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清末臺灣基督徒的改宗歷程及其社會處境與身分認同，分析基督徒改宗的社會脈絡，描述信徒改宗基督教前後所面臨的社會壓力及其疑慮、惶恐、矛盾的心理。
作者清楚論述基督徒徘徊在文化、社會與族群之間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衝突，說明基督徒與親人、周遭的人際關係及社會處境，解釋基督徒在尋求「天路」與「人路」之間的迷惘心態及生活轉變與調適。透過史料檔案的爬梳，重新為以往被忽略的清末臺灣基督徒尋找論述位置，凸顯基督徒生命的主體意識。研究方法更突破傳統教會史論述中重視傳教士傳教的研究範式，以此邁向一個新視野的臺灣基督徒生命史。
序／賴永祥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基督教史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
第二節 方法與文獻
第二章 基督徒改宗的社會脈絡
第一節 傳教士的傳教對象
一、傳教對象的選擇
二、發現平埔族
第二節 傳教與改宗
一、漢人與平埔人對基督教的態度
二、平埔族的改宗
第三節 改宗的社會脈絡分析
一、改宗與地方勢力
二、改宗的社會網絡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基督徒的社會地位
第一節 改宗與社會地位
一、平埔族
二、漢人
第二節 基督徒的形象
一、基督教的形象
二、基督徒的形象
第三節 社會地位的變遷
一、基督徒家族
二、形象與社會地位變遷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第一節 改宗與日常生活
一、基督教知識的學習
二、生活的改變
第二節 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一、儀式與慶典
二、日常作息與生活空間
第三節 日常生活的轉變與適應
一、基督徒與傳教士的生活互動
二、基督徒的調適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基督徒的身分認同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價值衝突
一、雙重教籍
二、祭祖與認同
第二節 族群與社會認同
一、族群認同
二、社會認同
第三節 人際網絡
一、家庭關係
二、人際關係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基督徒的社會處境
第一節 教案與基督徒處境
一、謠言下基督徒的處境
二、教案中基督徒的處境
第二節 戰爭與基督徒處境
一、戰爭中基督徒的處境
二、清法戰爭中基督徒的處境
第三節 基督徒的態度與反應
一、面對的態度
二、採取的反應
第四節 小結
第七章 結論
參引文獻
索引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推薦序（中文版）
賴永祥（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長老、名譽長老）
十九世紀的臺灣，只是大清帝國版圖上的一個偏遠角落。然而清領時期臺灣的宣教活動，卻如實地反映了那整個時代的宣教趨勢。若能詳細探查當時臺灣發生的史實，將有助我們更加理解世界各地宣教活動的歷史。基督教究竟如何成功地移植進入一個全然迥異的文化裡？王政文教授的《天路歷程：清末臺灣基督教徒的改宗與認同》一書，深入淺出，平易近人，是幫助我們深入認識傳教相關議題的重要著作。
過去許多學者將十九世紀來華的傳教活動，解釋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一部分。然而，那些來臺灣的早期傳教士，並沒有想要幫助他們的同胞獲得商業利益，或成為他們國家軍事征服的工具。他們給窮人吃藥，治好了疾病，創造了白話字，教導文盲如何閱讀，並讓信徒開始接受學校教育。他們的想法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促進福音的傳播。傳教士在平埔族的事工，獲得良好的果效，平埔族大規模的集體改宗。但是漢人抵制了傳教士的努力，改宗信教的信徒人數，進展速度相當緩慢，期間還要克服許多障礙。
