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開將「西南」帶入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具有學術前瞻性的難得之作。
◎「西南」作為方法，意義不僅在於史地實證研究，更能捕捉書寫者面對西南複雜的經驗和反應。
在明清文學中，「西南」正是文化、政治、戰爭、美學、地理、民族、性別等諸多問題的輻輳交點。從外地到此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處理自然與人文景觀所帶來的陌生感，他們的作品深切結合文化的衝擊與交流，表現出複雜的美學、情感與思想特色，亦關乎近代中國的地理學熱度、思想的發展與新世界觀的形成。因此，在文學審美、情感深度、歷史意識、文化體認乃至對世界的認知等等方面，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提供了一個因其邊緣性而益顯鋒利的切入點。
全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情感與世界〉描述明清文人面向西南、所展現的幽微心事以及世界觀。第二編〈戰爭與統治〉聚焦明清官員的戍守西南的紀實，包括明代田汝成《炎徼紀實》和清初田雯《黔書》等。第三編《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偏向傳統說部逸史，思考西南敍事——不論是人物列傳或是野史傳奇——衍生的過程。
作者胡曉真帶領讀者從志╱治書中，窺見文人的情感張力和教化美俗的淑世理想；對少數民族的描述在「獵奇」中，也同時領略出明清時人的「好奇」之心：既是對「蠻荒闢土」的探索，也是一種「神秘仙境」的想像；既是自我開放，也是面向外在的世界觀。本書以「文學感知」揭櫫，精彩呈現「西南」在明清敘事中的政治性（戰亂、治理）、文化性（教化）、社會性（禮儀、性別），乃至人文性（情感、詩意和美感），堪稱具有學術前瞻性的難得之作。
The Southwest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the first literary study of writings about the Chinese southwest.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the southwest, precisely because of its peripheral position, was not only a nexus of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thnic conflicts, but also a hub of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a symbol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literati who sojourned in the southwest had to deal with natural and cultural unfamiliarity, and they produced works that reflect their experience of confrontations and exchanges, and reveal aesthetic,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ntricate and profound. In addition, their works also correspond to contemporary growing interests in geographical learning, and therefore are integral to how people perceived the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der literary scrutiny, writings about the peripheral southwest provide an acute insight into the topics such as cultural identit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motional depth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序文 寫在華夏邊緣╱王德威
自序
導論
第一編 情感與世界──西南敘事的內向與外向詮釋
第一章 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
第二章 旅行、獵奇與禮學考古
