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紅樓(正金釵卷.校訂版)(上)(下)

歐麗娟 著

眾金釵作為《紅樓夢》最重要的部分,處處散發著女兒們的芳香。尤其是太虛幻境中的正冊女子: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賈迎春、賈惜春、史湘雲、王熙鳳、李紈、妙玉、秦可卿,以波瀾壯闊的複調曲式共同交織了《紅樓夢》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由此煥發出不同的心靈光影、人格風景。

歐麗娟教授藉由豐富的西方文學批評、中國文化大傳統以及清代典章制度等,試圖更客觀、也更基於文本的脈絡,重新詮釋每一位金釵的人物內涵;同時透過尋繹作者創作理念、筆法,以及文本中的種種暗示、明示,輪廓出金釵們的完整風貌。

正是這些金釵穿梭於《紅樓夢》世界中,引領我們一起歡笑、傷心、哀嘆、悲絕,隨著她們走過有情世界,體會、品味種種人生光影,進而回眸自身的悲欣交集。

歐麗娟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唐代詩歌、《紅樓夢》之研究,成果豐碩。著有《唐詩選注》、《杜詩意象論》、《唐詩的樂園意識》、《詩論紅樓夢》、《李商隱詩歌》、《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等書,並編著《大唐詩魁──李商隱詩選》、合編《歷代詩選注》。

卷上

第一章 總論:人物的詮釋原則
  一、「意見」:另一種謠言
  二、獨特的個體:具體經驗上的人
  三、「滑疑之耀」:複調的平等
第二章 「一字定評」與代表花
  一、人/花互喻與象徵寓意
  二、一字定評
第三章 「重像」或「替身」設計
  一、人物關係的特殊建構方式
  二、賈寶玉的重像人物
  三、薛寶釵的重像人物
  四、林黛玉的重像人物
第四章 林黛玉論
  一、神話:感傷性格的先天解釋
  二、貴族少女:林姑娘不是「灰姑娘」
  三、寵兒/孤兒:單邊主義的自我中心
  四、人格特質與生活習性
  五、由「個人」到「合群」的轉化
  六、寶、黛之間的裂變
  七、黛玉之死
第五章 薛寶釵論
  一、「君子」之難寫與難解
  二、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
  三、性格成因與生命哲學
  四、「冷香丸」新解
  五、立體突破的多元面貌
  六、爭議事件的釐清
  七、相關詩詞的寓意重估
  八、真正的佳人
第六章 賈探春論
  一、一種靈苗異
  二、大觀精神:宰相器識
  三、入世幹才:才志兼備
  四、血與心:君子的追求
  五、出走意識:超時代的性別突破
  六、遠嫁的心理創傷
  七、末世的光輝

卷下

第七章 賈迎春論
  一、木頭:「沒有個性」的個性
  二、基本焦慮與「病態的依順」心理
  三、生命哲學與思想根據
  四、幸福的片刻
  五、信仰的崩潰:唯一的抗議
  六、角落裡的青苔
第八章 賈惜春論
  一、前言:「苗而不秀」
  二、基本焦慮與「病態的逃避」心理
  三、生命哲學與思想依據
  四、「吝惜」春天:拒絕人生
第九章 史湘雲論
  一、序言
  二、天賦與性格特質
  三、心直口快:「直而溫,率而無虐」
  四、一半風流一半嬌:雙性的均衡
  五、婚姻與命運
  六、沒有陰影的心靈
第十章 王熙鳳論
  一、序言
  二、名門出身與特殊教育
  三、大家小姐的正統風範
  四、孝敬愛憐的真情誠意
  五、觀其所使:平兒論
  六、逸才踰蹈的出軌與反思
  七、人命公案的平議
  八、犧牲奉獻與悲憤灰心
  九、對脂粉英雄的禮讚與哀輓
第十一章 李紈論
  一、成長背景與性格基調
  二、白梅:心如止水的年輕寡婦
  三、紅杏:灰燼中的餘火殘光
  四、沉默的大財主
  五、「投射心理」與「同類比較」
  六、在缺憾中自足
第十二章 妙玉論
  一、生命史的軌跡:五個階段
  二、先天秉賦:冰霜之下的善良柔軟
  三、太高、過潔:性格的極端化發展
  四、白雪紅梅:道姑/名流的綜合體
  五、淖泥的下場:自我的單薄狹隘
  六、高傲的小鳥
第十三章 秦可卿論
  一、另類的海棠花
  二、低微的出身與優異的天賦
  三、愛欲女神:春睡的海棠
  四、情、欲的複合
  五、曖昧的死亡
  六、殿後的批判
第十四章 總結:性格、環境、命運及其反思
  一、人格養成的先天性
  二、家庭、環境的關鍵性
  三、人性樣貌的複雜變異

開卷語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早已提醒道:「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面的內在聯繫著的能力的統一體。藝術作品必須向人的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種單一的雜多。」
 
因此,紀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諄諄警示:「我們慎勿以他人一生的一瞬間來判斷他們。」(《窄門》)瞬間的一瞥只是雪泥鴻爪,既無來龍去脈,更不見全豹,據此而下定論,便容易斷章取義。
 