漢人傳統的信仰體系構成基督教傳教的障礙，儒、釋、道三家的價值規範，皆標舉祭祖的重要性。基督教不容許教徒祭祖，儘管基督教教義明示應尊敬父母，但仍無法獲得傳統仕紳的信服。傳統仕紳認為，外來的基督教對既有的社會秩序產生極大的威脅。仕紳階級採取各種行動，阻止基督教傳播。政文在書中就曾引用板橋林本源家為例，說明林本源家族要求佃農不得成為基督徒的時空背景。
臺灣的第一代基督徒有不少人因為改宗而飽受迫害。有些教會因民眾稱其有礙風水而遭燒毀，許多教會信徒的性命受到威脅。外國傳教士的權利雖獲得《天津條約》（1858）的保護，但改宗的基督徒並不在保護範圍內，改宗基督教的漢人持續受苦受難。廟宇年度祭典的花費需由當地民眾捐獻，基督徒拒絕攤派出資，導致基督徒面臨地方民眾更深的敵意，這使得基督徒被排擠於原有社會之外。然而時日一久，基督徒亦自成一個社會群體，並在基督徒的社群中尋求慰藉。
此類事件在中國各地時有所聞，但選定臺灣作為個案研究的地點，確實存在其優勢。在了解清末歷史方面，臺灣具備三項與眾不同的優勢：（一）臺灣本地歷史的史料紀錄獲得妥善保存，並未因日本統治及戰亂而遺失；（二）一九八○年代末期興起研究臺灣歷史的熱潮，大幅增進我們對臺灣歷史的認識；（三）現今臺灣享有宗教與學術自由，無須畏懼政府干預，學者可以自由選擇鑽研任何主題。政文澈底運用上述三項優勢，並完成此一著作。
即使遭遇迫害，人們為何仍繼續選擇信仰基督教？政文在書中指出，這些人是受基督教義及《聖經》的教導，遭遇迫害與苦難成為基督徒追求信仰的過程，信徒感謝基督的恩典，並效法約伯的精神來承受基督徒所受的迫害，他們樂意遵奉主的美意。政文接著將這些基督徒的態度比擬為約翰．班揚（John Bunyan）《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裡的清教徒，他們選擇的是「天路」，而不是「人路」，他們採取了類似初代教會基督徒的作法。
今天在中國的研究者要作出這種結論並不容易。如果我們在中國的基督徒弟兄們，能夠掌握這本書，我相信他們將可從中獲得許多激勵。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臺灣早期基督徒的重要貢獻，始終缺乏客觀且恰當的重視與評價。政文試圖在書中生動刻劃這些人物的角色，造就以下幾點重大貢獻：
1. 本書靈活運用新近的史學方法，生動勾勒出十九世紀的社會變遷樣貌。
2. 大多數教會歷史著作是以傳教士觀點寫成，本書相反地站在領受基督信仰者的立場來呈現資訊。書中闡述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何種影響，以及原住民與家人及社會整體的關係經歷何種改變。
3. 近期的傳教學被歸屬於神學的一股支系，但傳教學的研究方法尚未確立。本書對於傳教學研究方法的建立，提供了數種有用的管道。
4. 過去始終是未來的明鏡。本書指出十九世紀末臺灣的基督徒社群被排擠孤立，不禁令人反思一個重要的問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在現今的臺灣是否仍孤立於他人之外，而我們是否滿足於這樣的孤立狀態？若我們意欲實現上帝的偉大使命，那我們該做些什麼？閱讀本書將能令讀者深思這些課題。
一本優良的學術著作，不會為所有問題提供解答，而是提出更多問題留待其他學者答覆，並以此作為對學術界的貢獻。這也是我們增長知識的途徑。
在本書表5-1中，政文列出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五年間遭禁領聖餐的基督徒。一八七七年，遭禁領聖餐者的比例為百分之七點八六，一八九五年這項數字躍升至百分之十三點零八，這意味著什麼？是否表示隨著傳教士工作的進展，那些選擇「天路」的人更常退回「人路」呢？基督教的基本要義在當時是怎麼傳授的？信徒是否明白原罪和救贖的意義？為什麼會有信徒選擇離開教會？閱讀教會歷史時，這些問題必然隨之浮現。希望有朝一日，無論是政文還是其他學者，都能在這些議題上為我們帶來新的啟發。
我一向對臺灣的教會歷史，有著極高的關懷與興趣，政文這本書的出版，令我深感喜悅與榮耀。政文成就卓著，超過我們這一代任何學者的表現。本書堪稱學術界重大貢獻，值得代表當今臺灣最高的學術標準。期許將有眾多讀者閱讀本書，並被政文的成就所鼓舞。盼望臺灣將有更多此類價值不凡的好書問世，讓我們沐浴於主的榮光與威嚴中，同享喜樂。
自序
