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以來，世界心理學一直在進行著兩大學術革命：「認知革命」與「文化革命」。就心理學的「文化革命」而言，已有三種強調文化觀點與因素的心理學在同時發展，即跨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及文化心理學。其中，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運動，係國際間非西方國家心理學者所推動的一種純學術性運動，追求的是研究典範或策略的轉換──以本土化的研究典範取代西方化（特別是美國化）的研究典範，所涉及的是知識論、方法論及研究法的問題。
本書於2002年首度問世，所收錄文章不僅包含作者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基本立場論述，更涵蓋當時華人心理學研究在本土化目標上的初步進展。在原書出版十六年後的今天，期待讓更多讀者回頭審視此書在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展進程中的地位。
「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總序／王泰升
「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復刻版導讀／葉光輝
自序／楊國樞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一、本土心理學在三個華人社會中的發展
二、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及其建立的目的
三、如何才能有效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四、本土心理學與人類心理學的關係與定位
五、結語
第三章 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
一、人與環境的基本互動方式
二、中國人之社會取向的特徵
三、中國人之社會取向的來由
四、結語
第四章 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
一、前言
二、中國人之家族主義的概念分析
四、家族主義認知量表題目的編擬與選擇
五、正式量表的編製
六、家族主義各成分變項的信度
七、家族主義各層次與各成分的關係
八、家族主義的強弱程度
九、未來的研究方向
十、摘要與結論
第五章 孝道的社會態度與行為：理論與測量
一、前言
二、概念架構
三、目的與方法
四、結果與討論
五、摘要與結論
第六章 孝道的心理學研究：理論、方法及發現
一、前言
二、有關孝道之以往研究的檢討
三、孝道之社會態度與行為的研究
四、孝道之認知結構與發展的研究
五、未來孝道研究的方向與課題
六、結語：孝道研究的發展與意義
第七章 中國人對現代化的反應：心理學的觀點
一、前言
二、人類對環境變遷的基本適應方式
三、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的思想反應
四、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應變方式
五、結語
第八章 中國人的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概念與測量
一、前言
二、新舊觀念的比較
三、研究目的與策略
四、量表題目的撰寫
五、預試工作的從事
六、心理成分的分析
七、內容範疇的釐定
八、正式量表的編製
九、信度效度的衡鑑
十、摘要
第九章 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並存？
一、前言
二、研究的方法與程序
三、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四、建構新理論的嘗試
五、結語
第十章 傳統價值觀、個人現代性及組織行為：後儒家假說的一項微觀驗證
一、前言
二、方法
三、結果
四、討論
索引
作者學術著作目錄
「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總序
