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

Poul Holm、Arne Jarrick、Dominic Scott 著
王又仕、陳櫻珊、李宜珍 譯

◎第一本有關全球人文研究現況的綜合性報告書。
◎聚焦人文學科的特色,解答人文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本書遍訪全球41個國家、89位人文學者,並輔以問卷及討論會成果。是評估全球人文學科境況的首次嘗試,旨在建立評估人文學科世界未來發展的基準。主要聚焦的論題有:人文學科的價值,人文研究的性質,推廣、轉譯人文研究成果的管道,從跨領域、全球化、數位化來看人文研究的特色,人文學科資助模式的變化以及研究基礎設施的問題,人文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通過對於人文學科內部及外部的考察,作者建議重新建立人文學科追尋真理、促進知識的信心,也指明人文學科的內在價值正在於提供理解人類經驗多樣性的鎖鑰。這份報告試圖精確掌握具體的和長期的挑戰,例如知識整合的系統性研究。惟有充分應對這些挑戰,人文學科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建立更美好世界的能力才能徹底展現。

Poul Holm
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環境史教授,歐洲人文研究中心與研究院聯盟的主席,曾任丹麥Roskilde大學校長。

Arne Jarrick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歷史系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瑞典研究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前秘書長。

Dominic Scott
古希臘哲學著名學者,英國劍橋大學Clare College院士,曾任哈佛、普林斯頓、牛津等校客座教授。

中譯本序╱黃俊傑
謝辭

第1章 報告的目的與範圍
性質界定
我們的資料來源
報告綱要
未來展望

第2章 人文學科的價值
導言
內在價值
社會價值
資產、文化、記憶
人文學科的經濟價值
對於其他學科的貢獻
創新
批判思考
個人發展與性靈發展
藝術鑑賞
訪談回應分布調查
證成策略
結論

第3章 人文學科的性質
第一部分
主題導向
第二部分
對「發現」一詞的反應
知識
突破
對人文學科的觀感
結論

第4章 數位人文學
專業數位人文學者的世界
研究趨向
數位典藏與檔案
閱讀和分析電子文本
結論

第5章 轉譯人文學
轉譯研究實踐
轉譯醫學
來自訪談的證據
來自國家報告的證據
結論

第6章 人文研究的文化
導言
跨領域研究
跨領域研究的價值
制度性張力
結論

第7章 資助和基礎設施
研究的核心資助
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資助
已開發國家的競爭性資助
研究機構
基礎設施
結論

第8章 人文學科與公共政策
美國
中國
南非和澳洲
印度、日本和拉丁美洲
歐盟
結論:人文研究的政治學

第9章 結論
概述
建議

附錄:訪談問題
第1版
第2版

參考書目

中譯本序(摘錄)

黃俊傑

《2015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這部書中譯本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歡欣鼓舞的事情,我願在本書在臺大出版前夕,說明這部書的緣起、內容及其在當前人文研究上的意義,以供廣大中文讀者的參考。

本書英文原版Humanities World Report 2015(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是由Poul Holm,Arne Jarrick與Dominic Scott三位歐洲人文學術界資深學者共同執筆。Poul Holm是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環境史教授,也是歐洲人文研究中心與研究院聯盟的主席,曾任丹麥Roskilde大學校長。Arne Jarrick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歷史系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也是瑞典研究委員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前秘書長。Dominic Scott是古希臘哲學著名學者,英國劍橋大學Clare College的院士,曾任哈佛、普林斯頓、牛津等校客座教授。三位作者在荷蘭科學研究組織以及其他單位的資助之下,遍訪全球41個國家的89位人文學者,輔以問卷調查,並在各國舉行各國有關人文研究現況的討論會之後撰寫而成。這本書聚焦的問題包括: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數位人文所帶來的機會、世界各國補助人文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人文研究與社會發展的互動等等。這部報告書是第一本有關全球人文研究現況的綜合性報告書。三位作者的研究計畫從2011年8月開始執行,亞洲部分的工作從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開始。在2014年全書出版之後,同年11月在國際「大學高等研究院聯盟」(University-based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ies, UBIAS)與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合作舉辦的「2014 UBIAS院長年會」中,在臺大舉行新書發表會,正式公諸於世。也由於Poul Holm等人的這個國際研究計畫與臺大的深刻關係,所以,這部書的中文譯本就由臺大出版。

