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語言的本質與語言學研究（摘錄）
黃宣範（臺大語言所名譽教授）
1.10 語言學簡史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是很晚近的事，而這個新學門的誕生，索緒爾的貢獻厥功至偉。一般認為可以追溯自他1916年出版的法文著作《普通語言學課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因此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而言，其歷史不過100多年而已。索緒爾這本書帶動了20世紀結構語言學派的興起，而他對語言符號的看法對後起的符號學的發展也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索緒爾認為語言構成一個結構體，組織意念（pensée）與音聲（matière phonique, sons）的結構體（索緒爾用système一字即法文的「系統」），語言的核心性質在於其結構上的性質；結構造就了個別的成分以及個別成分之間的關係。結構的存在先於個別的結構的成分，意即語言的各個結構成分不是各自獨立，而是有賴於彼此相互界定其形式上的關係而存在，這個相互界定而產生的關係索緒爾在書中稱為符號的價位。例如先有下棋的整體結構的概念，然後個別棋子的存在才有意義；沒有下棋這個遊戲，就沒有棋子。我們觀看一盤棋，要看各個棋子在什麼情況下擺在什麼位置，而跟棋子本身的角色無甚關聯。日後學者就把索緒爾帶動的研究思潮稱為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索緒爾對結構語言學的貢獻在於他把語言區分成兩層結構：一層是比較抽象的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層次，稱為語言（langue）；另外一層是實際體現langue而成為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話語層次，稱為話語（parole）。在法文langue等於英語language；法文的langage則涵蓋langue跟parole。語言學的研究主要是研究langue的結構，不是parole。雙層結構的概念促成爾後聲韻學理論中音位／語音的區分以及語法理論中深層結構／表層結構的區分。
索緒爾把語言學當作是他所追求的廣泛的符號學的一支。語言學跟符號學一樣，語言的符號是聲音與概念之間的二元結構關係。任何符號一定包含兩個成分：符號形式本身，稱為意符（或稱「能指」，signifier）以及意符所指的意念，稱為意指（或稱「所指」，signified）。在語言學發展的初期，符號多半指很簡單的詞，但在當代認知語言學符號中，也指複雜的構式。至於符號學則是研究文化社會中各式各樣的符號（語言的以及非語言的）的使用以及人類如何賦予這些符號意義。索緒爾認為語言的符號，從聲韻的角度看，是任意而武斷的；從此符號的任意性（l'arbitraire du signe）廣為人知；但是另外一方面，從功能的角度，語言也是個表達意義而且有結構的系統。這個意義是人類互動後賦予的，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結構學派很快席捲了整個歐美人文社會學界，成為20世紀中葉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思潮。在美國，結構語言學的發展先後有幾個流派，其中一派深受當時心理學行為學派（Behaviorism）的影響，因此發展出一套比較側重形式分析而輕忽意義的學派，其代表人物當推布倫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另外一派則比較注重語言在文化層面的意義，其代表人物是薩皮爾。兩人都是廣義的美國結構學派的健將，還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同事過，也都分別著有一本深具影響力而同樣名為《語言》（Language）的書。布倫菲爾德的書出版於1933年，薩皮爾的書出版於1921年。有趣的是兩本書各發明了一句話以闡釋語法分析的要點。布倫菲爾德的書是用「Poor John ran away」；薩皮爾的書是用「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這兩位學者個性迴異，對語言的看法懸殊。布倫菲爾德致力於將語言學提升成為一門科學，因此排斥某些早期玄想哲學家的看法，以為語言能反映人類思考的普遍原理，也排斥那些試圖把邏輯方法套用到語言分析，而忽略語言的實際，更極力反對將拉丁文的語法系統奉為圭臬。布倫菲爾德早年留學德國，受教於當時最耀眼的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學者布魯格曼（Karl Brugmann）。布魯格曼曾研究過多種語言，包括德語、梵文、北美洲印第安語，也研究過菲律賓的官方語言塔加羅語，並撰成專書。布氏治學深受梵文專家帕尼尼（Panini）的影響，文章嚴肅冷靜，講究證據與方法論。布氏與其他幾位同好並於1924年創立了美國語言學會。薩皮爾才氣縱橫，研究範圍跨及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語言型態學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對北美洲印第安語言文化的研究與分類著力更深，對後代最具影響力。薩皮爾及其學生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倡的所謂「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更是一般知識分子耳熟能詳的假說。薩皮爾著作文采洋溢，讀之饒富興味與啟發性。前中研院院士李方桂當年就是薩皮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時的第一個學生。
