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
張誦聖 著
-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出版
- 書籍裝訂平裝 / 21*14.8 / 336頁 / 單色（黑）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研究篇 15
- ISBN978-986-350-674-4
- GPN1011101998
- 定價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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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KOBO / Readmoo / TAAZE / 博客來 /
- 紙本書 三民書局 / 五南網路書店 / 博客來 / 國家書店 / 灰熊愛讀書 / 誠品網路書店 / 讀冊生活 /
- EISBN(PDF)978-986-350-706-2
- EISBN(EPub)978-986-35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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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彼得柏格（Peter Bürger）的「文學體制觀」和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產場域論」為參考架構，探討當代臺灣文學生產中，由政治和市場因素所維繫的不同「正當性原則」彼此抗頡的狀態。
全書分三大部分：第一編介紹較為宏觀的議題和歷史脈絡；第二編的內容集中於主流位置、現代主義和本土主義三種文學形構；第三編處理一九七○年代中葉到一九八○年代中葉之間主流文學所經歷的重要轉變，以及「後解嚴」初期文學場域的樣貌。
導言及第一、二章主要梳理學術語境與概念框架，以及臺灣文學場域中政治和市場因素的交互作用。第三章首先描述戒嚴時期「軟性威權統治」和文學場域中「主流位置」的對應關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主導性美學範疇」。其後第四、五章分別聚焦於一九五○年代末登場的一個輸入型美學意識形態「現代主義」，以及與主流文學之間充滿張力的「本土文學」形構。第六章探討長期掌握臺灣文學生產與評鑑的文化體制「副刊」所形塑的文學生態，及其所催生的於一九七○、八○年間繁茂一時的中產文類。第七章以個別作家作品為例，描述這段時期主流小說的不同蛻變方向。作為全書總結的第八章，則概略陳述解嚴後所冒現的幾個新發展趨勢：本土論述的重新構建、後現代前衛思潮的劇烈升溫、以及創作者因應市場邏輯的積極調適。
序
導言
一、新視角
二、概念框架
三、歷史軌跡
第一編
第一章 學術語境與概念框架
一、學術語境
二、概念框架
第二章 文學場域中的政治和市場因素
一、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文壇」的復甦
二、「非官方」的政治因素：有關文學的民族主義／道德主義話語
三、文學市場中正當性原則的競逐：個案研究
第二編
第三章 軟性威權統治和主流位置
一、「積極的」文化管控和外省人主導的文化生產
二、促使文學模式受推崇的政治動因
三、「純文學」美學範疇的興起
四、「副刊」和政府支持的主流文學
第四章 現代主義潮流和主流文學裡「中國意象」的美學性衍化
一、一個新美學位置的登場
二、主流文學中「大中華中心主義」的美學性衍化
第五章 本土位置：社會對立的產物
一、本土主義文學位置的發展歷程
二、本土主義文學位置在當代早期的沉潛性存在
三、兩位重要文學人物背道而馳的生涯軌跡
第三編
第六章 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
一、副刊與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
二、中產階級文類
第七章 高層文化追求和主流位置小說的蛻變
一、從「閨秀文學」到「日常美學」
二、新鄉土主義、西方文化思潮和「中國結」
第八章 後解嚴時期的新發展
一、本土論述的演變
二、後現代潮流：一個新興的另類文化形構
三、後解嚴時期文學場域的新發展
四、「正當性」問題：一個媒體事件的分析
參考文獻
索引
序（摘錄）
《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這本書的英文原版（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於二○○四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撰著時間則是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解嚴後，研究者始而攜手翻越過這個世紀級的大分水嶺，繼之運用不同知識譜系的概念軸來重新摹畫臺灣過去文學發展的歷史圖像，篳路藍縷，試圖為建構新系譜開闢可行的路徑。作為一個嬰兒潮世代的參與者，這本書也記錄了我當時所做的一些努力。歷經時空轉換，世代交替，此刻在臺灣出版中譯本，除了帶領當代讀者重溫一下二十多年前那個激情的轉折年代之外，對臺灣文學研究領域本身可能會有些什麼特殊的意涵呢？
