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中國非漢族易學的形成與特色(摘錄)
一、前言
《易經》(亦稱《周易》)是中國古代智慧之書,其思想內容可用於政教、倫理及占卜等不同層面。《易經》的文本,再加上其相關的概念(如太極、陰陽、乾坤、三才、五行、八卦、九宮、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及圖象(如《河圖》、《洛書》、《太極圖》、《八卦圖》等)可被統稱為「易學」。易學可分義理及象數兩大派,均是構成中國思想及宗教的重要成分。《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小序》更將中國歷代易學分為兩派六宗。易學在中國具有一定的多元性,不同時代與學派對《周易》的文本詮釋,及易學與占卜在眾多範疇的應用各有所別。這種多元性在東亞易學更為明顯。易學雖源自中國,然而在經歷中外悠長的文化交流後,它早已發展成為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在日本、韓國、越南及琉球等「漢字文化圈」的成員各自發展出頗具本地特色的詮釋與應用。易學在近現代歐美亦引起學界及民間的廣泛關注,並對西方文化帶來不少的衝擊。除東亞及歐美外,全球易學(Global Yijing)尚有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就是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易學。它正是全球易學史欠缺的一塊重要板塊。有了這方面的補充,易學在亞洲的全球化及在地化的整體像便能顯露出來。
「非漢民族」泛指歷史上在中國周邊及境內生活的非漢族群。在漢族中心主義的視角下,這些非漢民族長期被貶視為文化及道德水準低落的蠻夷。東漢史家班固在《白虎通義》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這種意識形態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學界以中心與邊陲理論(center-periphery theory)、我群與它者(self and others)等模式呈現。它令人忽略非漢民族對建立古代中國文明的貢獻,及他們如何將漢族文化有創意地改造、據為己有的在地化功夫。
本書是首個非漢族易學的綜合性研究,它以原始文獻為基礎,以漢族與非漢族的文化互動及漢族文化在非漢民族的在地化為基本分析架構,以藏族、党項族、蒙古族、滿族、彝族、苗族及回族,一共七大非漢族族群為研究個案,探討中國非漢族易學的歷史軌跡、性質與特色。在嶄新的領域及視角下,本研究有助瞭解易學在非漢民族歷史、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非漢族易學在「亞洲易學文化圈」的定位。
二、非漢族易學的性質
在漢族中心主義者眼中,「少數民族易學」只是中國易學的一個小分支而已,水準低下,對易學無甚貢獻,因此缺乏研究價值。這解釋了為何漢族學者長期忽視非漢族易學,現存僅有零碎的相關研究多出自非漢族學者。其實只要拋開漢族中心主義,細心研究文獻、史蹟及觀察風俗習慣,便會明白非漢族易學不但十分豐富多元,而且與漢族易學有互相交流及影響,擁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全球易學研究先驅楊宏聲以漢族易學的引進與應用為著眼點,將「中國少數民族易學」分四大類型:第一類是對中國易學的吸收停留在初階,只用於附會自身的神話及原始占卜上,例子是水族、瑤族、土家族、布依族。第二類是易學已脫離初期以占卜為主要用途的階段,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易學思想與文化,例子是彝族、納西族。第三類是接受來自中國的主流易學,其易學缺乏自家民族的特色,成為漢族易學系統的一部分,例子是蒙古族、滿族、白族。第四類是將中國易學與本土宗教融合,用來豐富或宣揚本土宗教,例子是藏族、回族。這個分類法雖仍保留若干中國中心主義的痕跡,但整體而言頗具見地,尤其是它明確顯示了非漢族易學的兩大特色:多元化及在地化。多元化指不同程度的吸收及不同層面的應用;在地化指強調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將外來文化加以篩選、改造,用來發展本土文化。
究竟有哪些因素令各非漢民族對於漢族易學作出如此不同的文化回應?第一,地理因素:長期生活在中原文化中心地域,與漢人雜居,甚至通婚的非漢族(如滿族、蒙古族、回族)接受漢族易學的程度高於居於周邊(如藏族、彝族)及境內山區的民族(如苗族、瑤族)。第二,宗教因素:擁有自己宗教傳統的非漢族(如藏族、回族、納西族)有較高的自主性,在地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傾向有選擇地吸納部分漢族易學的元素去詮釋本土宗教。第三,歷史因素:一些於上古三代已與華夏建立密切互動的族群(如彝族、苗族)較容易擁有屬於自己的《易》哲學與文化。他們多堅持自己的易學傳統,不會單方面接受代表漢族易學的《周易》思想及其占卜法。第四,政治因素:曾在中原建立統一王朝(如滿族、蒙古族)或地方政權(如党項族、女真族、契丹族)的民族漢化程度較高,受漢族易學影響亦較深。第五,文化因素:漢化程度高,可以使用漢字的民族(如滿族、蒙古族、回族、白族)受漢族易學影響較深。中國境內及周邊的非漢字圈民族(如藏族、苗族)較少閱讀《周易》及漢文注疏,他們主要是對漢族易學一些符號、概念或占卜感興趣而加以應用而已。
