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與世華文學（摘錄）
「華人世界」與「族群離散」
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一般而言，是指世界各地以華文創作的文學作品，而所謂「華文」也就是中文或漢語的文字書寫。所謂「世界各地」，意味近代以來從中國大陸移居海外，亦即中國大陸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地而言，而移居是指以漢人為主的中國人而言。所謂離散的中國人，主要的是指漢人散居海外各地，在新加坡建國之後，一般稱之為華人，以與中國人這個具有國家屬性的標籤有所區隔。然則華人移居海外這一現象，所謂「華人世界」（the global Chinese）與西方所謂「族群離散」（Diaspora）的概念基本上是類似的。
根據字典的定義，「Diaspora」希臘原文的意思是「散播」（scattering, dispersion），意味離開祖先世居地的人口大遷徙。狹義的意思是指猶太人於西元前538年被放逐之後，散居在巴勒斯坦之外世界各地非猶太人之中的族群離散現象，也指猶太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定居地（settling）而言。廣義的用法是指各種不同的離散現象，其原因或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擴張，或是為了貿易拓殖、勞工移民，或由於散居地的社會條件和需求。散居各地的族群第一代，懷有心繫祖國回歸原鄉的心願，維持與祖國的強大政治連結，而一旦定居下來，即保持與當地其他族群和平相處的一定關係，也逐漸融入當地社會，或表現出被所在國族群完全同化的焦慮和矛盾心態。
跨國的族群離散者，對與祖國故鄉和所在國主流社會的關係，顯現出不同的認同態度。一般而言，華人在海外的離散心態有兩種：一是「葉落歸根」，另一是「落地生根」。所謂「根」是指文化上、意識形態上、生命意義上具有共感或歸屬感的認同根源，也就是華人在海外安身立命的存在價值觀的取向。
進而言之，華人的離散現象，是華人歷代不斷向海外移民和遷居的結果，而與中國的關係在於對「中國性」（Chineseness）的依存程度，也取決於「葉落歸根」或是「落地生根」這兩種不同心態的取捨。「離散華人」傾向「葉落歸根」的，基於文化鄉愁，呼應祖國的呼喚，四海歸宗，是心向中國的；而傾向「落地生根」的， 積極學習所在國的語言、接受當地的習俗文化，希望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夾在華人文化和異地文化之間，在建立離散華人文化「落地生根」的本土性時，往往產生與居住地的文化衝突和政治對抗。
「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
「中國人」這一稱謂具有民族、語言、文化的屬性。所謂「中國文化」一般是指以漢語為基礎的漢文化，根本上是民族中心主義的展現。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與中國人的關係，是離散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已有不少學者從文化研究、族群研究、跨國族研究、區域研究，以及後殖民研究的角度來探討離散的政治問題。而研究的立足點，也有兩種不同的立場：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應該擴及大陸的中國文學，彼此形成對話，或是應該與中國文學有所區別，成為自成體系的研究領域。這是美國東西兩岸學者的不同看法，可以王德威和史書美兩位教授為代表。
關於「世界華文文學」，2005年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史書美教授提出「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以與英語語系（Anglophone）、法語語系（Francophone）或西語語系（Hispanophone）相提並論。近年來「Sinophone」一詞已為美國學術界所接受，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觀點。所謂「Sinophone」，是指「說漢語的」（Chinese-speaking）的人或地域，包括以漢語為主要語言為官方所認定的地方，像中國大陸或臺灣，以及漢語為少數族群語言的地區，像新疆或西藏，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所謂「華語語系世界」（Sinophone world），往往用來指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或離散華人（diaspora Chinese）散布的世界各地。史書美教授認為：「華語語系文學是指在中國以外世界各地說華語的作家以華語創作的文學，以區別於『中國文學』──來自中國的文學。」（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這一定義，基本上還是以語言作為考察文學的策略， 在名稱上，不論叫「中文」、「漢語」、「華語」或「華語語系」（Sinophone），所指的語言，仍然都是「Chinese」。但是史書美教授所倡議的「Sinophone」，卻具有特殊的意義，亦即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中國性的挑戰，乃至於具有「去漢化」、打破「中國中心論」或「漢族中心主義」的傳統觀念的意圖，而最終達到解構「中國中心論」的論述。
從「世界華文文學」到「世華文學」
史書美教授對「世界華文文學」的觀察和論述，已獲得學術界相當的肯定。然而她的立論基礎，仍然是語言，只是以「華語語系文學」取代「世界華文文學」，其研究的對象是華人作家和以漢語或華文創作的作品，而無法含括以不同的語言創作而作品所呈現的文學世界與華人社會和華族文化息息相關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在2001年曾提出以作品的文學世界為研究對象的「世華文學」的概念。我主張的「世華文學」不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簡稱，而是強調世界上以任何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只要作品中所呈現的文學世界或境界與「華」有關，不論作者是否華人、創作的語言是否華語，乃至讀者對象也不限於華人，都屬於「世華文學」（Shi-Hua literature, or literatures of the Chinese world）的範疇。這一概念中所謂「the Chinese world」具有雙重意思，包含作者和讀者的華人世界以及與華有關的文學世界，而這種文學，散布在世界各地，各有不同的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具有相當的異質性和差異性，因此應該是複數的「literatures in Chinese」，而不是具有一致特質的單一性的中國文學「the Chinese literature」。
