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老的青春夢――白先勇〉（摘錄）
白先勇身為一位享譽國際的作家，他在動盪流離的歲月中，淬煉出作家的感性思維，以及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繼而創辦《現代文學》，踐履自我與文化的重新定位。羈旅海外後，更透過比較觀點省思中國傳統文化，而今以崑曲義工自許，大力推廣美學典範《牡丹亭》，為華人續一曲婉轉老調，重振傳統文化的優雅風采，喚起華人心中共同的青春夢。
演講時間：二○一一年六月十日
《現代文學》，廣開文路
大三時，我和同學說：「我們自己來辦一本雜誌吧！」當時年紀輕，不知天高地厚，心想傅校長可以引領五四運動，我們也行！他們推行的是五四新文學，我們可以創造一個類似的新文學，就以一本雜誌來推行、改變。那時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都會寫小說，而且都寫得很好，加上我自己也有在寫作，遂開始著手辦雜誌。可是我們都還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又沒有稿費和編輯費，所以校對、送印刷廠、送雜誌和收雜誌，全都得自己來，騎著腳踏車到處奔波。
第一期，非常感謝余光中先生給了我們一首詩，我們也拉了一些文章，但還是不夠，就由我自己用兩個筆名寫了兩篇小說填稿，第一篇是〈玉卿嫂〉，第二篇是〈月夢〉。封面和海報都由我們自己設計，在臺大文學院四處張貼。雜誌印出來後，我抱了一大疊雜誌回臺大，興致勃勃地到處派送，第一手先送給葉嘉瑩老師，後來也送至書攤代賣。過了幾天，我去問書報攤：「有沒有賣《現代文學》？」他望著我：「沒聽過這本雜誌。」我再到另一個地方詢問，他想一想之後說有，然後從一大疊雜誌下面抽出一本，因為不暢銷所以沒有掛起來展示。我再到另一個攤位問：「有沒有《現代文學》？」他說：「賣掉啦！」我心想：「不得了啦！有人買我們的雜誌了，要快點回去辦第二期！」《現代文學》就這麼辦起來了。
當時非常克難，送稿到印刷廠，因為只印一千多本，數量太少，他們不肯上機。怎麼辦呢？我們就整晚坐在那裡不走，等廠商上機、印出來，一拿到立刻校對。同時又要準備考試，只得一邊翻課本一邊校對。創辦文學雜誌帶給我們很大的狂熱，一出版就高興得不得了，尤其是慢慢有些外來的稿，其他大學的學生也來投稿，讓我們非常高興。
當年投稿的人，現在都已卓然成家，例如陳映真、施叔青，還有李昂。李昂當時才十七歲，跟在我們後面；還有三毛，她是我發掘的，她那時十六歲，因為有自閉症所以不去上學，在家裡念書、學畫，她學畫的老師叫顧福生，是一位前衛的畫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他拿了一篇小說〈惑〉給我看，題材很特別，在講人鬼戀，我就問：「這是誰寫的？」「是我的學生，叫陳平，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但沒什麼畫畫天分，她說很喜歡寫作，我看寫得還不錯，你看看能不能用。」她的筆名叫三毛，陳平就是三毛，她還是我的鄰居！二十幾年後，三毛成為很有名的寫作大家，她回憶起那一次投稿，發現自己的稿子被刊登在厚厚的雜誌上，連哭帶爬地回到家，跟父母親說，她找到一條出路了，她要當作家。我們的雜誌的確替她開了一條路。
還有現在很有名的作家施叔青，第一篇小說〈壁虎〉也是刊登在我們的雜誌上，當時她還是中學生；還有劉大任，第一本小說也是刊登在我們的雜誌上；還有很有名的王禎和，他是我的學弟，第一篇小說〈鬼，北風，人〉也是在我們雜誌發表。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走在文學院的走廊上，有位我不認得的學弟跑過來，很不好意思地把那篇文章往我手裡一塞，臉都紅了！後來我一看，唉呀！這篇小說了不得，很新鮮的聲音，就刊登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後來他也成為鄉土文學的大將，非常有名。
後來柯慶明老師編了一套《現代文學精選集》，選錄許多《現代文學》雜誌中的精彩作品，而當年投稿的作家，大概二十歲上下，都不到二十五歲，投稿年齡非常輕。那時確實出現了一群很有才情的青年作家，並且在我們的雜誌發表。
