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紅樓(正金釵卷) (上)(下)(已絕版)

歐麗娟 著

  • 出版日期2017年08月 出版
  • 書籍裝訂平裝 / 21*14.8 / 968頁 / 單色(黑)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教學與通識-教科書
  • ISBN978-986-350-242-5
  • GPN1010600896
  • 定價900元

如果沒有金釵,就不會有《紅樓夢》的誕生,
這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少女在其中展示了各色人生。
本書完整呈現歐麗娟教授多年研究成果,重回紅樓心靈現場,
在歌頌青春價值之外,觀照人性最深刻的實相。


眾金釵作為《紅樓夢》最重要的部分,處處散發著女兒們的芳香。尤其是太虛幻境中的正冊女子: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賈迎春、賈惜春、史湘雲、王熙鳳、李紈、妙玉、秦可卿,以波瀾壯闊的複調曲式共同交織了《紅樓夢》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由此煥發出不同的心靈光影、人格風景。

歐麗娟教授藉由豐富的西方文學批評、中國文化大傳統以及清代典章制度等,試圖更客觀、也更基於文本的脈絡,重新詮釋每一位金釵的人物內涵;同時透過尋繹作者創作理念、筆法,以及文本中的種種暗示、明示,輪廓出金釵們的完整風貌。

正是這些金釵穿梭於《紅樓夢》世界中,引領我們一起歡笑、傷心、哀嘆、悲絕,隨著她們走過有情世界,體會、品味種種人生光影,進而回眸自身的悲欣交集。

本書特色
一、完整呈現歐麗娟教授多年研究《紅樓夢》的心血結晶,較臺大開放式課程內容更為精彩豐富。
二、細膩解讀《紅樓夢》十位金釵,深入剖析人性的複雜幽微,從哲學、心理學、人類學、史學、文學評論等綜合的角度,細細推敲十位金釵的現實處境、精神世界,及曹雪芹設定人物情節的巧思。
三、附贈全彩「紅樓夢•人物關係圖」,便於讀者釐清人物之關係脈絡,以更能掌握《紅樓夢》之精髓。

歐麗娟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唐代詩歌、《紅樓夢》之研究,成果豐碩。

自二○一二年在網際網路平臺開設「紅樓夢」課程以來,廣受海內外華人歡迎,讓不同世代讀者重新認識中國古典文學之精髓;二○一五年,更榮獲全球開放教育聯盟「傑出開放教育獎」(The Open Education Awards for Excellence)的「教學者獎」(Educator Award),是《紅樓夢》在今日世界的最佳代言人與解讀者。

著有《唐詩選注》、《杜詩意象論》、《唐詩的樂園意識》、《詩論紅樓夢》、《李商隱詩歌》、《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大觀紅樓(綜論卷)》等書,並編著《大唐詩魁──李商隱詩選》、合編《歷代詩選注》。

卷上
第一章 總論:人物的詮釋原則
一、「意見」:另一種謠言
二、獨特的個體:具體經驗上的人
三、「滑疑之耀」:複調的平等

第二章 「一字定評」與代表花
一、人/花互喻與象徵寓意
(一)花神、花魂的整體概念
(二)單一代表花
(三)無花的特殊意義
二、一字定評

第三章 「重像」或「替身」設計
一、人物關係的特殊建構方式
(一)傳統的「影子」說
(二)西方的「替身」說
二、賈寶玉的重像人物
(一)甄寶玉
(二)薛寶釵
(三)榮國公
(四)史湘雲
(五)芳官
(六)賈政、北靜王水溶

三、薛寶釵的重像人物
(一)賈寶玉
(二)兼美
(三)薛寶琴
(四)襲人
(五)楊貴妃

四、林黛玉的重像人物
(一)顯性替身
(二)隱性替身
(三)歷史重像
(四)重像之共通特點

第四章 林黛玉論
一、神話:感傷性格的先天解釋
(一)俗情化的仙境空間
(二)絳珠仙草與娥皇女英的化身
(三)恩情:「灌溉」的慈悲
(四)還淚:「致命」的愛情
二、貴族少女:林姑娘不是「灰姑娘」
(一)列侯之家、書香之族
(二)男兒教養與正統教育
(三)真正的寶二奶奶人選
三、寵兒/孤兒:單邊主義的自我中心
(一)寵兒:客觀現實的優渥待遇
(二)孤兒:主觀偏執的自卑意識
四、人格特質與生活習性
(一)多愁:親情的缺失與愛情的壓抑
(二)多病:柔弱的生活樣態
五、由「個人」到「合群」的轉化
(一)林黛玉喜歡自己嗎
(二)成長的「過渡儀式」
(三)成熟:後期的大幅轉變
六、寶、黛之間的裂變
(一)同途殊歸的分歧
(二)續書的如實繼承
七、黛玉之死