王泰升（臺大出版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成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今年（2018）適逢台大創校九十週年。九十年，於個人而言，是高壽；但對一所大學來說，應屬「年輕」。回顧台大過往的九十年，校園外大環境的政治、社會變遷極為鉅大；校園內的建制、組織、空間也隨著時空變化，有延續也有更替。台大從初始的文政與理農兩個學部、第一屆學生59人，在數個世代、全校師生的共同耕耘之下，逐步茁壯發展。一代代的莘莘學子，在傅鐘聲裡入學，於椰林樹影中畢業，如今的台大已成為11個學院、3個專業學院的綜合型研究大學，學生3萬3千多人，不僅是台灣第一學府、高等教育的代表，也是國際知名大學，更是引領台灣社會發展的動力源頭。
作為台大一級行政單位的出版中心，要如何慶祝本校創校九十週年？
很自然地，我們會從出版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我們認為，大學存在的兩大目標，一是追求真理，一是作育英才；反映在出版品上，前者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學術著作，後者是教學必備工具――教科書。因而，我們特別從這兩個角度，精選自1928年迄今具有代表性、屬經典之作的學術著作與具創新、影響力的教科書共10種，以「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為套書名稱（以下簡稱「選輯」），予以出版，以資慶祝。選輯的作者，限於現任或曾任台大的教師或畢業之校友。
九十年來的台大，曾醞釀出無數優秀的學者、名師，也為國家社會培養出眾多傑出人才。他們的著作，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中稱得上是重要者，多不勝數。要從中選出具「代表性」、「影響力」的作品，並不容易。為慎重起見，出版中心敦請校內各領域的學者，成立一專責的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成員有：高涌泉（理學院物理學系教授、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張育森（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郭瑞祥（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教授、管理學院院長）、陳光華（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圖書館館長）、陳為堅（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陳弱水（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謝尚賢（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教授、系主任）、蘇國賢（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以及擔任出版中心主任的本人（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教授）。
選書的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確定推薦書單，主要是透過三種方式蒐集：一、請本校各學院推薦其學院所屬領域符合上揭期待的學術著作或教科書，至多三本；二、出版中心就各重要學術領域，從歷年出版及代銷的書目中，羅列出符合前述要求者；三、編委會的編委，亦可補充推薦。有了推薦書單之後，進入第二階段，由編委們從推薦書單中挑選出最終的10種書。第一階段產生出的推薦書單共計43種，其中各學院及出版中心推薦者39種，編委補充推薦者4種。接著，由出版中心召開編委會議，委員們共聚一堂，選出最終書單。因選輯著重在作者與著作本身對台大及該學術領域的「經典之作」，編委們第一步就先排除了圖鑑、工具書、事典等形式的著作，再就所剩書單逐一討論，最終選出10種書，依各書之初版日期可排列如下：
•《增補水稻耕種法講演》（磯永吉著，日文）
•《沒有顏色的思想：殷海光與自由主義讀本》（殷海光著）
•《管理學》（許士軍著）
•《經濟學：理論與實際》（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著）
•《公共衛生學》（王榮德、江東亮、陳為堅、詹長權編）
•《程序制度機能論》（民事程序法之理論與實務 第一卷）（邱聯恭著）
•Semiconductor Devices: Physics and Technology (2nd Edition)（施敏著）
•《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楊國樞著）
•《中國文學史》（臺靜農著）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藍佩嘉著）
