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限量精裝版）（已絕版）
- 書籍資訊新版書籍資訊
趙鼎新 著
-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出版
- 書籍裝訂精裝 / 23*15 / 400頁 / 單色（黑）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3
- ISBN978-986-350-256-2
- GPN1010601646
- 定價550元
當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為何？
何以近年經濟發展給中國帶來的卻是政治上的更嚴厲控制？
從政治、經濟、輿論的多重角度，一解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本書彙集作者二十多年來針對政權合法性基礎與國家社會關係形態的研究成果，界定並論證了建立統治合法性基礎的三維「理想類型集」：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基礎將會激發不同的社會理性，從而塑造出不同的大眾政治認知模式和行為特徵。
以此理論為基礎，本書分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各個面向，包括：為什麽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會終結於武鬥和派系政治？為什麽民族主義運動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很難發展？為什麽「八九」學運會以血腥鎮壓告終？為什麽績效合法性在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麽？為什麽經濟績效良好的中國，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較大的不穩定性？為什麽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體制傾向，而官方媒體卻很難建構中國的政治輿論？民主體制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命力和局限為何？
經由本書從政權合法性出發，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輿論形態所做的全面論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權合法性理論與相關的社會學原理在經驗研究上的廣泛適用性，從而使讀者在了解當代中國國家性質與國家社會關係現狀的同時，也能具體掌握當前的世界局勢。
This book argues that state power can only be legitimized in three ideal-typical ways: a set of values that a state is upholding (ideological legitimacy), recognized political processes such as regular competitive election (procedural legitimacy), or capacity of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erformance legitimacy). Different foundations of state legitimacy structure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the state differently. If people are committed to an ideology that a state is upholding, the state will gain capacity but the chance for that state to bring the country to a wrong direction may also run high. If the power of a state rests primarily on a state’s capacity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people will act instrumentally and the state has to deliver good performance to a demanding public to maintain its rule. If political procedures become the chief basis of state legitimacy, politics will be conducted orderly, but even the most terrible political decision or leadership selection will be regarded as legitimate if the deliberation follows recognized procedures.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author has analyzed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rising importance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n Chinese history, the patterns of factional strugg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tragic ending of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mass-based nationalism in post-Mao China, the reasons behind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the anti-establishment tendency of the Chinese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to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tension in China despite of a superb economy. The wid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shows a great potential of the state legitimacy perspective,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value-laden democracy/authoritarian analysis currently popular in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前言
第壹部分 理論探索
第一章 政權合法性和國家社會關係
第二章 「天命觀」及績效合法性在古代和當代中國的體現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出路
第貳部分 合法性和經濟發展
第四章 防禦性政體和經濟發展
第五章 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經濟發展
第六章 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什麼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
第參部分 合法性和社會運動
第七章 克里斯瑪權威的困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
第八章 國家合法性與八九學運的發展