第五章 薛寶釵論
一、「君子」之難寫與難解
二、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
(一)皇商的家世環境
(二)成長過程及轉變
三、性格成因與生命哲學
(一)健全的社會意識
(二)世俗人文主義者
(三)「雪」的意象
四、「冷香丸」新解
(一)熱毒:致病之原因與原理
(二)喘嗽:外顯之病徵與意義
(三)藥材之特性與功能
(四)最初服用的年齡
(五)冷香丸的寓意
五、立體突破的多元面貌
(一)唯一的淘氣
(二)少女的羞澀
(三)唯一的大怒
(四)唯一的傷心
(五)唯一的嫉妒
(六)調侃嘲戲與諷世嫉俗
六、爭議事件的釐清
(一)嫁禍論
(二)金釧兒之死
(三)尤、柳事件
(四)對「金玉良姻」的態度
七、相關詩詞的寓意重估
(一)「任是無情也動人」釋義
(二)〈臨江仙.詠柳絮〉釋義
八、真正的佳人

第六章 賈探春論
一、一種靈苗異
(一)生日的意義
(二)風箏、鳳凰與芭蕉
二、大觀精神:宰相器識
(一)秋爽齋的人格化身
(二)法理的客觀精神
三、入世幹才:才志兼備
(一)敏智過人
(二)領袖風範
四、血與心:君子的追求
(一)抗拒「血緣勒索」
(二)剔骨還肉:宗法制度的解除魔咒
(三)身分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選擇
五、出走意識:超時代的性別突破
(一)「我但凡是個男人」
(二)「不許帶出閨閣字樣」
六、遠嫁的心理創傷
七、末世的光輝

卷下
第七章 賈迎春論
一、木頭:「沒有個性」的個性
二、基本焦慮與「病態的依順」心理
三、生命哲學與思想根據
(一)「功過格」的努力
(二)弱化的「女性意識」
四、幸福的片刻
五、信仰的崩潰:唯一的抗議
六、角落裡的青苔

第八章 賈惜春論
一、前言:「苗而不秀」
二、基本焦慮與「病態的逃避」心理
(一)天賦的廉介孤獨僻性
(二)奇特的獨立宣言
三、生命哲學與思想依據
(一)斷情滅欲:佛教的出世觀
(二)寫意畫、不善詩的意義
四、「吝惜」春天:拒絕人生

第九章 史湘雲論
一、序言
二、天賦與性格特質
(一)身世背景與生存實況的反差
(二)客觀看待自己
三、心直口快:「直而溫,率而無虐」
四、一半風流一半嬌:雙性的均衡
(一)玉女英豪的英雄本色
(二)女扮男裝的雙性同體
(三)酣睡的海棠與詩瘋子
五、婚姻與命運
六、沒有陰影的心靈

第十章 王熙鳳論
一、序言
二、名門出身與特殊教育
(一)男兒教養
(二)未讀書識字
三、大家小姐的正統風範
(一)知禮、守禮
(二)帳也清楚,理也公道
四、孝敬愛憐的真情誠意
五、觀其所使:平兒論
六、逸才踰蹈的出軌與反思
(一)權
(二)財
(三)欲
(四)妒
七、人命公案的平議
八、犧牲奉獻與悲憤灰心
(一)財貨賠墊
(二)身心受創
(三)休棄的下場
九、對脂粉英雄的禮讚與哀輓

第十一章 李紈論
一、成長背景與性格基調
(一)命名的深義
(二)家庭教育對人格的塑造與影響
二、白梅:心如止水的年輕寡婦
(一)大家規矩
(二)真愛的基礎
(三)梅妻虎子
三、紅杏:灰燼中的餘火殘光
(一)優雅的生活情趣
(二)理性客觀的公正判斷
四、沉默的大財主
(一)收支的單向模式
(二)對物價的敏感
五、「投射心理」與「同類比較」
(一)「投射心理」:王熙鳳的特質
(二)「同類比較」:對妙玉的不滿
(三)「白梅/紅杏」的立體統一
六、在缺憾中自足

