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平裝版）

導言（摘錄）

 

當年Michel Foucault（傅科）出版《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普通人會以為傅科對人類的性很有興趣，想去瞭解歷代研究人類的性之各種學者如何說，藉此以瞭解性的奧祕。但其實，傅科興趣的方向剛好相反，他其實對人類的性興趣不大，也不想瞭解性的奧祕，反而他對歷代研究人類的性之各種學者、人物、機構、論述很有興趣，也就是要研究：究竟過去歷史是靠著什麼論述與權力的力道，構成了近代歐洲權力的四種性部署（sexual deployment），進而聯合建構了我們今天對人類的性知識、論述與真理。當然，我在2018年完成《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的定稿，所討論的主題與內容，及其歷史時空，與傅科的很不一樣，但是此書的主要興趣，也不在於瞭解近代科學的核心意義為何，或說科學真理的奧祕是什麼，反而我對英美70年代以來STS學門的興起感到興趣，並對許多第一、二代的學者、人物、機構如何辛勤建構自己「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後簡稱SSK），積極與一些哲學家、社會人類學家還有科學史家頻繁的互動甚至共同建構——我是被這個歷史過程所吸引。也正是這整個過程，它的社會緣起、它的歷史建構，它如何形塑了我們今天在STS影響下的科技認識、科技論述、與科技的政治，才是我的大興趣。就是這個類似傅科的「反方向」興趣，讓我在寫本書的導言時，想起了傅科的《性史》，並請我的良師傅科作為導言的起手式。

 

既然要研究英美70年代以來SSK／STS第一、二代的學者，還有他們的知識與社會脈絡，我在無意中開始了一個未曾經歷的知性冒險。我需要讀許多今天STS人已經不太讀的早期SSK／STS文獻，也需要讀一些不見得是我原本興趣的經典，而且除了STS文獻與經典外，我也需要接觸不少STS文獻所指向的其他鄰近學門文獻，瞭解到他們都曾在SSK／STS建構過程中與STS密切合作，例如哲學、人類學、科學史等。這是一種耐心的編織，編織起當年STS學門在幾個鄰近合作學門間的「多重建構」的事業。

 

但是，朋友也許會問，我為什麼要對SSK當年第一、二代學者、人物、機構、還有如何辛勤建構SSK這個議題有興趣呢？固然，這些第一、二代的學者，在今天臺灣甚至東亞的脈絡中，仍然被認定是STS學界的大老或資深研究者，他們當年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本來就很值得去理解。不過對我來說，這個主題，還有另外幾層的意義，我簡單描述一下。首先，因為當年我開始做教學研究時，就對Thomas Kuhn（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後簡稱《結構》或SSR）一書相當欣賞與重視，而後來我逐漸從科哲與科學史轉向STS時，這個過程對我而言很順利，不曾有過什麼要跨越鴻溝的困難。但後來我才逐漸理解，孔恩其實與STS並不親近，甚至有時不合，所以，雖然我同時喜歡孔恩與喜歡STS，但孔恩與STS其實彼此問題很多，那麼為什麼我的轉向過程會很順利？這是我困惑的來源。而我越深入到孔恩與STS關係的議題上，就發現越多有趣的問題。所以，要解決我的困惑還有回應那些問題，除了研究孔恩外，也需要從第一、二代的STS人的文獻與想法著手。

 