第九章 民族主義與威權國家：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後北京學生的抗議
第十章 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
第肆部分 合法性和媒體以及公眾輿論
第十一章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第十二章 社交網絡和倫敦騷亂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間和中國的發展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摘錄）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筆者對合法性問題，特別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對該國家中的國家社會關係形態的型塑有很大的關注。可以說，政權合法性問題是一個筆者長期研究的政治社會學議題。本書收集的是二十多年來筆者分析政權合法性基礎與國家社會關係形態之間聯繫的文章。除了第七章外，這些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文章中所揭示的一些與政權合法性相關的社會學原理，應該對任何國家都會適用。本書包括四個部分。在此筆者將扼要介紹各章節的成因和內容，希望能讓讀者了解本書的全貌。
第壹部分的三個章節（第一至第三章）側重於理論探索。第一章在2016年寫成。它是對政權合法性基礎和國家社會關係兩者之間的聯繫所進行的理論探討，也是筆者對自己多年來在政權合法性方面思考的一個總結。它能幫助讀者理解本書其他章節中的觀點和分析，相當於導言。這一章的一個焦點是筆者對理想類型和「理想類型集」（ideal-type set）的建構。筆者認為，社會科學中理想類型的建構就好比是自然科學中對於控制實驗環境的建構。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控制實驗的目的在於通過實證來歸納出在控制條件下所能成立的自然法則；社會科學建立理想類型的目的則在於通過演繹來尋找出各種在理想條件下所能成立的社會機制。筆者的方法受到了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解析幾何的啟發。笛卡爾後的許多哲學家，比如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約翰．德．威特（John de Witt）、孔德（Auguste Comte）都想借用解析幾何方法來分析社會現象，但是都走入了死胡同。筆者的策略是把一個理想類型集視為一個n維歐幾里德空間（n-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比如，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構成了一個三維歐幾里德空間），然後通過演繹對每個維度所隱含的社會學機制做出解析，或者說通過演繹來確定每個維度座標的特殊性質。這時，如果我們能夠找出一定時空下某一國家合法性的一個特殊耦合（即三維空間中的一個特殊位點），我們就能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和什麼樣的國家社會關係會在這一國家占據著主導地位。
第二章寫成於2007年。它回溯了中國歷史，分析了「天命觀」作為古代中國國家合法性的形成和發展。「天命」這一概念不僅型塑了中國歷史，由天命觀衍生的績效合法性對於古代和當代中國政治都有重要意義。
第三章的形成過程比較複雜。它的初稿寫於上世紀90年代初，是筆者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為博士資格專業考試寫的一篇文章。為了搞清楚「第三次民主浪潮」和中國民主化的前景，筆者當時讀了很多有關民主理論和民主化的專著，但是卻得出了如下判斷：在相當一部分威權國家中，民眾沒有同一的國家認同，政治由軍人、部落和其他地方強人主導，社會上不存在西方國家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所謂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並不是這些國家的內生政治發展，而是前蘇聯垮臺後美國獨霸世界的結果。這一判斷還導出了兩個相應的、悲觀的，但是現在都已經成了事實的判斷：其一，大量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產生的「民主國家」會在民主化後發展成各種只有民主形式而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的政治怪胎。其二，國際政治中各種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二戰後蘇聯到處「輸出革命」，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加速了自己的垮臺。蘇聯垮臺後美國重蹈了前蘇聯的覆轍，到處「輸出民主」，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造成自己力量的衰落和民主思潮在全世界的衰退。西方民主國家的國際政策也同樣需要其他力量的制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在現代社會中自有它的生命力，這也不是任何人能忽視的。第三章論證的就是後面這個問題。
讀者可能會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在概念上有些細微的差別。在討論國家合法性時，筆者在第一章中用的是程序合法性，而在第三章用的則是競爭性選舉程序合法性。在當代社會，程序政治有著向以競爭性選舉為基礎的程序政治這一方向發展的趨勢。但是從理論上來說，程序政治的關鍵在於某種被廣為認可的國家領導人產生程序（在古代需要被精英集團認可，而在現代則需要被大眾認可），而不在於具體採用哪種程序。這一差別體現了筆者思維走向精確的過程。
第貳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四至第六章）探討了國家合法性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繫。文章寫就於三個不同階段，也出於不同的目的。第四章寫於中國經濟騰飛之前，可以說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五章寫於中國經濟發展數度達到高峰之際，可以說是在第四章的理論指導下，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一個總結。第六章寫於中國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但是中國人的信心卻日益增長的2016年，筆者試圖以此文忠告中國在當前的形勢下需要保持清醒。這三篇文章的背後都有著同一個理論視角：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古代中國發達的國家建構傳統給了中國政府很強的能力和自主性，並且在績效成了中國政權最主要的合法性基礎之改革開放年代，中國政府又不得不在強大的績效壓力下，不遺餘力地運用手中的自主性權力來推動經濟發展。
第四章發表於1994年。是筆者改行社會學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有「處女作」的意味，但是此文呈現了筆者對於非企及歷史後果的關注和辯證思維特長。此外，文章中提出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有限自主性（bounded autonomy）和防禦性政權（defensive regime）等等概念，也奠定了筆者在合法性和經濟發展方面論述的基礎。此文的原稿完成於1991年底至1992年初。當時不合時宜的左派話語充斥著中國大陸的報刊，整個社會尚處在八九學運被鎮壓後的沉悶氣氛中，而國際上大多數評論家都不看好中國，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改革已被斷送，有的甚至認為中共在若干年內必然倒臺。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心，筆者在1991年聖誕節前後看了不少有關書籍，並從理論上得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會繼續這一結論，於是有了此文的初稿。初稿是為麥吉爾大學博士資格專業考試而準備的，但是剛寫完不久就出現了鄧小平南巡和一波新的經濟改革浪潮。既為中國的前途高興，也是為自己「預測」的準確而興奮，筆者在原稿基礎上做了大規模修改，於是就有了此文。