這部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對東亞人文學術界具有重要的意義。東亞各國在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凌,所以,近代東亞各國常以興辦高等教育作為富國強兵的手段,以脫離百年來被殖民、被奴役的歷史宿命。因此,在近代東亞各國的高等教育界中,源遠流長的「實學」傳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人文學術研究與人文教育在21世紀的亞洲高等教育中日趨邊緣化。以海峽兩岸為例,曾任大陸西北大學校長(1985-1991任校長)的張豈之先生就說過,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重科學輕人文、重技術輕素質、重數量輕質量」,這是一針見血之言。臺灣在世界高等教育競爭白熱化的壓力之下,從2000年開始也以特別預算的方式,推動特定專案研究計劃,雖然各大學所有學術領域都可以提出計畫,但是基本重點在於奈米科技、基因體科技、通訊科技以及生命科學等領域。從2006年起,臺灣的教育部依據立法院的決議,要求獲得「邁向一流大學計畫」特別預算補助的大學,除了百分之五十可以自訂考評指標之外,其餘百分之五十的考評指標均為剛性的指標,如產業實用人才之培養、國際論文總數之增加及影響指數之提昇等。自2014年起,教育部更強調研究成果商品化比率的提升,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10月9日臺教高(二)學第1030148460號書函附件:〈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14次會議紀錄〉更要求各大學以「強化各校研究中心的前期產業連結及後端技術商品化機制,作為精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育部規劃後續相關政策的規劃方向」。在這種規劃方向之下,學術研究愈來愈趨於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人文學術研究也日趨邊緣化。

在上述政策背景之下,許多有識之士都為高等教育與研究的失衡而憂心忡忡。曾在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出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前臺灣大學校長孫震先生就說:

大學重科技、輕人文與社會,重應用輕基礎。近年政府以重金獎勵大學追求卓越,讓若干大學在研究與論文發表上的確有很大進步。然而大學教育的理想在求真、求善、求美,揠苗助長,限時計功、捨本逐末的做法,會不會也有不良的後果?

孫震先生的疑問,其實也正是許多學者共同的憂慮。

除了海峽兩岸之外,日本高等教育界最近的新發展,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個案。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在2015年6月,發公文給設有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的86所國立大學法人,建議國立大學取消師資培育學程,並改革人文與社會科學科系,以力求更迎合社會的需求。文科省計劃對願意推動「改革」的國立大學法人,給予大額的經費補助。這項改革的背景可以溯自2004年起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後,國立大學從文科省內部組織之中獨立出來,大學運作取得了較大的自主性與自律性。在6年期的中程目標完成之後,國立大學法人經由外部評鑑,而由政府給予經費補助。全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準備第3期中程目標與計劃,在2016年3月提報文科省審查核定。文科省這次針對國立大學計劃的評鑑指標有三:(1)對地域的貢獻,(2)對某一特定學術領域之專精度,以及(3)邁向全球頂尖的教育發展。文科省上述公文發出之後,到2015年8月底為止,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立大學進行人社學院的廢除或重組,員額也大幅刪減,其中8所國立大學則設立新的學部,例如神戶大學就將原有的「國際文化學部」與「發達科學部」,整合成為新的「國際人間科學部」,預定2017年4月正式成立。

針對上述新發展,學術地位崇高的日本學術會議在2015年7月針對文科省發出的通知,發表措詞強烈的聲明,對文科省的政策提出質疑,並擔憂文科省的公文雖是針對國立大學而發,但是對私立大學也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文科省的動作,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重視,如英國《衛報》就針對此事大幅報導,並加以批評。日本的《中央公論》雜誌2016年2月號,也以〈国立大学文系不要論を斬る〉為題出版專號,發表對55位國立大學校長的問卷調查結果,批判文科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輕視,也刊出文科省大臣的辯解文章,聲明並無打壓人文社會科學的用意。

