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詩路》開闢了近代漢詩的海洋視野，透過島嶼、港口和海路交織的跨洋脈絡，觀察航程中的人文風土與文學動態。本書聚焦於十八世紀以來的東亞航道和南海區域，探討東亞海域琉球冊封使的詩歌寫作，描述航海地理知識與技術為詩語帶來的變革；聚焦航線上的華人遷徙、出洋使節、詩文與筆記所揭示的馬來世界與南島民族誌；殖民地港口的地緣政治與華人社會，以及方言文體粵謳構建的赤道與南洋風土。此外，書中也深入探討戰火衝擊下「華文」的危機與存續。
本書追溯境外漢詩創作的歷史脈絡，鋪展多個文學創造的流動空間。從人—海—陸的環境構成出發，展開對航路上漢詩的考察，並梳理其與各地文學場域的聯繫。「詩路」不僅是水域圍繞下的行旅文化與文學軌跡，亦描繪出不同时期航線上漢詩寫作的關係性。這揭示了境外移動、海洋意識及海國見聞如何影響了古典文類的修辭與文人的感覺結構。詩與航路鏈接的人文風土，海國與詩路所形塑的知識形態，複雜化了「海上走廊」在近現代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意義。
本書展示途經東亞海域和南海的族裔、文化、語言接觸構成的「華夷交會」；地緣政治影響下使節、士人書寫的時代意義，啟動南方文學開端的「詩史交會」；海—陸連動的文化輸入與教化，華文教育形塑的華人／文命脈，及其遭遇的危機，構成的「文教交會」。《海國詩路》呈現了詩文在跨境航路中的歷史交織，為近代境外漢詩提供了一個詩學意義的解讀框架，並通過文學渡引多重的南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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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謙的《海國詩路》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探討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礴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提醒我們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能忽視穿梭其間的航道水路。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王德威
導論
一、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二、海上走廊：海國與詩路
三、海與詩的時代
四、海的經緯，島的鏈結
第一編 島嶼視界：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
第一章 測量、博物與東亞海域──徐葆光與森槐南的琉球漢詩
一、海洋漢詩的東亞視角
二、測量與疆界
三、物知識與自然
四、琉球海域與地緣政治
第二章 風和馬來世界──王大海《海島逸誌》的華夷風土觀
一、走入武吉士人的海
二、華夷風土的接觸地帶
三、風和島嶼視野
第三章 風景與風土的共振──新馬華人的竹枝詞、粵謳與粵語政治
一、離散華人與南洋風土
二、粵音下南洋：《叻報》的粵謳風景
三、粵腔的煙花生態
四、聲音的政治：華人認同與抗戰粵謳
第二編 南海詩路：使節、地方感與地緣政治
第四章 海和陸的調焦──近代漢詩與南海視域
一、詩、地圖與南海視域
二、清季出洋使臣的南洋見聞
三、客愁、外交與情感政治
四、離散華人與地方感
五、檳榔嶼及其港埠文學空間
第五章 帝國、斯文、風土──左秉隆、黃遵憲與新馬華文文學
一、天南斯文一線存
二、被發現的南洋華人
三、絕域與風土
四、新馬「華文」世界的開啟
第六章 南溟、離散、地方感──楊雲史與使節漢詩
一、使節與華人社會
二、海盜、拓殖與南溟地緣政治
三、詩與朝貢外交
四、閒適、幽興與地方感
五、疆界辯證與詩學策略
第三編 烽火彼南：華教的詩與史
第七章 戰爭與華教──作為「記憶之場」的檳城鍾靈中學師生殉難事件
一、戰火與華校
二、戰前與戰時的華文教師／華文想像