第十二章 妙玉論
一、生命史的軌跡:五個階段
二、先天秉賦:冰霜之下的善良柔軟
三、太高、過潔:性格的極端化發展
(一)出身等級的慣習品味與文化排斥
(二)放誕詭僻:櫳翠庵的自由伸張
四、白雪紅梅:道姑/名流的綜合體
(一)少女情愫
(二)李紈的同類相斥
五、淖泥的下場:自我的單薄狹隘
六、高傲的小鳥

第十三章 秦可卿論
一、另類的海棠花
二、低微的出身與優異的天賦
(一)獨特的向上階級流動
(二)兼釵、黛、鳳三人之長
三、愛欲女神:春睡的海棠
(一)月貌風情與愛欲細節
(二)與寶玉的清白無瑕
四、情、欲的複合
(一)「爬灰」的真情基礎
(二)失落的情節
(三)丫鬟的角色
五、曖昧的死亡
(一)上吊自縊與慢性消耗
(二)縱欲而亡:賈瑞的同步性
六、殿後的批判

第十四章 總結:性格、環境、命運及其反思
一、人格養成的先天性
二、家庭、環境的關鍵性
三、人性樣貌的複雜變異

開卷語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早已提醒道:「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面的內在聯繫著的能力的統一體。藝術作品必須向人的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種單一的雜多。」
 
因此,紀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諄諄警示:「我們慎勿以他人一生的一瞬間來判斷他們。」(《窄門》)瞬間的一瞥只是雪泥鴻爪,既無來龍去脈,更不見全豹,據此而下定論,便容易斷章取義。
 
若要盡量達到這一點,哲學的客觀理性是有效的助力,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說:「哲學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們不要妄下定論。因為,妄下定論可能會導致許多迷信。」(《蘇菲的世界》)
 
客觀理性讓人超越意見,鍛造知識,並且,猶如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所言:「知識之島的面積愈大,驚奇的海岸線就越長。」(《永恆的哲學》)當知識之島的海岸線長到一定程度時,就能體會到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所領悟的:「每一種真理的相反面也是同樣地真實。」(《流浪者之歌》)
 
從而也能如同《禮記.曲禮》所期望的:「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進而達到「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袁無涯《忠義水滸傳發凡》)的境界。
 
且聽黎巴嫩作家紀伯崙(Kahlil Gibran, 1883-1931)的呼籲吧:
 
讓你的靈魂以理性來引導熱情,如此,你的熱情就能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新,猶如從灰燼中振翅而起的浴火鳳凰。(《先知.理性與熱情》)
 
第一章 總論:人物的詮釋原則(摘錄)
 
《紅樓夢》人物眾多,卻又個個鮮明突出,既特別且精彩,成為小說的一大特色、更是一大成就。
 
其中,單單在賈府的生活世界裡,上上下下便有「上千的人」(第五十二回麝月語),其他相關的各方人等更是林林總總。當然,這「上千的人」只是支撐小說敘事的潛在背景,在小說舞臺上毋須、也不應一一涉及,否則便會淪為令人眼花撩亂的大雜燴,只有必要的、重要的人物才會進入文本,但即使如此,依然為數可觀。《紅樓夢》到底寫了多少人物,各家說法不一,清代的評點家們已經開始進行統計,諸聯寫道:「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姜季南的批語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共四四八人;姚燮的計算為:「總計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合共五百十九人。」至近代學者,所見越來越多,如吳新雷主張:「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個。」從一百二十回本的索引來看,香港中文大學用電腦檢索,共得人物493人;最多的則是:「本書人物實得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無論是哪一筆數字,都顯示曹雪芹對人的觀察入微與刻畫入骨,男女老少、貴賤賢愚排列而成的人物畫廊誠屬繽紛耀眼,令人歎為觀止。
 
當然,每一部作品都必須有主角,以統整敘事主軸不至於零散,基於主題與情節所需,經過剪裁組織之後,《紅樓夢》的主要角色除賈寶玉之外,便屬各式各樣年輕美麗的金釵們了。曹雪芹寫在卷首的創作宣言已經清楚剖白: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這是作者對其一生所見「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的深情禮讚,也是《紅樓夢》的核心精神所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些女子,也就沒有《紅樓夢》的誕生,這確確實實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其中為鬚眉所不及的裙釵,固然包括累積了年齡、經驗、資歷、智慧、品德的母神級人物,如賈母、王夫人、劉姥姥等;更主要的,自屬淋漓演繹青春悲喜的玉字輩這一代少女了,她們是母神們的過去式,是小說時間的現在式,將人生中成長變化的關鍵階段充分展現。
 