每一個人的生命關懷皆不相同，你每天所想的事、煩惱的問題，對其他人而言，可能不曾想過，也可能不是困擾。人的關懷必然先是圍繞著自己，所有的事都是從自己開始出發。所以，研究議題的意義是從個人出發，研究者必須在自身關懷的社會脈絡中，賦予研究議題生命的意義。對我而言，研究議題的選擇及其意義，是和自身生命相連結的。我的日常生活準則、行事依歸都和信仰相關連。這有一段很長的故事可說，但簡言之，信仰型塑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而這個過程有許多的探索、掙扎、徬徨、困惑，當然也會有快樂和成長。探索自己憂傷和快樂的生命歷程，是我關懷的出發點。在時間脈絡中和我有類似經驗的故事，則是我關注的對象。
多年來我的研究心力，都集中在「臺灣基督教史」上，主要探討的問題集中在「臺灣基督教徒」。討論的重點放在「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的組織與發展。期望透過反省以往臺灣基督教史研究中，以教會及傳教士為主軸的書寫脈絡，跳脫傳統「福音史觀」的框架，凸顯被忽略的臺灣基督徒。主要的研究脈絡是希望臺灣基督教史的論述架構及研究的對象，能由傳教士轉移至信徒，由此開拓研究視野，逐漸發展以信徒為主體的觀察及歷史論述。在解釋上也致力跳脫現代化理論下重視教會醫療、教育及社會貢獻的論述模式，反省以往研究理論的缺陷，並探求新研究方向的可能性。
長期以來，探討的議題集中在兩個面向：（一）臺灣基督徒的改宗歷程及其社會處境與身分認同；（二）臺灣基督徒的人際與社會網絡。在「改宗歷程及其社會處境與身分認同」的議題上，主要探討臺灣信徒改宗基督教前後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以及疑慮、惶恐、矛盾的心理，了解基督徒徘徊在文化、社會與族群之間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衝突，並討論基督徒與親人、周遭的人際關係及社會處境，以了解基督徒在尋求「天路」與「人路」之間的迷惘心態及生活轉變與調適。在「人際與社會網絡」相關研究中，主要為釐清教徒的人際、婚姻與社會網絡，以了解基督徒的信仰與其人際交往、家庭、工作與社會聯繫等面向之關係，進而了解信徒在臺灣基督教傳播歷程中扮演的角色，解釋基督徒群體的建立與發展過程。
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相當特別，它擁有相當豐富的資料，可以讓我們從各種不同的面向來觀看。這些年來，我蒐集各地的信徒名冊、洗禮簿。幾乎所有初代教徒，我都一一找出他們的姓名，精彩的是，他們不只是名單上一排排無意義的名字，而是一個個有故事的人。從各式各樣不同的史料中，我們看到他們的故事，發現了他們的生命歷程。每個教徒像是一個點，然後點和點之間有婚姻，有家庭，有家族，有朋友。點和點拉起了各種關係的線，一條一條的線，逐漸拉出一個面，交織出一個錯綜複雜，緊密連結的立體網絡。
每逢週末，我經常和家人到各地教會聚會。我們像是訪客，填寫新朋友名單，接受歡迎。這幾年來我曾經很認真的爬梳、蒐集各地教會中早期教徒的資料。每每在台下聚會時，看著教會週報，心中開始想著：是吧！主領的這位弟兄，應該就是某人的後代？司琴的姊妹，是「他／她」的後人吧？會後閒聊時，總有意外收穫，有時印證我的推測，有時弄錯連結。我的研究過程，總有說不完的驚喜。十多年來，我服務於東海大學，同時也在校園中遇到許多研究對象的後代，在音樂系、生物系、工工系……。就是這麼神奇。偶而也在文章發表後，收到研究對象後代的來信，甚至來電，非常愉快，他們總是寄來各種從來沒有見過的史料，或者述說另一個面向的故事脈絡。
《天路歷程：清末臺灣基督徒的改宗與認同》一書，是我多年來關於「臺灣基督徒改宗歷程及身分認同」議題的研究集結。書的部分內容曾於下列期刊或專書論文中發表，但由於單篇論文與專書形式有很大差異，期刊或專書論文內容，並不完全等同於本書各篇章論述，於此加以說明。