中國非漢族易學研究仍在起步階段,但已經具備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第一,原始文獻的出土與整理。二十世紀中國境內及周邊地區發掘出數量可觀與非漢族易學相關的古代書卷、文物,其中以內蒙額濟納旗東北的黑水城遺跡及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的出土文獻最具價值,為整理易學在中國周邊民族的傳播提供極其珍貴的原始資料。第二,原始文獻的翻譯與出版。語言的障礙一直令非漢族易學的研究局限於非漢族學者。這些非漢族學者不但展開了對自身民族的易學研究,而且更將大量非漢文的民族史料、文獻、詩歌譯成漢文,出版成書。近年苗文、彝文、藏文及西夏文等重要原典的漢譯本不斷出版,漢族學者及懂漢文的外國漢學家因此可以加入研究非漢族易學。第三,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興起。自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中國學界出現研究少數民族的風氣,在這九十年間已累積大量的研究成果,為非漢族易學打好扎實的基礎。
本研究按地緣政治研究方法,將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民族分為三大形態:周邊帝國民族、統一王朝民族及境內少數民族。它們亦分別代表非漢民族對漢族易學的三種不同文化反應:在地化、漢化、雙軌化。在地化是吸收漢族易學來豐富本族宗教與民俗的現象。漢化指將本族易學融入中國主流易學之中的同化過程。雙軌化意即民族易學及漢族易學並存的文化環境。
三、周邊帝國民族的在地化易學
中國西北、西南、東北的周邊地域是眾多非漢民族的聚居地,周邊民族歷代與中國中原王朝保持戰爭與安撫的交替狀態。他們在地理上距中原偏遠,因此較容易保存本族的宗教與文化。這些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強,多擁有自己的語言,甚至文字,而不屬儒學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的成員。由中原傳入周邊民族的漢族典籍與文物數量有限,因此他們漢化程度並不算高。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反而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可以選擇性吸納漢族文化,用來豐富而非取代自身的文化體系。建立地方政權的周邊民族在易學上亦呈現出這種據為己用的性格。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將易學融入苯教及藏傳佛教的系統。由藏族祖先羌族在西藏建立的吐蕃帝國(629-877)信奉苯教。苯教吸納了不少易學元素,特別是使用陰陽五行作為占卜的理論。苯教筮師使用從中國傳入的銅錢起卦法,但是在占卜前會召請自己民族的神祇而非漢神顯靈相助。苯教的法器天珠與裝飾物風馬旗均與五行相關。為了合理化使用陰陽五行,苯教徒相信陰陽五行是由苯教祖師敦巴辛饒古時在西藏領悟的道理,又謂他曾赴中國傳授此說,周文王是受其教導而作《周易》,連孔子亦是敦巴辛饒的弟子或化身。13苯教創世神話含陰陽五行思想。苯教文獻《什巴卓浦》記載創世之初,五行結合成白黑兩卵,不同神祇從中誕生而出。
藏傳佛教亦引用一些易學概念來釋法。藏傳佛教之祖印度僧蓮花生認為陰陽、五行、八卦、易占均可以被借用來弘揚佛教。他宣稱從釋迦牟尼佛首座弟子文殊菩薩學習易學,受其啟發用八卦配九宮,象徵宇宙萬物的生化,因而創立《文殊九宮八卦圖》。藏傳佛教的建築及藝術品亦常見九宮八卦,布幔彩繪唐卡曼陀羅及藏傳佛教法器九宮八卦牌便是例子。喇嘛僧的算卦亦跟九宮八卦相關。此外,一些藏傳佛教經典(如《大日經》、《時輪經》、《喜金剛本續》)含有陰陽、五行及八卦思想。藏傳佛教聖地拉薩大昭寺的大殿天花板有太極木雕。西藏西部阿里地區的托林寺白殿壁畫中多處繪有太極圖。不過易學在藏傳佛教的經典及修練中並未經常出現,只是偶爾借用以協助解說佛法而已。
建立西夏帝國(1038-1227)的党項族以中國西部及西北部為地盤。党項族的文化主體性及獨特性不及藏族,缺乏民族色彩鮮明的宗教與風俗。西夏文化的特色是融合中〔宋〕、遼、金、印、藏及儒、佛、道的元素。這種文化多元性及混種性在其易學亦有所反映,例如道家雙龍紐八卦鐘與佛教文物一起出土,出土殘卷中有西夏僧人用佛理解卦的文書,顯示西夏文化對儒釋道三教的包容與融合。
從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書得知,西夏人對易學的興趣只局限於占卜。西夏人唯一撰寫的《易》著《周易卜筮斷》(西夏文)亦是有關占卜。易占在西夏社會相當普及,特別流行十二錢卜法及京房納甲筮法等簡單的占法。西夏人對易占的偏好正好配合西夏人拜鬼神、尚占卜的風俗,因此是種在地化的文化選擇。此外,西夏學者漢語能力不高,對《周易》的義理與象數不太理解,在《易》類文獻的抄寫及翻譯上均出現諸多錯漏。除占卜外,陰陽、五行及八卦等易學元素對党項族亦有其影響力,不過它們在西夏政治、曆法、藝術、文學、兵法及醫學領域只留下些若隱若現的烙印,未能進入西夏文化的核心。
四、統一王朝民族的漢化易學
起源於中國西北的蒙古族及東北的滿族是兩個曾經入主中原、建立統一王朝或征服王朝的非漢民族。元朝的蒙古人及清朝的滿人均高度漢化,出現不少用漢文註解儒典的學者。統一王朝民族的易學是漢化易學,蒙古族及滿族的易學完全融入中國主流易學,其文字內容中不見非漢族的影子。此外,陰陽、五行、八卦等易學亦滲透蒙古族及滿族文化的不同層面。
由發源於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2-1368)是個漢化甚深的蒙古本位多種族帝國。它在易學上亦出現跨種族的漢化現象,蒙古人、契丹人、唐兀族人、藏人、回人在元朝均出現過易學專家。蒙古族學者有能力用漢文注《易》,其中保巴的《周易原旨》及《易源奧義》更成為元朝易學的重要著作。保巴易學上承宋《易》,以朱熹為宗,兼採周敦頤及程頤。其學問已完全融入中國主流易學之中,再無漢蒙之分,不帶半點蒙古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