第五章完成於2010年、發表於2012年。從80年代末到2010年短短的二十來年，美國到處輸出民主和打仗，犯了幾乎和強盛時期的前蘇聯一樣的錯誤。目前，恐怖主義和戰爭難民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世界主導意識形態大規模地朝著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方向發展。但是同時期中國經濟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眾生活品質大幅提高，沿海地區民眾的富有程度甚至超過了已開發國家。這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80年代他們把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看得一文不值，但是現在有不少人開始信心滿滿地總結了中國經濟成功的各種制度優勢。於是，「中性政府」、「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制」、「縣域之間的競爭」、「非正規經濟實踐」等等概念蜂湧而出。筆者並不認為這些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總結沒有道理。比如，中性政府這一概念說的是中國經濟成功是因為國家有著超越利益集團利益的自主性。誰能說國家自主性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不重要？還比如，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制、縣域之間的競爭等概念，說的都是中國地方政府在各種壓力下釋放出來的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這一點又有誰能否定？但是，中國國家的自主性權力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國的國家不再像毛澤東時代一樣大規模地濫用所掌握的自主性權力？中國地方政府所面對的壓力從根本上說又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央政府要給地方政府那麼大的壓力？可以說，學者們之所以得出這類結論是因為他們在觀察中國經濟發展時看得太近了，以至於見樹不見林，忽略了筆者在90年代初寫本書第四章時就強調的中國經濟成功背後一些更為宏觀和深層的原因。問題是，一旦忽略這些原因，我們就有可能在慶祝中國經濟成功時，一不小心也慶祝了國家權力。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些試圖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與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也是筆者所擔心的。如果說筆者在90年代初寫第四章時主要怕的是自由主義思潮肆虐中國，在寫當下這篇文章時擔心的則是國家主義思潮把中國又一次引入歧途。中國和世界在這二十年不到的時間中都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不得不令人感歎。
筆者寫第六章的時候已經是2015年。此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顯著放慢，但是左傾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卻有明顯回升。反腐敗搞得轟轟烈烈，並且有很高的民意基礎，但是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卻因此受到重大打擊，給中國經濟的恢復增加了不小難度，而由經濟放緩而引起的不滿情緒卻在某些群體中開始增長。但是在同時期，世界局勢卻朝著更糟糕的方向發展。恐怖主義加劇，歐洲難民問題日趨嚴重，原教旨主義宗教在全世界的影響大大增強。在美國，傳統的中產階級看不到希望，保守主義復興，川普（Donald Trump）已然上臺。我們開始品嘗由美國推動的「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帶來的惡果。筆者想強調，中國在90年代沒有盲目跟著世界走「民主化」道路，所以現在也並不需要盲目跟著世界走向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顯著放慢，但是它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引擎，並且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之快有目共睹。鑒於當前國內外局勢，筆者通過這篇文章再次提出忠告：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建構和同質性文化建構的歷程，經濟成功發展因此並不是奇蹟。只是，清朝強大的「自主性」使得統治精英能長期堅持保守意識形態，結果是延誤了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導致甲午戰敗和革命；毛澤東中國強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國在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災難。本章想傳遞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政治學原理：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因此，右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原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以左傾意識形態立黨，因此必須要牢記鄧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政治智慧。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改革開放和實事求是，而中國過去的失敗則是由於封閉、保守和意識形態主導國家決策。
第參部分的四篇章節（第七至第十章）分析了政權合法性對於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發展形態的影響。雖然都是從合法性這一視角出發，這四篇文章有很大的差別，體現了合法性視角在社會運動動態分析中廣泛的可能性。
第七章背後的社會學原理是克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和科層的例行化傾向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緊張：毛澤東作為一個克里斯瑪領袖幾乎可以說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因此，當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整個科層官僚系統都難以阻擋。但是，毛澤東需要科層提供一些最為基本的公共物，他也無法阻止造反民眾和各級科層幹部在文革中把他轉化為合法性符號並對其進行挪用，更無法阻擋克里斯瑪權威因為其內在的不穩定性而註定要被日常的例行制度取代這一規律。文革在這些緊張中發展的日益不可駕馭，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最保守的軍事科層來收拾殘局，並下令解散所有在文革中建立起來的群眾組織。毛澤東就是因為不懂得這社會學的基本原理而遭到慘敗。本章雖然分析的是歷史，但是它所揭示的原理卻有普適性：為了建立權威，威權體制的首腦永遠會有興趣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克里斯瑪權威。但是，不成功的打造會使該首腦變成一個歷史小丑（第一章），而成功的打造也阻擋不了該首腦所領導的科層所帶來的例行化趨勢。