第一章〈導論〉中，史料介紹及研究回顧部分，曾發表於〈十九世紀臺灣基督徒研究與史料探討〉一文，收入王成勉主編，《臺灣教會史料論集》（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頁17-36。第二章〈基督徒改宗的社會脈絡〉，部分內容發表於〈是誰選擇誰：十九世紀來臺傳教士與信徒改宗的社會脈絡〉，收入劉忠明、吳小新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四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0），頁451-475。第三章〈基督徒的社會地位〉，部分內容發表於〈十九世紀臺灣基督徒的社會形象與地位〉，《海洋文化學刊》，第15期（基隆：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3年12月），頁33-58。第四章〈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部分內容發表於〈改宗與日常：十九世紀臺灣第一代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收入李勤岸、陳龍廷主編，《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頁202-248。第五章〈基督徒的身分認同〉，部分內容發表於〈十九世紀台湾キリスト教徒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高知大國文》，第43期（高知：日本高知大学国語国文学会，2012年12月），頁87-103。也有部分擴充改寫成〈改宗所引起的家庭與人際衝突：以十九世紀臺灣基督徒為例〉，《臺灣文獻》，第63卷4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2年12月），頁3-32。第六章〈基督徒的社會處境〉，部分內容發表於〈無語問上帝：十九世紀臺灣基督徒的社會處境〉，《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第17期（桃園：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2014年6月），頁111-148。
感謝主，在我人生的路途上，總是為我預備道路，教導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著智慧的心。這本書的完成及出版要感謝許多師長、朋友、家人的幫忙。
謝謝賴永祥長老的鼓勵與幫助；賴長老在臺灣基督教史學的貢獻，後輩學者深受其福，從「教會史話」到史料庫的建立，不僅讓許多故事和史料重現，其方法與精神，更成為後代學人學習的典範。在我學習基督教史的歷程中，張瑞德老師、許文雄老師、查時傑老師、古偉瀛老師、王成勉老師、吳學明老師等，多方的建議與提點，讓我收穫豐富。謝謝曾經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中給予評論及建議的鄭仰恩老師、姜仁圭老師、李金強老師、陳梅卿老師、王崇堯老師、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老師、張妙娟老師、康豹老師、王志宇老師、童元昭老師、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老師等師長，他們的意見促使我發表的文章能夠修改得更加完善。謝謝吳蕙芳老師、高橋俊老師、鄭.元學長等，提供發表園地。謝謝陳能治老師、阮宗興長老、盧啟明先生幫忙提供或分享各式資料。謝謝經常向其請益的李宜涯老師、邢福增老師、渡边祐子老師、洪麗完老師、張弘毅老師、彭懷真老師、康培德老師、陳宗仁老師，從他們身上學習很多。謝謝臺灣基督教史學會的師長、同好，謝謝好友老皮、婉嫻、吳昶興、松谷曄介、廖安惠等，三不五時總是獲得他們的鼓勵。
最後，謝謝東海大學週五禱告會的「家人」，以及週三團契的屬靈同伴，我們一起禱告、查經的經歷，真是美好。謝謝臺大出版中心戴妙如女士，在出版過程中的支持，她細心編輯、校對，實在感謝。謝謝太太韻柔，她總是給我全然的支持，謝謝小兒尋之，他的笑容是我每天的陽光。感謝主，給我這麼多美好經歷與豐盛的生命。
第一章 導論（摘錄）
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清末臺灣基督徒的改宗（conversion）歷程及其社會處境與身分認同。研究企望分析清末臺灣基督徒改宗的社會脈絡，描述信徒改宗基督教前後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以及其疑慮、惶恐、矛盾的心理；其次說明基督徒徘徊在文化、社會與族群之間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衝突，進而了解基督徒與親人、周遭的人際關係及社會處境，以說明基督徒在尋求「天路」與「人路」之間的迷惘心態及生活轉變與調適。