其次，在解決困惑與問題的過程中，我又逐漸發現了兩件事：（一）當年SSK的元老們在發展與建構的過程中，其實很少提到孔恩，很少對孔恩有種STS「奠基者」的情感。（二）但是許多STS之外，或是STS朋友的學者們，卻常常不假思索、理所當然地就認為孔恩是STS的奠基者。有趣的是這兩件事彼此有很強的潛在衝突。本書開頭的書寫，就是在解答自己的困惑、分析STS與孔恩的問題關係，特別是由上述那兩件事的衝突來開展的。開展之後的成果，也是本書的基本論點：STS的發展，很少用到孔恩的資源，而且孔恩並不太喜歡STS的種種發展，但另一方面，STS之外或之友的學者們，常述說著一種STS的俗民史（folk history），強調STS奠基者孔恩的地位，而訴說這些俗民史，往往有著另外有意或無意的功能。之後，本書下一步的作法是，讓孔恩從STS奠基者的位置離開，成為STS的一位謙虛的先行者，如此，脫離了孔恩俗民史的籠罩，我們才能更仔細而清楚地去觀察STS的緣起與建構。於是，本書的後續重點，就是在發掘SSK當年的緣起、如何走自己的路，並終於能看到SSK的三條因緣之路，或說三條共同建構之路。這就開始了筆者長期編織與打造這本書的一段歲月。以上，在簡單交代了筆者書寫此書的緣起與早期的問題意識後，本導言下面，會更加仔細地去說明本書主體（共七章）的內容概要，包括進一步說明本書的緣起與問題意識。記得有位日本STS朋友曾問我，這樣一個討論英國SSK的緣起與建構的STS專著，為什麼不用英文來書寫並在國際學界出書？這是個好問題。自然，用母語來書寫，比較迅速而達意，何況，如我前面所提到，這樣一個主題，是很值得讓臺灣、中國乃至華人世界的讀者容易閱讀與理解的。若是用英文來書寫出書，自然主要讀者成為英語世界的學者，而目前歐美STS第一代的學者很多都已經退休，又碰上《結構》出版的五十週年紀念（2012），還有愛丁堡學派成立的五十週年紀念（2016），我們期待將有更多的回顧與STS當代史著作的出現。所以，本書若用英文書寫，可能也只是成為更多STS歷史著作中的一本，同時也失去了它在華人乃至東亞社會中的特別意義。反之，作為一位東亞的STS人，立身於東亞以及臺灣當代STS的問題意識中，我寧可在現階段以中文書寫，一方面提升華人世界對STS認識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為未來具有臺灣或東亞特色的STS理論來鋪路。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此書的重點並不是在對華文讀者「介紹」孔恩與SSK，那種書或翻譯，臺灣與中國都已經有一些了。本書是從一個具有東亞臺灣觀點來研究SSK的緣起與建構，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類似SSK反身性的研究。所以，在書中的不少地方，筆者自覺對這個主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並且指出目前歐美STS在回顧與檢討自己歷史中的許多問題。

 

既然談到了本書可能的讀者，我在這裡就先簡單說明一下此書預設的幾種讀者。（一）對孔恩、《結構》、以及他／它與STS的關係有興趣的朋友。雖然本書的主角是英國的SSK，但它大概是STS裡面與孔恩前前後後的思想，還有經典《結構》最接近且互動最頻繁的流派了。本書希望還給孔恩一個公平的天地，讓讀者理解冷戰脈絡下的《結構》，還有孔恩與SSK真實而細部關係的歷史演進。（二）對STS與科學史、STS與哲學關係有興趣的朋友。本書以第五章為主，花了整章以上的篇幅來談科學史的當代史學史、科學史與STS在當代歐美政治社會脈絡下的共構關係，並稍稍旁及技術史。另外，本書第三章討論SSK與哲學家的有趣歷史，SSK如何策略性地與哲學建立重要關係，包括了後期Ludwig Wittgenstein（維根斯坦）哲學的部份、早期Imre Lakatos（拉卡圖）的數學史與數學哲學，還有劍橋科哲家Mary Hesse（赫賽）的科學哲學。原來，SSK的發展有其重要的哲學之翼，有這些重要哲學家的守護，而沒有一般科學哲學家與強綱領維護者彼此辯論不休的刻板印象。（三）對當代社會中的科技有興趣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本書第四章談SSK早年的人類學時期，談SSK如何思考部落社會，還有非洲的部落思考與歐洲科學理性如何比較等問題。這是相當少見但又十分重要的題材，這也是人類學家走進科技議題最有趣的一條路。包括在第六章中我以「禮物」的概念來分析STS的大量書評，以及其所導致的STS社群建構。再者，第三章也談了過去的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與SSK社群浮現的關係，而第六章則特別談到SSK的社會學與利益理論。何況作為一種學派研究導向，SSK基本上興起於知識社會學與科學社會學，所以社會學家也很合適來瞭解這條從社會學通向「科技與社會」之路。（四）對科學在當代世界的意義與政治、對科學如何走過高科技戰爭頻繁的20世紀有興趣的讀者。從60、70年代美國反戰反核武的學生運動以來，冷戰時代的核武科技以及它如何形塑了美國校園中的科學研究，還有科學史及STS學者後來如何來研究與介入這個英美冷戰時代的大科技爭議，特別還有孔恩本人的介入。這些題材的討論，大致散佈在本書的第一、第五章，但特別集中的是第七章。它同時也涉及了二戰後的高能物理史與大科學實驗室的社會意義。（五）最後，但也是最關鍵的，是對STS本身及其歷史發展有興趣的讀者、師生、以及我親愛的STS學者們。

 

第二章　從俗民史到系譜學的視角轉換（摘錄）

 

