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從「性別與權力」來思考台灣史研究的課題（摘錄）
洪郁如（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
一、前言
本書希望呈現給讀者的，是台灣歷史上的性別政治，這也就是書名《性別與權力》的意義所在。作為「女性篇」的本書並不擬為既有歷史填空，而是試圖透過女性主體，從性別與權力的關係來思考台灣史。但它為什麼又是台灣史論叢中的「女性篇」呢？性別史研究包含不同的切入點，它的研究對象可以是所謂的「女性」或「男性」，更可以是跳脫以往男女二元框架的性別認同，伸展至LGBTQIA1的一個更多元的性別史研究。但基於單冊可容納的論文數量，論點的聚焦需要，編者能力範圍等等考量，本書僅能收錄以女性為切入點的論文；但打破兩性框架的一個開闊視野，必定是今後台灣史學界的性別研究所必須關注的課題。
台灣史論叢中的「女性篇」，顧名思義很容易連結一些直覺的想像，比如說，可能認為這是一本所謂「女性史」的論文集。在編者的立場，並不打算讓本書被視為「所謂的」女性史，但同時，它卻也必然會是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這個是「YES」，也是「NO」的定位，我們必須從台灣史學界的女性／性別研究歷程來說明。
二、「女性史」的尷尬
女性史一詞，經常帶有某種刻板印象，一是僅僅聚焦在女性的歷史敘述，或是一種將以往歷史中缺席的女性部分加以補白的工作。一是視為女性主義立場的歷史研究之簡稱，比擬為類似社會主義階級史觀的一種歷史敘述的革命。事實上，不論是「補白」或「革命」都有其正面意義，但是自稱或他稱的「女性史」往往遭遇這樣的難堪，一部分讀者可能就認為：「喔，那是不干我事的『女性史』。」而不屑一顧；而另一部分讀者大力捧場：「啊，這是我們的『女性史』！」問題是，刻板印象一方面排除或有意無意地篩選了讀者群，另一方面也經常因為女性史的頭冠，而必須面臨「解放度」夠不夠的嚴格檢視。性別理論或是女性主義理論的觀點上，一篇論文可能被斥責「說得不夠」，但是在傳統史學方法論上，同樣這篇論文可能又被批評「說得太過」。1988年，美國歷史學者Joan Wallach Scott出版了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一書，正式提出gender概念，作為歷史研究與批判的新方法論，這本經典之作至今已30餘年，在此之間，世界各地不論是傳統史學，或是女性主義史學領域的研究者們，在方法論上都累積了相當的反省與討論。Scott認為女性史面對的緊張關係，在史學研究中遠高於其他領域，而這種緊張關係乃是產生於現實的政治性與學術的學問性之間、專業領域權威基準與跨領域的影響之間，以及歷史學非理論的立場與對女性主義而言理論的必要性之間。事實上，涉及性別議題的史學研究，亦多多少少經驗過類似處境，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也普遍見於日本以及其他國家。
五、本書內容
第一章游鑑明的〈受益者抑或被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台灣女性（1937-1945）〉，從女性角色來檢證戰爭。因為「殖民地子民」的身分而被捲入日本發動的戰爭，這些台灣女性們到底是「受益者」？還是「被害者」？而作者拋出看似二分法式的提問，來督促讀者思考性別在帝國殖民地與戰爭結構下的複雜面貌。