研究的對象是以往被忽略而處於無聲及邊緣的清末臺灣基督徒。研究的主旨乃探討清末臺灣基督徒的生命歷程，說明個人或群體由「不信」到「信」的社會意涵，解釋社會對基督徒的態度，及基督徒生命所呈現的意義，了解時代環境下信徒的遭遇與自處，由此建立起一個新視野的臺灣基督徒生命史。
本書希望重新尋找臺灣基督徒的論述位置，凸顯清末基督徒改宗的主體性及社會脈絡，強調除了解傳教士與信徒的互動外，也應重視地方社會勢力與改宗的關係，更應注意信徒成員的社會結構與內部之間的互動。研究期望凸顯基督徒生命的主體意識，重視社會與基督徒的關係及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調適與轉變，強調基督徒改宗所面對的價值與人際衝突，呈現基督徒追求信仰與自我認同的意義。
第一節 基督教史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
基督教的歷史研究大多重視傳教士的傳教過程，故教會的擴張與宣教的方式成為教會史的研究重點。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多數是從宗派發展、福音傳播等視野來探討基督教的變遷。有關臺灣基督教史人物的論述，大部分都偏向於來臺的傳教士，對於本地信徒的研究則相對缺少。臺灣基督教史的主體應是本地信徒與教會，然而著名的傳教士卻成為論述主軸，是歷史的主角，是強勢的、主動的；信徒卻反而成為配角，改宗者（convert）被忽略，被弱智化與被動化了。相對於歷史書寫下傳教士的積極作為，本地信徒成為被動的接受者。就宗教角度而言，傳福音是教會的首要任務，信徒的改宗和信仰歷程應成為討論重點；但在臺灣基督教史的書寫中，教會對社會、教育、醫療的貢獻，卻成為討論重心。
受到新文化史及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史學最大的轉向是探討的主題由政治制度史轉為社會文化史，重視的對象由權力者轉向社會底層。近來從「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研究延伸出「主體」與「客體」相互認識的議題，以往直線式宣教史的研究受到挑戰，研究者開始重新思考傳教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而殖民論述與從屬群體（subalterns）的研究指出被忽略的異質部分，期望找回失語者的文化，說明被壓迫的種族、階級、性別並非如同所書寫的，這也引起基督教史對接受者的關注。同時新文化的研究理論也強調文化差異是一種動態的概念，反映交往過程中的互變過程，引發對霸權文化與土著文化關係的討論，教會史研究也應重新思索基督教文化與當地文化的關係。回顧早期以「現代化理論」、「帝國主義侵略」、「互動交流」解釋基督教的作品，如今已經遭受「後學」的挑戰。後現代主義揚棄一元解釋及西方中心，後殖民主義使研究重點移向原本遭忽視的「他者」（the other）及底層的聲音，而對東方主義的反省，更讓我們注意論述者的說話位置。
新的研究趨勢與方法理論，迄今尚未反映在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上。近年來中外學界有關基督教在華史的研究，不論在研究對象與問題意識上，都積極與新的理論及方法對話。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架構勢必要突破傳統以傳教者傳教為主的宣教式研究，跳脫傳統「福音史觀」的框架，而以傳教士為主軸的論述也應轉為以信徒為主體的觀察。在解釋上應跳脫現代化理論下重視教會醫療、教育及社會貢獻的論述模式，而方法上也不應局限於傳統式的實證史學。