的確，前面第一章的基本論點是，孔恩與SSK的關係，彼此是個「近親的競爭者」。這個具演化論味道的關係，細讀孔恩的Rothschild Lecture就已經可以看出。但還有幾條其他線索可觀察：例如SSK十分看重維根斯坦，孔恩也同意維氏對他的《結構》有所幫助，但是對維氏哲學的詮釋角度卻有明顯地不同。孔恩強調「家族相似性」的認知面，SSK則強調「遵循規則」的困難，進而強調規則的「不充分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從而挖掘出一條社會力得以進入知性領域來參與、強化決定的管道。當然，SSK所討論的規則的「不充分決定性」，它的來源有幾種可能。而孔恩《結構》著名的第五章「典範的優先性」裡，他只提到用維氏的家族相似性概念來理解一種常見的挫折：為何在科學史科學實作及科學教育上面找不到明白的規則，但他並沒有利用維氏認為「若真要遵循規則無法做到」的論點來懷疑到科學規則本身，而且他也同意，當典範或模型變得不可靠時，規則就變得重要起來。所以，就維根斯坦與孔恩關係的這一點而言，雖然孔恩與維氏的思想有親近性，而且孔恩的確藉助了維氏語言遊戲的觀點，但筆者覺得，維氏對孔恩的具體影響或甚至交集，其實是很有限的。但對SSK而言則不然，那是十分強的影響，各種文本證據俱在，本章及下一章我們會回到這問題來。當然，這仍是個有點爭議的思想史議題，一些哲學家對之也很有興趣，例如Vasso Kindi（肯蒂）、John Preston（普雷斯頓）等認為透過維氏對遵行規則的問題意識，可以更好的理解孔恩《結構》的一些面向。但是Alexsander Bird（伯爾得）則反對，認為肯蒂等人的說法證據薄弱，反而強調孔恩在自然主義之上的貢獻。

 

同時在上一章，我們處理了「孔恩vs. STS興起」之謎，而在處理之後，筆者計畫要建構一個當代西方STS興起與成形的新視角。而在這個新視角的成形前，我們需要先處理當代SSK的一些俗民史（folk histories）的書寫，特別是一些書寫中強調孔恩是STS奠基者或國父的歸因（attribution）。筆者要先指出它們的問題、扭曲與隱藏，然後在解構這些俗民史的過程中，我們才能開始更自由的來討論SSK興起的第一個面向：它在1970至1980年代的哲學議程。

 

一、誰是STS奠基者的謎團

 

猶記本書第一章小結中曾對這個好引發議論的問題進行討論：孔恩真的是早期STS或SSK的奠基者或國父嗎？筆者在那裡的初步結論是—孔恩不是奠基者。在本節中，筆者將從更廣泛的角度與SSK內部的細節證據來說明。而且，如果硬要順著「國父論述」來作敘事的起頭，SSK也許有許多的國父與國母，當然這不是個尋找STS純粹起源的父權意識問題而已，它也和上一章的主題「孔恩和STS的關係之謎」有關。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孔恩的確是SSK的重要先行者，預見了部份後來SSK的重要方法與原則，如強綱領中的公平原則、後來的有限論（Finitism）、又如認為在科學研究中的確有一些類似孔恩「常態科學」談科學訓練的特性等。但是，在50、60年代的英美科學史界，透過夸黑的影響，公平原則等當然並非是孔恩所獨有，而是SSK人、孔恩、及一些其他科學史家所共有的一些時代觀點。至於在科學研究與訓練上討論到的有限論議題，孔恩在“Second Thoughts”（1974）中固然已經觸及，巴恩斯（1982）後來則從孔恩這條線加以發揮，但他也肯定在後期維根斯坦哲學中早已對有限論多所致意，而且影響深遠。布洛爾（1983）寫維根斯坦時，也一直把有限論的源頭指向維氏的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1953，後簡稱PI）。總之，在一個維根斯坦哲學風行的英美70年代，孔恩與SSK有些類似的看法，並可能來自類似的源頭，不足為奇。當然SSK學界也一直對孔恩十分尊敬，但這一點不宜過度渲染，進而強說一個孔恩作為STS奠基者的奇異角色。SSK對孔恩的尊敬，例如David Edge（艾吉）、布洛爾等九位STS相關學者在孔恩過世後分別書寫但一起發表的20頁悼念文（Edge, et. al. 1997），常為一些人談STS俗民史時所引用，但那更需要放在SSK對同時代一些其他重要學者表達敬意的脈絡上來比較與觀察。

 

