一桂、胡炳文、熊良輔、董真卿、李簡均關注圖書學，但圖書學是這些《易》家的附屬成果，相較於張理與王申子特別著力於圖書學，仍有不同，因此特列一類，藉由張理與王申子之《易》著，掘發元代圖書學之特色。
當然，分類只是輔助理解的方式，且任何一種分類都不易周全，只能盡力找出較好的分類方式，找出相應的《易》家及《易》著放入較合適的類型，進一步分析其特色與價值，進而歸結出元代《易》學的重要議題及治《易》特色，彰顯出元代《易》學的重要性，便是本書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