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摘錄)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天聰十年(1636)初,後金諸貝勒勸皇太極稱帝,趁弔祭朝鮮王妃喪之際,派出以英俄爾岱、馬福塔為首的一個龐大代表團,前往朝鮮,希望朝鮮共同勸進,遭到朝鮮群臣激烈反對,竟有斬使傳聞。三月下旬英俄爾岱等狼狽逃回盛京。四月,皇太極在盛京稱帝,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宣示大清王朝建立。當時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參賀班,但他們始終不拜。回還之時,被要求帶回清朝國書,途中二人擅自開拆國書,「其書稱大清皇帝,稱我國曰爾國云云」,引起他們恐慌。這是朝鮮首次在外交文書中被要求稱「大清皇帝」,朝鮮君臣極其不滿,以為:「稱清一節,所關非細。以義理、利害,反復思惟,則金是稱汗時號,清是僭號後號。」因為自天聰元年(1626),建立兄弟之國關係後,兩國一直是平等的關係。現皇太極改國號「大清」稱帝,乃是僭越,朝鮮自然不允。諸多不順應清朝要求,終於招致清大兵臨境。1637年元月,國王仁祖被迫在南漢山城,與皇太極簽訂城下之盟,無條件臣服清朝,從而朝鮮王朝變成了清朝藩國。
在隨後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外交文書中,朝鮮自然得稱「大清」,但在私下以及他們內部公文與史書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少用「大清」一詞,往往稱「胡」、「夷」、「虜」,最多稱「清國」、「清」,幾乎從不用「中國」稱清朝,以示他們對清朝心態上的不臣。如仁祖十六年(1638)二月壬申,「以張維、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國,使之自擇。」仁祖二十三年(1645)二月辛未,「世子還,清使偕入京。」孝宗八年(1657)稱「清國移諮,要得鳥銃一百杆,即運送至鳳凰城」,「冬至使鄭致和、副使李尚逸、書狀官禹昌續、歸自清國」。「清國以冊封皇后,遣使頒詔」,「清國皇太后殂,清遣使阿克敦、張廷枚來告訃」。英祖中期依然如此,如英祖三十三年(1755)十一月,英祖說:「清國所賜之諡,我國雖不用奏文,彼國或有稱先王之事,則不可不以其諡稱之。而其諡字,予既不知,是甚不可。宜並書一通,藏之史閣。」這種局面持續了百餘來年,在正祖年間(1776-1800年在位)開始,出現緩解,對清朝之稱謂上,方有所變化。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因為相當長時期內,朝鮮王朝君臣心目中的「中國」乃指代明朝。朝鮮立國之時,就稱明朝為中國。如太祖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鮮被迫「升稷山縣為郡。以縣人火者崔淵選入中國,奉使而來請之也」。當年文學李恬出使明朝被杖責,受到朝鮮憲司彈劾,其言:「惟我殿下即位以來,奉使天朝者,皆蒙至恩。今恬奉使入朝,進見應對之際,有所違失,至被歐杖,取笑中國。自是中國,不許朝聘,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於是將其罷職。這裡的「中國」皆指明朝。而當明朝被推翻以後,朝鮮君臣依然用「中國」指代明朝。仁祖二十二年(1644),權斗昌試圖政變被逮捕,權斗昌受刑後供稱:「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朝廷,外攘夷虜,大志如斯而已。」以「中國」稱明朝,而稱清為「清國」,朝鮮王朝君臣之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為何稱明朝「中國」,而不用「中國」稱清朝呢?而在朝鮮人看來,「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誠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探討「中國」,應該從「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去進行,而三者最終歸結到認同上面。筆者以為探討朝鮮之中國觀,也至少應從這三個層面入手:歷史淵源、思想文化與現實政治。下面借用申維翰(1681-1752)的解釋,或許可以窺見其中的端倪。申維翰寫道:
吾生也去中國萬有餘里,北望醫巫閭,西南限大海,磔磔然狼爪鯨牙之集而如林者,吾又不可津而蹊也。坐是東方之士,夾髧髦而稱中國、中國者,白紛如也,莫或有馬牛之風。然今自搢紳簪組外以及閭豎田更,其言中國山川、人民謠俗、物華方貢,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有,秦、漢、唐諸家仁人任士所驅驟之跡,歷歷在唇牙間,何也?以其所讀之書,皆中國也。中國之書以萬數,我必取《六經》、《四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是我亦中國人也。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是不唯中國,而殆洙泗人也。中國之人以億計,其不讀《六經》、《四書》,纓曼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刃,彼乃非中國人也。嗚呼!使吾而詩書中國,衣帶中國,泱泱乎大風也者。自箕聖之東封肇焉,與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中國有聖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吾夫子有九夷之思,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
申維翰是朝鮮肅宗與英祖期間的著名文士。肅宗四十五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制述官兼典翰,出使日本。後拜承文院副正字,官至奉常寺僉正。這段史料也是申維翰試圖回答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一開始指出朝鮮人所謂的中國,乃不著邊際的。他也是從三層關係上進行解釋:
首先,在於朝鮮所奉行之儒家禮義、儒家文化與儒家學說,文化上與中國相通,向中國學習。《六經》、《四書》乃儒家經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朝鮮認真學習儒家學說,他認為朝鮮乃得儒家學術之真諦,行儒家之禮義。當時朝鮮有人論道:「夫所謂中國者,何也?禮義而已矣。禮義明,則戎狄可以為中國;禮義不明,則中國可以為戎狄。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固在於禮義之明與不明也。」儒家禮義,成為判定「中國」、「夷狄」之標準,成為當時朝鮮人普遍認同的看法。而朝鮮歷來奉行儒家禮義,這也是朝鮮儒林所津津樂道的。如言:「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稱之以小中華。」「朝鮮實是知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正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故而被稱為「小中華」。而朝鮮所行之儒家禮義,可與中國相提並論、平起平坐。「我朝禮樂,侔擬中華。」「吾東方以海外小邦,比擬中國者,特以禮義所存耳。」「我國在外服,號為小中華。蓋有古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列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這正是朝鮮儒士們反覆宣講者。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衣冠制度、禮樂文明,皆係中華之風,「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在朝鮮半島三千里江山上,儒風醇厚,中華之風盛行。這正是朝鮮所認同中國之依據。
明朝以程朱理學立國,而在他們看來,明朝正是儒家之大宗、禮義文明之淵藪,是他們效仿之榜樣,故而對明朝始終服膺,多方效仿。「吾東于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慕效。」「我國號稱小中華,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因此,歷經與明朝交往二百多年之後,朝鮮乃「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成了大明中國的繼承者。
或許有人會問,清朝也是以程朱理學治國,遵循儒家禮義,為何清朝不能被稱為「中國」呢?但朝鮮人並不這樣看。因為朝鮮人堅信,清人因起於建州女真,生來就是夷狄,即便入主了中原,依然還是「夷狄」,「華夷之分,若乾坤定而貴賤位」。所以,「雖以元、清之入主中國,混一區宇者,不可與正統。律以邪正則邪而已,律以偏正則偏而已,下正字不得。蓋其處於人與禽獸之間,不可擬倫于秦晉隋唐也。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可與之以中國之禮⋯⋯至若元、清兩虜,盜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驅堯舜三代之民於腥膻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故而清朝不能以「中國」稱之。
其次,從歷史上看,「箕聖之東封肇焉」,乃是箕子所開創的歷史傳統;「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則是指明太祖對朝鮮之恩寵,主要乃是指明太祖之賜國號「朝鮮」。把遠古的箕子朝鮮和前朝的明太祖之恩,結合一起,顯示朝鮮正統之來源。箕子乃是朝鮮「小中華」的開創者,也是歷代朝鮮儒士所反覆強調的。「箕封自是小中華,天下均稱一體家。」「詩書小中華,功德後朝鮮。」朝鮮王朝一開國,就把箕子作為朝鮮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對象,賦予其極高地位。因而箕子受到廣泛尊崇。朝鮮初期的重臣鄭道傳,稱頌朱元璋賜國號之事道:
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衍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教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
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為朝鮮,所謂「其來遠矣」,即與箕子有關,朝鮮諸臣馬上與箕子聯繫起來。鄭道傳是李成桂的開國功臣,朝鮮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親手制訂,對於朱元璋賜號朝鮮,他立即將李氏朝鮮與箕子朝鮮相提並論,並以箕子朝鮮作為李氏朝鮮效仿的目標,深以為榮。「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將李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為〈洪範〉之學、八條之教,皆將行於今日。因此,從最開始朝鮮君臣就以箕子朝鮮作為比附的對象,隨後為歷代國王所遵循。世宗國王即言:「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並推崇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乃「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英祖亦以為「東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賴箕子之教」。箕子在朝鮮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稱頌。箕子被塑造成小中華的始祖,成為朝鮮宣稱其為小中華最有力的證據。