歐陸與美國研究有關戰爭社會與性別規範變化，已有相當的累積。戰爭下的台灣一方面和其他地區一樣，因時局需要而釋放出更多工作與發展機會給女性；也有台灣人女性在戰爭動員中，試圖翻轉殖民地社會的民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以本書的基本視角而言，戰爭與台灣無法置外於帝國的框架，游鑑明指出：「處在被殖民的地位以及殖民政府積極動員的環境下，部分台灣女性為戰爭投注了不小的熱情—不管這是出自主動或被迫、真誠或虛偽，台灣女性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是不能以單一論述概觀。」該章也關照到階層要素，戰時菁英階層女性在地方社會累積一定程度的領導經驗，這與她們戰後政治參與不無關係。而一般女性民眾參與動員有些是一種求生之道，並非自願，時局所逼而走出家庭，甚至遠赴外地。作者認為，單就受益面看，透過戰爭動員，擴大了女性就業與勞動；而被害面在於親人在戰爭中的傷亡。本論文提出的戰時「生存」之道與「出頭天」的兩個面向，是否其中的女性行動撼動了傳統家庭父權的性別結構，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第二章陳昭如的〈性別與國民身分：台灣女性主義法律史的考察〉一文，透過嚴謹的論述，從性別視角批判了所謂「國民」平等性的虛偽。作者指出：「台灣國民身分法律規制的歷史，顯示性別不平等以不同的形態持續存在。」並設定1895-2000年為時間軸，檢證了台灣近現代一個多世紀來，女性國民身分認定上呈現的性別政治。
從本書共通視角來看，作者在台灣島史的時空軸上，非常細緻地掌握了日治時期作為帝國邊緣的殖民地性格，如何呈現在《國籍法》中的性別歧視；以及跨種族／族群親密關係中，國民身分屬性的認定，所展現複雜的性別與殖民關係。接著在戰後中華民國體制下，本章讓我們看到台灣不得不重新面臨的國民身分認定中，再度呈現的性別不平等關係。縱觀整個近現代台灣法律史呈現的性別政治，文中的兩個觀點意義深遠：一是，所謂近代國家的「國民」定義，往往以男性主體為前提，這種性別化在身分認定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斷發生排除與接納，也強化了從夫與從父的性別規範。一是，所謂近代法律的現代性／進步性，在性別政治的歷史上顯露的虛假與欺瞞。法律改革經常只是舊酒新瓶，性別宰制的形態由「身分位置」的規制朝向「自願選擇」的一種變化；自由選擇、性別中立經常被等同於性別平等的進步假象。
性別政治也在第三章張曉旻的〈日治時期台灣性病防治政策的展開〉一文中呈現，作者一開始就指出，對近代日本而言，如何防治「亡國病」的性病，是踏入殖民帝國之列的試金石。從性病防治在日本近代史的位置，更可清楚理解台灣性病防治位處帝國殖民地的特徵所在。對殖民當局而言，為穩定與確立殖民統治，性病防治自領台之初就是重要課題。
根據公文書，官方統計數據及警察史料，作者認為，政策乃基於民族差別主義的統治理念。公娼以日人女性為主，私娼以台人為大宗；到1923年《行政執行法》在台施行之前，有25年間私娼被排除在強制性病診療對象之外。所謂防治，目的是藉由確保日人為主的公娼身體安全性，來保護在台日人社會免於性病感染。其後雖將私娼納入性病防治體系，但其考量的著眼點，仍在於保護在台日本男性，避免自台灣人娼婦感染性病，以維護在台日人社會公共衛生。
進入戰爭時期，性病防治對象從娼婦擴大至一般民眾，是為了確保國家所需的戰力與勞動力。日治時期性病防治政策保護了誰？呼應了前章陳昭如的論點，性別與民族／種族的不平等性，也不斷呈現在約半世紀的性病防治政策上。