第二編 戰爭與統治──官員視野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美感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
第四章 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
第三編 性別與歷史──明清與當代的交錯視域
第五章 前有奢香後良玉
第六章 華夏忠臣遭遇邊域倮蟲
第七章 代結論：征、流、寓
徵引書目
索引
自序
導論
第一編 情感與世界──西南敘事的內向與外向詮釋
第一章 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
第二章 旅行、獵奇與禮學考古
第二編 戰爭與統治──官員視野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美感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
第四章 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
第三編 性別與歷史──明清與當代的交錯視域
第五章 前有奢香後良玉
第六章 華夏忠臣遭遇邊域倮蟲
第七章 代結論：征、流、寓
徵引書目
索引
序文──寫在華夏邊緣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胡曉真博士新著《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以晚期中華帝國為範疇，介紹西南地區的漢語文學書寫。所謂西南，泛指滇、黔、湘、桂交會處，並旁及川、藏一帶。這一地區山川地勢多變，民族文化複雜，相對於中原，一向被視為蠻夷之鄉。漢代《史記》首見對西南夷的記述，清代則以「改土歸流」政策將西南納入行政體系。千百年來，西南是被討伐、懷柔、教化的對象，也是被探勘、記錄、想像的目標。尤其明清兩代，來往西南的官吏過客商旅頻繁，留下大量文字紀錄，成為研究中央與邊陲關係的重要資料。
以往的西南研究多半著重在歷史輿地或邊政采風等方面，對於文學中的西南描述鮮少做出觀察，更不論作品中所透露的想像境界和情懷。《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應是近年首開先例之作。胡曉真開宗明義，指出「西南」作為方法，意義不僅在於史地實證研究，更攸關一種喻意系統和感覺結構的呈現。文學未必總能提出信而有徵的議論，但卻更能捕捉一代又一代書寫者面對西南複雜的經驗和反應。更何況胡曉真所定義的文學，並不局限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狹義解釋。她認為文學不僅是詩歌、小說、戲曲、筆記；文學也涵蓋文字書帛所構成的龐大銘記書寫脈絡。從這樣的角度觀之，史傳、志書、奏議等文章之學，也一樣透露層層興觀群怨的軌跡。同理，胡曉真將她的研究重點置於敘事，著眼的不僅是稗官野史，也更是種種文類所構成的意義脈絡。甚或是以西南為坐標，審時觀世、銘刻人我關係的文化邏輯。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共分為三編，充分顯示以上胡曉真對於「西南」、「文學」、「敘事」的觀點。第一編〈情感與世界〉描述明清文人面向西南所展現的幽微心事以及世界觀。胡以清初文人陸次雲《峒溪纖志》和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為例，探討這些中原文人涉足苗疆後情感經驗的解放或重組。不論跳月狂歡或嫁娶婚儀，苗寨風情讓這些文人或興世外桃源的嚮往，或有禮失求諸野的感嘆。但在搜奇志異的描述之下，陸、陳也企圖做出認識論層次的辯證。兩人作品一以「志」、一以「記」為名，暗示史傳敘事的向度。在中華帝國晚期疆域與視野不斷擴大的時刻，他們筆下的西南一方面從異鄉延伸出異域、異族、與異國的想像，一方面也成為個人心靈圖像虛實交織的倒影。兩者都透露了文學早期現代性的線索。
第二編〈戰爭與統治〉聚焦明清官員的戍守西南的紀實，包括明代田汝成《炎徼紀聞》和清初田雯《黔書》等。在這裡，征戰與羈縻，鎮壓與收編成為敘事主軸，明清之際帝國中樞與邊疆的緊張狀態，由此得見一斑。但胡曉真指出，這些戍邊官員不僅沿用了傳統史論形式注記他們的征伐、治理經驗，行有餘力，他們也觀察山川風物、俚俗民情。他們是戍邊官吏，但也是征人過客，也因此他們筆下的情與景形成微妙張力。甚至在約定俗成的政治論述裡，他們的文采陡然綻放，仿佛寫在國境邊緣，他們的思維和修辭也有了流變餘地。在此之上，胡曉真又介紹兩人的故鄉書寫。兩相對照，文本記實與地緣想像你來我往，形成奇妙互動。異鄉與故鄉何者更為「真實」，其實有待辨證。