我們再看韓國高等教育政策最新的發展。韓國政府經由官方的「韓國研究財團」,在今(2016)年推動「產業聯繫教育活性化先導大學事業」,每年投入2000億韓圓,將在2016年4月評選出19所大學的申請案。這項補助案分為「社會需要先導型大學」與「創造基礎先導型大學」,前者預計每年投入1500億韓圓,以社會變遷與產業需求為中心調整大學的組織與招生人數;後者預計每年投入500億韓圓,以創造經濟與未來新興產業人才的培養為目標而整編大學。兩者均加強與產業之連結,與國際高教新趨勢互相呼應。但是,在以上新政策之下,也以600億韓圓推動「大學人文力量強化事業」,強調人文學教育須要符合社會需要而革新校務結構和教育課程,主要重點有:(1)全球性區域學:人文學與管理學、社會科學的整合,按照語言區域進行區域學教育,以區域學為主建構研究基地,整編科系結構以及教育課程。預料大學部可養成各區域專家,研究所可養成深化區域專家及研究、教授人員。(2)整合人文基礎科學專攻:人文學院主動進行與其他學問結合,開設整合教育課程以及相關學位的課程。(3)深化基礎學問:選拔優秀大學部3年級學生,開始授予獎學金直到研究所畢業,用以養成優秀人文學人才:(4)基礎性通識教育:全校實施人文通識教育。韓國高等教育最新政策雖然並不忽視人文教育,但也強調與社會需求之結合,重視跨領域學習。

海峽兩岸以及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爭議,都涉及一個核心課題:人文社會科學到底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有何貢獻?談到這個問題,我想舉美國的例子加以說明。2010年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跨黨派議員,發函給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提出一個重大問題:

為了維持國家(指美國)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學術與教育的優越性,獲得思想與知識的福祉以完成國家長遠的目標,建立一個更強大而更有活力的民間社會,也為了21世紀文化外交更加成功,〔美國〕國會、州政府、大學、基金會、教育家、個別的利益相關者與其他人,現在應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有哪些?

為了回應上述問題,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組成龐大的特設委員會,經過複雜而詳細的研究與討論,在2013年提出一份題為《事情的核心》的報告。

這份報告強烈建議:美國除了科學研究之外,應該投入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這份報告也指出:所有的學科對創新、競爭力、安全與個人實踐皆屬必要,但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更形重要。這份報告提出結論說: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完全平衡的課程,可以提供整合性思考與想像、創新與發現以及良善公民意識的機會。人文與社會科學不僅是選修科目,也不是菁英分子之學而已。人文與社會科學〔……〕幫助我們了解過去與未來,極具關鍵性。人文與社會科學是必要的,在挑戰性的時代與繁榮的時代都有賴於我們的支持。人文與社會科學在我們的開國元勳所揭示的追求生活、自由與幸福,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是「事情的核心」。

上引這段結論高瞻遠矚,雄渾有力,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在快速變遷的21世紀的重要性,做了最扣人心弦的宣示。

雖然2013年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的宣示磅礡有力,識見恢宏,但是,盱衡21世紀世界高等教育的新趨勢,顯然快速地往教育知識化、知識商品化的道路邁進。我再以美國高等教育界的例子加以說明。1999年美國伊利諾州的高等教育委員會(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宣布,該委員會之首要目標在於「協助伊利諾州的商業與工業持續強大的經濟成長」,於是,伊利諾大學立即新設一個副校長職位,專責「經濟發展與公司關係」,並成立一個專責經濟發展的董事委員會。該校當年的大學年度報告書名為:《伊利諾大學:經濟發展的引擎》(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正如Elizabeth Popp Berman的新書所指出的,最近30年來,美國的高等教育界正在致力於「創造市場(導向的)大學」。

美國伊利諾大學並不是特例,事實上,高等教育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正是21世紀世界高教的新潮流。2003年丹麥科技部提出「從理念到訂單」(“From Idea to Invoice”)的政策,影響所及,該國許多大學系所紛紛重組,例如「社會學系」重整後改名為「商業與社會學系」。海峽兩岸許多頂尖大學的商學院或管理學院,所獲得的來自企業界的捐款多到無法消化。在許多大學校園內,大樓最美侖美奐的大多是企管、工程、醫學、生命科學等研究成果可以快速商品化的學術領域。掌握這類可以快速商品化的新科技知識的科技新貴,遂與大資本家及掌握權力的政治菁英成為21世紀新時代的共犯結構。資本主義文化顯然已經顛覆了現代大學的結構與教育。當大學淪為資本主義之扈從的此時此刻,所謂「大學之理念」,正在秋風蕭颯之中,瑟縮顫抖!