三、鍾靈師生殉難：詩與史的傷痕寫作
四、華教的記憶裝置
第八章 家國與詩──檳島詩人管震民的文教與地方認同
一、南來教師與淪陷歲月
二、華教血恨與文學見證
三、從僑民到公民
四、結語
結論
徵引文獻
文章出處
後記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是高嘉謙教授繼《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2016）推出的新作。高嘉謙專治晚清及民國古典詩詞、現當代台灣與馬華文學，由此探討一系列問題：現代文學的「古典性」辯證；華語與中文文學的競合關係；「文」學作為知識生產及情動資源的可承應性（affordance）；以及其「世界中」的呈現。這些問題多以南洋——東南亞——華人社群或地景為焦點。
在近現代文學領域中，高嘉謙的研究範疇並非主流，但他卻樂在其中，而且頗有所得。近年有關文學越界的話題不斷推陳出新，他反而得風氣之先。《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一書的關鍵詞，「海洋」、「航道」、「風土」、尤其「南洋」等，無不已是學界新寵。在此之上，高嘉謙叩問，為什們古典漢「詩」可以涵蓋這些課題？在「海上絲路」成為老生常談的今天，什麼又是「海國詩路」？
《海國詩路》探討十七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東亞到南洋漢字文化圈的行旅，使節、商貿、移民、征伐的海上經驗，以及著陸的地方風土特色。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從琉球到印尼海域；就地理維度而言，從北緯27度到南緯11度。這片廣大的水域參與了全球大航海時代的動盪，成為亞洲進入現代的核心現場之一。海洋的流動特性開啟了域外交通多元面向，也沖積或侵蝕國家、族群、文明的邊界。明清以來的地理標記，不論是帝國或異邦，人種或物種，都必須重新審視。「海國」視界於焉興起。
高嘉謙選擇漢詩作為進入這一場域的方法，不僅緣於在中國及海外漢字文化圈內，傳統的「詩」一向被視為營造知識，鏈接情感，投射史觀的基礎，更因為詩所代表的符號力量——「文」的力量——形塑了華夏文明的核心。在「想像的共同體」成為當代流行論述之前，詩已經召喚出古典的想像共同體。藉著由格律典故和無盡展衍的吟哦應和，詩的傳遞使今古連成一氣，天涯有若比鄰。然而過去三百年東西海路大開，古典詩的行旅果真能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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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與詩路之間所產生的適切性與緊張性，正是本書的關心所在。高嘉謙一方面觀察古典詩詞如何因應域外時空環境、新奇事物，延伸傳統的合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見證詩本身所象徵的（華夏文明想像）共同體正經歷空前挑戰。擺盪在兩極之間，詩作為傳統的「超穩定結構」顯露處處裂縫。以往視為當然的觀念或價值，像是內與外，華與夷，文與野，天下與國家等，都因此投向新的座標。
本書討論的案例包括康熙末年徐葆光奉使琉球的見聞錄，十九世紀興起的新加坡民間「粵謳」風情；十八世紀末移居印尼的閩人王大海的風土敘事，十九世紀末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如左秉隆、黃遵憲等的雜事詩、竹枝詞。還有二十世紀初華校傳承詩教的血淚記錄。這些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使節、地方感與地緣政治；華教的詩與史，創傷與記憶。
