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之回顧(摘錄)
一、哲思方法與研究方法
西方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促使學者們重視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問題。有關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問題,以往大都從中國哲學內容的特性來談,我們先釐清中國哲學家們不同類型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中國哲學的主體特性,再談何為研究方法。
中國哲學開墾之路,也就是古代哲學家的思維方法或原典文獻的哲思方法,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該思想本身的方法意識清楚,可以直接引用者。第二,雖未表達出其所用的方法為何,但是相對於其明顯的目的性,仍可以掌握其方法者。第三,文本中並無方法的自覺,但可以由研究者透過問題意識的操作,來還原該作品所關切的問題與作者之目的。第四,與直覺相關,無法用邏輯分析的實踐與體悟的開墾之路。釐清不同的「開墾之路」有助於與西方哲學的對話。
所謂開墾之路是指中國哲學中各家、各派或哲學家個人產生其思想內容的思考方法。中國哲學的內容豐富,儒、釋、道及各家各派的開墾之路並不相同,必須針對所研究對象的特性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第一種類型是該思想本身的方法意識清楚,可以直接引用者,如:墨家的三表法、公孫龍的名實論等皆是。三表法中:本之者為古者聖王之事,是訴諸古代的權威,以尋求立論之根據;原之者為考察百姓耳目之實,是訴諸社會民眾的感官經驗;用之者,在發以為刑政,觀察是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則是訴諸實際政治上的效用。這種思考、論證的方法,在墨學諸論中如〈兼愛〉、〈尚賢〉、〈尚同〉、〈節用〉、〈非命〉、〈明鬼〉、〈非樂〉等篇的思想內容大都採用三表法的論證方式。其他,還有故式推論、兩而進之、推類法等在《墨子》書中的運用。
其次,如公孫龍〈名實論〉中的「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以及「實隨物變,名隨實轉,一名一實,名符其實」的方法原則也是其〈白馬論〉、〈通變論〉、〈堅白論〉等各篇的思維方法。
再者,其具備方法意識,但在論述上沒有像前者特別標示或展現操作方式,如:孔子的「能近取譬」類推方法,是實踐仁德的重要步驟;透過讀者的聯想與類比,展現其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與實踐性。此外不同的表達形式,也會導引讀者的思考方向,例如:老子「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使讀者會從反面與正反雙方思考其文字含蘊的義理。這些都是可從原典中直接取出,或經解釋即可呈現的「開墾之路」。
第二種類型,雖未表達出其所用的方法為何,但是相對於其明顯的目的性,而可以掌握其方法者。如:《易傳》的解經方法、墨子〈經說〉對《墨經》的解經方法、以及《韓非子.解老》對《老子》的解釋方法。由於我們能掌握其解釋的對象,相對於其解釋對象的參照,而可以分析出其中作者的思維方法。例如:《易傳》思想方法中就概念單元而論,有:卦名、卦象、卦位、爻位、卦辭、爻辭及卦義等,各傳解釋重點不一。〈序卦傳〉、〈雜卦傳〉主要以卦名的意義申論卦序的因果關係,〈彖傳〉、〈象傳〉則以卦象為解經重心,而卦象中又以爻位與卦位的理則為解釋依據。〈說卦傳〉也以卦象的說明為主,涉及卦象與四時、方位、萬物彼此間的關係,但僅闡釋基本八卦卦象的廣泛應用。〈文言傳〉與〈繫辭傳〉則是以卦辭、爻辭、卦義的解釋為中心,而有思路上的連續性,其中〈文言傳〉只解乾、坤兩卦,而〈繫辭傳〉除就經文整體概論外,另取十九則爻辭論述,〈文言〉、〈繫辭〉基本上也是由自然情境轉化於人事情境,一方面使行事為人之道德規範有所依據,另一方面藉諸道德規範以行教化。
其次,〈經說〉對〈墨經〉的解經方法,從認知與名、辭、說、辯的理論架構來看,在〈經〉的部分為「名」或「辭」;〈經說〉的部分就是「說」或「辯」。如〈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其中「故」是「名」,「所得而後成也」是解說「故」之「名」的「辭」。再看〈經說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其中「大故」、「小故」是對「故」的分類說明。而「體也,若有端」及「若見之成見」則是以「辟」的方式來「說」;這種體例以〈經上〉與〈經說上〉為主。還有許多〈經上〉的條目以類同性為思想單元的表達,因此〈經說〉中有許多條目,也依循這種思考方式在做分類說明。〈經上〉以分類之「名」所組成的「辭」,來表達經文。至於〈經說〉則是對於這些分類之名的再進一步解釋。
至於〈經下〉較多辯題,用「說在□」的方式表現,其□即該辯題成立的理由。〈經說下〉則是對其理由作進一步的解釋。如〈經下〉:「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經說下〉:「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這裡面包含著以「推」的方式來辯說。從〈經上〉、〈經說上〉到〈經下〉、〈經說下〉其表達方式的不同,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意義,〈經上〉、〈經說上〉是以「名」為思考起點,進行分類、解釋,而以辭、說表達。到了〈經下〉、〈經說下〉則是以「辭」為思考起點,進行說理、辯駁,而以說、辯為表達。由此可見,名、辭、說、辯不僅是《墨辯》名辯思想的理論架構,同時,也是〈墨經〉、〈經說〉的思想發展形式。