在以上所說的21世紀高教趨勢之中,現在出版的《2015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中文本,三位作者經過大量問卷調查,並訪談41個國家將近一百位人文學者之後,對於上述問題,均有正面的回應。本書第2章討論「人文研究的價值」,第3章討論「人文研究的性質」,第8章探討美國、中國、南非、澳洲、印度、日本、拉丁美洲、歐盟各地的人文研究與公共政策的關係,都觸及「人文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關係」這個重大問題,值得我們細讀深思。

第1章 報告的目的與範圍(摘錄)
 
這份報告是評估世界各地人文學科境況的首次嘗試。我們呈展此份報告時充分意識到,它在許多重要面向上將顯得付之闕如。然而,我們相信,無論如何顛躓難行,為人文學者對其從事的活動以及此一領域正處於何種變化之中的思考,在全球規模上繪製一份地圖都是必要的。近年來並不缺乏對於人文學科的相關評論。此一論題在國家報告、論文、專書、新聞中,更不消說社會媒體,都有密集的討論。目前絕大多數的關於此一主題的評論多出於一特定國家或區域的視域。我們的目標是,通過聆聽各大陸的聲音,從全球視域的角度來審視某些為人所熟知(以及另一些較不熟悉)的問題。
 
這份報告首先可為研究社群所用,其次是學界領導者和研究政策制定者。我們意在設立一個可據以評估人文學科世界未來發展的基準。我們主要的論題有:
 
●研究者和其他人士在闡明世界各地人文學科之價值上的努力
●人文學者如何描述人文研究的性質;在人文學者看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何差別
●人文學者嘗試與學界以外的人溝通交流其研究的管道
●人文研究的文化特色:對於跨領域交流的態度、對全球化的回應、對數位化日益重要的角色的回應
●資助模式的變化以及研究基礎設施的問題
●人文學科和提供資助的社會之間的關係
 
這份報告並非是給二十一世紀人文學科的戰鬥口號,因為冷靜的分析和反省是必要的。在結論的部分,我們以第2章到第8章中人文學科處境的分析為基礎,對人文學科繼續開展的方式和有待應對的挑戰提出一些建議。儘管我們獻身於人文學科的志不可移,我們也盡力不讓我們的發現為妄想臆念所遮蔽。
 
性質界定
 
在此導論中,我們對於形塑我們工作的問題以及每一章的議題都有更細緻的闡明。對於我們所憑依的資源、我們執行為期30個月的研究歷程的種種細節,我們也詳加說明。不過我們首先要在性質上做出三項限定。
 
首先,這份報告聚焦於人文研究而非教育。從而在此面向上,有別於許多關於人文學科的評論,它們出現於國家報告,或者是專書之中,時常關注(或吁嘆)教導人文學科的命運。我們之所以如此劃定界限,主要出於實際的考量,因為納入大學教育作為中心主題之一將會可觀地擴展此項計畫涉及的範圍。我們自然無意否認教育與研究彼此相關。就小組教學而言,和大學生進行專題討論、意見交換,可能造就新研究的契機。即令報酬可能不如此豐厚,主持大班教學也能讓研究人員對於日後可能成為研究旨趣的領域愈加熟習。最後,由於通常是由同一群人來進行教學和研究(無論前者是否對後者有所助益),大學生人數會連帶影響研究者人數是一根本的事實。因此,基於上述理由,無從否認教學和研究彼此相關。然而,聚焦於研究之上,而僅將大學教育作為一從屬的子題,這樣一份人文學科報告依然是可行的。將教學作為主要議題之一誠然可能會豐富我們這項工作的廣度,然而為我們關注的核心劃定界限,並未削弱我們的結論和發現。其次,如何界定人文學科是一個老問題。將學院裡的某些學門劃為一特定的群組,並以之為「人文學科」的合理根據何在?這個問題之困難聲名昭著。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人文學科研究人——顯然過於膚淺,因為醫學和心理學也同樣研究「人」,社會科學亦然。各種回答的嘗試,都未能獲致共識。有人甚且懷疑,這樣的群組劃定不過是近代學院歷史中一個偶然的事實。
 