現在如果我們直接來問，早年SSK的陣營中，究竟有幾位是孔恩主義者或孔恩人（Kuhnians）呢？筆者認為，在眾多第一、二代的SSK人之間，大概不到兩個吧。第一位是借用孔恩的「常態科學」概念與人類學家辯論，而且後來寫Thomas Kuhn and Social Science（1982）小書的巴恩斯，但他仍不算正式的一位孔恩主義者，他1982年的那本小書，其實可說是個大書評，裡面對《結構》的一些重要觀點有相當多的批評，見本書第六章「禮物」一節中筆者討論巴恩斯的這本大書評。另外則有兩位「半個」孔恩主義者，第一位「半個」是幡然悔悟的聘區，另一位「半個」則是在高能物理界的SSK人皮克林。

 

我們就以第一章談過數次的孔恩得白納耳獎感言中另一段高度自我反省的話（Kuhn 1983: 28），作為本節思考的起點之一。那段話中，孔恩提出了一個他認為很平衡的觀點來回顧《結構》的內容與社會學的關係。今天回想起來，他謙虛又平衡的語調，很可以作為熱衷《結構》的社會學家們一劑清涼的鎮定劑：

 

說《結構》是社會學的，因為它強調了科學社群的存在、堅持把那些社群看成一種特別產品的生產者：科學知識。它也建議那種產品的性質，可以從那些社群的特殊訓練方式、還有其價值系統，來作瞭解。可是，在堅持這些論點之後，我就順便來描述（make up）這種社群的社會學，或毋寧說是從我過去詮釋科學文本的經驗，加上我過去作為物理系學生的經驗，來作為我在描述社會學時所引用的資源。但那其實是一種該罵的作社會學方式，而且我並不認為這種成果，若作為社會學，應該受到那個領域專業的成員們什麼了不起的注意。我想，他們或許可以從我的書學到點有用的東西，但那東西卻不能是社會學。（Kuhn 1983）

 

以下，筆者將簡短檢視SSK早年的健將如布洛爾、柯林斯、聘區等人與孔恩的關係，然後再對共約有十多位學者的SSK早年社群作個大略性的評估，看他們的研究與孔恩的可能關係，如此才能說明為什麼如前所說，在早年SSK的陣營中，只有不到兩位孔恩人而已。

 

我們現在開始檢視一下當年強綱領提法的領航人—愛丁堡的布洛爾。對布洛爾而言，孔恩的位置很有趣。從早期他對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寫書評（Bloor 1971）開始、或者如他介紹愛丁堡學派著名的「科學的哲學進路」課程大綱（Bloor 1975），布洛爾對孔恩的態度是有距離的，即使在對比波普與孔恩兩種不同科學觀的社會意象（social imagery）後，他最後肯定《結構》（Bloor 1991 [1976]: ch. 4），那也是經過複雜的論證與時代脈絡所致，而非知性上的自然親近。或許因為60年代末波普學派指控孔恩是心理影響或社會利益觀點，而非邏輯與理性，所以在孔恩與波普學派的辯論中，孔恩也就談了比較多社會學的議題，也因此布洛爾的書評會略微多談了點社會學。不然，在那篇不短的書評論文中（Bloor 1971），社會學的討論，其實並不多。

 

至於愛丁堡1970年代初期著名的「科學的哲學進路」（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Science）課程大綱，雖然《結構》是此課程的必讀，但此課程仍有更多其他的閱讀片段。又雖然此課程的議題不少方面是與《結構》關聯，但若以80、90年代以來普通一門科學哲學課而言，愛丁堡這門課所談及孔恩之外的科學哲學史，要比一些以孔恩為中心的科哲課，多很多。在這門兩個學期的課、24場課堂演說中，從馬赫、柏克萊的經驗論科學觀開始，中間談到邏輯經驗論與分析哲學觀，到最後談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哲學。其中，孔恩《結構》與其他著作，只占一場演說而已，然後談到孔恩的批評者，占兩場，還有孔恩與波普學派的辯論，再占一場，總共與孔恩相關的演說占整個課程的六分之一，如此而已。所以，不若符勒的宣稱，孔恩的《結構》在早年愛丁堡學派的核心教學文本中（Bloor 1975），並未占著明顯的核心位置。

 