深受布倫菲爾德影響的結構學派其實有兩個盲點：其一是忽視意義對語言結構分析或解釋的重要性；其二是過度重視語言的表象，而忽視語言底層的結構或語言共通性的追求。第一個盲點導致60年代至70年代之間深受歡迎的生成語意學（generative semantics），乃至1980年代認知學派的興起；第二個盲點催化了1960年代舉世聞名的杭士基的變換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後稱「生成語法」）的誕生。杭士基區分語言的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認為世界上的語言在深層結構方面基本上沒有不同，因為都來自同一個獨立的語言模組，而且所有的小孩天生就擁有涵蘊普遍語法的語言器官（language organ）。小孩在語言習得過程中，藉著調整普遍語法的幾個參數的不同，可以很快習得母語。杭士基認為語法的研究目的在追求這個普遍語法。杭士基主導的生成語法有別於後起的生成語意學或之後衍生的認知語言學。杭士基認為生成語法追求普遍語法等於是對心智結構的探索，因此基本上是認知科學的一支。生成語法學派很快起了內部的理論爭執，其中一派認為深層結構必須建立在意義的研究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在純語言形式／純語法的追求，因為語言的外在結構差異太大。
杭士基的涵蘊普遍語法的「語言器官」假說是最近30年來學界攻守雙方頗具爭議的議題之一，也被不少學者認為那最多只是個比喻，缺乏實質經驗內容（「普遍語法」到底是什麼？爭論雙方又如何攻守？見Evans & Levinson, 2009），加上他的語言模組論又排斥語言結構跟一般的認知能力有任何關聯，於是1970年代中期起Fillmore（1976）首先提出框架語意學（frame semantics）的主張，到了末期遂有認知語言學派的興起（見Behme, 2014；關於框架語意學的討論見第4章）。認知語言學者（有些學者偏愛「認知功能語法學派」一詞）否認語言是個獨立模組的論點，強調訴諸認知心理學的概念，如記憶、知覺、分類、意義等對理解或解釋語言結構的重要性，因為處理語言的認知能力跟處理其他現象的認知能力沒有不同。英國學者韓禮德（Michael 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也指出語言的研究不應該偏執於純形式句法的探討，而應該把語言理解為一種用來表達人類豐富的意念（sense-making）的資源。這是很有智慧的論點（見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人類學者紀爾茲（Geertz, 1983）也認為文化基本上是深具符號意義的活動）。人文的世界是充滿意義活動（semiosis）的世界，而語言是這個世界與意義之間的界面。美國學者郎那克（Langacker）下面的觀點很有代表性：
Meaning is what language is all about; the analyst who ignores it to concentrate solely on matters of form severely impoverishes the natural and necessary subject matter of the discipline and ultimately distorts the character of the phenomena described. （Langacker, 1987: 12）
認知功能語言學派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是剛剛提到的美國學者郎那克，而一般也把1987年視為這個新派典的起點。因為這一年出版了3本認知語言學界重要的著作：郎那克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馬克．強生（Mark Johnson）的The body in the mind、雷克復（George Lakoff）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1989年國際認知語言學會宣告成立；1990年該學會的期刊《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也問世，成立學會以及出版代表學會的學術期刊都是一個學門走向制度化重要的指標。
綜合而言，過去100年語言學的四大派典的更迭可以整理如下：
A. 結構學派：索緒爾（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
• 區分抽象的社區共有的符號系統，稱為langue，以別於實際使用的話語parole；從知識論的角度，前者優先於後者。
B. 美國結構語言學派：布倫菲爾德（Language）1933
• 發展語言學為講究證據與方法學的科學，惟較忽視意義或認知的解釋力。
C. 生成語法學派：杭士基（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5
• 提倡天生本領的語言器官說；鼓吹普遍語法的研究；側重抽象的語言形式而排斥一般認知功能的相關性。
D. 認知功能語言學派：郎那克（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1987
• 強調語意研究為一切語言研究之本；訴諸認知心理學的概念如記憶、知覺、分類等理解或解釋語言結構重要性；正視運用為本的語料；堅信處理語言的認知能力跟處理其他現象的認知能力沒有不同。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四十年認知功能學派最重要的論著也明顯地都有著跨語言型態學的取向。例如下列幾篇：Givon（1979）、Hopper & Thompson（1980）、Du Bois（1987）、Talmy（2000）、Bybee（2010）。這樣的發展很自然，如果學界為了追求語言的普遍性，必須誠實面對世界上任何語言，也就是面對語言的多元性與歧異性，同時正視運用為本的語料與語料庫研究（Langacker, 1987: 3）。比利時學者Geeraerts（2010）指出語言學界的學風在過去30年逐漸從生成學派轉向認知功能學派。...........