高嘉謙的《遺民、疆界與現代性》也處理漢詩與海外漢字圈內，國族或文化現代性消長的問題。《海國詩路》延續了類似關懷，但視野陡然放開。兩書對讀，我們立刻明白他這些年治學的新意。《遺民、疆界與現代性》專注十九世紀中葉後，漢詩如何成為離散海外者的精神載體，表達不同情境裡的「遺民」意識。案例包括臺灣文人丘逢甲、王松、洪棄生等人乙未割台後，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悼念；戊戌政變後，康有爲遠走新、馬的始末；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南洋以及神秘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印尼的悲劇。
相較《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海國詩路》恰恰點出，來往東亞、南洋海域上的不只是遺民，還有商旅、使節、移民，以及成千上萬的勞工。他們縱然懷抱家國之思，但眼前的汪洋大海、還有登陸後的所見所聞，才更攫取他們的注意力。不論暫駐或久居，他們必須思考未來。或安身立命，或另謀出路；即使民族大義也必須置於新的時空框架重新定位。徐葆光出使琉球，以詩為測繪海景、描摹器物的方法；南洋粵謳、竹枝詞的盛行意味到了海外，漢詩也得「走向民間」，融合世俗生活與異國情調。另一方面，太平洋戰爭期間，已經逐漸式微的漢詩突然「再政治化」，銘記華教薪火傳承的血淚。
高嘉謙指出，如果遺民借由傳統詩歌形式表達與文明或宗法的密切關聯，《海國詩路》裡的案例指向其對話面：即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換句話說，如果遺民詩學藉由詩——以及詩所賴以安頓的符號系統，「文」——證成華夏文明即使花果飄零，也必能靈根自植，高嘉謙主張在華夏的遠方，海國詩學湧動著豐富的華夷關係。相對傳統藉由詩、文所具象化的「華夷之辨」，他更著眼「華夷之變」。
「辨」是畛域的區分，「變」指向時空進程的推衍，以及文與文明的彰顯或渙散、轉型或重組。無可諱言，當漢詩從華夷之「辨」的判准轉爲華夷之「變」的平台，它的潛能必然遭受考驗。但與其說華夷之變是有關非此即彼的「差異」，不如說是一種你來我往的「間距」（François Jullien朱利安的説法）。間距並非產生一刀兩斷的差異，而有移形換位的脈絡，那是「詩」——「文」或其符號結晶——的從有到無、或從無到有的痕跡。
在漢詩編碼和解碼的語境裏，高嘉謙觀察「潛夷」和「默華」如何回應中國。清代中葉王大海旅居印尼海域十年，甚至入贅土著家族，他的記錄每以華與夷、番、蠻、鬼等作爲界定自身種族、文明優越性的方式。殊不知身在異地，易地而處，華人自身已經淪爲（在地人眼中）他者、外人、異族——夷。太平洋戰爭時期，鍾靈中學師生捍衛華教，死而後已。管震民以漢詩詮釋古典的氣節與風骨，竟然體現在域外華人身上。
《海國詩路》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左秉隆、黃遵憲等清代使節駐蹕南洋時雖然寫下大量酬唱詩文，也每每對周遭事物投以有情眼光。海上和島嶼自然生態如季風、土地、氣候、水草，還有地方風俗民情紛紛入詩。從山風海雨到到物種聚落，從草木蟲魚到習俗傳說，各類篇章所形成的博物世界與生活形態，構成所謂「華夷風土」。
儘管自然亙古存在，在漫長的歷史軌跡裡，人與環境互為因應，所構成的生存模式和價值、信仰體系形塑了風土的特色。這一特色有其生成的邏輯，但卻不是必該如此的命定。同樣的天氣，在不同人種文化詮釋下，有了不同的感受和對應方式。南洋海域的貿易風冬夏風向相反，影響島嶼生計，造就特殊航運文化，就是一例。高嘉謙引用法國地理學者邊留久（Augustine Burque）和日本思想家辻哲郎的觀點，指出風土即是人立身於天地之間的「結構時刻」。由此生發生命-技術-象徵（bio-techno-symbolic）三者的聯動關係，缺一不可。