在「人文學科」是否為學院科門裡一個真實不虛的群組、它們是否構成一個「合乎生性的種類」,以及是什麼將它們統合為一個同質的群組這些問題上,我們並未採取特定立場。我們從這樣的事實出發:在世界各地大多數的大學之中,一組特定的學科碰巧被涵括於「人文學科」此一總名之下: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宗教研究、文學、語言學、音樂學、藝術史、古典研究、媒體研究與文化研究。在不同地區,構成群組的學科有所差異。歐洲和美國對於社會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差異,有著遠比拉丁美洲或俄羅斯更加嚴格的分別。故而,社會學在某些區域會被納入人文學科之中,在他處則否。但是,整體來說,我們將這份報告涉及的範圍劃定如上列表述的學科。
 
最後,我們合當先行敘明撰述這份報告的作者伊人為誰。我們將此書稱為一份報告的理由在於:它嘗試說明人文學科的境況,同時對於未來給出一些建議。這也是許多文件自我表述為報告時涉及的特定工作。然而,許多這類的報告是由國家機關(或區域性組織)委託和資助,並代表國家機關或類似組織公佈其研究發現和相關建議。由之,他們必須成為其代言實體的代表。舉例來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9年資助並發表了《世界社會科學報告》(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這份報告通過委員會的構成、自世界各地甄選作者,以此滿足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真正代表的需求。同一組織在2010、2013年發表後續的報告。過我們做的事情不大一樣。我們不代表任何組織、區域或國家。我們是從歐洲不同組織尋求並獲得資助的三位學術研究者。我們運用這些資助來執行我們自己的研究計畫,並以此撰述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自然會反映出我們的背景和觀點。然而,我們希望這份報告能夠如同其他的學術研究一般,依其自身的價值被評斷。簡言之,這是一份關於這個世界的報告,但(究其實)並非由這個世界所做成(亦即並非由任何一個世界組織所委託)。
 
我們的資料來源
 
我們的工作於2011年8月正式展開。在此之前,我們撰寫了一份計畫,概述這份報告的目的、設定每一章涵括的內容。為了展開我們的工作,我們首先考察了現有的人文學科國家報告(儘管有時其內容會涵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以及澳洲的國家報告。此外,歐盟也有撰述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相關報告(亦即METRIS報告)的延續性計畫,涉及範圍不僅止於歐盟國家,也包括其他歐洲國家、巴西、以色列、日本和土耳其。我們的初步工作是蒐羅所有這類報告,萃取訊息和資料,並比較各區域的結果。之後我們將注意力轉向人文學科傑出倡議者的專書和文章,以及出現於報章媒體和其他地方的論評。
 
讓我們的工作與眾不同的,或許是我們和世界各地重要的人文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89場訪談,涵括5個大陸41個國家。這些訪談確然是資訊與洞見的寶貴源泉,報告中絕大多數的章節都大量運用了訪談的成果。儘管我們訪談的學者有部分正處於學術生涯的開端,大多數是資深的學界人士:許多是系主任或人文學科的院長,有些則在國家組織或資助機構扮演重要角色。所有受訪人士都對其國家或區域中人文學科的境況暸若指掌。有些學者甚且不只在一個國家工作過,一如歐洲學者現在在亞洲工作,或亞洲學者在北美任事。
 