有趣的是：遲至1989年美國語言學會權威期刊Language的主編還如此宣示：「如果你投稿的論文不參考生成語法學派的論點，恐難被接受刊登」（Language 65(2): 445）。
1.11 語言學的次領域
語言學基本的領域是語言本身結構的分析與解釋，諸如語音學、聲韻學、形態學、語意學、語法學、語用學、歷史語言學、南島語言學、手語語言學等等。語言學研究的觸角廣及人文社會以及認知、生命或資訊科學有關的很多領域，因此過去幾十年已經發展出不少次領域的學問：兒童語言習得（見第10章）、語言與老化（見第14章）、語言與手勢（見第11章）、神經語言學（見第12章）、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學（見第8章）、語料庫與計算語言學（見第15章、16章）、生態語言學（語言與重要的生態議題的關係、生物多樣性的流失、生態的正義）、法庭語言學（研究語言使用時所顯示的語音、詞彙、修辭、乃至語法方面的奇特之處以供法庭上民事刑事案件的審判時的證據）、應用語言學（含語言教學理論與實際）、符號學、人類語言學、生物語言學（研究語言生物基礎以及語言的演化）、臨床語言學（研究語言病理、語言治療，如何矯正語言障礙以及吞嚥問題）、演化語言學（研究語言能力在人類演化過程中如何出現、人類的遷徙與文化的演變、以及語言如何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等等。很顯然的，由於篇幅所限，本書無法探討大部分的次領域以及科際領域，那應該是百科全書的使命。
1.12 語言學在台灣
語言學這門學問全面正式引進台灣是非常晚近的事。1969年教育部才開始規定在大學部凡是語文相關的科系（中文系、日語系、外語系等）必須開授語言學導論的課程為必修課，雖然在此之前臺大人類學系（時稱考古學系）已經將之列為必修課，由董同龢老師授課。估計當時台灣擁有語言學博士學位的不會超過10位。這個時候算是台灣語言學的萌芽期。不過有了這樣的必修課自然就吸引有興趣也有天分的學生進入這個領域。過了一個世代多的歲月，好幾個大學相繼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到了1995年國內擁有廣義的語言學（含語言教育學以及各個次領域）博士學位的人數已超過100位，因此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在1995年把語言學列為獨立學門，從此語言學的研究站穩了腳步。為了結合這股研究能量，國內幾位熱心學者在1997年發起成立「台灣語言學會」（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 LST）的籌備工作，並在第二年正式成立學會，時間上比起「美國語言學會」（Linguitic Society of America）整整晚了74年。
目前國內語言學的研究人力如何？2006年至2015年前後10年間，當時國科會通過的研究計畫有2,867件，平均每年將近300件（徐嘉慧等，2017）。這2,867件計畫案中一般語言學占42%，心理語言學與神經語言學占9%；語料庫語言學與計算語言學占4%；翻譯研究占5%；語言教學與學習占40%。如果勉強把翻譯研究歸入語言教學與學習，然後把其餘三個領域（一般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與神經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與計算語言學）視為廣義的語言學，則全部計畫案約有55%是廣義的語言學，而語言教學與學習占45%。
以上的數字是純就研究領域而分類，但究竟這些計畫案是研究哪些語言呢？可以想見應該是以國內的國語／華語以及英語、歐洲語言、鄰近的日語韓語為大宗，因為我們的外語系或外語學院主要的教學對象就是這些強勢語言。台灣的南島語的研究，根據徐嘉慧教授等人（2017）的著作，共有145件計畫案，也就是在2006年至2015年間每年約有15件計畫。當然根據上面提到的推估法，實際上的研究人力應該不只如此。同一時間，東南亞語言的研究計畫案有23件，為數甚少，也可以理解。唯東南亞來的新住民早已有了下一代，人口在2018年底已經逼近20萬人，加上近幾年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明白宣示協助新住民利用其語言文化之優勢，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如母語教學、觀光等），鼓勵大專院校開設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給予具南向語言優勢的學生加分錄取，培育第二代新住民為南向種子。這個地區豐富的語言在下一個10年可望逐漸成為台灣語言學界關注的對象，擴大語言學更寬廣的研究視野，為台灣語言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