二十一世紀初大學體制中臺灣文學研究系所的成立，無疑是個關鍵性的門檻。從實踐的層面上來說，以新歷史框架做資料的復原與整理，受到與時間競賽的急迫感驅策，成果最為傲人。在理念層次上，透過文學史建構文化自主性，儼然成為一個具有激發熱情、賦予使命感的主導意識。後者與化約性強、易於淪入畫地自限的文化民族主義之間，相隔原只有一步之遙；所幸因緣際會，這個具有保守基因的位置，在過去三十年間經常是與多元主義的進步思潮攜手相伴而行的。對照歐美社會在同一歷史時段內紛紛出現的，右翼保守的民粹主義與進步前衛的覺醒主義之間的加速兩極化，這個微妙的組合格外令人矚目、寄予正面期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兩個潮勢皆為一九九○年代解嚴初期特殊語境的產物，從當時批判戒嚴時期主導文化的反挫能量中汲取了重要的滋養。儘管兩者後來循著不同的運動邏輯發展，卻始終具有很大的合流傾向，也不乏深層矛盾浮出地表的瞬間。鑑於學界近來對於回顧本世紀初以降臺灣文學生產的興趣日增，這個具有特殊在地歷史意涵的現象，可望得到更多的深層關注。《臺灣文學生態》的大部分章節試圖透過文學場域的運作分析，對臺灣戰後戒嚴時期所孕育的保守、妥協、新傳統主義的主導文化做結構性的整理，末後兩章並觸及九○年代中晚期迸發的後現代激進思潮，出版後或許對研究者從集體意識積澱的角度來理解當代文學生態的複雜肌理有所助益？
自從《臺灣文學生態》原版問世後，英語世界裡十數年內沒有以臺灣文學研究為對象的專書出現。海外臺灣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初期的消沉有著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臺灣新電影在國際間展露鋒芒、「中國熱」在東亞學界裡發酵等，都不免壓縮了原本有限的研究人力資源。然而，我以為更不容忽視的，是廣泛的學科體制變化：過去三十年間，文學研究再次經歷了方法學上的重大典範移轉。簡言之，面對著數位革命的持續深化，同時承接了九○年代以來前衛思潮和「文化研究」高度盛行的遺緒，一些具有特定核心關注及明確參考框架的「新興學科次領域」，在這段時間接二連三湧現，來勢洶洶，對文學研究的傳統界域造成了有目共睹的重劃效應。
從大環境來說，「文學」這個古老的人類自我表達，和與同類溝通的行為範疇，面臨了自印刷術發明以來一次極為重要的歷史關口。網路革命對文學使用媒介本身所帶來的挑戰，觸及了生產、流通、接受各層面，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想像、界定今日所理解的「文學」概念。方法學上與之相應的，是晚近興起的各種「新物質主義」支派，納入科學視角，重新考量人文科系研究對象的物質性構成元素。而更早些年便開始出現的，各自框限了其核心關注界域的新興學科次領域—如殖民、認同、性別、環境、少數權益、跨界流動、情動理論、媒體考古等—在體現前衛行動主義精神的同時，更逐漸瓦解了「文學本位」的研究預設，進而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取代或稀釋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這一連串現象和此前數波典範轉移—包括影響深遠的「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相比，對既有學科體制的衝擊似乎更為徹底。一來，它們對研究對象的設定，明顯溢出了創作性文本，使後者易於淪為其核心關注的承載體；二來，前衛的道德性視野和議題性觀照，與旨在對美感經驗做哲學性審思的文學研究傳統之間顯然充滿扞格。誠然，從二○一○年前後，英美學界出現的「遠距閱讀」、「後闡釋」（postcritique）、「表層閱讀」、「修補式閱讀」等潮流，明顯有站定文學本位立場，在融入新典範的同時，也重新召喚形式主義文本分析，以及康德以降主流美學傳統的回歸跡象。然而對於臺灣文學研究來說，其影響似乎尚不及新興次領域那般顯著。
方法學上的多元競爭，持續演化甚至產生突變，原是任何文化生產場域進入成熟期，展現生命力的徵兆。《臺灣文學生態》的構思，深受以對「品味」美學研究聞名的社會學理論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影響。我在一九九○年代接觸到這個理論，十分心儀，認為它對於個別東亞社會「輸入型」現代文學體制的發展，有強勁的詮釋力。該理論把關注點從作家作品轉移到集體行為背後的驅動元素和文化空間的結構性規律，對於本書試圖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向英語學界介紹二十世紀中晚期臺灣文學的努力，有極大的助益。
從國內的角度來看，臺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其與大環境之間的連動，綿密而充滿不可測性，所孳生的時代意涵遠超出學術生態本身的變革。場域論所擅長的，是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協助我們對不同文化生產模態—包括創作、研究、消費、集體行動等—從社會層面做整體性的觀照。《臺灣文學生態》中譯本的問世，或許可以及時參與臺灣文學研究場域邁入成熟自省的階段之際，與各種方法學位置之間充滿生機的互動。