第四章洪郁如的〈殖民地台灣的「摩登女性」現象與時尚政治化〉，描繪了性別與權力的另一種展演。摩登女郎時代的來臨，提供了台灣女性「時尚」這個強力的表現手段。摩登女郎以時尚來表現現代性，然而在台灣，她們吸取現代性的參考架構，並不一定直通西洋文化，而往往借道東亞兩大國際都市—東京與上海。台灣人女性的時尚，故而存在著中、和、洋三種服裝選擇的可能性。這篇論文以兩個軸心進行探討，一為現代性之軸，亦即流行意識、對時尚摩登性的追求；另一為殖民地政治性之軸，包含民族／族群標記或政治認同的符碼意義。在與世界並進的同時，亦難以擺脫帝國殖民地的政治性。二軸相互交錯，無法單獨論之，因為依據時空場合不同，服裝選擇充滿了各種變數。本文強調，在地傳統服飾無法單純解釋為「民族意識」的表露，和服也不一定能視為「同化」的象徵。然而，在戰爭陰影趨近的帝國殖民地，摩登時尚的選項終究無法置身於民族／政治符碼意義之外。殖民地權力從凝視到政策暴力，步步介入了台灣女性的時尚追求。這無疑是一場女性與殖民地政治的時尚戰爭，每天的服裝選擇是她們沉默的聲音，在不斷與權力交涉抗衡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台灣摩登女郎現象的歷史意義。
階層問題上著墨較多的，是第五章洪郁如的〈誰的「日本時代」？女性口述與自傳文本中的性別、階層與帝國〉，這篇文章試圖提出不同的「日本時代」敘事類型，還原台灣勞動階層女性的歷史話語權。作者認為日治時期敘事盲點之一，是忽視了被排除在所謂「近代化」之外的台灣民眾生活經驗，特別是勞動階層的女性。她們的敘事多圍繞個人與家庭史，與日治史公共紀事相較，經常顯得零碎而欠缺公眾性，或被矮化成一種苦命女的悲歌。這篇文章以貧困與性別為主軸，討論了識字、勞動與媳婦仔三個主題，並發現勞動階層女性的日本時代敘事特徵，首先表現對識字的高度欲求，她們敏銳認識到新時代必備的知識技能，即使在經濟條件與傳統性別規範下，仍然不斷自我培力。其次是她們的敘事中，勞動占相當大的比重，詳細記述了嚴酷的產業勞動與家內勞動，也明指出經濟剝削的權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識字追求、勞動與窮困記述之中，她們回應時代的態度積極，並把握所有機會逐步脫貧。呈現出另一個拒絕邊緣化的「日本時代」歷史敘事。
在當事者文本中，失學、多重勞動、媳婦仔經驗常自我解釋為「命運」而非「問題」；在帝國日本殖民者眼中，即使是問題，也歸咎於台灣社會本身「文明未開」的落後體質。在漠視與放置過程中，勞動階層的貧困，成為養女、媳婦仔、妾習俗持續存在的溫床；為供應家庭與產業勞動力，勞動階層女性難以追趕上近代化社會急增的識字需求，而陷入文盲困境。作者提醒，將階層與性別因素下的「命運」放回殖民地政治、經濟與社會架構中，重新以「問題」進行批判，顯然是重構台灣日治史的未完課題。
由性別與族群視角來分析戰後台灣社會的，是第六章游鑑明的〈當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戰後台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1945-1949年，在台灣歷史舞台上是重要且具有特殊意義的時期。殖民帝國的解體與退場，「國家」政治主權的交替，伴隨了大規模的人群移動，台灣人有了「本省人」的新稱謂，並第一次與所謂「外省人」族群產生接觸。作者認為，過去一般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對立的說法，簡化了對這個時期戰後外省人和台灣人關係的理解，這篇論文追問：「如果增添女性論述，外省人與台灣人的相遇又將如何？」並指出「二者之間因階級、性別、文化的不同所形成之複雜性，再加上彼此在日常生活、僱傭關係、婚姻締結與性交易上的往來互動，絕不是二元對立的論述能一言以蔽之者」。