一、「意見」:另一種謠言
 
只不過,對於這些活色生香、藝術魅力十足的人物,經過近代歷史巨大的、甚至徹底的斷層之後,現代讀者往往忽略了不同時代文化、不同階層意識的特定內涵,架空地給予一般的理解與評價。我們在《大觀紅樓(綜論卷)》中,已經思考了《紅樓夢》閱讀上影響到客觀詮釋的幾個問題,包括同情弱者(失敗者)、閱讀認同現象、心理補償作用、個人主義取向,因而傾向於認可書中不受束縛的角色,尋找和發現敵人、創造壞人,在反封建禮教的成見下形成離心式的感性意見。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曾提醒道:「一個意見是一個主觀的觀念,一個任意的思想,一個想像,我可以這樣想,別人可以那樣想;—一個意見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個有普遍性的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思想。」而這和對真理的客觀追求(如哲學)是不同的,可惜「每一個意見都錯誤地自詡為具有真理」。至於「意見」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便是因為比起「知識」之必須千錘百鍊要容易得多,「趨逸避勞」總是人性之常,如Mortimer J. Adler 清楚地指出:
 
我們較喜歡那些建立在情緒而非理性基礎之上的意見。我們給意見建立情緒的基礎,是任意的與隨意的—隨我們自己的意思,而不論它的成因為何。因為我們可能任意地採納相反的觀點,所以這種沒有根基的意見乃落在懷疑領域的最低一層。
 
就此說來,一個人只要滿足於「意見」,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就等於是對「知識」的摒絕,只能落在情緒性的、缺乏根基的低層次上,沒有進展與提升的可能。
 
但是,誠如蘇聯學者伊.謝.科恩(Igor S. Kon, 1928-2011)所言:
 
一知半解者讀古代希臘悲劇,天真地以為古代希臘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們完全一樣,放心大膽地議論著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劇過失」等等。可是專家們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自己的問題。專家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這確實很重要。
 
同樣地,《紅樓夢》的讀者以為生活於傳統儒家文化之貴族世家中的人,其思想感受方式和現代的我們大致一樣,恐怕也是太天真了;若是因此認定世家子弟的曹雪芹及其筆下的主要人物所思考的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所追求的是我們的價值觀,以此來作為詮釋的基準與目標,那更是行不通的做法。諸如反封建禮教、婚戀自主、平等自由、個人解放……等等,都是我們以自己的現代意識形態賦加於《紅樓夢》的異質物,如黑格爾所說:
 
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
 
其結果便難免流於選擇性的取材,以遷就我們自己早已預設的見解,而所得的也非時人之原貌。但實際上,《紅樓夢》所要回答的是它自己的問題,也就是百年貴族世家何以沒落而喪敗的痛苦;其中的人物都存在於相關的環境之中,在這個背景下同時面對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人生困局。就此而言,若非從貴族世家的思想感受方式作為切入的座標,便難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了。
 
若想要擺脫概念先行的預設與一知半解的詮釋,那就必須採取科恩所指出的「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如此才能建立全面性的文本基礎,給予精密的分析推理;並且最重要的,是回到當代的時空脈絡與社會環境,以「他們的」而非「我們的」思想感受方式來貼近其心靈現場,並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下仔細檢驗其心思感受,由此,對他們的認識才不會是架空的、離心的,只是用來證明「我們」的價值觀,讓《紅樓夢》的意義變成現代意識的註腳而已。
 
正因為人文現象及其意義是豐富多元而充滿各種可能,在類似的表象下隱藏了千殊萬別的獨特性,不應化約地一概而論,因此更需要透過精密的分析與全面的證據,以深入理解並掌握到個別的差異。舉例言之:何謂「封建禮教」?「禮教」是否必然吃人?而「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葬花吟〉裡「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詠嘆,是詩詞修辭手法中主觀抒情時的誇大表現,還是詩人客觀處境的如實反映?〈臨江仙〉中「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青雲」,是否只有「平步青雲」這個成語裡所意指的「富貴利祿」之意?
 