上述10種書，皆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有其重要性與深遠影響力。書單中，學術著作5種，文集1種，教科書4種；部分教科書因有分冊，故選輯總數是10種13冊。在編輯上，選輯皆保留各書的原有內容，重新裝幀設計出版，有幾種因授權緣故為限量發行。要特別說明的是：磯永吉的《增補水稻耕種法講演》，是作為台北帝大時期的代表作收入選輯，以日文複刻方式出版，為選輯中唯一的直排書。臺靜農的《中國文學史》，之前曾收入「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選輯」，這次編委們一致認為臺老師的著作不應在這個重要的選輯中缺席，出版中心在編輯上特別把它上下冊合而為一，且配合晚近學界的習慣採取橫排的方式，內容雖同但版本有異，提供讀者另一選擇。殷海光的著作，原本列在推薦書單上是他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但經討論，決議選錄殷海光關於自由主義的重要文章輯為一冊，以彰顯這位1950、196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是編委們討論的另一熱點，主因它是最近的出版品（2008），最後仍決定收入選輯以彰顯學術傳承之意義。
這套選輯中，有的是作者自行出版的書，有的則是其他出版社擁有出版權。對出版中心而言，最大的困難處是取得作者或出版社的同意，讓我們收入選輯。出乎意料的是，洽談過程極為順利，不論是作者或是出版社，都非常願意並隨即同意授權給出版中心，讓我們得以出版發行。在此，我要代表出版中心向選輯的作者及同意授權的出版社（單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他們是：磯永吉學會；臺益公先生；邱聯恭教授；楊國樞及居中聯絡的瞿海源兩位教授，以及桂冠出版社；藍佩嘉教授及行人出版社；殷海光基金會；施敏教授及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許士軍教授及東華出版社；張清溪、許嘉棟、吳惠林（劉鶯釧著作財產權繼承人）、吳聰敏等四位教授；陳拱北基金會。沒有他們的熱心幫忙與慨允，這套選輯不可能在台大九十週年校慶時順利出版。
透過這套書的出版，我們期盼：它能呈現九十年來台大在學術研究及教學上，對人類知識及社會國家的貢獻。同時，它也是對獻身於研究、教學的作者個人成就的最佳禮讚。當然，對出版中心本身而言，這套書的出版另具有「標竿出版品」的意義。它不只是我們的出版目標，也展現了努力與堅持的方向！
「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復刻版導讀（摘錄）
葉光輝（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早從1970年代起，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就在楊國樞院士帶領與積極推動下，於台灣心理學界扎根萌芽。歷年來透過多元形式的學術交流、分享，華人心理學本土化的研究成果與影響力已在當代華人學術社群中擴散，甚至在亞洲心理學界形成一股不容小覷的學術領導力量，廣受國際心理學者關注及討論。《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一書於2002年首度問世，收錄文章不僅包含楊先生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基本立場論述，更涵蓋當時華人心理學研究在本土化目標上的初步進展。臺灣大學於創校九十週年之際推出此書的復刻版，既肯定了作者在此一重要學術運動上的貢獻，更在原書出版十五年後，讓讀者有機會回頭審視此書在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展進程中的地位。
由於楊先生在此書自序與緒論中，已針對全書旨趣和各章內容重點進行摘要整理，為避免重複贅述，並提供更多有助於完整掌握此書定位的資訊，本次復刻版的導讀將側重以下兩部分：其一，對作者個人學術生涯的補充介紹；其二，書中三項實徵研究主題（華人的「社會取向」、「孝道」及「對現代化的反應」）在華人本土心理學領域的重要性與後續發展。
由作者學術生涯回顧本書出版脈絡
個人的心理與行為表現無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處文化、社會脈絡的影響，將欲探討的心理現象置回所處脈絡中以對其達成更好的理解，可謂本土心理學者的普遍共識。此種對脈絡的重視，同樣也適用於對一本書的深度理解。