另一方面，「世界華文文學」是華人移居海外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介乎原鄉文化和異國文化之間，而作者的歸屬感和文化心態，往往在中間搖擺不定。因此，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難免與中國文學和散居地的社會文化交纏不清，不論是在時間上的歷史背景，或是在空間上的離鄉背井，都是介乎在兩者之間。這種不即不離的處境，正是離散文學的一個根本性格，具有模棱兩可的不確定性和左右逢源的混沌性。近年來，根據地緣政治和認同政治研究觀點，尤其是就臺灣與中國的關係而言，法國學者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提出的「臺灣的閾境性（Liminality）」，似乎也可以用來考察和探究離散文學的時空處境及其文化特徵。所謂「閾境性」，根據人類學的研究，強調「中介時期」或「中間地帶」的概念，例如成人儀式介乎少年和成人之間，「門檻」可進可出，有如門神賈納斯（Janus）具有兩面，可以送往迎來。對於具有「原鄉」和「異域」雙重性格的離散文學，這是一個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究的文化理論。
離散文學所涉及的文化層面廣而且多元，不只是單純的一種語言或語系的問題。從「世界華文文學」到更有包容性的「世華文學」，可能研究的範圍包括作者和讀者、語言和族群、種族和民族、中心與邊陲、異質化和混雜化、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霸權與殖民、中國中心主義與異地本土主義等議題。從「閾境性」的角度加以觀察和探究，應該較能掌握「世華文學」多元文化的複雜性、差異性和多樣性，也因理論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反而使研究的議題含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可能性。
文學的四個基本要素
如何界定「世界華文文學」，正像如何界定「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或「馬華文學」一樣，見仁見智，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對「文學」的觀點。我曾借助美國學者阿勃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學的四個基本要素：作品、作者、讀者、世界，作為思考的架構，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和定義提出一些看法。要而言之，「文學」的成立，離不開「作品」、「作者」、「讀者」和作品所呈現的「世界」；這四要素的關係是互相關聯、缺一不可的。每一個要素都包含有相當複雜的文化、歷史、社會等環境和條件。例如，「作者」包括創作者的人生觀、世界觀、審美觀、價值觀等，是受他的時空和生存環境制約的。「作品」包括語言表現、藝術形式，以及所呈現或反映的主題、信息和意義的傳達、指涉和詮釋等。「讀者」包括影響他的各種文化、社會、民族、語言、傳統等客觀環境，以及他本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主觀狀態等。「世界」包括作者和讀者的生存空間、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也包括作品所反映的由作者以文字重構的審美意識。
因此，在思考「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時，不能不同時衡量這四個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與「華文」和「文學」具有直接關聯的「作品」和「（文學）世界」。「作品」是以語言為表現媒介的藝術，而「世界」是作品所表現的內涵和意義。先說作品的語言。「華文文學」作為一種語種文學而言，據說當今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有十一億以上，儘管華文文學的作品還沒獲得世界性的重視，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應該占有一席之地，而與世界其他語種的文學，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文學、阿拉伯語文學等平分秋色，也應該是指日可待的。高行健在海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形中將華文文學的重要性提升到世界級的水平，也使「世界華文文學」的內涵大為提高。從多元的角度來看，華文文學對世界文化的大花園， 今後也可能展現出一枝獨秀的貢獻。只要「華文文學」的發展與世界上其他主要語種的文學還沒到達並駕齊驅的地步，在整個世界還沒有達到語言統一之前，華文文學作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個語種文學，在現階段，還是有強調和提倡的必要。
語言媒介與文學世界
作為表現媒介的語言和作品所表現的文學世界之間，顯然語言是手段，作品所呈現的世界才是目的。過分強調手段，可能導致以手段為目的，甚至為了達到目的，可能使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假如純粹以語言來界定「華文文學」，換句話說，任何以華文或漢語寫成的作品都是華文文學，那麼日本鐮倉時代末期到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京都五山禪僧的漢詩文和近代夏目漱石（1867-1916） 的漢詩，雖然所表現的內容與「華」沒有直接的關聯，也歸入「華文文學」的範疇，未必得當。反之，香港作家劉以鬯認為「華文文學」的概念應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廣義的華文文學，除了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的華裔作家與非華裔作家，還包括用外文作為表達工具的華人作家與漢學家。」馬來西亞和印尼華人的馬來語文學， 以及日治時期臺灣作家用日文創作的作品，都是十分重要的特殊現象，也應該列入研究範圍。