第八章分析的是當國家領導和普通民眾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認知有衝突性差異時，政府和民眾的互動方式。在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仍然對共產主義信念有著很深的感情，但是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並且越來越把政府績效看作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因此，在八九學運中，如果國家用意識形態語言和法律手段來對付學運時，這種做法不但沒有效果，還在社會上引起普遍反感，但是當學生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國家的績效表現進行抨擊時，中共高層又會把學生的做法理解為對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法律層面的挑戰，因此也十分反感。這種源於對國家政權合法性認知差異的相互反感，使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係在學運期間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並最終把運動推向悲劇性的結局。本章源出於筆者所著的《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第七章。因為該章節的視角不但與本書十分契合，而且它還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本書其他章節所沒有的分析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視角，一個把宏觀的社會結構（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和微觀的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形式加以聯繫的方法，筆者因此修改後把它編入了本書。
1999年，筆者就北京高校學生在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的反美示威遊行進行了研究。第九章是筆者針對這一議題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在外界，這場示威活動通常被視為中國政府所支持的行動，並且是中國學生反美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一個體現。筆者的研究揭示在反美示威遊行期間，許多北京學生事實上對國家的介入非常反感，迴避參加他們認為是國家控制的示威遊行，國家控制抗議活動的行動還導致學生與政府間激烈的衝突。筆者強調，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一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因此，當一個國家政權擁有程序合法性和（或者）意識形態合法性時，該國家的政府就能放任甚至操縱民眾去組織和參與各種民族主義活動，但是當一個國家的執政合法性基礎主要是建立在績效之上時，該國家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在後面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不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政治活動進行控制，那麼獲得此權力的民眾就有可能把這一權力「自由」挪用，甚至對獲取其他方面的政治權利提出訴求。但是，如果國家試圖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活動進行操控，其後果是不但民眾會反感，而且該國家的民族主義也得不到發展。因此，只要國際環境沒有劇烈變化，極端的反美民族主義很難在中國蓬勃發展，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倚靠民族主義維繫自身統治，因為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意識形態支撐的威權主義。
進入2011年後，「革命」和「告別革命」在中國成了熱門話題。2012年，《二十一世紀》雜誌主編顧昕邀請筆者寫了〈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一文，即本書的第十章。文章發表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時，向與會專家推薦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革命」議題一下子在輿論界被炒得很熱。筆者的文章發表後，大陸網站和網友們紛紛廣泛轉發，「共識網」中文章的點擊量就超過了二十六萬次，連遠在美國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聽到了北京方面對文章的討論後也叫他的祕書打電話向筆者索求文章的英文稿。第十章沒有從個人好惡出發來論證或者否定任何一個政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是從學理上分析了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程序和績效）的各自特徵，以及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支持的，主要依靠績效來維持統治的威權政權在執政時所面臨的困境，這可能是第十章與當時其他參與「革命」討論的類似文章最大的不同。可以說，是第十章的分析奠定了本書的理論基礎（即第一章）。所不同的是，第一章提出的是一個更一般意義上的合法性理論，而第十章分析的則是一個具體的議題。
第肆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討論的是一個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對該國家媒體和輿論的影響。進入21世紀，自媒體成了公眾輿論表達的一個重要舞臺，因此筆者的討論也包括了自媒體。與西方主流媒體在報導西方社會運動和社會衝突時體現出的保守性不同，中國主流媒體不但傾向於對社會運動和各種集體性抗爭事件做正面報導，而且積極介入大量的社會運動和抗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過程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本書的第十一章強調，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和與政府的緊張關係，都源於國家政權沒有能夠建立在一個能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之上。這也就是說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後，中國國家政權在意識形態合法性上出現了很大的虧缺。因此，儘管中國新聞仍不具有獨立性，而且在商業化背景下尋求與政府進行合作甚至大範圍地妥協，但是，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價值觀上與體制的格格不入，使得他們中總有不少人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以下簡稱「揭黑」）懷有熱情，而且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傾向於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發生根源，並且會在可能條件下積極推動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度改革。