至於布洛爾1976年的經典名著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思想的傳承就更為複雜。首先，就第一章SSK的經典文字「強綱領」段落，在當年草創的不確定感下，布洛爾以眾多的「先行者」來壯大聲勢。他一共列了十二份先行的範例研究，孔恩寫能量守恆那篇科學社會史的著作（1959），只算是一份而已，而且其中並無《結構》。布洛爾還特別稱讚佛曼寫威瑪文化與量子理論的那篇名文，當然也算先行範例之一。其次，就布洛爾此書—其中含有相當份量的數學社會學與數學哲學的思想資源而言，顯然地道格拉斯、拉卡圖、維根斯坦、還有涂爾幹，他們四人所占的份量都大於孔恩。此書第四章討論孔恩與波普二者對立的科學方法論，一個是浪漫主義傳統、一個是啟蒙傳統，剛好提供了布洛爾考核「涂爾幹知識社會學」的一個個案研究。雖然個案研究的結果，孔恩的《結構》略勝一籌，但這是時代與權力的消長使然，而非兩個理論本質上的優劣，後面我們討論自然主義時，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來。布洛爾這種對孔恩「有距離的尊敬」之態度，即使二十年後孔恩逝世，在STS的集體悼文中（Edge et. al. 1997），仍然前後一致。

 

布洛爾之後，我們再看一下70年代SSK在英國貝斯大學的所謂貝斯學派。雖然柯林斯出名的第一篇論文，討論TEA雷射的科學社群溝通（Collins 1974）對孔恩的典範說頗有點熱情，但之後馬上降溫，柯林斯後來說他早年誤讀了《結構》（Collins 1983），誤把它看成是維根斯坦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概念的應用（p. 270）。當然貝斯學派與孔恩稍縱即逝的關係還要更複雜點。從維根斯坦、社會科學的哲學、還有人類學與Peter Winch（文區）的對理性的辯論而轉入SSK的柯林斯，他與聘區對當代社會中常被認為是偽科學的「非常態心理學」（paranormal

psychology）產生興趣，特別是引起許多物理學家興趣的「用意志力來彎曲金屬湯匙」現象，甚至，柯林斯與聘區（1982）認為，這是一種特別時期的科學（extraordinary science），還有可能造成新的科學革命。但後來他們領悟，孔恩不覺得去比較原住民與現代人的理性，或是比較彎曲湯匙與量子力學，會是在他《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所包含的正當研究領域。孔恩不是他們在1970年代所想像的基進孔恩主義者（Kuhn n’est pas Kuhnist）。後來，柯林斯早年的學生聘區，從原來對孔恩的一種基進的詮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到後來的幻滅，轉而認為孔恩後來與莫頓主流科學社會學妥協，進而轉為保守。他後來討論這兩個不同的孔恩（Pinch 1982），並同時批評孔恩《結構》之後的《黑體輻射》研究（見第一章第四節）。我們下面討論一下。

 

基進詮釋下的孔恩，可以有好幾重意義，如前面提到彎曲湯匙的意義，而聘區（1982）所特別強調的，在於把「典範」的內容，與科學社群的（社會）生活形式二者完全等同，而且不能再做細分。一個典範，無法以所謂因素（factors）來區分為知性因素與社會因素，分別來進行分析。如維根斯坦所強調，一個概念要在其生活形式中「使用」才有意義。聘區認為孔恩在《結構》的第二版，特別是其後記，從學科矩陣（disciplinary matrix）的角度來分別討論其各個元素，如形上學預設、價值、乃至範例等，就已經是一種對莫頓學派的妥協，也失掉了維氏「生活形式」的意義。

 

本節前面提到孔恩主義者，現在，就本章目前的問題意識而言，更精確的問題是，早年的SSK諸健將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基進孔恩人（radical Kuhnian）—一個對主流不妥協而接受相對主義的孔恩人？聘區很努力的找了一些人與證據（Pinch 1982: 473-476），但是不多。聘區首先提巴恩斯，他幾乎是SSK中唯一比較明顯的例子，但不要忽略筆者在本書中對巴恩斯這個屬性的許多商榷。但聘區又提了布洛爾，柯林斯，甚至皮克林，除了皮克林勉強可算半個外（見本書第五章），其他那些人，筆者都不同意，前後也都給了證據。聘區覺得或許還有早期的Wynne（1976），但是Brian Wynne（偉恩）這篇論文，只是點到孔恩而已，並沒有基進詮釋。但同時，聘區公平地把早期的羅、Mike Mulkay（莫凱），都排除在外。另外，很重要的是，聘區也沒有提早期SSK的重要歷史學家如謝平與夏佛，因為他們根本也不是（見下一節）。所以，人數實在不多，基本上仍是不到兩位，基進／相對主義的孔恩主義者，或許可說只是SSK早期的一條小支流吧。

 