前面都在談小說，那麼詩呢？當時詩人輩出，例如藍星、創世紀等詩派，軍隊裡也有詩人。當時臺灣不打仗了，阿兵哥就寫詩去了，像瘂弦、洛夫、商禽、辛鬱、管管和羅門等等，都來我們這裡投稿。我們雜誌不僅鼓勵創作，還引進了西方當時非常盛行的現代主義(Modernism)，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九六○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剛過，因為我們的學問有限，能做的只有翻譯，將西方重要的現代作家的作品、評論翻成中文，一期一期系統性地介紹，像卡夫卡、喬伊斯、勞倫斯、吳爾夫、沙特……等多位重要的作家。這是第一次將西方的現代文學介紹到臺灣，外文系的師生為這本雜誌做了很多工作。另外，中文系的師生也貢獻不少，柯慶明老師就曾擔任我們的編輯，我希望能以較新的眼光來研究古典文學，為此我們做了好幾期古典小說的專號，希望以新的眼光批評中國的古典小說。
出了五十一期後，因為資金短缺辦不下去，一九七三年第一度停刊。過了三年，我覺得《現代文學》沒了很遺憾，想盡辦法在一九七七年復刊，一直到了一九八四年才正式停刊。前面五十一期，後面二十二期，歷經大約二十年的時光，雖然常常因為稿件不夠或資金不足而拖刊，風風雨雨也走過了二十年。雖然它是一個很小型的新文學運動，但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影響到很多後來的作家。
我們是戰後的第一代，無論是本省子弟或外省子弟，都是接受國民政府教育。我和王文興都是外省人第二代，成長時臺灣已是個新的形式、新的社會；對本省子弟來說也是，他們的父執輩接受日據時代的教育，也是全然不同的思維，因此我們都有一種「求新望變」的想法。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是在重新建設人生的價值，而辦雜誌就是在履行這個工作，文學對我們來說無比神聖，是安身立命的所在。
在高壓政治之下，當時的社會非常保守、經濟落後，是一個思想的川谷，文學於我們的精神生活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偏方，能藉此看見外面的天空。當時的言論尺度相當嚴格，《自由中國》遭受警備總部查禁，可是《現代文學》第一期就介紹卡夫卡的存在主義，不曉得怎麼回事，他們收去看一看，就沒事了。我猜是因為他們看不懂，所以沒來找麻煩。我們在有限度的自由下成長且茁壯，因此格外珍惜。對於文學發表和寫作，與外界那種心靈上的交流，我們都很重視。現在不同了，資訊發達而普及，大家用電腦上網或簡訊一發就過去了，不像那個年代，和其他人的心靈交流都是仰賴文學或文章。所以辦雜誌和寫文章，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我一直以來都是從事文藝創作，二十九年的教書生涯，也是教授和文學相關的課程。
作家工作坊，文學搖籃
大學畢業後我就出國留學，修讀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作家工作坊，它是美國最先鼓勵且訓練作家以小說、詩、劇本等創作，獲得藝術創作學位的一個終極制學位，沒有博士班，就只有創作學位。寫小說可以得到學位，正合我意，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王文興、歐陽子和葉維廉一起到愛荷華念書，它還給我們獎學金！那時在美國唸書很便宜，跟現在完全不能比，一學年的學費只要幾百塊美金，獎學金是五百塊美金，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留學了，我在那邊待了兩年。
兩年的求學生涯對我而言很重要，讓我自覺地在寫作方面摸索出一條路。我常在想：「能不能靠教育教出一位作家？」我認為要成為一位作家，要有天生的寫作和創作細胞，後續的發展才是可以鍛鍊的部分。先有了傾向和文才，再給你一條發展的道路，才能成為作家。作家工作坊給了我這條路，讓我自覺地去摸索，如何走向寫作這條道路。
寫作需要自我要求，即如何以最合適的方法將這篇小說呈現出來。夏濟安先生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他說：「文學的高下不在於你寫什麼，最重要的是你怎麼寫。」為我點出了人生大道理。「太陽底下無新事」，翻開報紙或小說，都是差不多的事情，生、老、病、死、愛情、戰爭，從古至今都差不多；人性的喜、怒、哀、樂，也沒什麼改變，只是方式不同；愛情也是，《詩經》中描寫的愛情和現代的情詩相比，基本情愫都差不多，只是呈現的方式不一樣。愛情故事從古至今主題都一樣，可是表現方式不同，它就變成一篇新的作品、新的創作，這是我在作家工作坊時得到的啟示。
異國境地，著作迭出