這些提問所涉及的,只是討論《紅樓夢》時常見的推論中的幾個而已,其餘類似的問題所在多有,在長期的累積之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成為良好地理解小說的無形障壁,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以「精密的分析」而言,試看上述的第一個提問,即「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乃現代《紅樓夢》的研讀者最容易忽略,但卻也是問題最嚴重的邏輯推論謬誤。在此只要舉一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可以釐清其謬誤所在:假設「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那麼,現代許多反思民主亂象的文化評論,例如「民主就是一群會投票的驢」的著名嘲諷,豈不就是等於反對民主制度?但很顯然,那些評論者本身的價值觀並非如此,他們根本上仍然是選擇或支持民主制度的,只是並沒有天真地以為民主就是完美的萬靈丹,可以解決人類群居時的所有問題,因此不斷地省思以避免其弊病;同樣地,曹雪芹在其所處的傳統帝制時代中,當然也親歷目睹若干來自宗法制度的弊病,作為當時人們生活與生命的一部分,完全不必要刻意迴避,以展示形塑出這些人與那些人、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心靈糾葛,既真實而複雜。這不正是小說家的拿手任務,也就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視為小說唯一的永恆真理的「複雜」?
 
其次,每一個社會都必須在其歷史條件下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秩序,以維持其運作的穩定,而古今中外的哪一種制度沒有缺陷?哪一個社會中沒有弱勢者與受害者?甚且可以說:「群夥之間的界線,原都是重疊的。我們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來斷定誰是天使,誰是惡魔。……世界上有──且只有──兩種人:正人君子與卑鄙小人。兩種人處處都有,散見於社會的各階層。任一階層任一團體的人,都不會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因此,現代人所自豪、甚至自以為是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中,仍然有權力霸凌、分配不公,更有黨同伐異、成見殺人,所謂的「平等」在許多運作機制下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假象,階級也並沒有消失不見,本質上仍然是由金錢權力與人脈關係所主導,這都是無可粉飾的鐵的事實。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同樣可以在其創作中觸及這些層面,但絕不能說觸及這些面相者就是反對民主平等。
 
更何況,既然每一種社會制度都各有其優點又有其缺陷,在弱勢者與受害者之外同時存在著優勢者與既得利益者,則小說家在刻畫貴族階層中的若干負面之餘,也同樣可以描繪對某些人所帶來的美好正面。以賈寶玉為例,由第一回石頭之所以打動凡心,原因就是「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因而在「受享」的前提下,先天所指定的即為「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賈府正是一僧一道為了完成他的夢想所攜往投胎入世之處,以充分盡享「富貴場」、「溫柔鄉」的歡樂富足。如此說來,「榮華富貴」、「榮耀繁華」的簪纓世族非但不是他所反對的,反倒是讓他滿足願望的理想世界,單單如此,就足以證明不能簡單地說他是反對封建禮教。再進一步來說,「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從賈探春的例子可知,正是因為受到宗法制度的庇蔭,她才能合法合理地擺脫親生庶母的血緣勒索,在拒絕同流合汙的同時,給自己一條向上的、自我實踐的道路。就此來說,除「精密的分析」之外還需要「全面的證據」,才能正確地把握每一個人物的獨特與複雜。
 
可惜的是,讀者對於文本的態度正如謠言的傳播般,不僅忽視了「全面的證據」,還出現了「逐級減少」的「銳化」現象。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指出:
 
對一般人來說,在沒有輔助之下,記憶確實是有限的。所以,在這個方式裡,造成謠言在傳播中發生變化的第一類型是,失落了許多細節,或者如同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所形容的,在描述中「逐級減少」。……當然,在逐級減少的另一面是,殘餘的細節存活了下來—不斷被傳播—而且甚至有時候被強調或誇大。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稱這個為「銳化」。
 
同樣地, 當讀者不願意聽從佛斯特(Edward M. Forster, 1879-1970)的建議,通過嚴格鍛鍊與自我要求以獲得「記憶」(memory)與「智慧」(intelligence),藉之充分掌握小說內容以及情節發展的因果關係,則此種「逐級減少」的「銳化」現象也會發生,而往往在小說的閱讀詮釋上選擇性地集中於特定情節,並以直覺或常識加以斷言。以寶釵的〈臨江仙〉為例,這闋詞被嚴重地斷章取義,無視於「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的明朗向上與「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的豁達穩定,只偏執在「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這兩句,並給予不符傳統詩學的負面解釋,可以說是這類常見現象的代表。
 
在文本銳化、扭曲後所產生的意見,卻成為人物論述的主流,其心理機制與謠言的形成與傳播同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尼古拉斯.迪方佐指出:
 