第二章 文學場域中的政治和市場因素（摘錄）
研究中國文學的人都很清楚，政治因素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中扮演了一個壓倒性的重要角色。事實上，英文學界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扛鼎之作中，有幾部出自社會科學研究者之手，論述對象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中的文化管控機制。米勒．戈德曼（Merle Goldman）的《共產中國的文學異議》（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1967）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然而，夏志清關於中國作家無法擺脫「感時憂國」的強烈使命感的著名說法，讓許多人都開始領悟到：在中國，政治對於文化的強行介入並非全然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其肇因之中還有因襲於傳統的自我規範的心理需求，和起源較晚（約莫一個世紀）對促進國家現代化的責任感。換言之，在現代華人社會中，對文學事業的追求與傳統中國世界觀—儒家思想中對士紳階級社會責任的規範，以及吸納一切的「現代性」國族打造工程，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二次大戰前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話語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知識分子階層對於「普通人民」或「大眾」，以及對於將「人民」組成一個「現代」國家／社會的國族建設工程，負有重大的責任。
市場因素在中國大陸已經竄升為一個壓倒性的關注焦點，對政治和社會菁英的價值信念形成極大挑戰。許多文學研究者意識到有必要重新思考這一問題。例如陳平原機智地使用「化大眾」和「大眾化」兩個貌似相近的語詞，將兩個截然不同的現象區分開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了這個現代社會裡「文化分層」（cultural strati cation）的現實，以及由此產生的、改變了他們自己身分角色的新社會分工。2這些人開始強調專業化的重要性，認識到必須擺脫承襲自傳統儒家士族階級「為王者師」—向統治權威進諍言—的觀念。儘管如此，事實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依然難以完全放棄他們另一項傳統使命，即對民眾的道德啟蒙。當中國的文化場域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而朝向更大程度的自主性邁進的時候，學術研究的專業化也勢在必行，然而由於大多數文化菁英仍然深深浸潤於傳統道德主義的話語中，這個過程於是不免讓他們產生一種遭受背離的失落感。但是這一過程不啻有它正面的意義，因為它迫使研究者重新審視文學史中整個「現代」時期，對於市場作用於文學生產和消費的後果給予更多的嚴肅思考。
在臺灣，擁有某種程度自主性的文化場域，在幾十年前便開始發展，然而部分由於這個過程較為緩慢、漸近，市場因素並沒有成為學術關注的一個突出焦點。本章的目的就是試圖勾勒出一些語境脈絡，以將「市場」這一概念的輪廓更加鮮明地凸現出來。第一節聚焦於一九四九年之後最初一個階段，其時國家對文化的干預最為彰明顯著，但同時也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與市場的力量並行不悖。與高壓的政治管控形成對照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壇，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中國大陸革命之前文化場域中兩組對立模式的餘緒。文壇的狀況進一步推動了這兩種模式的在地發展。在本書第六、七兩章中會談到，總體說來，戰後臺灣的文學場域深受大陸民國時期發軔於都會中的文壇所影響。在這一章裡，我想把焦點放在一九四九年後早期文壇的政治，指出當時國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文學動員，事實上沿用了它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許多文化政策和特定做法。
第二節主要是對我稱作「非官方」政治因素的效應，作一些概述性的描繪，並試圖將既有的相關學術討論，用一套不同的詮釋話語來重新理解。我的最終目標是，想指認並凸顯出不同歷史時期，華人社會裡文學場域之間的結構性類似（structural affinities）；以此為基礎，方才有可能對它們之間的差異性進行更有意義的分析。與文學場域自主化發展趨勢相違逆的民族主義／道德主義式話語的歷久不衰，明白揭示出知識分子在面對現代性時始終存在的矛盾心理；而學界對這個議題的觀點也同樣充滿矛盾。對我們的討論更為重要的是，非官方的政治話語也是造成文類位階混淆的一大肇因，因為身兼知識分子的批評家們，幾乎是習慣性從政治角度過度解讀那些具有中產階級文類形式特質的作品—這些特徵其實是正在興起的文學市場的產物。