若要盡量達到這一點,哲學的客觀理性是有效的助力,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說:「哲學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們不要妄下定論。因為,妄下定論可能會導致許多迷信。」(《蘇菲的世界》)
 
客觀理性讓人超越意見,鍛造知識,並且,猶如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所言:「知識之島的面積愈大,驚奇的海岸線就越長。」(《永恆的哲學》)當知識之島的海岸線長到一定程度時,就能體會到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所領悟的:「每一種真理的相反面也是同樣地真實。」(《流浪者之歌》)
 
從而也能如同《禮記.曲禮》所期望的:「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進而達到「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袁無涯《忠義水滸傳發凡》)的境界。
 
且聽黎巴嫩作家紀伯崙(Kahlil Gibran, 1883-1931)的呼籲吧:讓你的靈魂以理性來引導熱情,如此,你的熱情就能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新,猶如從灰燼中振翅而起的浴火鳳凰。(《先知.理性與熱情》)
 
第一章 總論:人物的詮釋原則(摘錄)
 
《紅樓夢》人物眾多,卻又個個鮮明突出,既特別且精彩,成為小說的一大特色、更是一大成就。
 
其中,單單在賈府的生活世界裡,上上下下便有「上千的人」(第五十二回麝月語),其他相關的各方人等更是林林總總。當然,這「上千的人」只是支撐小說敘事的潛在背景,在小說舞臺上毋須、也不應一一涉及,否則便會淪為令人眼花撩亂的大雜燴,只有必要的、重要的人物才會進入文本,但即使如此,依然為數可觀。《紅樓夢》到底寫了多少人物,各家說法不一,清代的評點家們已經開始進行統計,諸聯寫道:「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姜季南的批語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共四四八人;姚燮的計算為:「總計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合共五百十九人。」至近代學者,所見越來越多,如吳新雷主張:「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個。」從一百二十回本的索引來看,香港中文大學用電腦檢索,共得人物493人;最多的則是:「本書人物實得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無論是哪一筆數字,都顯示曹雪芹對人的觀察入微與刻畫入骨,男女老少、貴賤賢愚排列而成的人物畫廊誠屬繽紛耀眼,令人歎為觀止。
 
當然,每一部作品都必須有主角,以統整敘事主軸不至於零散,基於主題與情節所需,經過剪裁組織之後,《紅樓夢》的主要角色除賈寶玉之外,便屬各式各樣年輕美麗的金釵們了。曹雪芹寫在卷首的創作宣言已經清楚剖白: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這是作者對其一生所見「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的深情禮讚,也是《紅樓夢》的核心精神所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些女子,也就沒有《紅樓夢》的誕生,這確確實實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其中為鬚眉所不及的裙釵,固然包括累積了年齡、經驗、資歷、智慧、品德的母神級人物,如賈母、王夫人、劉姥姥等;更主要的,自屬淋漓演繹青春悲喜的玉字輩這一代少女了,她們是母神們的過去式,是小說時間的現在式,將人生中成長變化的關鍵階段充分展現。
 
一、「意見」:另一種謠言
 
只不過,對於這些活色生香、藝術魅力十足的人物,經過近代歷史巨大的、甚至徹底的斷層之後,現代讀者往往忽略了不同時代文化、不同階層意識的特定內涵,架空地給予一般的理解與評價。我們在《大觀紅樓(綜論卷)》中,已經思考了《紅樓夢》閱讀上影響到客觀詮釋的幾個問題,包括同情弱者(失敗者)、閱讀認同現象、心理補償作用、個人主義取向,因而傾向於認可書中不受束縛的角色,尋找和發現敵人、創造壞人,在反封建禮教的成見下形成離心式的感性意見。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曾提醒道:「一個意見是一個主觀的觀念,一個任意的思想,一個想像,我可以這樣想,別人可以那樣想;—一個意見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個有普遍性的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思想。」而這和對真理的客觀追求(如哲學)是不同的,可惜「每一個意見都錯誤地自詡為具有真理」。至於「意見」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便是因為比起「知識」之必須千錘百鍊要容易得多,「趨逸避勞」總是人性之常,如Mortimer J. Adler清楚地指出:
 
我們較喜歡那些建立在情緒而非理性基礎之上的意見。我們給意見建立情緒的基礎,是任意的與隨意的—隨我們自己的意思,而不論它的成因為何。因為我們可能任意地採納相反的觀點,所以這種沒有根基的意見乃落在懷疑領域的最低一層。
 
就此說來,一個人只要滿足於「意見」,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就等於是對「知識」的摒絕,只能落在情緒性的、缺乏根基的低層次上,沒有進展與提升的可能。
 
但是,誠如蘇聯學者伊.謝.科恩(Igor S. Kon, 1928-2011)所言:
 
一知半解者讀古代希臘悲劇,天真地以為古代希臘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們完全一樣,放心大膽地議論著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劇過失」等等。可是專家們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自己的問題。專家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這確實很重要。
 