此處的技術當不止於器械發明的統稱，更指向邊留久所借鏡的海德格（Martin Heiddger）觀點：技術（techne）源自想像發明，而詩就是一種人間應物、造物的發明之始。高嘉謙就此認為域外漢詩不僅描述山川風物，民情習俗，更是一種生命-技術-象徵符號相互關涉的中介物。《海國詩路》第一編即聚焦「島嶼視界：技術，聲音，風土」，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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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詩學是近年中西學界的熱門話題。回顧中國詩歌傳統，也可以理出脈絡。《詩經·小雅·沔水》有言，「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莊子·秋水篇》謂「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想像北冥的鯤化為南冥大鵬。以具體經驗而言，魏晉曹操的〈觀滄海〉最為詩家樂道。六朝到唐宋有關海洋的描述不在少數，從謝靈運到李白、陸游都有詩為證。晚唐施肩吾（780-861）的〈島夷行〉是否指涉澎湖每每引起爭議，卻仍足以顯現中古時代詩歌描寫海域的興趣。
明清時代見證大宗海洋詩文的興起。儘管兩朝海禁時鬆時緊，都無從抵擋大航海時代的衝擊。東亞與南洋海上，貿易、軍事、殖民、移民的來往此起彼落。學者如廖肇亨即以海洋為現場，討論明清詩歌中投射的世界秩序，以「治世」、「亂世」、「末世」作為時空指涉。海不揚波、長島怪沫、忠義淵藪……都是詩人營造的海上視界。
高嘉謙的研究承襲此一主題，卻別有所見。如上所述，他的著力點不再限於國朝「觀海」、「航海」的譜系，而是從海洋視角回看漢詩的多線流動。一旦海洋航道啟動華夷之變，影響所及的不僅是詩歌的內容和傳遞的多樣化，更是詩作為華夏文明本體的位移。藉著兩部專書研究，他對漢詩的海洋思考不再停留模擬/反映論的層次，而更是本體論的介入。
我們想到正統儒家對「詩學」與「學詩」的教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在高嘉謙的海國裡，既然遠離了「君父的城邦」所代表的政治、倫理秩序，興觀群怨的情感符碼，鳥獸草木的知識體系，也連帶鬆動。
當代巴貝多著名詩人及學者巴拉思維特（Edward Brathwaite, 1930-2020）為加勒比海地區文化發言不遺餘力。相對於西方文學、知識大傳統，他提出潮汐論（tidalectics）作為因應。一反所謂陸地（歐陸及北美）文明的二元辯證（dialectics）法則，巴拉思維特從浪潮起伏、氣候變遷找到靈感；他結合「tide」和「dialectics」二字，形成「tidalectics」。洋流、風向、往復多端的自然生態，啟發了多元、衍生、變動不拘的思維和文化模式。「海洋影響陸地景觀；海洋影響詩歌本質——詩歌字句的頓挫，一如海水潮汐起落。」
相較西方學院高來高去的理論，潮汐論兼容生態經驗與抽象思維，的確別有所見。巴拉思維特巧為利用身處加勒比海的「第三空間」，也呼應了應時當令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論述。對此，高嘉謙也許可以依樣畫葫蘆，提醒我們南洋就是「全球南方」的部分；潮汐論似乎可以解構種種（北方陸地？）一元或二元的執念。但仔細閱讀《海國詩路》，我們卻又發現不盡如此。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能忽視穿梭其間的航道水路。
更何況傳統詩學對節奏、韻律、意象的起伏、複沓，自有其淵源。鄭毓瑜教授就提醒我們，陳世驤先生詩論的「姿」、「詩」、「興」，乃至於「時」，都企圖透過「之」所蘊含的複合意義的身體力動，如「之／止」、「停／動」、「蓄／發」、「斷／連」等，來「喚醒字裡行間相反相成的游旋姿態」。而正是以此能動的身心姿態，詩人展開創作，或疾或徐，不但形成抒情傳統的身體動力學，也凸顯漢語融入世界的「可體現性」。
並列陳世驤和巴拉思維特的詩論，與其說是分疏中外、海陸，不如說是藉此喻彼，強調詩學尋求密度與深度的發展，無論海洋或陸地都可以提供喻象資源。兩者之間或離或合的動線才更有探究的意義。錢鍾書曾有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後現代、後殖民、後人類的語境裡，錢先生的立場似乎不合時宜。所可強調的是，從事海洋詩學的研究者豈只能追風逐浪，總是浮沉在潮起潮落的洋流裡？又豈能不考慮大浪淘沙，海上陸上俱分進化的種種可能？