此外,以《韓非子.解老》為例: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韓非子》先採老子「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之理念為其推論解釋之根據,並指出人「取」、「好」的主動性,再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為辟,類比於「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最後引申至「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的普遍命題,陰陽即韓非思想體系中之術暗、法明;威德即刑罰、慶賞,其中有辟式推論、歸納法、以及自然與人事之理的類比法。從理的性質、作用導致爭、亂最後返回老子原典「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的解釋。
又如《韓非子.解老》: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這是連珠體的論式,前四句為第一珠;五、六句為第二珠;七、八句為第三珠。二、三珠的結論分別由第一珠「行端直」、「得事理」推出。然第三珠的「全而壽」又是從第二珠的「盡天年」所推得。最後再從第三珠的「必成功」推出「富與貴」,統合「全壽富貴」乃「福」而解釋了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其中,韓非用了擴大因果關係思考法,並以循環性為眾多可能因果關係的思路導向。
第三種類型是文本中並無方法的自覺,當然也沒交代自己的作品是用什麼方法思考,這時就必須由研究者透過問題意識的操作,來還原該作品所關切的問題為何?用哪些方法處理這些問題?又用哪些方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主從關係為何?作者真正的目的為何?此時要釐清「開墾之路」就必須透過理論的重構來加以考察,或透過不同詮釋者情境構作、情境處理的比較,並參酌時代背景、表達方式、字義演變、歷史思潮等相關因素來確認其「開墾之路」。雖然可如此處理,但有時「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的界線仍不易清楚劃分,也就是研究者思路有可能受到原作者影響,或原作者的思想內容要透過研究者方法的操作而呈現,如此,在思維方法上「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有了交集與融通;這是此一類型文本的特性。
古今人們思想方式雖然有差異性,但也有共通性與聯繫性,區分「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是為了在「方法」上解析如何更有效的達成研究目的,因此「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有了交集與融通,若能夠有助於達成更有價值的研究目的時,這種區分也未必是在各種情況下皆為必要的。
所謂「觀察之路」是對原典思想內容方方面面加以觀察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層面涉及文本的確立與詮釋、理論的建構、比較與評價、創造性思考等。「方法」是為了達成「目的」,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就會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由於目的是多樣的,方法是多元的,因此並沒有一種可以適用於各種研究目的的普遍方法;有時為了達成特殊的研究目的,必須交互地使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透過各種方法的差異比較,找出它們的共同性、操作步驟的共通性,進而找出各種方法的類型納入可能的架構,如此將可逐步建立起中國哲學的方法論。中國哲學的特性傾向於整體的把握與生命的提升,因此一種生命契入的感觸、體驗以及直覺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研究目的、對象與歷程
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關係密切,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近年來越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有些學者會自覺的說明自己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何,其操作的步驟如何。但也有許多學者對於方法的運用是不自覺的,其方法的具體運用並未清楚說明,或者其說明僅是概括性的。因此,若以研究方法為研究對象,首先就必須要從各家的研究成果中,抽提出他們達成研究目的的方法。
勞思光先生指出:「方法,在原始意義上本扣緊認知活動而言,因此,所謂『方法』的原始意義,只指建立知識的程序所涉及的規則,就這個較嚴格的意義看,我們可以說『演繹的方法』及『歸納的方法』等等。⋯⋯『方法』一詞,涉及活動歷程,自然也涉及目的;於是,在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我們又看見許多人離開建立知識的活動,而就其他活動歷程來談『方法』。最明顯的例子是『教育的方法』、『進德或修養的方法』等等。」因此,若從引申的觀點,「研究方法」可定義為:「達成研究目的之規則性思想操作歷程及其處理架構」。歷程是從動態講,架構是從靜態觀,而動靜又是交互為用的。其中所謂的「規則」是指在研究過程的相似情況中,會有相同的思考回應或處理方式。並且,在詮解、回應、比較、評價、批判的處理過程中,會有某種「參照系」或「抽象架構」作為研究者思路的根據。例如:某些學者在研究《墨辯》時,會以西方的傳統邏輯脈絡為參照系;研究先秦哲學時會以西方的形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等為參照系;研究法家哲學時,以歷史觀、人性論、社會、政治思想為參照架構,政治思想又以勢、法、術為理論架構;又如研究宋明儒學時,以「四方架構法」為詮解、批評的抽象架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