最後,政治層面上,也就是其所處的現實層面,其所言「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意指在申維翰所處的時代,清朝並非中國,「中國為夷狄,天下不復知有皇朝者久矣。」原來的中國明朝已經不存,只剩下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了。「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彼人之尊敬我,以有華制也。」所以朝鮮建大報壇,獨存中華正統支脈,獨掌「春秋之柄」。「天命靡常,皇社既屋,帝統墜地,獨大報一壇,乃皇春一脈之所寄也。」孔子曾「有九夷之思」,朝鮮雖號東夷,但孔子有「欲居」之意,「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意在當今之天下,唯有東國之朝鮮乃中華之所繫,即便孔子再世,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小中華」之地。
申維翰所論的三個方面,乃是從這三方面來解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言下之意,作為「中國」的明朝已不存,清朝是夷狄,既然朝鮮與「中國」文化上相通,歷史上相融,現實中存有「中國」之脈,那朝鮮豈不是當下之「中國」了!儘管言辭間包含了這樣的深意,但是朝鮮人很少直接說朝鮮就是中國,而是從文化認同層面上講,朝鮮乃「小中華」,因為相當長的時間內,朝鮮人認為「中國」是指代明朝的,而「中華」作為一個更為寬泛的文化與思想概念,並非特指某個實體王朝,因而可以借用。明末清初之際,朝鮮儒林紛紛討論華夷觀,大力宣講朝鮮乃「小中華」,宋時烈的論斷最為有力,他與孝宗之「幄對說話」,甚至提出「北伐」之論,所以韓國學者認為宋時烈完善了朝鮮「小中華」思想的論述。這種「小中華」思想的論斷,乃是從文化認同層面去考慮的。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葛兆光所提出的,對於「中國」的論述,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上,最終
將歸結為認同。
朝鮮王朝對清朝缺乏文化認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憂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朝鮮君臣堅信清朝的江山不久,明朝遲早會「中興恢復」,因為「胡無百年之運」,在他們看來似乎是一條歷史通則。康熙初年,燕行使鄭太和就以為清朝已露衰敗之相,因為他看到清人從瀋陽去的,溺於富貴,奢侈日甚,而甲申以後出生的,又皆脆弱無力,「異於真靼,此衰弱之漸也」。並認為「真靼」侵虐漢人,罔有紀極,以致「人多愁怨,故清人無久遠之計」。並說清人將工匠、婦女、財寶、軍器移送瀋陽、寧古塔等處,「項背相望」,乃擔心事變,以為歸途之計。這種討論在肅宗(1674-1720在位)、英祖(1724-1776在位)時期尤甚,從時間上來說,恰恰是清朝建立百年前後。肅宗十二年(康熙二十五年),肅宗對諸臣說:「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于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肅宗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辛未,右參贊李頤命進《遼薊關防圖》,上箚曰:「臣往來燕路,伏見清人,不修內外城砦,惟於瀋陽、寧塔,增埤峙財,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運,而常有首丘營窟之計也。且伏聞徼外諸酋,種落日盛,清人歲輸金繒幾億萬計,又安知阿骨打、鐵木真之屬,不生於今日,而彼終以寧、瀋為歸,則勝國之兩困於女真、蒙古者,事勢亦猶是爾,豈可謂無此慮也?」肅宗三十六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庚申,持平呂光周上疏曰:「康熙享國五十年,理極數盈,而近來奢淫已極,舉措顛倒,國內乖亂之狀,亦可想矣。雖無外患,康熙死後,兵亂可翹足而待。胡之巢穴,非瀋陽,即建州,皆與我國相接,一朝喪國,歸屯瀋、建之後,則我西北道,恐將先受其弊矣。彼代康熙而入中國者,亦豈置我於度外乎?內困此胡,外受他敵,則弱滕之勢,豈能枝梧乎?」英祖年間,有人認為將來清朝將被蒙古滅亡,希望加強蒙古語通譯的培養,「蓋今胡運之窮,不十數年可決,而蒙古強盛,異時呑並,必至之理也。邇來譯院蒙語,承訛襲謬,轉失本真,使他日危機交迫,而專對之臣,文字不通,譯舌之輩,言語乖異,則國家之患,必當在此。宜及時變通,虜既向衰,則將為無厭之求,國家所以彌縫應接,徒在於一介行李。而自設置通官以後,使臣便作無用之人。請移諮禮部,使使臣得以至部議事。」朝鮮藉口清朝無百年之運,將來北歸之時,會騷擾朝鮮北邊之境,故而加強對北邊控制。英祖十一年(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乙丑,有朝臣向英祖進言:「臣奉使時,略探邊情。蓋女真巢窟,在於白頭山北肅慎故地,距我界隔一衣帶而已。東人每憂,彼若有事,將借路於我,歸寧古塔。臣意不然,寧塔乃金人之舊窟,建州即清國之開基,故彼以建州稱興京,瀋陽稱盛京。又聞移寧塔鎮于烏喇鎮船廠云,其地處於盛京、寧塔之間,相距各七百里。假令清人困而歸巢,何必舍烏喇易知之道,而涉他境素昧之地乎?豆、鴨沿江,徑路絕險,若穿我內地,踰薛罕則尤為迂迴。向年穆克登之來定兩界,意者將為輿圖,而不在他日借路耳。」對朝鮮人以為清人退歸遼東之路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對當時朝鮮人對穆克登之勘界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可見,如何應對清朝崩潰之日所帶來的危機,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朝鮮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因而,在肅宗與英祖近百年間,朝鮮君臣始終有一種危機感,清朝立國已近百年,朝鮮人堅信「胡無百年之運」,覺得清朝遲早會崩塌,返回其遼東故地,會給朝鮮帶來不可預料的破壞,因而朝鮮君臣時刻提醒自己,應該警惕,避免將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這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總是懸在朝鮮頭頂上,擔心其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故而,他們只有將反清旗幟時時高舉,不可能認同清朝為「中國」,既有歷史之根源,更重要的是現實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