作者曾於受訪時自述，他從高中時代就體認到，許多社會問題都跟人的心理與行為密切關聯，因此，在大一時他便毅然決然從台大森林學系轉到心理學系，並以改造人心及人類行為模式為志業，希望藉此改善國家社會的各式問題（楊國樞，1983）。由此不難看出，楊先生深具華人社會文人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典型特性，其一生雖致力於學術研究，卻並非秉持西方學者式的「為學問而學問」，而是希望運用學術知識來「經世濟民」；因此在教學研究之餘，他也經常於報章雜誌上對各類社會問題提出批評建議，積極倡導社會改革與國家民主化。此種特性也反映在學術場合中他與同儕和後進互動時，往往希望大家以「楊先生」來稱呼他，華人文化中身兼傳道、授業、解惑的「先生」原型，或許是理解其學術動力與追求理念實踐的重要基礎。
本書三項核心研究主題之後續進展
此書自第三章起的八篇文章，主要聚焦於華人心理與行為的三個核心研究主題：「社會取向」、「孝道」及「對現代化反應」。這三項核心課題都與華人的國民性格有關，也是楊先生建構的本土心理學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項主題。楊先生畢生的研究興趣在大學畢業（1959年）後的頭幾年逐漸成形，當時他的焦點已開始從動物行為、心理測驗及學習心理學轉移到「性格心理學」上，對華人的性格與心理行為尤感興趣，自1962年起他就在當時熱門的《文星》雜誌上發表一系列有關華人國民性格的文章。接下來將分別就此書中涉及華人國民性格的三項研究主題進行回顧介紹。需要留意的是，考量介紹時的連貫性，接下來的介紹順序與書中章節對三項核心主題的編排順序略有不同，而是依楊先生投入該研究主題的時間先後作為主要依據。
1. 華人的現代化與現代性
早從1969年楊先生就開始著手探究華人的現代性，並陸續帶領學生進行一系列相關研究，這也是上述三項核心主題中，其最早投入、耕耘最深的課題。令人敬佩的是，在針對此課題進行了二十年的探究，並發表近二十篇相關成果後，楊先生竟在1990年大幅修改自己原本的理論，轉而採取將華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兩者視為非對立互斥這一新觀點。對於具有極高學術聲望的學者來說，需要相當的勇氣方能公開承認自己過往觀點的錯誤與缺失。楊先生此舉堪稱彰顯出學者勇於追求真理的風範。而本書第七到十章這四篇文章都是楊先生於1990年後寫成，主要基於上述新觀點來探討華人因應現代化衝擊的心理與行為調適。透過這四章內容，讀者不僅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發展背景及演進情形有全面認識，還可對華人社會針對現代化衝擊的反應結果有較深層的了解，諸如個體面對現代化衝擊的心理運作機制，以及儒家倫理價值對華人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動力、個人組織行為三者的影響作用皆在此書探討之列。雖然當今華人社會已經走到現代化、後現代化及全球化等趨勢交錯並行的時代，但此研究主題所涉及的社會變遷衝擊面向、相應的個人心理調適機制，對讀者而言仍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2. 華人的家族主義與孝道心理
楊先生探討華人孝道議題的正式文章，最早可溯及1983年的〈新孝道與新慈道〉以及1985年的〈現代社會的新孝道〉。從文章標題不難看出，其內容大致涉及華人傳統孝道態度與行為，如何對應社會的現代化而有所調整、修正。楊先生主要強調新孝道應以情感為基礎，並應強調互益性、自律原則、行為實踐的多樣性。嚴格而論，本書收錄內容僅第五、六章兩篇論文直接探討孝道課題，但考慮到家族主義是華人孝道運作的基礎，因此第四章有關楊先生對華人家族主義概念分析的文章，其實也有助於讀者對華人孝道核心內涵及形成過程有更清楚的認識及理解。此外，雖然第四、五章分別討論家族主義與孝道兩個看似不同的概念，但細心的讀者應可發現，楊先生針對個體在家族主義與孝道兩項觀念上的態度、行為所提出的理論架構十分類似。這顯示出，儘管探討的是不同觀念，但任何觀念的運作都必然涉及個人對該觀念的態度與行為兩種成分，而在不同觀念間，往往仍可觀察到這兩種運作成分展現出某些類似的深層心理機制，因此讀者不妨運用這兩章的理論架構來思考其他種人際互動觀念的運作情形。
3. 華人的社會取向
楊先生整個學術研究生涯除了關注此書提及的三項研究主題外，也陸續跨足了諸如「疏離感」、「成就動機」、「緣的心理」、「自我心理」、「教育與學習」、「企業與員工」、「基本性格向度」等課題，但到了後期階段，其著力最深的即是華人的「社會取向」性格這一課題。1977年楊先生首次提出這一名詞，雖是借用人類學家許烺光院士的同名概念作為理解華人心理與行為的基本觀點，然而，楊先生對此概念的界定歷經多次修正，並力求詳細闡述它深層的心理運作機制與人際互動歷程，因而社會取向這一概念在心理學領域上的成就與貢獻已遠遠超越許氏原先的觀照。