這正是我們對高嘉謙「海國詩學」的期待。他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點明海洋至大至深，然而航行其上，需要方向定位，更需要航程視界。準此，他心目中的「海國」引導我們思考如下意義。在生態環境的層次上，「海國」泛指海洋和星羅其間的島嶼大觀；在「望文生義」的層次上，海國的「國」令讀者聯想主權疆域界定；在地理圖景測繪的層次上，「海國」包含海疆內外的廣袤世界，如清末《海國圖志》這類輿圖書籍所示；更重要的，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礴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
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所處理的海洋從東海、南海一路來到班達海、爪哇海、安達曼海；他的「海國」裡，商旅和海盜，使節流亡者、華人和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歐洲人和無數南島族群你來我往；貿易風、坦博拉火山、卡布雅斯江，蘭芳共和國，海峽殖民地……共在；詩人徐葆光到管震民，邱菽園到王大海，黃遵憲到楊雲史等發現有情或無情天地，以為安頓自我或再次啟程的準備。
《海國詩路》在台灣出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這個島嶼號稱海洋立國，其實對陸地的執念無比堅實。影響所及，海洋文學的研究基本局限於對大海或紀實、或模擬的浮面操作，話題不離南島族群，唐山過番、遠洋行旅等，要皆以台灣為輻輳點。這些話題當然重要，也攸關台灣過去與未來的命運。但如上所述，海洋詩學如果希望成其大，就必須從方法學和本體論上「液態化」，正視海洋無限變化、衍生的生態，以及深不可測的潛能。更重要的，既然海洋面積廣到包圍大陸，海洋詩學又何須堅壁清野，畫地自限？
高嘉謙來自馬來西亞，定居台灣，自身就是東亞到南洋航道上的旅客。從琉球到爪哇，從東亞使節到馬華僑教，從荷屬東印度到烽火彼南，他隨洋流所至，串聯島嶼、社群、風土的方方面面。而他所選擇的文學載體——漢詩——投射了「海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華夷之變。他不株守一座島嶼、一片土地或海洋，而向華夏今古敞開，才能體會漢字圈各地的變化消長。
《海國詩路》並不直接觸及台灣，但所論個案南來北往，想必也途經台灣海峽？華與夷，海與岸，潮起與潮落，何所「之」，何所「止」？海洋能包容一切，也能吞噬一切。台灣海洋詩學研究何去何從，一位「新住民」學者提供了一條來自域外的新思路。
導論（摘錄）
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海洋雖非核心主題，但自三國以降詩文裡不乏海洋意象，唐宋以後海上貿易繁榮，關於海洋的林林總總寫作已是一道詩歌風景。海島臺灣從明鄭政權的海洋活動到清領時期的渡海、宦遊，以及日治時期日本漢文人渡臺的紀行寫作，涉及海洋景觀、海上征戰、討海生活，信仰、神話和傳說組成的海洋傳奇、航程見聞、渡海歌謠等等，已另成臺灣古典海洋文學譜系。但從東亞到南海悠遠的海上航路，詩如何成為使臣、海商、士人的經驗載體，詩又如何構成海洋和海國知識的一環，箇中議題涉及朝貢外交、域外風土、地緣政治，當然更有陸／海、內／外、華／夷立場的轉換。詩、海洋與航路，因此容易形塑為觀察行旅者與海陸關係交織的感覺結構。
自唐宋以來，唐人在東亞、南海與馬來世界海域已有熱絡的貿易往返，十七世紀初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海域登場，貿易網絡更趨多元。透過各種外交任務、移民活動、商務往來，對異國風土的認識，也漸進表現在海商、文人、僧人、官員的海外交通和行旅著述。十八至十九世紀尤其是重點時段，此時歐洲殖民勢力已在島嶼東南亞和大陸東南亞盤據扎根，透過港埠與城市的建設，作為統治機構和裝置的近代國家逐漸在殖民帝國貿易時代成形。彼時以中文撰述的行旅文獻不僅是耳聞筆錄，更多是海商旅人長時段的異地「住番」，第一手的現場見聞和紀錄，別具意義。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降，大英輪船公司開啟由英國—加爾各答、錫蘭—檳城—新加坡—香港、香港—上海、香港—上海—橫濱的定期航線。