在80年代，中國媒體的這些傾向經常導致新聞界與政府的直接衝突。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媒體有很大的商業化傾向並且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以上所描述的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與政府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本部分的十二和十三兩章都是為報刊撰寫的文章。第十二章是應《上海書評》之邀所寫的一篇關於倫敦騷亂的文章，主要是從政權合法性的角度分析了為什麼英國政府能在應對騷亂時表現得十分強硬，為什麼英國主流媒體關於騷亂的報導與英國政府對騷亂的處理有緊密配合，以及為什麼英國的推特（Twitter）在一開始對騷亂有推波助瀾作用，但迅速就轉向主動與政府合作。第十三章源於筆者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個報告，後發表於《東方早報》。文章比較了中國的微博和西方的推特，指出與推特相比，微博平臺一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而另一方面卻更容易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迅速形成虛假輿論。加上中國國家政權缺乏意識形態合法性，反權威、民粹和缺乏常識於是就成了中國大陸微博輿論的特色。在今天的中國，微博已經幾乎被微信取代，而微博和微信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但是，筆者相信，只要中國不能確立一個能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那麼這兩章中分析的有關國家、媒體和公共輿論的互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這兩章的目標讀者對象不是學者，因此在證據和論證方面沒有按照社會科學的規範提供清楚的出處。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筆者在修改文章時沒有在這方面做出改動。
本書若干章節的原稿在內容上有些重疊，在編輯本書時，筆者做了很多裁減和整合。但是，為了保持各個章節本身的完整性，筆者對某些重疊部分仍然做了保留。本書有多處提及網路版的文章或是網路出處連結。這些連結由於時隔已久，多已失效，並且也很難確認當初的查詢時間。筆者特此交代。
第十一章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摘錄）
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對社會運動—特別是與之意識形態相左的社會運動—往往會不予報導。當不得不報導這些社會運動時，西方媒體則傾向於瑣碎化與妖魔化這些社會運動。因此，在對現有體制的挑戰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相當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卻與西方模式大相逕庭。中國媒體通常在社會運動發展的初期，就會努力試圖衝破種種阻礙，對社會運動以及各種集體性抗爭事件（以下簡稱「社會運動」）做出支持與正面報導，媒體甚至會積極介入社會運動，並以社會運動相近的形式集中報導一些社會問題，以對現狀做出衝擊。從一定程度上說，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筆者認為，這種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差異，與一個社會中是否有著能被國家精英和知識精英共同認同的霸權性文化（或者說核心價值觀）有著緊密的關係。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識形態上的霸權性地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礎。而在中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權性地位，而其他價值觀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產生的霸權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國記者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有著更大的熱情，更願意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的根源，並且更為激情地為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實現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簡要闡述，為什麼霸權文化的存在與否是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和中國媒體激進性的關鍵，然後轉為分析在缺失霸權文化的情況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形成及其發展。我們首先描述中國媒體在八九學運期間與政府的直接衝突，隨後分析90年代以來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及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變了媒體生態和變更了新聞行為的邏輯。最後，本章通過分析近年來發生的反廈門修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動和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的表現，來闡述在國家與媒體的新型關係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不變關係。
「霸權文化」與媒體性質
在西方社會，主流新聞對於公共輿論有著很大的建構作用，民眾對於自己身外事情的了解基本上是靠媒體報導，一個沒有被報導的社會運動就如同一個沒有發生過的事件（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Lang and Lang 1981; Pride 1995）。因此，西方的社會運動組織十分重視獲得媒體的報導—哪怕是負面的報導。媒體報導是社會運動傳播其思想及主張一個最為重要的渠道，是社會運動動員大眾和尋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會同情和從輿論上擊敗對手的法寶（趙鼎新2006b: ch. 12）。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是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Bennett 1990; Gans 1979）。如果一則新聞與政府有關，媒體報導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見（Sigal 1973），這種現象在國際報導中尤為普遍。在面對反對現有體制或者有較大改革訴求的社會運動時，西方的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即使當一個媒體必須對這樣的運動加以報導時，它也會有意無意地歪曲該運動的目標和規模，並著重渲染運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為主流價值所不能接受的口號和行為（Gitlin 1980; Molotch 1979）。