貫穿三項研究主題的思維特性與寫作風格
最後想向讀者分享的是，服膺於科學心理學理念、強調實徵研究證據的楊先生，在探究及介紹上述三項主題時，顯現了一項共同的思維特徵：由於其所探究的心理現象或心理機制，大多是現實生活中不具實體的研究對象。因此，在驗證其所探究的心理現象或機制時，大致必須經過兩層次的程序來證明其主張或假設觀點的成立與存在。第一個層次是以概念或理論的語言來說明欲研究的現象，此種論述過程是運用各式知識來說服讀者接受自己所提出的論點或假設確實存在且足以成立，亦即屬於「紙上談兵」的功夫；第二個層次則是透過將理論或相關概念加以操作化，再藉由這些操作手續來驗證自身的理論觀點或現象在實象界確實成立的過程，亦即屬於「實際操作」的功夫。換言之，信奉邏輯實證論的心理學研究者必須有個基本預設，即自己在第一個層次所探究或論說的抽象心理概念或機制，可透過第二個層次的實際操作加以具象化，進而證成這些概念或機制確實存在，且以符合理論預期的方式運作。
上述思維特性造就了楊先生鮮明的寫作風格，在此書第四章華人的家族主義、第五章華人的孝道態度，以及第八章華人的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等篇章中，都可看到高度相似的寫作模式：楊先生習慣先花不少篇幅來分析、界定這些不具實體的抽象心理學概念，並具體說明它們與其他效標變項之間所形成的假設；當進入第二個層次後，則又會再花相當的功夫對先前所界定的概念進行操作化，據以測量與衡鑑個體在這些被探討心理現象上所展現的程度，進而檢驗它們與基於理論觀點所宣稱之假設是否符合。因此，非心理學專業背景的讀者，若對於第二層次的概念量表編製、測量及統計分析不太感興趣，其實只需閱讀第一層次有關概念分析及理論觀點的內容，就相當足夠了。讀者必定會發現即使略過第二層次中有關實徵資料對理論觀點的「證明」，單憑楊先生對概念分析的細膩及詳實程度，及其針對特定概念建構理論假設時，論述邏輯的嚴謹性與說服性，就可讓人對其論點感到折服。
結語
《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一書不僅是了解華人本土心理學的入門磚，也代表了楊先生在台大任教期間所累積的學術精華，及帶領當時台大學生們共同進行研究的成果。臺灣大學於創校90週年的紀念性時刻，特別推出本書的復刻版，除了肯定楊先生在引領台灣社會科學（甚至亞洲心理學）學術成就上的傑出貢獻外，也表彰了他在心理學乃至社會教育上的奉獻。就如前教育部長黃榮村先生所言，楊先生是位「君子型但有堅定看法且有格局的教育家」，也是位深具「有所為、有所不為」風骨的當代知識分子典範。儘管距離首度出版已有十五年，《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依然是了解華人本土心理學訴求與可能研究取徑的經典讀物，無論是有志於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新世代入門者，或長期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過程而力求突破的資深學者，都可從此書中找到有意義的指引。
第六章 孝道的心理學研究：理論、方法及發現（摘錄）
三、孝道之社會態度與行為的研究
在孝道的實徵研究中，首先應該從事的是有關孝道內容或內涵的探討。要想在這一方面從事系統性的研究，可行的策略之一是將孝道視為一套以父母為對象的社會態度（social attitude）與社會行為的組合，然後根據社會心理學中有關社會態度與行為的研究成就，發展出一套以孝道內容為主的概念架構，進而逐步加以驗證。
社會心理學中有關態度的概念頗多，原則上我們將採取一種涵蓋面較廣的概念，據以將孝道的社會態度與行為分為數個層次，然後運用心理計量學（psychometrics）的技術與程序，分就不同層次編製標準化的測量工具。我們之所以要採取較廣的態度概念，是希望能有系統地探討孝道的各個主要內容層次；我們之所以要建立標準化的孝道測量工具，是希望將來不但在學術研究上能有適當的衡鑑工具，而且在教育與諮商上也有可用之孝道教育效果的評量工具。
從現代社會心理學的觀點看，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為主要對象的特殊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的組合，亦即孝道是孝道態度與孝道行為的組合。其中，孝道行為涵義明確，不必多說。孝道態度究何所指，則須從事進一步的闡述。首先，應對「態度」一詞的涵義加以說明。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態度的定義甚多，其中涵蓋範圍較廣者是將態度視為個人對特定對象（人、事或物）所持有的一套有組織的認知、感情及行為傾向（Katz & Stotland，1959）。換言之，態度是個人對特定對象所持有的一套複雜而穩定的心理反應。所以，態度必有對象。