以語種界定的「華文文學」，是以華文（漢語）作為這種文學作品的充分和必要條件。這一觀點是絕大多數大陸學者所堅持的。他們認為世界上以華文創作的文學莫不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核心，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拓展和延伸。中國是世界華人文化的宗祠所在，因此中國學者義不容辭地是這宗祠的衛護者。由於語言本身是民族文化的產物，中國學者以中國為本位的這一觀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二十世紀以來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而言，也有學者認為「海外華文文學不是中華文學的組成部分」﹕「從理論上說，當海外華人加入所在國的國籍之後，他們所創作的文學作品，當然應該屬於所在國的國家文學的組成部分，而不應屬於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在當今世界，不僅華文文學，而且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也都屬於國際性的文學現象。如果現在還有人認為，美國的英語文學是英國文學的延伸和英國文學的組成部分，那是天大的笑話。同樣道理，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的英語文學也都不是英國文學的延伸或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文學也不是西班牙文學的延伸或組成部分。」
在文學的四個要素中，最關重要的到底是作品所描述或呈現的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的「作者」或「讀者」是否為華人並非必要條件，因為只要具有相當的華文能力，非華人的作者或讀者不是沒有的。只要作品所表現的內涵是有關華人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感情，借以表現的語言不一定非華文不可。事實上，美國的華裔作家用英文， 或是馬來西亞的華人作家使用馬來語創作的許多作品，也都有關華人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感情，與中華文化總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如果因不是使用華文而被排除在華文文學之外，可以說是畫地自限，未必穩當。美國著名的中英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在談論「華文文學」的概念時，也認為作品所呈現的文學世界比作品藉以表現的語言更為重要，他說：「中國作家，包括國外的漢學學者，一般關心的應該不是語言問題，而是作品裡表達的情感、內容與精神內涵；只不過他們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舉例來說，一般提到法國文學、美國文學，主要是以『文化』為主，而不是『文字』，不是光分辨它『用什麼語言』來寫。所以當人們說到English Literature，我們立刻的反應是『英國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學。」
「世華文學」的概念
在此，我想提出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世華文學」的概念。「世華」不單是「世界華文」的縮寫；它所蘊涵的意旨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與「華」有關的事物，不論是華語、華文、華人、華裔、華族，以及有關的一切文化屬性。「世華」的「華」，相當於英文的「Chinese」，意指與華有關的民族、語言和文化（of or relating to China or its peoples, languages, or cultures）。因此，「世華文學」的世界可以涵蓋「華文文學」、「華人文學」、「華僑文學」、「華裔文學」、「華族文學」等世界上與華有關的任何文學。美國是一個多族裔、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在美國文學研究方面，近年來出現了「多語文的美國文學」（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的觀點，主張美國文學應包括以英文以外的語文撰寫的作品。這一觀點可為「多語文的世華文學」提供借鑒。因此，「世華文學」應包括以華文和其他語文撰寫的作品，而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以日文、新加坡華人作家以英文、馬來西亞的華人作家以馬來語所創作的作品，當然都是「多語文的世華文學」的構成部分。尤其是，最近在美國出版界亮起來的一位以英文寫作的臺美人作家吳茗秀（Julie Wu）現象，更是值得思考。吳茗秀的新書《三郎》（The Third Son）於2013年出版後，在美國亞馬遜（Amazon）網路書店獲得4.5星好評。她大學在哈佛念文學，後來轉讀醫科，又轉到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Bloomington）分校進修聲樂。2010年短篇故事集，曾在羅蓮．海明威短篇小說比賽（Lorian Hemingway Short Story Competition）獲獎，作品在《哥倫比亞雜誌》（Columbia Magazine）和《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s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發表。
吳茗秀的父母是來自臺灣的移民，小說《三郎》的故事雖是虛構，卻以她父親和祖父的人生為背景，從1943年日治時期美軍轟炸臺灣開始，敘述身為三子的Saburo在傳統家族和大環境中的成長經歷。其中貫穿歷史，包括國民黨遷臺、二二八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到最後主角離開臺灣，移民到美國發展的故事。這是一部道地的臺灣本土小說，也是描述臺美人的移民經驗的美國亞美文學中新一代具有代表性的小說。只因這是以英語創作的小說，就排除在世界華文文學或是華語語系文學之外，這是不合理的。