或許人們相信謠言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謠言和聽聞者的感覺、思想、態度、刻板印象、成見、意見或行為一致。一致的謠言,因此感覺可信—聽聞者是處在一個他想去接受這個流言的心理位置。
 
在此,「共鳴」可以用來作為恰當的比喻。換言之,現代讀者大多缺乏傳統意識形態與文化知識,本身就是接受這類意見的沃土;當眾多的人採信了這些說法而形成主流的意見後,這些意見又可以繼續獲得更多的支持者,因為:「重複聽聞一個謠言可以增加信賴感的第二個理由則更有趣—而且應該讓我們有所顧慮。重複聆聽導致聽者對此敘述感到熟悉,而熟悉是會增加信賴感的。這個想法乃基於所謂虛幻性事實的效應:熟悉一項陳述導致對此陳述更多的信賴。」 亦即在人性的本能反應下,人們很容易地傾向於某些已成主流的意見,在「共享的意義結構」下祛除面對世界的不確定感,以獲得一種安全的、穩定的感受;進而重複聆聽,更加熟悉與信賴。於是構成了一種循環,越來越鞏固並擴大像謠言般的主流意見。
 
根據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等的歸納,「謠言公式」可以總結如下:
 
謠言的產生並在同源社會媒介中流傳是由於傳播者的強烈興趣造成的。這些興趣的有力影響要求謠言主要成為一種文過飾非的手段。為正在起作用的情緒作解釋、辯解,並提供含義。有時候興趣與謠言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可以把謠言簡單地概括為一種完全的主觀情感狀態的投射。
 
據此而言,再度令人省思紅學中人物論述所隱含的心理特性,是否很大的比例是在「主觀情感狀態的投射」下,受一種類似於謠言本質的強烈興趣所驅動,以滿足某種「正在起作用的情緒」,導致文本銳化、離心解讀而不自知?
 
有感於這一點,盡可能地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的做法後,我們必須指出,曹雪芹藉由《紅樓夢》所表述的,完全不是我們現代人所感興趣的課題,而是處於當時既有的歷史文化框架下,這些人與那些人在其有血有肉的生命史中各自演繹的歡樂、痛苦、悲傷、失落、渴求,由光明與黑暗交織、飛升與下墜拉鋸的複雜處境與豐富人性,所形成的各式各樣動人的故事。不是為了替歷史的興衰做見證,也不負擔進步的使命,以討伐前人、反抗時人、迎合後人,而是全神貫注地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
 
第五章 薛寶釵論(摘錄)
 
一、「君子」之難寫與難解
 
就不自覺的心理本能與知識盲點而言,第一章中已提到了同情弱者(失敗者)、閱讀認同現象、心理補償作用、個人主義取向等等,此外還包括一種普遍存在卻不易被發現的人性特質。清末評點家張其信已經注意到閱讀心理的偏倚反應:
 
方寫黛玉入賈府,便接叙寶釵入賈府,此所謂用雙筆,寶、黛用對待寫也。不過寫黛玉處,賈府諸人即從其眼中看出,寶玉亦從其眼中分兩次描出,極詳細排場;寫寶釵處極簡括極閒淡。宜乎人皆視為寶玉與黛玉情深,而與寶釵情淡,而不知作者入手處,即用畫家陰陽筆法也。……其組織黛玉處,雖是寫意,尚屬實寫明寫,人皆看出,……若寶釵一面,則虛寫暗寫,比黛玉一面,更覺無迹可尋。其實美人中以寶、黛二人為主,其組織處皆用雙筆對待之,故寶釵一面,人以為與寶玉無情,而為黛玉扼腕,非知《紅樓》者也。
 
意指讀者往往會直覺地認為實寫明寫、詳細排場的黛玉,比起虛寫暗寫、極簡括極閒淡的寶釵更重要,寶玉對黛玉之情深有過於對寶釵之情淡,殊不知這是小說家雙筆對待、陰陽筆法的藝術策略,非關人物褒貶。然則,當人性進一步訴諸情緒與本能之後,往往更混淆了評價問題,寶釵人格上、作者筆法上的「極簡括極閒淡」就難逃負面批評,這種閱讀心理即明代洪應明《菜根譚》所言:
 