所謂社會態度，是指對社會性對象（人、人所做的事或人所製的物）所持有的態度。此一定義下的態度，主要含有三個成分或層次：
（一）認知層次（cognitive level）：對態度對象本身及其相關人事物的認識、知識及信念。
（二）感情層次（affective level）：對態度對象本身及其相關人事物的情感、情緒、感受、好惡及接受（或抗拒）與否。
（三）意志層次（conative or intentional level）：對態度對象本身及其相關人事物的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或反應傾向（response tendency）。
Katz與Stotland所提出之社會態度的上述三個成分或層次，代表人類心理生活中知、情、意三大要素，適用於中國人當無問題。事實上，在先秦以來的中國古代心理思想史中，將知、情、意加以區分的看法早已屢見不鮮（燕國材，1981，1984，1987）。
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孝道中之孝道態度主要是發為孝道行為之前的孝思、孝念及孝忱，其心理內容也可分為上述三個成分或層次：
（一）孝的認知層次（孝知）：身為子或女者對父或母及其相關事物的良好認識、了解及信念。
（二）孝的感情層次（孝感）：身為子或女者對父或母及其相關事物的良好情緒與感受（以敬與愛為主）。
（三）孝的意志層次（孝意）：身為子或女者對父或母及其相關事物的良好行為意向或反應傾向。
態度的三個層次或成分並非獨立，而是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大致而言，認知與感情可能互相影響，兩者又皆可能影響意志（行為意向），而意志則可能影響行為（對態度對象所做的行為或反應）。類似的關係也應存在於孝道態度的三個對應層次或成分，即孝知與孝感可能互相影響，兩者又皆可能影響孝意，而孝意則可能影響孝行（孝道行為）。孝道各態度層次與行為層次的可能關係可簡示於圖1。至此，我們可將孝道視為一套由孝知、孝感、孝意及孝行所組成之以父母為對象的複雜心理與行為型態。這種觀念下的孝道，是定位於親子關係的脈絡之中，已不具泛孝主義的色彩。
孝道除有四個層次外，究竟包含哪些實際內涵？古今的孝道都有四個層次，但孝道的具體內涵卻會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異。就傳統孝道的內涵而言，在四書、《孝經》及著名家訓中，有關孝道具體內涵的描述或說明頗多，其中有的純粹屬於親子關係的範疇，有的則顯有泛孝主義的涵義。依據我們對孝道的界定，在分析傳統孝道的內涵時，主要是以前類題材為限。為簡要起見，我們不擬將各類典籍中的有關語句與事例節錄於此。此處所要指出的是：以所蒐集的眾多有關孝道的語句與事例為材料，經過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並參考人文學者有關孝道的分析討論（如石致華，1982；李國良，1973；趙澤厚，1970；潘重規，1967），可發現以父母為對象的傳統孝道的主要內涵約有以下十五項：
1. 敬愛雙親
2. 順從雙親（無違）
3. 諫親以理（勿陷不義）
4. 事親以禮
5. 繼承志業
6. 顯揚親名
7. 思慕親情
8. 娛親以道
9. 使親無憂
10. 隨侍在側
11. 奉養雙親（養體與養志）
12. 愛護自己
13. 為親留後
14. 葬之以禮
15. 祀之以禮
傳統孝道的實際內涵可能尚不只此，其間必有疏漏，但僅就以上所列各項內涵，已足可知曉所謂傳統孝道究竟所指為何。就社會心理學中關乎態度與行為的理解而言，態度與行為的層次不同於態度與行為的內涵，內涵是各層次所實際包含或涉及的具體的內容。就孝道態度與孝道行為而言，除了孝感所包含者主要為敬與愛的情感外，孝知、孝意及孝行皆同時包含上列十幾項具體內涵。也就是說，在孝知、孝意及孝行等層次上，上列各項內涵皆可適用。就孝知的層次而言，子女對這十幾項孝道內涵的認識、了解及信念各有不同；就孝意的層次而言，子女想去實踐這十幾項孝道內涵的意志或傾向也各有不同；就孝行的層次而言，子女實際做到這十幾項孝道內涵的方式與程度亦各有不同。因此，在評斷或衡鑑一個傳統中國人對父母的孝知、孝意及孝行時，可以同時採用這十幾項孝道內涵。