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將題材寫出來？如果一本小說能成為經典，大概是這位作家找到表現這個主題或題材的最好方法。如果另一位作家寫得比他好，可見他寫的還不是經典，可以再提升；如果寫得很好，好得其他人不能再改動，那他已經找到了最合適的表現方式，以他個人的風格開場和結尾。如何尋找一種形式來呈現，是我那時候的追求與實驗。
我的兩本小說集，《臺北人》第一篇是〈永遠的尹雪豔〉，《紐約客》第一篇是〈謫仙記〉，這兩篇小說都是在愛荷華開始寫的。愛荷華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放眼望去都是玉米田，我在玉米田中寫出一個上海交際花──尹雪豔──的故事；還在田中寫了一個紐約女孩的故事。後來我畢業，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教中國語言和文學，一教就是二十九年，直到我退休為止。
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環境很好，是太平洋的天堂，一個很清幽、清淨的小城。我任教的東方語言學系很小，課業不重，使我得以保有寫作時間。我教授的是小說課，從明清講到當代小說，年年也都開授《紅樓夢》。所以我一邊教書，一邊從事寫作，除了在臺灣和愛荷華各寫了一部分，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聖塔芭芭拉分校完成。
身分認同，反思文化精神
我在異國教書，離開了中國文學文化的崗位，因而能慢慢對中國文化做一些反省。到了外國，會產生一種比較視野，使我們得以進行各別比較。看看別人的文學和文化是怎樣，再回過頭看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就會獲得新的看法、新的體驗和新的感受，並感覺更加親近。
我在臺大外文系時常常到中文系聽課，去聽葉嘉瑩老師、鄭騫老師和臺靜農老師的古典詩詞課程，還有王叔岷老師的《莊子》。可見我那時已不自覺地在做這個工作，希望能融合西方文化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使它變成我們自己的文學創作，而我覺得自己很適合做這件事。
西方文學給我很多啟發，尤其是現代主義的求新精神，與對二十世紀的感性思考，使得他們的寫作形式有了新的表現方式。西方所謂的現代運動，和繪畫、音樂、表演藝術、舞臺藝術及電影都是一體相關的；這些思維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有影響。我也常看新潮電影，法國和義大利的都看，我們接受了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化，接觸了這些文學、藝術及電影，吸收了他們的形式之後，再回歸到創作。在題材、感性和人生觀方面，我則受到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傳統影響很深。我在國外時，對這方面慢慢有些想法與省思。也同時在想應該如何將這兩個傳統結合起來。中國傳統文化有幾千年的歷史，如何將這個古老傳統拉進二十一世紀，讓它在現代舞臺上重新獲得一個新的意義、新的詮釋，我們需要做一個工作，就是將自己放進世界裡頭，跟其他文化、西方文化進行比較，思考如何給予它一個定位。
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不論是寫小說，或是將小說《遊園驚夢》改成舞臺劇，都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後來我做崑曲，是接續這個思路而來，這個思路就是：如何將古老傳統放在現代舞臺上。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現代舞臺完全客觀的環境都變調了，如何將傳統文化放在上面且持續發光呢？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挑戰。其實我們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在做，十九世紀西方強勢的文化進來以後，中國文化首次面臨一個更強勢、更優越的文化入侵，幾乎打散了傳統文化的結構，所以二十世紀以降，我們不斷重新建構、追趕現代思想，以期在追求現代化之際，亦不失作為中華民族的身分認同，這是讓我們最苦惱、最具挑戰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