淡薄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鋩。
 
意謂一般熱衷於追求欲望滿足、興好於張揚個性,以為這才是建立真正自我之方式的多數人,並不能了解那些約束自我而不放縱自我、以群體高於個體之輩,其實是看到更高、更廣、更深的人格境界,因而透過「克己復禮」對一般層次上停留、甚至膠著於喜怒哀樂的初級人性有所超越;在無法理解的情況下卻又想要理解並給予解釋,以祛除「不確定」所導致的不安,於是在認知不足的限制下,只能以其所理解或偏好的「濃艷」、「放肆」等一般人性表現作為價值的起點,而將其所不解的「淡薄」、「檢飭」降格以求,解釋為表裡不一的「假清高」、「偽君子」。正是在此一不自覺的人性本能反應之下,清末評點家張新之便認為:「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足以代表人物論的主流意見。
 
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別士(夏曾佑)曾慧眼洞見地指出,「作小說有五難」,其首要之難便是「寫君子難」,理由是:
 
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裂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若必欲寫,則寫野蠻之君子尚易,如《水滸》之寫武松、魯達是,而文明之君子則無寫法矣。
 
所謂「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準確地觸及人類發展認知的根本模式,即是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以最熟悉、最了解的自己作為推論判斷的依據,這本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現象;然而這個自我本位若沒有不斷地與時俱進,願意接受艱苦的學習訓練以獲得成長,甚至好逸惡勞、安於現狀,則會流於一般常見的平凡人,形成一種「中材」。以這樣平庸凡俗的中等見識面對小說中的人物,對於比自己品格低下的小人,當然容易洞穿其心性而無所遁形,故謂「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同樣地,小說家對小人的把握也容易得多,以致「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但面對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基於書寫對象遠遠超出自己的高度,乃形成一種「仰而測之,以度君子」的勉強攀高,實際上並無法真正測度其胸襟內涵,其結果便是「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以致小說家筆下的君子流於畫虎不成反類犬,塑造出「驕矜滅裂」的關羽、「刻薄輕狡」的諸葛亮、「迂闊枯寂」的虞博士,失去了他們真正的人格高度。
 
但進一步言之,君子雖然難寫,「野蠻之君子」則尚稱容易。從其所舉例的《水滸傳》之武松、魯智深,可知這類「野蠻之君子」意指人品正派、心術端良,言行舉止卻往往不假文飾的直率魯莽之輩。就此而言,《紅樓夢》中包括晴雯、黛玉在內的真率之士、性情中人,可謂庶幾近之,其順性所致的恣意痛快之處,不僅作者易於發揮,也較受到讀者的喜愛與讚美,因為那是「中材」之輩所能知解,復投合於基本人性的自我層次;至於「文明之君子」,則因超越「中材」之性甚多,具有難以仰視觀望的遼闊縱深,則不僅只有「中材」的小說家難寫,只有「中材」的一般讀者也難解,甚且往往流於「所疑」、「所忌」的對象。
 
即使是高明如《儒林外史》,於後半部刻畫了一批通曉經史、關心實學、奉守君臣有道的「真儒」,但其中之一的虞博士,於旨在諷刺、也妙在諷刺的吳敬梓筆下,其忠厚樸訥依然不免失於「迂闊枯寂」,喪失了君子的飽滿通透;《三國演義》中的關羽、諸葛亮也同樣落入此一窘境,分別流於「驕矜滅裂」、「刻薄輕狡」。就此必須說,在「寫小人易,寫君子難」的創作挑戰下,曹雪芹大膽迎接此一高難度的考驗,突破「文明之君子則無寫法」的困局,不僅將人性的多元差異充分展現,更把人性的高低不同如實呈顯,身為「淡薄之士」、「檢飭之人」的薛寶釵便是一位典型的「文明之君子」,絕不是《儒林外史》竭力去寫,卻又因中材不足以寫好的那一位流於「迂闊枯寂」的虞博士。因此脂硯齋便說:
 
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寶卿正是寫人之筆,若與黛玉並寫更難。今作者寫得一毫難處不見,且得二人真體實傳,非神助而何。(第八回眉批)
 