反之，我們知道有不少的馬華作家和學者在臺灣，由於華文在馬來西亞受到種族政治和文化的歧視，他們成為留在臺灣的異鄉人，而在文學創作上，他們胸懷大中國，緊抱著中文書寫，透過中文書寫而獲得華文作家的身分，活躍於臺灣文壇。可是他們在臺灣從留學生到定居者的「臺灣經驗」，恐怕大多只是在臺灣的「中國經驗」。一如黃錦樹在〈馬華文學與在臺灣的中國經驗〉一文中所指出的，馬華作家的作品「都說明了臺灣經驗在文學上只能展現為一種美學上的純粹性，而和臺灣的地域特徵產生嚴重的疏離。」換句話說，他們的作品中所呈現的文學世界，脫離臺灣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文化，與臺灣土生土長的作家在創作意識上很難具有「想像的共同體」。臺灣文學的重要作品，必須以文學世界與臺灣有關為主要依據，而不是根據所使用的華語，否則馬華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很難占有主要的位置。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以來，華文作家散在世界各地，主要原因是移民的結果，不論是出於自我選擇，為了留學或經商，或是迫不得已，由於戰亂或避秦。移民經驗可以說是構成「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根本性格的主要因素，而在作品中表現為放逐飄泊、鄉愁尋根、愛國懷鄉、異國情調、文化衝突、認同危機等常見的主題。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在海外各國花果飄零、落地生根，逐漸形成所謂族群離散（diaspora）的現象。世界各地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所產生的「華文文學」（literatures in Chinese），萬紫千紅，各具特色，而形成了與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不同的文化屬性。海外作家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態度不一而足，往往顯出所謂雙重文化（biculturalism）的特色。「橘逾淮而為枳」，華文文學到了海外與世界各地，變成中國文學的變種（variety）或異己（other），而不是中國文學一脈相承的支流。各地各樣的「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應該是複數多樣的，彼此之間的異同可以互相比較研究。「世界華文文學」與以中國大陸為主體、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傳統，形成了「多」與「一」相對相即的辯證關係。正像大英國協文學並不包括英國文學在內，英國文學卻一向以中心自居，而將世界各地的英文文學貶為邊陲，大陸學者認為「海外華文文學」是中國本土以外的、邊緣的漢語文學，也形成了「中心」和「邊陲」互相抗衡的對立關係。事實上，海外華文作家在不同時空和社會環境中創作出的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性、差異性和異質性，正可提供批判的契機，作為與中國本土文學彼此檢視、對立交照、矛盾相即、互相界定的參考架構。
我提出「世華文學」的概念，用意不在於取代目前仍然有待拓展的「世界華文文學」，而是在於指出「世界華文文學」在下一世紀可能發展的動向。二十世紀九○年代以來，地球村、全球化、異文化、跨文化、多文化等概念在現實生活和學術研究領域中逐漸形成。根據歷史、社會和文化的不同背景，「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發出各種不同語言的、多種多樣的聲音。超越語種、人種和地域，擺脫中國中心或中華本位的論述立場，展望「世界華文文學」未來的發展，其願景可能是更具世界性視野和包容性的「世華文學」。
「世華文學」與多元文化視野
對於「世華文學」的研究，若從多元文化的世界視野加以探討，八○年代以來西方有關文化論述中經常出現的「他者」和「去中心」的概念，可能為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視角。美國學者在後殖民論述中影響深遠的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這本書中，提出「文化認同」具有的複雜性和多重性。「文化身分」或「文化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始終開放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隨著不同的環境和歷史條件而不斷自我重建。因此，「華人」的「中國性」（Chineseness）並非與生俱來的；所謂「華人世界」、「華人文學」等概念，只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在想像中不斷構成和重建的，並非客觀具體的存在。換句話說，只是「文化想像」的結果。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李有成認為「其實並無所謂世界華文文學這回事。它是想像的，是建構的結果。我們想像有這麼一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她們之間具備若干共同點，譬如：他／她們主要是中國人或中國人的後裔（或稱華人或華族），他／她們以中文（或稱華文）作為創作的工具，他／她們創作時的文化指涉往往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雖然這個傳統也是想像的，我們想像有那麼一個完整的、固定的、最終可以回溯的傳統存在。以這些主要的共同點為基礎， 於是我們把這一群人的文學產業加以總體化，稱之為世界華文文學。因此，所謂世界華文文學其實是個想像的社群，就像安德森在論民族／國家時所說的，在這個想像的社群裡，『大部分的成員彼此既不熟悉，也從未謀面，甚或聽過對方，但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中卻存活著彼此團聚交會的景象。』」事實上，任何知識或理論都是想像的、建構的結果，文學的研究也不例外。「文化想像」在對自我的想像、對「他者」的想像，以及「他者」的想像中對應調整、不斷建構。「文化認同」是在「自我」與「他者」形成的對照和對立關係中，不斷反省、不斷確認、不斷調整、不斷建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