第三編〈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偏向傳統說部逸史，思考西南敘事—不論是人物列傳或是野史傳奇—衍生的過程。這是胡曉真的本行所在，看得出來更為得心應手。她處理西南傳奇女英雄奢香形象的崛起與轉化，同時觀察這一奇女子傳說與國族寓言的消長關係。論性別與地方及帝國歷史相互對話，這是絕佳範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兩部小說，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和屠紳的《蟫史》。前者在儒家沙文主義大纛下引入怪力亂神因素；男女嚴防甚至以奇詭的性（別）幻想為前提。後者則以蟲螝作為隱喻，既貶抑蠻夷非我族類，卻又不乏自我嘲諷的意圖，所形成的「倮蟲」世界觀為中國敘事所僅見。西南位在華與夷、正統與玄怪折衝的焦點，也因此占據了發聲位置。
本書另有第七章〈征、流、寓〉，以近年所發現明代《大理古佚書鈔》三書為起點，思考「雲南無史」現象，以及邊疆文明面對中原正朔的慘烈歷史。此三冊佚書的失而復得如此傳奇，當然引起真偽之辨。但胡曉真更要強調的是，真偽與否，有關西南敘事的流失或再現本身，已經點出歷史或考古論述所隱藏的種種被改寫、禁毀、重刊、甚至偽造的動機和欲望。不論追本溯源或是節外生枝，帝國末期西南敘事的隱與顯都足以說明過去六百年來，這一地區作為政治、族群、文化衝突的書寫與權力關係。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摘錄）
如何將近代中國放在東亞乃至世界的脈絡中重新思考，乃是近年來文史學者致力的重點。在此一學術思潮中，「中國與周邊」以及「中央與邊陲」的觀念都不再不證自明，多元視角以及互為主體則成為觀察與思考的主線。相對於中心，才有了周邊或邊陲的概念，其間不但必然存在我他的緊張關係，甚至牽涉集體或個人的，以及實質或象徵的衝突與暴力。以此思考為背景，可由兩個關懷點出發來進行討論，一是派任或貶謫帝國邊緣地區的中華官員，如何以征服者、統治者、旅遊者的多重眼光，理解並表現他的聞見經歷；一是卸任官員或地方文人，如何出於地域認同與鄉土意識，重新感知並記錄他的人文情懷。離鄉與歸鄉的眼光，看似背道而馳，其實乃一體兩面，都是在莽蒼中尋找自我、安定感情的努力。在第二章中，我們曾借用「自我書寫的民族志」這個概念，討論清初文人陳鼎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發掘其中敘事者私人經驗與邊疆社會文化的交錯，以及敘事者如何透過這一書寫過程回眸其自我以及自身文化背景。本章將繼續藉此概念，探索應屬「紀實」的文類，是否仍可能是一種自我書寫。換言之，「故實」的考論，不無可能盡是「故事」的講述。本章所論，擇定一個兼有以上兩種身分、經驗與視野的個案，以期由此輻輳點為中心，對中心與邊緣、離鄉與歸鄉的敘事做較全面的思考。
這裡所選擇的個案是明代中葉的田汝成。田汝成，字叔禾、號藥洲先生，錢塘人。生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嘉靖五年（1526）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尋改禮部，後擢祠祭郎中。曾因勸諫嘉靖皇帝不應大興齋醮的「祈嗣」事件而獲罪，後於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廣東僉事，此後數年都在邊境地區為官。後知滁洲，遷貴州僉事。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廣西右參議，分守左江（一說右江），處理了很多西南邊患問題。當時斷藤峽為黔江一帶地區交通樞紐，受到當地土酋勢力的控制，田汝成成功鎮壓了叛亂，並制訂後續的安撫政策。此一時期，他也參與了協助安南黎氏政權平定莫登庸內亂的戰爭。嘉靖十九年（1540），遷福建提學副使，不久因故罷官，歸居杭州，而問學者紛至。田汝成為官廣西、貴州時期，私下仍撰述不斷，之後將其在邊境的見聞與對邊政的見解，整理為《炎徼紀聞》一書。退居家鄉後，他又編纂了《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兩部廣為後人徵引的杭州歷史與文化紀錄。
田汝成的傳世著作中，《田叔禾小集》由其子田藝蘅編輯，收錄了他的詩作、議論、遊記等各體文字；《炎徼紀聞》專收田汝成個人有關西南地區的觀察、紀錄與意見；而《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則代表一種述而不作但情志自見的努力。《明史．田汝成傳》說田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這裡大致說的是田汝成熟悉先朝遺事及典故，又在多年遊宦生涯中，養成蒐集各地風土人情與奇聞怪談的習慣，而且精於文章之法。這是從作品表現的特色而言的。田家友人蔣灼為《田叔禾小集》寫序，則稱：「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觀其衰壯以為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可泯者存焉？」這是從私人的接觸而言的。這兩則紀錄一公一私，透露一個有趣的訊息，亦即在口頭表達上，田汝成是不善言詞的，近乎失語的；但形諸文字，他卻是善於敘述的。