所以，在肯定孔恩的《結構》廣為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所熟知，且多少從之受益的前提下，STS早期的SSK，它與孔恩的思想與文字傳承關係，是相對稀薄的。本章第二節還會特別以討論許多「STS史話」的案例與證據，延續這個問題。但雖然稀薄，卻受到執意的渲染，在一些孔恩論敵的文字中也很明顯，如符勒、John Zammito（約翰．扎米托）等人，在符勒Thomas Kuhn一書中，他大力抨擊英國愛丁堡的SSK傳統是如何地被「孔恩化」（Kuhnification）了，所以SSK乃至後來的STS，也變成一種冷戰下的常態科學，只能作為學院象牙塔中無能的蛋頭，卻沒有知識分子的基進性格與社會實踐。但是，符勒這種熟悉的、「後冷戰」式的批評，要麼顯示符勒對STS的歷史所知甚少，要麼就只能顯示符勒的批判激情已經完全過了頭，所以他對80年代後期、90年代STS的社會關切視而不見。因為符勒的大書出版於2000年，除了本書第一章已經對之多有批評外，我們下面也可看看STS在2000年之前的社會關切與論述，至於911之後更引起了由Bijker（2003）帶頭提倡STS公共知識分子理想的投入，這裡就暫且不表。

 

其實，在70到90年代的STS健將群中，許多人在環境主義、女性主義、公民科學、常民或民間的知識論、社會批判、軍火科技批判、富批判意識的科學史研究、乃至一些社會主義論述中，都常有STS或STS加科技史的研究出現。我們只要想想如巴恩斯、拜克、Adele Clarke（阿黛爾．克拉克）、Ruth Cowan（露絲．柯望）、Steven Epstein（史蒂文．愛普斯坦）、Donna Haraway（哈蒻葳）、Sandra Harding（珊卓．哈定）、David Hess（海斯）、Sheila Jasanoff（希拉．傑森諾芙）、Evelyn Keller（伊芙琳．凱勒）、麥肯志、皮克林、夏佛、謝平、Langdon Winner（蘭登．溫納）、偉恩等等STS健將的著作，就可以瞭解。甚至，我們只要再想想，Collins & Evans（2002）引起爭議的重要論文“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裡面的基本爭議之一，就是在作者們所劃定的第二波（從1970年代到21世紀初）：那個常常質疑科技知識與專家的權威、同時努力發掘與鼓吹公民觀點正當性的STS傳統，但卻有點民粹主義過了頭、忘了科技知識仍有其實質正當性的第二波科技研究，是否是真如兩位作者所說的那樣？但是Collins & Evans這種與第二波的劃界，進而提出第三波的企圖，不正也是反過來證明了STS在80年代後的傳統，根本不是符勒所渲染的那種圖像？

 

筆者在這一節的書寫策略，是要把孔恩從那個令他坐立不安、又被一些人肆意批評的「STS國父」位置拉下來，回復他謙虛而低調的「STS先行者之一」身分，而如第一章所說的，他與SSK到後來的STS，在思想上有類似生物演化中的近親競爭情形。「誰是奠基者」的問題，也是一個學術政治的問題。要批評一個奠基者、或一個原罪者，往往比要分析與評論幾個先行者容易許多。但所有的國父，都是後來者依不同的利益所建構，如果我們不沉溺這種論述遊戲，而認真去作基於STS觀點的系譜學史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每個所謂國父的四周與背後，都有著千絲萬縷、或隱或顯的關係與傳承或挑戰。

 

這是當年傅科為了要打破起源的神話或原罪，而提出系譜學的精神。Jasonoff（2012）明白地呼應這一點，她企圖複雜化孔恩與拉圖的這兩本書在STS系譜學中的關係，但認為《結構》、還有《行動中的科學》，對當今科學社會面的討論都十分少。就這一點而言，Ludwik Fleck（1935）的名著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就比《結構》一書有更多值得讓STS學習的地方，希拉．傑森諾芙提到國際STS學會在90年代也設立了最佳科技研究專書的佛列克大獎，表示國際STS後來也追回了那位失散多年的STS重要先行者。雖然要呼應系譜學史的精神，但筆者覺得，是否佛列克算是個重要的STS先行者、或者說他今天也很重要的說法，仍有待觀察。

 

A Synopsis of the book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STS and its Multiple Constructions: building an extensive network for gazing upon the modern sciences

 

By Daiwie Fu,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his book is intended to be a genealogical history, close to the Foucauldian sense, of STS and its emergences, its struggle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and its alliances and multiple constructions. It does not search for the sacred origin, the essence, or the founding father of STS; rather, it looks into the variable emergences, the unsettled social and academic struggles in contexts, and the unstable multiple constructions in various historical moments. Although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is primarily ST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t was written from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East Asia and, especially, Taiwan. It was written outside the debates, passions, and contexts of an early STS in formation. But as newly established technoscientistic societies,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emerging STS communities often encounter problems for which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STS in earlier Euro-American contexts might provide very useful heuristics and important lessons.