同樣地,《紅樓夢》的讀者以為生活於傳統儒家文化之貴族世家中的人,其思想感受方式和現代的我們大致一樣,恐怕也是太天真了;若是因此認定世家子弟的曹雪芹及其筆下的主要人物所思考的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所追求的是我們的價值觀,以此來作為詮釋的基準與目標,那更是行不通的做法。諸如反封建禮教、婚戀自主、平等自由、個人解放……等等,都是我們以自己的現代意識形態賦加於《紅樓夢》的異質物,如黑格爾所說:
 
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
 
其結果便難免流於選擇性的取材,以遷就我們自己早已預設的見解,而所得的也非時人之原貌。但實際上,《紅樓夢》所要回答的是它自己的問題,也就是百年貴族世家何以沒落而喪敗的痛苦;其中的人物都存在於相關的環境之中,在這個背景下同時面對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人生困局。就此而言,若非從貴族世家的思想感受方式作為切入的座標,便難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了。
 
若想要擺脫概念先行的預設與一知半解的詮釋,那就必須採取科恩所指出的「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如此才能建立全面性的文本基礎,給予精密的分析推理;並且最重要的,是回到當代的時空脈絡與社會環境,以「他們的」而非「我們的」思想感受方式來貼近其心靈現場,並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下仔細檢驗其心思感受,由此,對他們的認識才不會是架空的、離心的,只是用來證明「我們」的價值觀,讓《紅樓夢》的意義變成現代意識的註腳而已。
 
正因為人文現象及其意義是豐富多元而充滿各種可能,在類似的表象下隱藏了千殊萬別的獨特性,不應化約地一概而論,因此更需要透過精密的分析與全面的證據,以深入理解並掌握到個別的差異。舉例言之:何謂「封建禮教」?「禮教」是否必然吃人?而「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葬花吟〉裡「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詠嘆,是詩詞修辭手法中主觀抒情時的誇大表現,還是詩人客觀處境的如實反映?〈臨江仙〉中「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青雲」,是否只有「平步青雲」這個成語裡所意指的「富貴利祿」之意?
 
這些提問所涉及的,只是討論《紅樓夢》時常見的推論中的幾個而已,其餘類似的問題所在多有,在長期的累積之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成為良好地理解小說的無形障壁,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以「精密的分析」而言,試看上述的第一個提問,即「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乃現代《紅樓夢》的研讀者最容易忽略,但卻也是問題最嚴重的邏輯推論謬誤。在此只要舉一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可以釐清其謬誤所在:假設「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那麼,現代許多反思民主亂象的文化評論,例如「民主就是一群會投票的驢」的著名嘲諷,豈不就是等於反對民主制度?但很顯然,那些評論者本身的價值觀並非如此,他們根本上仍然是選擇或支持民主制度的,只是並沒有天真地以為民主就是完美的萬靈丹,可以解決人類群居時的所有問題,因此不斷地省思以避免其弊病;同樣地,曹雪芹在其所處的傳統帝制時代中,當然也親歷目睹若干來自宗法制度的弊病,作為當時人們生活與生命的一部分,完全不必要刻意迴避,以展示形塑出這些人與那些人、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心靈糾葛,既真實而複雜。這不正是小說家的拿手任務,也就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視為小說唯一的永恆真理的「複雜」?
 
其次,每一個社會都必須在其歷史條件下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秩序,以維持其運作的穩定,而古今中外的哪一種制度沒有缺陷?哪一個社會中沒有弱勢者與受害者?甚且可以說:「群夥之間的界線,原都是重疊的。我們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來斷定誰是天使,誰是惡魔。……世界上有――且只有――兩種人:正人君子與卑鄙小人。兩種人處處都有,散見於社會的各階層。任一階層任一團體的人,都不會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因此,現代人所自豪、甚至自以為是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中,仍然有權力霸凌、分配不公,更有黨同伐異、成見殺人,所謂的「平等」在許多運作機制下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假象,階級也並沒有消失不見,本質上仍然是由金錢權力與人脈關係所主導,這都是無可粉飾的鐵的事實。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同樣可以在其創作中觸及這些層面,但絕不能說觸及這些面相者就是反對民主平等。
 
更何況,既然每一種社會制度都各有其優點又有其缺陷,在弱勢者與受害者之外同時存在著優勢者與既得利益者,則小說家在刻畫貴族階層中的若干負面之餘,也同樣可以描繪對某些人所帶來的美好正面。以賈寶玉為例,由第一回石頭之所以打動凡心,原因就是「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因而在「受享」的前提下,先天所指定的即為「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賈府正是一僧一道為了完成他的夢想所攜往投胎入世之處,以充分盡享「富貴場」、「溫柔鄉」的歡樂富足。如此說來,「榮華富貴」、「榮耀繁華」的簪纓世族非但不是他所反對的,反倒是讓他滿足願望的理想世界,單單如此,就足以證明不能簡單地說他是反對封建禮教。再進一步來說,「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從賈探春的例子可知,正是因為受到宗法制度的庇蔭,她才能合法合理地擺脫親生庶母的血緣勒索,在拒絕同流合汙的同時,給自己一條向上的、自我實踐的道路。就此來說,除「精密的分析」之外還需要「全面的證據」,才能正確地把握每一個人物的獨特與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