近年來關於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漸趨活躍，然在史料與研究成果上仍不成比例，目前許多教會都存有大量的檔案、報刊等資料，然而學界與教會卻都忽略這方面的研究與史料保存。就目前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而言，仍以博碩士論文為研究主力。研究主題以原住民議題、長老教會史、政教關係等為重心，在研究方法上則以文獻及訪談為主。就研究的宗派而言，目前除長老教會外，其他宗派在史料出版與研究上仍相當缺乏，主要原因在於：長老教會為臺灣基督教中最大的宗派，人數及會堂數最多，且歷史最悠久、史料保存最為豐富，加上長老會有臺灣、臺南、玉山三所神學院與神學研究中心，故擁有豐富的研究基礎。
回顧最早的臺灣基督教史研究著作，多數是傳教士整理差會或教區的官方報告。其後相關的臺灣基督教史著作仍是以長老會出版的教會史、年譜、各地教會簡史及紀念刊物為主，同時培養出一批重視教會歷史的傳道人。這些著作多數總結教會檔案史料，以傳教發展及教會組織為主軸，且具宗教關懷。
戰後學界對於基督教史的研究，是由近代史領域中衍生出來。研究重點在了解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衝突，研究的架構多放在現代化理論或外交史領域中進行。現代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必須由傳統轉型向現代，而西化是現代化，傳教士將西方文明帶至東方。因而這類的研究肯定傳教士在交流中的角色，強調基督教在社會、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貢獻，說明教會對臺灣社會現代化的啟蒙。教案研究或外交史領域的基督教研究，目的不在了解基督教史，而在探求涉外事件的處理，且大多在討論政治架構下的中西交流模式，或說明西力東漸下社會交流衝突的原因。因而關心的主題是中外關係或仇外因素，而非基督教本身。
觀察相關基督教史研究的論述觀點，研究者經常出現兩種盲點：其一是過度誇耀基督教的偉大，而呈現出美化傳教過程的歷史面貌；其二是過於批評挾著西方武力侵略傳入的基督教，進而只注重其外來與社會反教的一面。這兩種論述方式，都是在描述基督教發展過程中經常見到的現象。研究者應當留意，在西方興起背景下東來的基督教，其本身的宗教性及其與東方文化的交涉過程，並反省本身的觀察角度立場，才能為基督教史作一正確的註解。以往基督教史主要集中在宣教史、教派史或是教案史，宣教史與教派史過度重視傳道人或差會的事業，教案史則是強調中外關係及東西文化的衝突。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多集中在討論基督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機構以及傳教士等主題上，大體上仍以考證源流、探討組織發展傳布及社會貢獻為主。從目前研究可以發現，我們需要跳脫舊的研究框架，反省現代化理論及東西交流架構的基督教史研究範式，將基督教研究帶入一個以信徒為主體的新基督教史研究領域。
本書將修正過往以教派或傳教士為主軸的臺灣基督教史，改以信徒為主體，擴充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面向，觀察信徒的社會處境，而不是傳教士的社會貢獻；重視信徒的生命抉擇，而不是教會的宣教方式或內部組織。研究方式希望跳脫傳統教會史論述下重視傳教士傳教的研究範式，將焦點放在異文化跨界下的臺灣社會脈絡中思考，目的在重新探討傳教者與被傳教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呈現清末臺灣基督徒改宗的社會意義，解釋由異教徒到基督徒的「天路歷程」。
至今為止，有關清末臺灣基督徒的研究仍相當缺乏，關於信徒改宗及社會處境與身分認同的議題，在基督教史中也很少出現，有趣的是這個議題卻經常出現在平埔族研究中。學者在探討平埔族社會變遷時，一定會發現到清末平埔族「集體改宗」（collective conversion）信仰基督教的現象。如果某一個原住民改宗基督教是單一現象，學者恐會加以忽略，但從北部的噶瑪蘭到中部的巴宰族、南部的西拉雅與馬卡道，都出現了平埔族集體改宗的現象，這個清末平埔族集體改宗的現象便無法加以忽視。張隆志在討論巴宰族時指出，基督教傳入巴宰族與康熙後期漢通事張達京進入岸裡社（今臺中市神岡區）的方式類似，均為憑藉醫療治病途徑獲得社眾的信任，並且引進新的文化經驗，如何深入比較漢文化與基督教信仰對於巴宰族群發展的影響，應是理解巴宰族群乃至平埔變遷的重要關鍵。