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臺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與四、五十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五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五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劃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而在臺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劃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此為當時尚為研究生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於1965年在耶魯大學創辦的期刊,這份實屬學會通訊的刊物顯明地以「清史問題」(Ch’ing-shih wen-t’i)為名。而在中國,難能可貴的《清史研究》在約二十五年後的1991 年方開始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出版。
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之演進主要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惟此情況並不限於美國。首先是轉向1970年代與1980年代緩慢成長的社會史。這個轉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由法國歷史學派及其標竿刊物《年鑑》(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所激發的歐美史研究。他們的重點不在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也非過去的偉大人物;強調的不僅是「時局」(conjuncture),而是相對的、在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中緩慢消長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structure)。這個學派對中國史領域略為遲來的影響由兩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逐漸吸收了二次戰後日本中國史學者龐大的社會經濟史著作,接著是臺灣與北京的大量清宮檔案先後在1970與1980年代向外來研究者開放,令學者可以嘗試進行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那種長時段歷史研究。
此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有三。第一,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這個新潮流由費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簡地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這句話來表示。在這種對清史的修正論敘述中,西方對清帝國的影響日益被邊緣化,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許往後亦會引來對這種修正觀點的再修正。最終,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南韓)的經濟奇蹟與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促成的第二個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是逐漸拋棄了對清史的失敗者敘述。探究如「為什麼19世紀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通常與明治時代的日本做相形見絀的比較)之類的研究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建立在受誤導或甚至是錯誤的前提之上。比較社會學家與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開始主張至遲到18世紀中葉,清帝國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歐有更繁榮的經濟與普遍較高的生活水準。
第三個,也是更顯著的結果是關於時代分期。就在將清朝視為一連貫整體的觀點開始勝過「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時,朝代鼎革亦被視為僅是中國歷史結構演進中表面的漣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評論:
社會史家逐漸開始認識到,從1550年代到1930年代的這段時間,乃是自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學者放眼中國最後四百年的歷史直至共和時期之間的歷史演變,而非視清朝為過去歷史的複製,或將1644年與1911年視為重要的起訖點。長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銀錢取代徭役、某些類型的區域貿易發展、大眾識字率的成長與士紳群體的擴大、地方管理活動的商業化等等,這些從晚明開始的現象開啟行政上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整個清朝持續發展,而某種程度上在20世紀初期結束。
然而該如何稱呼這個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時段?一個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較流行的詞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這個詞意味著不僅是清朝,整個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樣屬於一個單一連貫的歷史時期。另一個比較有力而我也贊同的說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然而這個類別同樣也有許多明顯的包袱。舉例來說,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邁向成熟現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過渡的階段,而此現代性也許是一種具有工業化與代議政府,與西方相當近似的現代性。然而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戰的觀念。更廣的來說,「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從歐洲史學研究中挪用過來的概念,使用這種概念似乎會將一系列從西方經驗啟發的預設強加在中國之上,以至於模糊了中國歷史自身的實際狀況。此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第二種對清史基礎的概念重構化現在通常稱作為「內亞轉向」(the Inner Asian turn)。這是緊跟在社會史革命後的文化史革命之發展結果。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s)甚於既有「事實」,文化史主張對性別或種族等基本範疇去本質化,視其為文化協商或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與生俱來的。對性別角色變遷的關注,是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之一,然而是種族或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與我們將清朝視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概念重構有更直接的關連。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張中,「滿洲」認同是滿洲人在征服中國後的歷史建構。清朝接管中國是審慎營造「征服組織」(conquest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種族或族群認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換。這個以滿人為中心的新王朝與之前大部分的王朝(特別是與明朝)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識地將自己視為一個普世帝國、多民族的政體,而中國(前明的屬地)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顯然是最核心且經濟上最有生產力的一部分。為了將大清帝國與之前中國歷朝的循環模式分離開來,有些學者堅持清朝自立年號的1636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
清朝的統治者並非要全然漢化其領地,僅是扮演著儒家的天子角色,一如其他同時用來統治其多元族群屬民的各種角色。其不同屬民各自的族群認同亦未被漢化所消滅,清廷反而謹慎地經營這些認同(雖然通常是在其漢人大臣背後)。今日通常歸入「少數族群」政治標籤的非漢族成員,因而被賦予一種新的積極主體性與自主動力。在此觀點下,這些少數群體和個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與其滿漢鄰居及統治者共同協調他們自我的認同。
這樣的新清史逐漸取得優勢,驅使了一股研究清帝國邊疆擴張的潮流(這些擴張通常為漢人文臣所反對,認為將因此忽略中國本土的內政需要)。重點從視中國為19世紀末西方或日本帝國主義下被動的受害者,轉變成中國本身為帝國主義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在18世紀之時最為顯著,然而即使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亦是如此。同時,如同稍早「在中國發現歷史」的運動欲尋求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新的清史研究則直接與中國中心主義對抗。受到南亞歷史學家對民族主義的後殖民批判所影響,此時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國帝制時期歷史是現代漢民族國家興起的漫長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國家是歷史發展必然終點」等觀點中的缺陷。漢族民族主義的史學研究被批評是將一套由西歐偶然經驗得來的進步模式強加在另一套相當不同的文化之上,若非這些20世紀民族主義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動,也許會有一條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第三個重大的轉向也許可稱之為「歐亞轉向」(Eurasian turn),其主要是從第二個轉向發展出來,但同時也受了世界史與生態史這兩個由來以久的次領域所影響。這兩個領域過去只有偶然注意到中國這個次大陸的發展,其首次與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國史學者對所謂「17世紀普遍性危機」與此危機如何加速明清朝代交替的研究上。在論及此危機如何影響帝國晚期的中國,有些學者強調跨國的經濟因素,特別是國際白銀流動的劇烈波動,但同時亦有學者認為應歸因於有小冰河時期之稱的氣候轉變。
然而,最終是從近代早期帝國的比較研究引導出一個歐亞大陸整體的新視野。過去歐洲挑戰、亞洲回應的二分法歷史被取代,新的歷史強調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分沿著可相比較的發展軌跡而有各自不同的歷史進程。清帝國不再是孤立的特例,開始被認為與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拿破崙帝國等陸權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在新溝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構的多元民族體制與具侵略性的陸地殖民等等。歐亞大陸的新勢力即以這些條件從不同的方向圍攻、排擠那些較古老的(且通常是游牧民族)文化。
此歐亞大陸修正觀點同時也與斷代問題有重要的關連。如果說「內亞轉向」對好不容易才取得勝利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清史」拋出問題,「歐亞轉向」隱然挑戰將明代與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國帝國晚期」與從晚明開始的「中國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一篇發表於2004年、也許可視為歐亞轉向之宣言的文章中,修正她在1996年認為清朝與其之前中國朝代在性質上不同的說法,更斷然地主張如此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帝國相當大部分是滿洲統治下的獨特運作,不可能在漢族統治者的明朝出現。換句話說,中國的「早期近代性」確然開始於改朝換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也許以朝代斷代的古老儒家傳統並非全然錯誤。
因此,本書所討論的大清帝國是個不停移動的標的。大清帝國在中國歷史脈絡或廣闊的歐亞大陸有何無與倫比的獨特之處,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從我們自己的歷史時代研究這個時段、這個地方會有很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