這就明揭寶釵這個人物正是出於困難的「寫人之筆」,並且比起寫率性的黛玉還要更難,而曹雪芹運斤如風、舉重若輕,寫來如有神助、已臻化境,可見其實在寶釵身上用力最深。
 
只可惜,由於讀者在人性本能上的各種限制,尤其自明清以後的人性價值觀又出現崇尚感官本能的思潮,如李贄〈為黃安二上人三首〉聲揚:「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真佛。」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後〉主張:「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這類思想只要稍一不慎,便容易落入一種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所說的本能主義中—強調生而具有的決定因素,混同了「本能根源的驅使力」和「性格根源的驅使力」;在他們眼中,人類是遠古時期的人類,在自己的生活中沒有扮演角色,沒有責任,是由本能的繩索所牽動控制的傀儡。以為順從本能便是具有個性,這當然是錯誤的,但既然只要直心率性便可以擁有人性價值,這種思想觀念對中材之輩最是方便簡易,故能大為流行,後來更在現代東漸而來的西方個人主義風潮下愈形強大。人們既對「君子」的認識有限也心存疑忌,於是落入「必為濃艷者所疑」、「多為放肆者所忌」的世情常態,各種有關寶釵這位「文明之君子」的材料證據便被有意無意地扭曲、穿鑿、斷章取義,而改變其完整的全貌。夏志清早已指出:「除了少數有眼力的人之外,無論是傳統的評論家或是當代的評論家都將寶釵與黛玉放在一起進行不利於前者的比較」,透顯出一種本能的對於感覺而非對於理智的偏愛。此種不獨一代之讀者為然,歷代繼之累積、延續所形成的一種詮釋主流,若探究其形成機制,可以說與「謠言」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就心理學而言,謠言(rumor)之所以產生、尤其是得以大量傳布,歷久不衰,自有賴於各種心理因素。從「動機因素」來看,任何人類需求都可能給謠言提供推動力,仇恨所產生的就是指責性的謠言與誹謗,然而特殊的是,為何在《紅樓夢》的接受過程中,獨獨在寶釵、襲人、王夫人等人身上引發了讀者的仇恨心理,以致產生指責性的謠言與誹謗?最常見的原因,自是源於對黛玉的偏愛,以及對弱勢者、失敗者的同情,那股為寶玉不忍、為黛玉申訴的不平之氣驅動了讀者尋找敵人、發現壞人,於是塑造出一些邪惡的稻草人,寶釵與襲人等便被裝入這個形象中,成為宣洩仇恨的替罪羊,各種敵意傾洩的箭靶。尼古拉斯.迪方佐從謠言心理學的角度指出:
 
當一個人對某事或某人懷著敵意時,他更可能去相信敗壞那件事或那人的無端聲明。他會緊抓著能說明他敵意的這個「適當理由」;同時透過相信這個有害的謠言,他便有機會去攻擊這個他不喜歡的對象,並把他的反感發洩其上。我們或許會發現,相信貶低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謠言,也立基於這個類似的動機上。換句話說,一個敵意的態度可以事先影響某人把錯誤的謠言推斷成有理的、可信的,甚至是可能的。人們相信謠言後便會去散佈,同時發洩自己的敵意情緒。
 
同樣地,預先懷有敵意的讀者便容易相信敗壞那件事或那個人的無端聲明,把錯誤的意見當成合理可信的,從而散布謠言並發洩情緒。這便充分說明了「左釵右黛」會變成主流的原因。
 
一如在謠言的傳播過程中還會出現「逐級減少」的「銳化」現象,大量的文本訊息被忽略,而若干殘餘的細節卻不斷地被傳播,而且甚至有時候被強調或誇大,同樣地,人們對寶釵等的理解也是往往建立在一種選擇性的少數材料基礎上,某幾段文本內容情節,諸如嫁禍、金釧兒之死、尤三姐與柳湘蓮等爭議事件,以及「任是無情也動人」、「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等相關詩詞,尤其是金鎖、冷香丸等用品,都被過分地斷章取義並導向負面解釋,以符合預先所懷的敵意。實則,「如果人們仔細檢查一下所有被引用來證明寶釵虛偽狡猾的章節,便會發現其中任何一段都有意地被加以錯誤的解釋」,正道出此一現象的積習已深,誠屬不可思議。
 
如若要避免這樣常見的結果,以離開謠言大軍的隊伍,除心態上必須調整為理性中立之外,於實際閱讀小說、詮釋文本時,也應該採用本書總論中所引述過的原則,即蘇聯學者伊.謝.科恩的指示:
 
一知半解者讀古代希臘悲劇,天真地以為古代希臘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們完全一樣,放心大膽地議論著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劇過失」等等。可是專家們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自己的問題。專家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這確實很重要。
 
換言之,古人自有其與今人不同的思想感受方式,他們所面對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實踐的是他們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使用的是他們自己所熟悉的知識話語,因此必須回到傳統文化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而去古已遠的今人要做到這一點,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便是不可或缺的鑰匙,其工夫也深,其所見也始能有得。這正是吾人在思考薛寶釵其人其事時,所應採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