對於此時期的言論空間特質，游鑑明指出，「容許眾聲喧嘩的現象，顯示戰後台灣的論述深具張力」。而我們也看到，這些中文報刊展開的台灣女性相關論述的作者，固然以外省男女占大多數，但也有台灣論者對外省論者的回應，至於當事人的台灣女性，她們聲音較少卻也未曾缺席。該章選擇台灣女性形象、娼妓、女傭與婚姻問題的論述分析意味深長。一是所謂外省人族群內部的歧異，表現在台灣女性形象論述上，包含某些「祖國情懷」的投射，以及彼此之間「台灣經驗」的不同價值。另一是女僱主與女傭，家庭主婦與娼妓的權力關係中，族群因素交叉了性別與階層的不平等，這種權力位置的可變性，使得「姐妹情誼」可能只是「神話」。作者結論認為，此時期女性論述中存在著多重認同，性別、階級／階層、權力關係變化不定，族群、國家、文化或地域認同在出現裂痕的同時，卻也可看見接合的努力。
張淑卿在第七章〈美式護理在台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以性別視角結合了醫療史的研究，探討了台灣護理的專業化過程。該章首先指出了護士工作的性別偏向，在東西方皆受到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觀念影響，視女性為擔任家內照顧的主要角色。回到台灣史研究的視野，她提示了一個寬廣的時空軸，溯及了殖民地時期所實施德日式護理教育的特質，及中國的美式護理前史，說明了兩者在戰後台灣的交會與影響。而1950年代的國際援助特別是美援更成為重要關鍵，實現了美式護理在台灣確立和女性護理人員培力；女性護理人員紛紛赴美留學進修，並帶回最新的護理學識與課程，培育台灣護理界專業人才。
值得關注的是，論文中提到了臺大醫院護理改革中，美式護理與德日護理的衝突。前者重視醫護平等、護理專業、團隊合作；後者則強調護士對醫師的從屬性、愛心恆心、遵從並執行醫囑。兩種醫護典範的摩擦，從性別角度來看，無疑是女性醫護人員在傳統父權主控的醫療與教育體系爭取權利的表徵。當然，如同游鑑明在第六章所呈現的，統治主權交替的這個時期，同時必須留意族群、性別、階級、世代與政治權力等各種要素之複雜交錯，這也是我們在本論文的字裡行間可以窺知的。
第八章李玉珍的〈受戒施教：戰後台灣比丘尼身分的形成與凝聚〉，討論的是戰後台灣比丘尼僧團的培力與發展。這個研究對象在國外佛教史與性別史研究領域，都受到相當的矚目。這篇論文非常值得參考的是它的位置，作者指出了先行研究偏重外部歷史解釋的缺點，如政策主導、宗教資源分配、中國與台灣佛教法脈運作，這樣的方向恐讓女性再度被邊緣化；相對於此，作者聚焦在女性僧團本身的自我定位，她們的宗教經驗與主體意識。
作者從這樣的女性觀點，重新審視了台灣比丘尼僧團成立過程中，傳戒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與推力。因為傳戒與教育都是形塑宗教身分的重要管道，戰後台灣比丘尼僧團發展的兩大特色即是受戒人數與平均學歷急遽上升，藉著宗教身分與宗教教育的獲得，而逐步進入公共領域。台灣史的時空軸上，作者述及日治到戰後台灣比丘尼教育與傳戒到轉變，特別是天乙法師等跨越兩個時代的菁英比丘尼，她們的意識覺醒以及對受剃度與受比丘尼戒重要性的體會；在時代之交，建立與來台中國佛教會的人脈網絡，透過二部受戒確立傳承，讓女性經驗得以代代銜接，成為比丘尼僧團獨立運作的基礎。這樣的發展促使1980年代「學士尼」的出現，和以比丘尼代替尼姑俗稱的正名運動，1990年代以後提出與專業相應的「宗教師」稱呼，更顯示她們掌控話語權與凝聚共識的能力。作者強調，戰後台灣佛教的比丘尼僧團，質量均足以匹敵比丘，為佛教史上罕見之現象，也是促成台灣僧團年輕化、現代化與入世化的關鍵。透過整篇論文對台灣比丘尼僧團的自立與高度社會參與的歷史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到女性經驗具有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