陳秋坤在討論岸裡社番產外流和土著貧困化時，從自保及抗衡的角度說明岸裡社人為何在漢人優勢的社會經濟勢力下，選擇改宗基督教。洪麗完在研究岸裡社時指出，岸裡社因基督教醫療傳道而引起集體改宗運動，不僅改變聚落景觀，更造成社民生命禮俗的改變，同時也認為應進一步探究改宗的真正原因。似乎平埔族研究者都注意到清末平埔族改宗的社會變遷，但對於何以造成及其影響卻未深入追問，留下亟待努力的課題。歷史學家已關注到基督教與平埔族之間的關係，多數研究也指出基督教的傳入造成平埔社群的社會變遷，然而為何平埔族會出現集體改宗現象？這種現象無法單以傳教士的個人作為或基督教的醫療傳道、社會福利事業來解釋，改宗的過程與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回顧此一議題，洪秀桂認為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是巴宰人改信漢人宗教的原因，從原本的打獵捕魚改為農耕，因此夢占、鳥占、禁忌、巫術亦隨之消失，且改信漢人土地公；而後改宗基督教乃因牧師熟悉醫術，其最高神祇也可與耶穌相比擬。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認為《天津條約》後傳教士地位提高，享有相當權力。平埔族為漢文化之邊緣，無法和漢人競爭，因而改宗基督教，以此作為提升財富地位之途徑，並進而指出，平埔族人的改宗是為了尋求對抗漢人的意識形態。陳偉智認為，噶瑪蘭人改宗並非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個人的努力與魅力，而是當時的族群情境，在遭遇強大的漢化陰影與族群身分認同危機等社會性因素下，促使噶瑪蘭人集體改宗。陳志榮指出，噶瑪蘭人藉教會支持得以繼續維持「加留餘埔」政策，日治後傳教士無法繼續行醫，且其保護政策也取消，因而教會喪失吸引力。吳學明注意到第一代（初代）信徒「靠番仔勢」入教的現象。簡炯仁在討論天主教與萬金（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赤山（今屏東縣萬巒鄉赤山村）的平埔族關係時，指出天主教透過「教會—墾佃」的土地關係，促使傳教行為與當地平埔族的生計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詹素娟指出，馬偕入宜蘭傳教時，正是噶瑪蘭社會變化最快速的時期，蘭陽平原生態環境改變，噶瑪蘭人在缺乏土地、無從維持舊有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生活日益艱辛。而噶瑪蘭人傳統宗教與漢人民間信仰、祖先祭祀混淆，語言也逐漸「福佬化」，噶瑪蘭人開始離開原居地、尋找新天地。詹素娟進而指出，因為在基督教世界裡人人平等，馬偕能與處於社會下層的噶瑪蘭人一同吃、喝，一起生活，一起分享宗教情感。馬偕的成功在於他觸摸到清末噶瑪蘭社會的脈絡，藉由宗教的關懷與安慰，取得噶瑪蘭人的認同與肯定。葉春榮反駁邵式柏認為平埔族是藉著基督教來對抗漢人的說法，認為平埔族改宗基督教是個動態的過程，就外在因素而言，是基督宗教挾著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派遣傳教士到全球各地，散發救濟品以吸引信徒；就平埔內在的因素而言，因為西方傳教士的醫療服務、送舊衣服與麵粉給信徒，實際上改善了信徒的生活，出於實際的理由，因此吸引許多平埔人改宗基督教。
從十九世紀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原住民部落的宣教，都比同時期在較具文明規模的社會來得成功。包括十九世紀的非洲與一八六○年後的中國，這個現象都相當明顯，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臺灣。相關研究指出，基督教在原住民等邊陲社會具有吸引力，乃是因為邊陲社會可藉由代表西方勢力的基督教而獲得政治庇護、醫療服務，並引基督教勢力來對抗本地主流社會的文化霸權。早期的教會史家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即指出，少數民族集體改宗的行為，是為了獲得基督教勢力以對抗敵對（adversary）族群的文化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