學者們對於西方媒體的保守性有著不同的解釋。有學者從西方媒體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階級地位來解釋媒體的保守性（McChesney 1997）。他們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由大財團所控制，新聞記者受的是精英教育，他們在多次的問卷調查中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屬中產階級（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and Wilhoit 1996），因此所生產出來的新聞自然就代表了其階級的觀點和利益。這種階級歸屬感不僅加強了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而且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他們的「專業主義」取向，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中的「自由化偏見」（Lichter et al. 1996）。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來源於新聞製作的性質和新聞組織內部的社會壓力（Breed 1955; Schudson 2002）。在利潤的壓力下，西方媒體有著體制性的人手不足。在沒有能力進行耗時的調查時，西方媒體生怕報導有誤而被起訴，因此落筆謹慎，並在報導中大量引用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淵源很深的「專家意見」（Soley 1992; Tuchman 1972）。當人手不足時，記者就會集中在最可能產生新聞的政府機構。為了能搶先取得新聞，記者必須與有關政府官員打好關係。媒體的缺乏人手也給了政府機會。西方政府新聞發布會的材料一般以新聞稿的形式寫成，媒體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發表，於是媒體就成了政府觀點的傳聲筒（Epstein 1973; Fishman 1980）。西方也有學者強調，媒體的保守性根源於新聞的商業化。商業化新聞必須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造成收視率和訂閱量的下降以及廣告收入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廣告收入不僅僅取決於收視率或訂閱量，還取決於收視者及訂閱者的購買力。富人的購買力強，針對富人的報紙和電視節目的廣告費就昂貴（Herman and Chomsky 1988）。基於上述原因，主流媒體的編輯經常要求他們的記者在寫報導時，針對有巨大購買力的讀者，這也造成了西方新聞的保守性（Ryan 1991: 121-122）。
以上對於西方媒體保守性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當我們把中國媒體在90年代以來的表現納入比較視角的話，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就顯示了出來。90年代中國新聞逐漸商業化後，記者的收入成倍增長，擠入了社會中上階層行列，中國媒體也同樣越來越面臨制度性的人手短缺，並且廣告收入同樣成了各類媒體存活和發展的關鍵（Zhao 1998）。儘管商業化的發展並不能使中國新聞完全獲得其獨立性（Huang 2001; Ma 2000; Pan 2000），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聞媒體大範圍地妥協，成了一部軟性宣傳機器（He 2000; Lee et al. 2006; Zhao 2002），但是，中國的新聞直至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它對體制的批判傾向，以及對社會運動的天然同情。新聞媒體不僅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而且試圖從體制弊病的角度來分析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並試圖提供體制改革的建議。這種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在80年代體現為以精英式的啟蒙性話語和對體制的總體性批判，而到90年代中後期開始，則發展成以局部性的和選擇性的批判。這一傾向體現在媒體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報導中，比如對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公共衛生事件、自然和人為災難的報導。
我們認為，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作為西方世俗社會意識形態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中仍然具有霸權地位。這些意識形態為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和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提供了一個核心價值體系，為西方國家政權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且導致西方媒體趨於保守。在這些霸權性價值觀的主導下，西方媒體運用他們的觀念對各類國際事物加以衡量和進行報導（比如西方新聞在圍繞著當前西藏騷亂和奧運會火炬事件所運用的報導方式）（Lin and Zhao 2016）。在西方國家的國內事物中，霸權性價值體系的存在使得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即使在面對重大政府失誤（比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美國政府在卡崔娜颶風面前表現出的無能）和重大社會問題（如美國的黑人問題）時，所能提出的僅僅是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的根本性批判（Zhao 2001）。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雖然在物質生活品質上有了難以想像的巨大提升，中國政府卻沒有能夠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大減低後，構建出一個能為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正處於上升中的中產階級所共同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或者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式的霸權文化（Gramsci 1971），作為其執政的意識形態基礎。霸權文化的缺失給了中國媒體反體制的傾向，使得中國政府出於統治需要而必須對媒體加以控制。但是這種控制遭到記者的抵制，並使公眾不信任媒體中關鍵性的政治新聞。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沒能在致富的道路上同時樹立起一個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因此當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淪喪等社會問題開始嚴重，或者被認為是嚴重時，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包括記者）之間就缺乏對話溝通的價值基礎。這種共同價值基礎的缺失，正是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以及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