這是橫跨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而抵達日本的東亞航路，爾後法國船隻也開航至上海，日本郵船則開闢歐洲航線。這些沿途停靠英國領地的航路，也稱為帝國航路（empire route）。與此同時，清末官方使臣開始出洋頻繁，南海往往是必經航線。使臣面向南海，接觸荷印和海峽殖民地，形塑的海洋世界觀有何特點？南方，對使臣等知識分子產生地緣意義上的變化，尤其踏入帝國交通活絡的中心要道，在文化接觸的脈絡裡，他們如何組合和開展新視野？其中伴隨航路旅程而生成的詩文，藉由海洋、海域與文學的互動交織，展示了如何不同的視點和意義？
海域、航路與文學是本書連結各個議題的起點。從官方、民間的士大夫群體到一般的閩粵移民，由短期流寓到長期移居，身分的過渡與轉變，僑鄉與異國居留地牽動著對環境、風土與社會生活網絡的認知。透過東北航路與南海形成的水路連結，海洋歷史與生態環境，人文風土與地緣政治，形塑了走入馬來海域的多元複雜思考。這是全書的核心關懷。人的遷徙背後，附帶貿易與外交的連動網絡，文化的接觸相遇，看見與感知的異地風物、社會環境，相應而生的文學寫作，尤其是跨境、渡海、過境、流寓、移居種種海—陸交織而成的經驗，這是境外古典詩文特殊的寫作類型，常被歸類為域外文學範疇。
域外，不僅僅是被認知為中國本位意義下的外部世界，其理應具有更積極，更具活力的視野：藉由海路連結通往廣闊的航道網絡，進入物種、族群、商品、知識、文化交錯流通的板塊碰撞與鏈接。航路為文學鋪展了探看另一個世界的窗口，也是亞洲海域內中國與世界的連結。航路上聲息相通的海岸、港口城市，形成的地方與世界的連動，中國傳統詩文於此作為接觸的媒介，或是生存經驗的集合和投映，展示了其形式與內涵意義上的流動、變化狀態。這是「世界中」（worlding）的中國文學─「近世中國文學『遭遇』世界後所顯現的常與變」。
「海上詩路」因此作為描述框架，其核心概念提示了詩文跨境，航路水域的交纏歷史，賦予了境外寫作的複雜向度，甚至是一個詩學網絡的認識。如同錢鍾書所強調：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走出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詩文帶入海域航路往返的思考，印證了海上貿易、外交行旅最鮮明的文化衝突與價值觀碰撞。面對域外新奇的接觸、政治與外交在地緣意義下的重整，傳統華夷視域的包袱與協商，海洋亞洲因而是詩文跨境，走向世界最初的起點。華人或華文隨航線的互動往返，顯示跨境詩文帶有的複寫特質：渡海越境的寫作，總難避免潛在的文化立場與風土的對話。詩路，是點與點的文學對話，也是環繞水域形成的行旅文化、文學產出的生態與軌跡。
本書以東亞航路和南海為視點，探究海域網絡的連結，使節、文人的移動與異地風土重構的文化與文學主題。東亞海域包括北從渤海、東海，南接南海到印度洋。這片由陸地和海島構成的海域，西邊是中國東部和中南半島，北邊是朝鮮半島，東邊是日本琉球群島、臺灣，南邊是菲律賓群島、婆羅洲、印尼群島，西南邊則是馬來半島。東亞航路是當代學界對歷代行經這些海域航線的總稱，這些航線都有悠遠歷史，促進了早期中國與印度、阿拉伯世界的商品與文化交流。
其中南海與傳統馬來海域的交接，環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的殖民地港埠形成的海上走廊，更是本書聚焦之重點。航路、地緣政治構成的出洋線索，值得我們關注出洋使臣、商賈、士人的詩歌寫作如何納入南方海域與風土，以及在荷屬和英屬殖民地的華人僑領和清帝國的外交領事，如何在外交前線，以詩回應海國視野的地理認識，以及開展外交的現實處境。詩與航路構成的人文風土，海國與詩路所形塑的知識形態，圍繞著晚清使臣、文人的出洋遊歷和見聞，從海洋與航線的框架裡展開地緣政治與風景的共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日本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發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開啟其在亞洲的侵略和擴張計畫。日本航運則從國家立場展開對航線的戰略規劃，對物資運送、航運管理、港灣運營、船舶生產、新航路的開拓等面向，確立其對大東亞共榮圈地區航線、航權的全面管理。從東亞到南海的水路因而成了日軍南進作戰的海上輸送線，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南海航道上的烽火同時席捲馬來半島、檳榔嶼、新加坡，以及荷屬印尼群島，傳統的馬來海域整個納入了大日本帝國的「絕對國防圈」。這是大日本帝國在東亞和南海留下的戰爭軌跡。