 

Contrary to some commonsensical assumptions, and despite my enormous respect to him, Thomas Kuhn and his works are not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of STS in this book. Rather, I look into the well-known tensions between Kuhn and STS’ early and perhaps still most important branch,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s underlying this somewhat emotional tension and Kuhn’s own continuous reservations regarding STS. The SSK community in its first two decades (1970-1990) was primarily a British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Edinburgh school, Bath school and other groups of scholars. This community and its first two generations of British scholars (especially David Bloor, Barry Barnes, Steven Shapin, Harry Collins, and their associates and students) are examined in some detail to understand their emergence and their textual relations with Kuhn. Once SSK’s relationship with Kuhn is properly dis/located, and once Kuhn is dethroned from the so-called “founding father” label of STS (with which he was very unhappy), this book is then free to explore, with wide-ranging horizons, STS’ various emergences and multiple constructions.

 

In exploring and studying SSK/STS’ emergences and constructions, this book pursues three different, mostly British roads in ST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philosophy,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the area of philosophy, instead of the stereotyped debates between SSK people a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this book pay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SSK’s inspirations and alliances with important philosophers such as Ludwig Wittgenstein, Imre Lakatos, and Mary Hesse. For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of SSK, the philosophies of later Wittgenstein (especially his skepticism on rule-following) and of Hesse (her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Kuhn’s Structure, which was of course also indebted to Wittgenstein. Moreover, the biographical legends of Wittgenstein from his Vienna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ays to his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complications are traced to show some speci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which resonate quite well with some major themes of SSK. Furthermore, Lakatos’ novel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proofs for Euler’s law for polyhedra, which was superbly linked by David Bloor to Mary Douglas’ “grid-group” theory of cultural groups, are analyzed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history of science elucidated. This constitutes the first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of STS.

 

For the area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this is an unexplored area concerning the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STS—often forgotten or even ignored by later STSers—, but a very important area for the early construction of STS. This book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Evans-Pritchard (on Azande witchcraft), Robin Horton (the analogy between medical “theory” in African tribes and European science), and especially Mary Douglas (a renewed Durkheimian classification and the “grid-group” theory) had impacts on the formation of SSK. Meanwhile, SSK made reverse impact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thinking of Horton and Dougla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symmetr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African tribal and European rationality. This is an important case of co-construction between SSK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Mary Douglas also had close ties or alliances with SSK’s Edinburgh school. I then examine the reasons for the gradual decline in influence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on STS around the mid-1990s.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this book begins studying the difficult relations between SSK and the newly emerged ANT, especially Bruno Latour’s, which brought with it an important internal warfare in the world of STS. As the enthusiastic warrior of a new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Latour challenged Durkheim, Douglas and her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sts, and also her allies in SSK. Thus, we see the emergence of serious criticisms, exchanged between Latour’s Science in Action, his Pasteur piece and his SSK essay reviewers like Shapin and Schaffer, which eventually culminated in the 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 of the famous epistemological chicken debate in 1992.

 

The third roa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TS is of course the more familiar history of science. As history of science gradually freed itself from the cold war-styled debate of internal vs. external history in the 1970s, a close alliance developed betwee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TS. SSK historians of science like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d the way. Shapin published his ambitiou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o defy later Lakato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Thus, in the mid-1980s,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STS were mostly in the area of history of science: e.g., The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and Constructing Quarks. Backed by SSK’s strong programme arguments, historians of science were encouraged to study new subjects that out-sparkled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of nature. Conversely, backed by many excellent history of science case studies, SSK gained confidence in developing further sociological insights on science and society. This was a very successful co-construction. Although the congenial relations between ST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might be chang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cademic world, we know from the three roads studied in this book that STS has held enormous potential in its co-constructions with certain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Perhaps this was a very special and successful cas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s that deserves even further study.