方法論上的指導原則為確保意見多元,通過訪談出身眾多不同學門、來自全球不同國家的學者而實現。由始而終,我們採取的是質性分析而非量化分析。歐洲的人文學社群約莫有10萬多名學者,全球的人文學者則上看100萬人。我們缺乏資料庫和人力來製作具代表性的樣本和調查問卷。替而代之,我們從事論述分析、以一組固定的問題進行45-60分鐘的深度訪談,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接受書面回應。我們通過邀請受訪者參與區域工作坊,來檢驗我們對於訪談的初步詮釋。我們的目的在於仔細確立意見的涵括範圍、描繪得出一組嚴謹問題的方法。這樣的方法論確保了對於那些可能存在於特定社群之中的不同意見之深刻理解。此一方法論在這樣的原則下運行:在有根有據的確切範圍內,我們可以掌握一套立場,並從而可能單單憑藉一小組樣本便詳加敘明各種意見。然而此一方法並不能在數量上得出具有代表性的結果;我們不能說某些陳述或意見對於人文學科來說是有代表性的,但我們可以說某一套合理推斷與某個特定區域彼此呼應。整體而言,受訪者互不相識,所以我們有信心確實避開了「群體迷思」(group think)的危機。在受訪者的回應之中也的確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
 
我們初步編成問題集之後,通過一小群人文學者來加以檢測。完成部分修訂後,我們在幾個國家進行了40來次的訪談。通過這樣的程序,我們發現有些問題可以稍加改變,於是在餘下的訪談裡,調查問卷略有修訂。不過,由於前後兩組問卷甚為相似,將訪談結果蒐集整理成一個整體不成問題。
 
訪談的問題涵括了我們原始計畫(以及計畫之外)的全部要點。這些訪談以不同方式進行:有時受訪者只是填寫問卷後以電子郵件寄回;另些時候是,由我們進行訪談,錄音並繕寫紀錄;有時則是,由訪談者提問、筆記、撰寫訪談內容,然後將草稿送給受訪者,由他們自行評論和適度修改。
 
為了讓訪談結果的初步詮釋可信,我們陸續在特定區域舉行工作坊。2013年5月,我們在臺灣舉辦了一場工作坊,與會的有臺灣、日本、泰國的學者,以及來自美國的亞洲研究學者。2013年6月,我們在劍橋大學舉辦工作坊,邀請一群俄羅斯的人文學者與會。2013年10月,我們在維吉尼亞大學舉辦工作坊,邀請了拉丁美洲(墨西哥、阿根廷、烏拉圭、秘魯)的學者,以及來自美國的學者(他們或者出身於拉丁美洲國家,或者正從事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最後,在2013年5月,我們共同贊助一場在中國南京舉辦的人文學會議,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印度、歐洲和美國。這些活動讓我們有機會獲得訪談之外的額外訊息。一般來說,在與會之前,參與工作坊的學者已接受過訪談了。
 
報告綱要
 
在後續章節中,我們探求我們認為對人文學科而言最為重要的主題。第2章從可能最為人所熟知的議題開始:人文學科的價值。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人,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倡議者,如何闡明人文研究的價值?在比較來自不同國家的回答時,會否有任何範型出現呢?我們從一系列想當然爾地歸諸人文學科的價值(如社會團結、文化紹繼、批判思考)展開探究。然後對每項價值都略述梗概,並指出在世界各地之中,何者最受重視。儘管為了勾勒「人文學的境況」,我們的討論多為描述性的,我們也對隨著擁抱特定價值而來的風險,提出一些切要的評論和警示。
 
第3章轉為探究人文學科的性質,並分為兩部分來探討。首先,我們探問在今日的人文研究之中,哪一類的主題或進路最為盛行,又會有哪些新的可能?比如說,數位化和國際化這類現象對於研究者選擇探究的主題類型會有影響嗎?第二部分探討人文學者如何設想他們自身的學科?他們是否認為人文學科與(自然或社會)科學之間有根本上的差異?特別是,人文學者是否嘗試在知識上有所增進、發現和突破?抑或是他們認為自己的角色更多在於提出問題,或是講述敘事和試驗新的觀點,而非提供解答?
 