馬六甲海峽、環蘇門答臘島形構的海上走廊，同時也是戰火下的流亡路線與傷痕記憶。戰火下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透過有形的場所或無形的文字和情感意象，一個銘刻戰爭殺戮與創傷的文化記憶顯得無比重要。這是南海航路上侵略、抵抗與倖存的隱喻，包裹著人、海、陸的關係性連結。檳城是座落於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港埠城市，在戰火蹂躪危及其人文命脈的重要時刻，關於文化與野蠻的辯證於焉展開。而詩在戰爭的框架裡，寄存了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ousness），藉此敞開了航路與地方風土構建的另一種「華人與華文」的敘事，進而達至一種民族精神與道德的共識。作為當代華文傷痕書寫的一個脈絡，這同時是發生於水域、島嶼與半島上的烽火生態，也是文學創造的流動空間，複雜化了「海上走廊」在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意義。
一、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古代中國對海域與航線的認識，在宋元時期有著重要的轉變。不同於漢唐明清，宋元政府鼓勵民眾出海經商，對「海」和「洋」的認知和命名，輔以海洋知識、航海技術的積累，形成了新的視野。傳統士人以「天下」格局下的「四海」解釋海洋，但宋元航海人關注航路所及的各國各地的地理方位、航程、物產等訊息。宋代福建人稱廣東潮州及其南海海域為南洋，北海海域為北洋，以東海域為東洋，連江縣海域為西洋。宋代還進一步在海島東南亞區域將以東、以南海域命名為東大洋、南大洋。元代又在傳統南海區域劃分為東洋和西洋，相關地理概念在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島夷誌略》均有記載。然而，不同時代對東西洋的分界與範圍皆有不同說法，南洋和北洋也是如此。宋元給予「洋」的命名主要集中於重要航路和海上活動的頻繁海域。換言之，以具體方位、區域認知海洋地理發生的改變，奠基於航海實踐與航路的開拓，對明清海洋知識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宋元時期對南海航路已有清晰記載，元代曾出兵二萬遠航至爪哇，大規模的遠程海上軍事行動，佐證了宋以降對海域空間與航路知識的具體掌握。其中宋商對南方海域航線的認識，分為「東洋」和「西洋」航路。前者是大陸航線，後者是島嶼航線。這條航線大致從福建、廣州啟航，經海南附近的七洲洋，沿中南半島的占城、暹羅下南海，經馬來半島，再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由此往東則到爪哇，往西北穿越馬六甲海峽，經孟加拉灣進入印度洋，抵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南端。這是印度洋與南海的交通線，連結官方的朝貢外交、貿易，以及民間商賈。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遠航壯舉，奠定了西洋航線所象徵的海上榮光與繁華。鄭和、南海意象，融合各類南洋傳說、珍奇土物而形成的「下西洋」虛構敘事，也可視為另類的文學航線。
東洋航線則從福建出發，經臺灣海峽，沿呂宋島南下民答那峨島（Mindanao），轉東到摩鹿加群島（Moluccas Islands），或經呂宋過巴拉望島（Palawan）抵達婆羅洲汶萊，或從蘇祿列島（Sulu Isalands）抵達婆羅洲。這是明代張燮《東西洋考》（1617）根據針路描述的東西洋路線，都經過南海與傳統馬來海域。因而明代所指稱的南洋，也稱為「東西洋」。