上列十五項內涵主要為傳統孝道所具有。但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在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影響下，中國的社會（特別是台灣與香港的社會）已逐漸自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商社會。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傳統孝道的有些內涵雖已產生相當改變，但有些內涵卻仍然繼續保留，使大陸、台灣及香港中國人的孝道依然具有不少的傳統特色。基於以上的考慮，在以社會態度測量的觀點所做的系列研究中，我們特採用傳統孝道的內涵作為基準，據以編製孝道的測量工具。在研究策略上，以傳統孝道作為基準有一明顯而重要的有利之處，即可同時探討孝道內涵的變遷與持續，從而可知哪些內涵已經改變，哪些內涵仍然保留。當然，這樣的研究策略也有其不利之處，那就是難以探討現代中國人之孝道中的新加成分或內涵。因此，相當年代以後，在現代的中國工商社會中所需要的新孝道漸趨明確之時，應以新孝道的內涵為重點，另行編製一套新孝道的測量工具。
以上所做的理論性分析，僅限於孝道的概念與內涵，這當然是不夠的。除此之外，還應進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孝道態度與孝道行為是如何形成的。從現代心理學與性格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幾乎所有以特定人、事或物為對象的複雜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大都是經由學習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歷程而形成的，孝道態度與孝道行為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孝道態度的學習歷程相當複雜，不但涉及父母所採用的社會化方式（包括育兒方式與教養方式）與強度，而且涉及各種學習的方式（包括古典式制約、工具性學習及模仿性學習）與強度。然而，社會化歷程與學習歷程對孝道態度的影響，並非單獨產生的，而是先與子女及父母的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相配合，然後方能發生特殊的作用。例如，不同的教養方式固可產生不同的孝道態度，相同的教養方式未必能形成相同的孝道態度，這還要視施教者與受教者雙方的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而定。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不同的父母，即使採用相同的教養方式，也會使子女形成迥然不同的孝道態度；子女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如果不同，即使父母採用完全相同的教養方式，也會形成大不相同的孝道態度。
最可能的情形是：孝道態度係由(1)社會化及學習的方式與強度、(2)父母的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3)子女的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三類因素共同配合而產生影響。換言之，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不同的父母，採用方式與強度不同的社會化手段，會使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不同的子女形成很不相同的孝道態度。大致而言，可能是以上三類主要因素先以互相配合的方式，分別影響孝知與孝感，孝知與孝感再配合孝的社會壓力（要求盡孝之社會規範的強弱）與孝的個人得失（子女因行孝所可能導致的個人收穫或損失），進而產生孝意。孝意未必能直接或立即引發孝行，此處尚須視子女自身的行孝能力（如智能、體能及經濟狀況）及外在的行孝環境（如外在資源與情境因素）而定。
當然，孝行也可能受到(1)社會化與學習歷程之方式與強度、(2)父母性格、行為及其他特徵兩類因素的直接影響。不管是否經由孝意的作用，孝行出現多次以後，即會形成習慣，甚至產生自動化的現象。以上所說的孝道態度與行為的形成歷程與影響因素，可簡示於圖2。
總括而言，此處所提出之孝道形成歷程的概念模式，是採取性格心理學中之互動論（interactionism）的觀點。此一觀點強調：個人的心理歷程與行為反應，主要是由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互相作用與配合後所產生的特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