本章最後一部分用一個個案研究來闡明上述論點。獲得高度評價的反共小說《旋風》（完成於一九五二年），儘管它有著一定的文學價值，乍看也十分契合當時國民黨的政治議題，最初卻沒有得到市場的青睞。對這本小說出版史的簡單回顧，揭露出背後的多重因素；這些因素的錯綜交織共同塑造了當時文學生態，也就是本章的探討對象。
一、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文壇」的復甦
林培瑞（Perry Link）在《玫瑰和荊棘》（Roses and Thorns）這本文學選集的序言中，描繪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十年中，一種新的文化「控制系統」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首先是具體機構的設立，包括了從國家到地方不同行政級別的作家協會。文學這個專業從此被納進了一套作為「國家體制性延伸」的機構組織裡，黨的路線則常是通過「反面教材」來貫徹—挑選出意識形態上「不合格」，並指認出有問題的文化產品，對其意識形態上的缺點進行毫不留情地批判，然後經常是對作品的生產者作出嚴厲懲罰。這類機制十分有效地劃定了什麼是文學表達「可允許的範圍」，培養出創作者自我審查的習慣，終至於將文學參與者界定文學正當性話語的專有權，轉移到擁有政治權力的人手上。雖然這個控制系統的最純粹形式只存在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很明顯的，在新時期之前的整個時段中，中國當代文化生產場域的運作並不依循所謂的自主性原則。
（一）文壇的復甦
臺灣的情況有所不同。緊接著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那些年裡，政治權威對文學正當性話語的掌控，主要是通過受其信賴的文化參與者，而實施的過程也必然受到當時半自主性文化場域中的統馭規律，某種程度的仲介影響。政治力量不消說，滲透了整個文學生產場域，因為所有的文化機構（學校、出版業以及媒體），就像大多數民眾生活空間一樣，都受到國家機器的嚴密監管。然而，由於臺灣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朝向著一個更為完善的市場經濟發展，因此即便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早期年代，文化生產場域仍得以維持一種「類自主性」（quasi-autonomous）的生存狀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臺灣文化場域是由一些特殊的歷史狀況所造就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國民黨政府強制施行的語言政策，這一政策讓那些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在文學場域獲得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受政府信任的外省作家因此占據了主導地位。雖然這些文學參與者傾向於配合政府的要求，然而抑止過度的政治干擾也是符合他們本身利益的。儘管在文學場域裡占有優勢，但仍然受到轄制；這些文化參與者於是利用有限的自主性，試圖在外來的各種要求中，開拓出一種相對自由的文學創作空間。然而久而久之，他們的偽裝策略本身也被整合到文學場域的運作規律中去了。
幾個實例可以用來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一個半自主性的文化場域，而來自於一般權力場域中的政治力量，必須通過文化場域運作規律的仲介，才能在場域中發揮作用。例如，與一般的印象相反，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六年間，一些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年度獎獲得者是臺灣人，包括廖清秀、鍾理和與李榮春。然而這些獎項並不意味著這些作家必然可以在文學場域內獲得一席之地。廖清秀之後幾十年中一直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鍾理和在寫實小說創作方面的突出才能，要到他死後才廣受讚美—這還要感謝林海音的豪情，她在鍾貧病（肺結核）交加去世一年之後，籌資出版了他的遺作。李榮春的境遇更加不幸。受到獲獎的鼓舞，他畢生投入小說創作，每天除了為維持基本生計而從事體力勞動之外，將所有的時間精力都用於寫作。然而，由於缺乏適當的文化和語言資本，以及在外省人主導的文壇中有力的人脈，他終身的努力最後證明只是徒勞。很顯然的，即便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單單獲得政治上的背書並不足以保證文壇中的成員資格。因為這個文壇還有它自己的一套規律，有異於政治施加的那一套，而要想在文學追求上取得成功，必須同時遵行這兩套規律。