考察《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三種著作的選材與文字，甚至《田叔禾小集》中部分敘事成分高的作品，也確實可見作者對「敘述」的講究。以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田汝成不論是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傳述軼聞雜史，都表現了多敘細節、以對話營造實境感，注重情節高潮，以及好以個人經驗支持議論等特色。事實上，田汝成所「敘」，核心內容未必具有獨占性，借用各種筆記資料的情況亦所在多有，但他往往能以其敘述之法，加以轉化與再創造，使其所敘的版本在細節與完整性上超越其他類似紀錄。考慮田汝成諸多「善敘述」的書寫特色，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對炎徼絕域的理解，對錢塘家鄉的勾勒，都透過講述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構建而成。因此，本章的討論重點，便在考察田汝成如何以文字扮演說書人的角色，重新講述遐方與故土的故事。同時，西南地方與杭州在田汝成生命史上分別代表離鄉與歸鄉的階段，而在認同敘事上則分別象徵他人與自我，然而兩者皆發生複雜的互動與緊張關係，我亦將對此進行探索。
奇絕與核實的古典辯證
中國小說傳統既與史部同源，故始終虛實纏繞，即便好異述奇之作，也往往堅稱以崇實存真為原則。此一虛實辯證的精神，也表現於田汝成對「史」與「志」的態度上，而且又參雜了宗教與教化的意識。這種態度貫穿《炎徼紀聞》與《西湖遊覽志》及《志餘》，更是田汝成書寫特色構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田汝成自己善於敘述，同時他也對出入於歷史與傳說邊緣的著述特別有興趣。在退官回鄉之後，田汝成介入了不少出版工作，其中尤著者包括《越絕書》、《路史》與《夷堅志》，這三種書雖成書於不同時代，敘述的也是不同時代，但三者有明顯的共通性。《越絕書》大約為漢代作品，主要講述春秋戰國間吳越爭霸故事，涉及早期吳越地區的史地文化。《路史》為宋代羅泌作品，所記是上古三皇五帝以至夏代的事跡。《夷堅志》是宋代洪邁所編寫，廣泛記載宋代的各種奇聞軼事，幾可謂無所不包。這三種書於杭州梓行，田汝成都作了序。據田汝成的說法，當時的兩浙督學相信「入其疆應習其故」，感於《越絕書》有助於了解吳越地區的歷史，故校訂後付梓，且委託「吳越之遺黎」田汝成寫序。田汝成在序中對「越絕」二字之義提出說法，認為有「奇絕」與「斷絕」二解，而他傾向前者。田汝成所謂奇絕，並非指神仙靈異之事，而說的是吳越長期爭霸過程中，雙方勢力消長不因大小而定，而取決於領導人的態度，最後
造成吳廢越興的結果。田汝成如是描述敗吳之後的越國形勢：
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
原本占有優勢的強大吳國，因為夫差不能守成，竟使國運猶如懸絲的越國重新興起，不但敗了吳國，還成就了比跡桓文的霸業。這近乎奇蹟的越國興起史，便是田汝成所謂「越絕」。此一定義，當然表現了杭州人田汝成的地域認同，同時，也顯示他對不同意義之「奇」有高度興趣。所以，雖然他認為《越絕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所敘也多可疑之處，但仍「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而有出版、閱讀的價值。《路史》所記的是遠古時代，內容龐雜且具高度神話性，不被認為是信史。田汝成也指出「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不過他卻肯定此書的價值，為之序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是皆諸史所，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則寡原。
「諸史所畧」的資訊，田汝成認為有特別的重要性，所以《路史》能談邃古之史事而不病其畧，便受到他的重視。《夷堅志》是著名的宋代筆記小說集，也成為後來諸多小說與戲曲取材的資料庫，所謂「小說之淵海」，這其中包含大量的志怪故事。於此書，田汝成不再以史書的標準讀之，也不批評其荒誕不經，而轉以教化的觀點處理書中的奇詭敘事。他在序中說：
雜採古今陰冥報、可喜可愕之事⋯⋯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汩，不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籍也。