第4章關注的是,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領域新近的發展與人文學者的態度和文化是否能彼此協調、相互應合。本章前半嘗試速寫世界各地活動的規模、不同類型數位計畫的探求。在網路可得的資訊之上,我們探究了世界各地的數位人文學,並對得到資助和推廣的計畫類型加以分類。這類活動的規模無可置疑。但主流人文學者呢?他們是否相信這類新科技和相關計畫能帶來知性上的紅利?他們對當前的發展真有了解嗎?為回答這類問題,我們詢問了受訪者對於數位人文學的看法。
 
第5章考察了人文學者以哪些方式跨出學院藩籬之外,來進行溝通和執行研究。有意思的是,甚且在要用什麼詞語來描述這個境況上都沒有共識。通過類比的方式,我們採納醫學處理這類議題的方式作為開始點:在研究由「實驗室延伸到臨床應用」(research gets from ‘bench to bedside’)的過程中完成溝通和執行。這並非意味著人文學科應當效仿醫學,而是說醫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參照點。醫學也提供了一個可用來描述的詞語:「轉譯」(「轉譯醫學」一詞是用來表達將研究延伸到臨床應用的過程)。在本章之中,我們蒐羅了有關人文學者努力跨越學院藩籬的資訊。在實踐上有各種不同的樣態。在考察不同類型的轉譯之外,我們也提出了研究機構的處境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或阻礙了轉譯的疑問。
 
第6章審視了人文學科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與某些技術或研究機構的發展齊頭並進的相關議題。我們從這樣的觀點來審視「跨領域研究」、「國際化」。許多人文學者久為跨越學科藩籬來從事研究的理念所吸引,也有證據表示資助機構對此多所鼓勵,甚且提出要求。儘管從事跨領域研究的興趣並非新鮮事,進行這類研究的壓力是否與研究者自身意向、專業上的動機並行不悖,是一重要的探問。跨領域研究對研究者在事業進階上是否真有助益,或者毋寧是個跨出單一學科專業的風險,特別是在出版前景上?簡言之,研究者在專業上的處境是否真能與研究機構從事跨領域研究的意願和諧一致?本章後半則考察了與此對應的國際化問題。全球化與國界消弭已是老生常談,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事實,也為人文學科帶來深邃影響。過去數年來,溝通已轉由通過電子郵件和網路來進行(我們的計畫若少了它就無法實現)。國際網絡和出版渠道亦如雨後春筍。因此問題在於,人文學者如何回應。全球化是否會造成研究的同質化,特別是在以英文為共同語言的情況下?
 
第7章處理資助、基礎設施,以及列入問卷中的相關議題。讓我們感興趣的首先是受訪者是否注意到近年來在資助上的重大變化。某些國家提供的贊助顯然要比其他國家好上許多。但是由此造成的實質改變究竟是好是壞?此一問題在金融危機和之後(或許緩慢的)回復下更為顯著。開發中國家在經濟上的進展會引發對人文學科的投資嗎?對於挑戰和機會的感知在不同區域有明顯的差異嗎?在本章後半,我們考察受訪者在基礎設施上的需求。人文學者總是說他們所費甚微,些微資助即敷所需,但實情真是如此?若可獲得更多資源,我們的受訪者會想用在何處呢?
 
最後,在第8章,我們探討人文學科與政治的關係。在許多面向上,此一議題潛伏於先前的章節之中,因為許多人認為人文學科的價值體現在對社會的貢獻之上(例如促進社會團結和社會決策)。一般而言,轉譯(或向外推廣)和學界如何使其從事的活動為人所知、為社會所用息息相關。贊助的議題直接或間接總與納稅人相關。不過,在最後一章,我們直接面對人文學科與社會的關係。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人文學者對於所處社會的期望,以及與此相應的,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特別是通過政府機關對待人文學的態度而展露無遺的期望。在本章中,我們運用了特定的國家報告(特別是美國、南非和歐盟的報告)。考量到我們的寫作期間,我們聚焦於兩個區域來結束這份報告:(一)美國,特別是國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之間的爭議;(二)歐盟,在我們寫作期間,委員會正在決定如何分配下一個七年的研究資助。一方面,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將會有重大的資金挹注是確實可期的,另一方面,相關資助很可能有附帶條件――以致於只有聚焦於極為特定和「具有效益」的主題的計畫才有機會獲得資助。
 
儘管在纂寫這份報告上,我們付出了可觀的時間和努力,希望在閱讀時不會花費讀者太多時間。通篇來說,我們採取「直言無隱」的寫法,材料的組織簡易直截,主題的安排也相對直觀。讀者無須依照章節次第來閱讀。相反的,這份報告可當作參考資料或手冊來閱讀,也邀請讀者在各節之中自在出入,而無須讀畢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