這種雙重制約的一個重要後果，是促使外表上「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文類和美學實踐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它們的廣受歡迎，最終將臺灣的文學生態推向一個更為自主的階段。這些文學和美學實踐被冠以「純文學」的稱號，但事實上蘊含了微妙的政治正當性。比如其中某些作品就無疑從他們所隱含的大中華中心主義得到加持。
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市場和大眾傳媒迅速茁壯，文壇中自主的一面也因此愈加顯著。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看：此時益見繁榮的都會出版工業和副刊，在某種程度上承接了戰前和戰時的中國大陸都會文學發展的遺緒；這包括了抗戰淪陷區的文學活動，因為隔絕了在其他地區發生的劇烈變化，而使得戰前的商業模式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一九八○年代在臺灣文學場域中興起的上海熱足以證明這種譜系關聯。
就一九四九年之後早期來說，「文壇」無疑承受著相當大的束縛。「文壇」一詞給人的聯想是一種精緻文化，以及有著優雅品位、名流身分，活躍於社交圈的現代才子才女形象。這正符合布迪厄所說的：「藝術家的職業吸引人、迷人的地方，與其說是藝術本身，不如說是藝術家的生活方式，藝術家的生活本身」。然而儘管有這般魅力，外省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所復興的文壇，不可避免地展現出從國共內戰廢墟中再生的特質。因此它與李歐梵在《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所生動描繪的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的上海文壇有著實質上的差異。
二○○一年過世的作家林海音是在這個臺灣浴火重生的文壇裡一位中心人物，在她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憶錄《剪影話文壇》中，生動地描繪出這個特殊的文學場域異於常態之處。回憶錄的內容顯示出一九五○年代的臺灣文壇，主要由國民黨主辦的文化活動項目，以及受國家監管的雜誌和副刊所支撐。然而，政治的跡印被一種文雅溫煦、表面上不涉政治的外觀所粉飾、甚至有效地消解了—這也成了此時「純文學」的一種特質。林海音那一代的文學參與者所面對的挑戰，對於生活在威權政治下知識分子來說毋寧是十分典型的。要想理解他們致力於在一個和諧尚禮的文學社群中，追求一種主觀溫馨創作風格的實際內容和必要性，我們得進一步探究一九五○年代文學生產的體制環境。
（二）戰爭模式及其遺產
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在一九五○年代臺灣的文學環境與戰時中國大陸是何等相似。事實上，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不論是解放區還是國統區，建立起來的「集體主義範式」（collectivist paradigm）文學生產，的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被帶到了臺灣，並且綿延了很長一段時間。查理斯．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在他的文章〈文化生產的戰場：戰爭年代中國的文學動員〉中指出，文學生產的語境，因抗戰而發生了根本上的轉變；使得以往的美學標準和生產模式不得不被揚棄，並加速了集體主義模式對它們的取代。以往的文學研究往往強調抗戰給中國現代文學帶來的負面影響，譬如說阻礙民國時代晚期萌發的現代主義藝術發展。羅福林的論述帶來了新的視角，因為它主張戰時所建立的文化生產範式，對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當代中國文學體制也有影響。這裡想要論證的，是這個影響其實也延伸到了臺灣。
與集體主義模式同時發生的是，許多過去占支配地位的都市出版中心被戰爭摧毀，或暫時無法運作。而戰爭的特殊需要也造成了新的文學生產環境，比方說文學生產被納入軍方編制；作家們和前線的戰士有了真實頻繁的接觸，因為後者如今成了他們最新的創作題材；以及創作者對文學動員的主動參與。羅福林認為，這些戰爭時期的實踐為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制奠定了基礎。
羅福林文章的後半把抗戰時期兩個作家群的遭遇拿來做對比，對本書而言頗有啟發性。這兩個作家群一個是在國統區的右翼團體「作家戰地訪問團」，另一個是以解放區延安為基地，由著名左翼作家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羅福林指出，左翼文學的中心觀念，如集體創作、「小資產階級」作家貼近勞動群眾主體意識的可能性等，意外地在戰爭時期得到了實現。如果把文學體制的概念和物質層面作個區分，那麼羅福林提出的論點，就是戰時文學生產的物質條件，促使戰前流行於左傾作家和知識分子間的左翼文學概念得到了（部分）實現。只要文學生產仍被都會中面向市場的出版工業所支配，這些理想就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