雖然田汝成在此強調報應觀念對人心世教的正面作用，以說明此書不是冗籍，但他也一再提點出「可喜可愕」、「出於億（意）料之外」等特質，恐怕這才是他念茲在茲的敘事特色。綜觀田汝成為序的三種圖書，至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共通特點，其一，三者都是敘事作品；其二，三者都具有很高的傳奇成分，亦即所謂在歷史與傳說邊緣的書寫。古人寫序，固然常是受邀而作，未必出於自發，但田汝成的這三篇序，偏偏都為雜史、筆記類作品而寫，應非偶然，而與他個人的閱讀與書寫興趣有關。我以為，田汝成的敘事特色與上述幾篇序文中表現的看法確實有契合之處。首先，他喜好奇特的效果，但同樣重視詳實；其次，他樂道他人未見、他書所略之事；其三，他留心某種意義的實用性，但未必是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同時，我們可由田汝成為《越絕書》所寫的序，看出他的地域意識，這也直接表現於他對遠道與鄉邦的敘寫上。以下，我們便可直接閱讀田汝成如何表述西南與西湖，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邊緣與中心，以及他如何安排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再讀紀行─田汝成的自我重掘
《炎徼紀聞》因為其豐富有趣的敘事，成為歷來常被徵引的西南歷史材料。然而傳統文人既有如此經歷，不可能在其詩文寫作上完全不予表達。其實，在田汝成傳世的作品中，有相當多與宦邊經歷直接相關的例子。這些文字與《炎徼紀聞》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第一人稱敘事明顯迴向自我，而後者則是史筆，除了每則結尾的議論外，即使記錄作者本人的言行，也將自我化於敘事當中。
長期宦邊對田汝成的生活發生很大影響，其中最創痛的事件便是留在杭州的妻子在他遠別家鄉時過世。此事在他多篇詩作與祭文中有所反映，流露豐富的情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祭亡妻徐恭人文〉，田汝成寫道：
自我別子，運命迍邅。捐我家室，絕域播遷。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為年。子昔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爾魂如在，永託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箐㠋嶙峋。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
這篇祭文的重點不在回顧長時間離家期間亡妻操持家務之賢德作為，而在凝固夫妻執手而別的一刻。文中悼亡與播遷之苦交織，夫妻魂之相親與體之遠隔並立，而邊陲之地扭曲怪奇的地貌—箐㟧嶙峋—更成為心靈傷痛的隱喻。西南之行在田汝成生命的關鍵位置於此可見。
宦邊經驗不只與喪妻這樣的事件連結，更重要的是，田汝成曾具體而細節化的描述自己多次的旅程，成為自我形塑過程的敘寫。田汝成有兩篇代表性的散文紀行作品，分別記錄兩次起點與終點相反的旅途，都收錄於《田叔禾小集》卷八的「行」部。一篇是〈桂林行〉，寫離開杭州，赴廣西就任；一篇是〈覲賀行〉，寫平定貴州地區動亂後，奉詔回京朝覲。這兩篇文字都本於當時的旅途日誌，由出發寫到抵達，途中地理之景觀、人事之拜會，以及本人的心境感想等，無一不逐日記錄。不過，我們可以合理推想，兩個篇名都是後見之明，當是作者之後整理日誌，裁剪出特定的一段時間，並賦予其意義，然後訂定篇名。這個命名與賦予意義的過程，作者在〈桂林行〉的〈序〉中做了清楚的說明：
予世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聞見不越簡編之事。⋯⋯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篳，況乎瑰山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永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話言必核於真見。⋯⋯（予）玩愒日月，汨沒塵埃，悼往懷來，秪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諗兒曹。
田汝成深刻認知自己生命中「行」的重量，並且刻意突顯之。「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的宦旅地圖，等於他半生的人生記錄，所以撫今追昔的感嘆，須以「紀行」解之。諸次遠行不只因艱苦而對他造成身體上可見的影響（形容漸槁），更由聞見耳目的體驗而促成個人的超越。廣西之行的逐日記錄，田汝成自覺不同於一般的記遊形式，他以「話言必核於真見」來說明將這段紀錄作為獨立文本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其實，重要的不僅是其所見之真，更在藉由重理日誌而進行的再次自我書寫與自我發覺。途次中逐日的寫作或是出於此行惟艱的認識與記錄現實的衝動，但拈出、命名、收錄的工作，則在在關乎記憶泯滅的恐懼與自我形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