 

Having introduced the three roads taken by SSK/STS in its multiple constructions, I then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forces have tied STS together despite the various directions of its constructions. This book proposes a strategy for analyzing the unusually large amount of STS book reviews by STSers, which have mostly addressed their own STS colleagues. I draw a few networks of book review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o illustrate the evolving community efforts. It is precisely the activities of gift-giving book reviews, in Marcel Mauss’ sense of “gift,” that constitute the reciprocal obligations of conversation that strengthen STS ties in a field that was and still is full of debates, challenges, passions, and wars. A number of famous book review essays, including Bloor’s review of Lakatos’ Proof and Refutations, Gould’s review of Rudwick’s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Shapin’s review of Latour’s Science in Action, Schaffer’s review of Latour’s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Latour’s review of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Traweek’s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Edgerton’s review of MacKenzie’s Inventing Accuracy, plus a lot more,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field assessed.

 

After analyzing networks of book reviews as gift exchanges, this book also considers a general model of interests (elaborated by Barnes and Shapin) that is still shared by the SSK people working along the three roads introduced above. Although criticized by later ANT and other STS people, the interests model deserves a fair hearing alongside other STS criticisms, which I pursue in a discussion of Barnes’ theory of interest and ideology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and his debates with the ethnomethodologists. Thus, I argue that it is the sharing of an interest theory by SSK people that creates an additional tie or force that integrates the multiple constructions of SSK.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book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evolv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of the 1970s to early 1990s in the UK and in US. The intent is to show the genealogical characters of “STS history” in the book. It is not an ordinary intellectual history, nor is it a straightforward social history of STS. This book traces primarily the social contexts of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academic worlds: Cold War and Vietnam war, student revolt and academic criticism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academic complex, and later, of course, Reagan’s Star Wars. In a horizon slightly broader than STS, first I trace Thomas Kuhn’s critical engagements in investigating the military-academic activities in his Princeton years of the early 1970s. Then I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influential American historian of science Paul Forman and of another Edinburgh scholar, SSK sociologist Donald MacKenzie, who together formed a “contemporary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TS in the late 1980s. It was the moment when Reagan’s Star Wars project had aroused national outrages and criticisms, which included the voices of many STSers and historians of science. Thi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 argue, is constitutive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ST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1990s, and it is also a good representation of how academic STSers and historians of science have addressed the problems of their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inally, this book contains two more things. A Postcript, which is a conclusion of sorts, and an Appendix. In the Postcript, I wrote about myself, my personal experience from reading Kuhn and Lakatos to his later engagement with Taiwan’s STS. I also wrote about the strength and peculiar weakness of Taiwan’s STS community and how it concerns and worries me. From there, the reader will understand better why I wrote such a not-small-book about Euro-American STS, a book in Chinese. Taiwan began to construct its STS community,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nly since 2000 (basically HPS and Kuhn before that), knowing quite a bit about ANT and Latour, but knowing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SSK and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of STS itself. The book’s focus instead on the multiple constructions of the early SSK, its strengths and its genealogical characters, is meant to draw out relevant and needed lessons, as a heuristic for STS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

 

The second thing is the Appendix. It is about a wider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East Asian STS. One interesting feature of Taiwan’s STS is that it was constructed in a historical moment when it actually shared many social concerns with other STS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like rampant technology controversies, protests against nuclear power and toxic waste, and social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ies. As in the Postscript, the primary subject of the Appendix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the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ASTS) since 2007. I outline my involvement in an East Asian 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which became a valuable means for connecting with STS people in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China, and with non-East Asian STSers who have specialties in East Asian STS. In addition, I discuss the major themes that have animated debates on STS in/about East Asia. What is “East Asian”? Is it even necessary to work within such a category? How can EASTS grow further into an East Asian STS community with distinction, distinct from but also in connection with, Europe-American counterparts? As both Taiwan’s STS and East Asian STS are emerging and are constructed in complicated processes,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 early emergence and multiple constructions of SSK in the UK can be instructive to us in many ways: (in the UK) the interests of STS emerged from unconventional sources and wide-ranging, eye-opening paths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STS, resulting in great potentials for STS in generating contemporary social actions and practices.

 

 

Translated Chapter Titles of the book

 

Introduction

 

Ch.1, Kuhn vs. the Emergence of STS: Puzzles and a New Perspective after 50 Years o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2, Changing Perspectives, from Folk History to Genealogy

 

Ch.3, The Philosophy Agenda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Ch.4, How to Think about Tribal Societies: An Early Anthropological Period of SSK

 

Ch.5, SSK and History of Science: Growing together like like brother and sister

 

Ch.6, Multiple Constructions Integrated: Social Interest, Gift, and Politics

 

Ch.7,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ons: from Kuhn to SSK

 

Postscript: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 Taiwan’s STS

 

Appendix: The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S

 

Glossary, Bibliography, and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