80年代的新聞與社會運動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所帶來的教訓以及國家財政經濟的極度困難，迫使中國政府發動改革（第四章）。在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寬鬆環境下，在記者們尋求新聞開放的努力下，中國新聞報導逐漸走出了文革時代的極左局面。在70年代末乃至整個80年代，中國記者以批判文革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己任，發起了以去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目的的「真理問題大討論」、「馬列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關係的討論」，以及在80年代中期出現的中國文化批判。但是，雖然這些新聞開放的動力往往來自於黨內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價值觀下的忠誠反對，這些改革派的行動仍然引來了中共黨內左傾及穩健勢力的反對，並導致了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1987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雖然這兩次運動均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不了了之，其後果是把一批黨內改革派和黨內知識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見者，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英雄，並使廣大民眾對中共的做法感到沮喪。因此，雖然中國新聞在80年代不斷走向開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與政府的關係卻在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迅速地喪失了其統治地位（Lin 2006）。80年代末，中國改革遇到了挫折，通貨膨脹、腦體倒掛以及官僚腐敗等問題馬上成了媒體關心的核心問題。大量的負面新聞迎來了「球籍問題大討論」和「《河殤》熱」。這些都為八九學運的爆發提供了關鍵的輿論和思想準備（Zhao 2001: ch. 2）。
在八九學運中，霸權文化缺失下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運伊始，政府嚴加控制新聞報導，而記者卻努力擺脫政府的控制。許多記者自發性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息，寫出關於運動的正面報導，敦促主編們發表他們的文章，並在部分報紙中取得成功。當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報導北京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問題上與上海市委產生對抗，並在4月26日被上海市委解除報社主編職務後，記者對欽本立的聲援構成了八九學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們不但與體制進行對抗，還在體制內進行遊說。黨內權威老報人胡績偉以西方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例，給趙紫陽講解了自由新聞可以有效地緩解並轉移人們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於是，趙紫陽在5月5日會見胡啟立和芮杏文—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最高官員—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大。」「不公正的媒體報導是導致學生運動升級的主要因素」於是成了記者的共識。在5月13日學生絕食開始後，中共對媒體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控制。
但是獲得了「自由」的媒體，並沒有如胡績偉所言，能幫助中共緩解並轉移社會不滿的情緒。當中共的意識形態失去了霸權地位後，記者們因為在價值觀上傾向於學運中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口號，而選擇了對學運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比如，5月13日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在統戰部有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對話中學生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但內容卻經常與對話主題無關，列席代表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們甚至為了搶麥克風而發生打鬥，對話就在混亂中不了了之。中國重要媒體記者都在場準備報導這一歷史事件，但是記者們都對學生的表現極為失望，並因為害怕學生運動形象由此受損而自覺地選擇了不報導這次對話，使得大多數北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在學生絕食期間，許多記者在寫完了稿件後首先交給學生過目，聽取建議並修改後才加以發表。當時整個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的、優柔寡斷的、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動的（Zhao 2001: ch. 10）。這一新聞框架大大提升了學運在北京及全國市民中的地位，迎來了5月17、18兩日內數百萬市民在天安門前的聲援，把學運推向了高潮，同時也給學運造成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使八九學運朝向悲劇性的發展（Zhao 2001: ch. 6）。
分化性國家社會關係下的新聞
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第五章），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市場經濟下日趨複雜。9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功，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一個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主流媒體對體制的挑戰仍在缺乏霸權文化的狀態下得以延續。但是，市場經濟和商業化新聞的發展，分化了國家與社會在計劃經濟下結成的簡單關係。在收視率和訂閱量的壓力下，新聞人員不得不在關注政治的同時，把相當的精力轉移到經濟效益和同行競爭等問題上，這就導致了新聞媒體利益的分化。同時，中國社會在飛速的經濟發展中不斷走向開放，商業化新聞下的新聞工作人員的收入也在快速提高，他們中大多數人開始有房有車，享受著新型中產階級的生活。在社會的總體進步和個人的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像80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對抗以尋求激烈政治變革的做法，在目前中國記者中已不流行。更為重要的是，在商業化新聞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也逐漸從積極打壓轉變為多元防範。經濟軟控制手法被廣泛採用，對不同的新聞，政府也採用了不同的控制手法。政府的多元新聞控制手段導致了知識分子（及記者）對諸多社會問題看法的多樣化，知識分子不再享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靈活和多元的新聞控制方法，還改變了新聞行為的邏輯，使得國家和媒體的關係在90年代後變得更加複雜。要了解90年代後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關係，我們必須首先對該期間政府和媒體的關係加以了解。以下，我們從國家控制、媒介生態和新聞行為邏輯這三個方面，簡要介紹在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與媒體之間形成的新型關係，以及這些發展對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