但南海在中外交通航線的意義之外，另有一層脈絡彰顯其民間性與官方視野交纏的歷史。廣州港向來是海上絲路的起點，祭祀南海神，建南海神廟，是廣州對外航運的特色之一。南海神從四位海神之一的祭祀，躍昇成為司轄南海貿易的海神，始於隋唐。這既是海上保護神概念的傳承，亦在國家祭祀的禮制裡，有其特殊意義。
唐以降歷朝對南海神皆有加封，遣使祭祀不斷，官方民間對廟宇的修葺，環繞海神廟聚集而來的中外客商、番客，打開了港口、廟宇與民間日常信仰的連結。南海神廟作為南海航行的文化環節，除了對海上航行的人心慰藉，作為宗教、文化場所，對中外、市舶貿易都有顯著影響。由此可見，南海及其航線指涉的政治、經濟、文化內涵，跟南海神廟祭祀的熱鬧與式微，有著微妙的應合。當廣州港成為對外貿易的重鎮，國庫的主要收入，南海神也成了四海神中位次最高的海神。南海是中國對外交通下西洋的必經之地，明清以後南海神、天妃的封號皆與鄭和等使臣下西洋有關，建立了民間信仰的海上文化網絡。官方與民間在嶺南以南的海域航路上絡繹不絕的往返，尤其牽動著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
航道，歷來是中國對外交通典籍的重要敘述。《漢書》記載了公元前漢朝的中國人前往林邑或扶南治理下的中南半島港口，必然是「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最早的南海航路，是由福建、廣東等南方人的「蠻夷」中心，在進貢與貿易脈絡裡搭異國船隻，跟海外蠻夷的接觸經驗。東晉以降，《法顯傳》記錄高僧法顯往天竺的陸去海還經歷，歸來航道從獅子國（斯里蘭卡）經馬六甲海峽，中途短暫停留耶婆提國（蘇門答臘和爪哇之間）。到了唐代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描述從廣州出海，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海岸行駛至新加坡海峽，接著分途，東南可往爪哇，向西則是出馬六甲海峽。僧人義淨《南海寄內歸法傳》記錄西行求法兩度停留室利佛逝國，學習梵文，六年餘時光描述了蘇門答臘的風土景觀，也去了馬來半島的古國羯荼（吉打「Kedah」的原名）。
宋代以後，中國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有了重大改變，周去非（1135-1189）《嶺外代答》（1178）、趙汝适《諸番志》（1225）記載宋代中國與阿拉伯地區（大食）之間的航路。元代泉州汪大淵乘商船出海，《島夷誌略》記載他途經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橫渡印度洋到阿拉伯、埃及。南洋群島都在他遊歷範圍。伴隨明代海上朝貢貿易的建立，琉球王國也成為東海、南海交易的要塞。產於阿瑜陀耶（暹羅）的蘇木在中國和琉球王國廣受歡迎，滿剌加等南洋國家都記載了向中國輸出蘇木，蘇木因而是海上貿易的頭等商品。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隨行者著述─馬歡《瀛涯勝覽》（1416）、費信《星槎勝覽》（1436），提供了更多南海航路上的古國訊息。張燮《東西洋考》總結舟師水手經驗，精確提出「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南海航路裡的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有了明確的界說，爾後地理文獻多延續此一說法。
雖然明清海禁政策反覆，但南海航道已是海商、使節絡繹於途的貿易與外交之道。歷來史錄或抒懷的史書、遊記、筆記、日誌、詩文等著述，難免有其寫作上的虛實，以及轉錄或實訪經驗的差異。但中國人從海灣進入海峽，最後進入海島時代的航道進路，建立其認知南海世界的歷程。這悠遠的海上航道，隨著朝貢貿易體系的建立，以及航道的擴展，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