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

張維玲 著

本書透過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分析宋代古文運動展開的歷史脈絡。上篇探討1008至1033年的所謂「天書時代」，如何在真宗與徐鉉後學的合作下，融合漢唐經學、讖緯學、道教思想於一體；下篇探討仁宗朝的古文運動如何在批判天書時代的政治文化中誕生。為探討此一政治過程，本書所關注的士大夫群體遠多於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從而深化仁宗朝古文運動的歷史過程。本書認為，天書時代是趙宋君臣將漢唐君主對「太平」的想像與操作，進行總結性的重組與展示，以為統治的正當性張本；天書時代在仁宗朝的破產，意味著此時士大夫反省，甚至放棄漢唐儒學所賦予的政治理念。是故，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可謂是中國政治史與儒學史典範轉移的關鍵時期。

【名家推薦】

這本改寫自博士論文的論著，在經過用心地大幅修改之後，不僅論證更為詳密，讀來也更容易掌握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全書的重點在指出，宋仁宗時代再興的古文運動，不僅是一項文學運動，也是一項針對從宋真宗大中祥符以後，到仁宗初期劉太后掌政期間，即本書所稱「天書時代」盛行的讖緯與道教化經學的經典重新解釋運動，且有其現實上的政治關懷。本書以文化資源如何運用於政治的考察，對北宋前期政治史的演進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而文中所涉及的個別問題，也注意到不少過去學者所未注意的歷史現象。此一新觀察角度，足以和學界原有的觀點並存，共同豐富我們對北宋前期歷史的認識。
── 梁庚堯（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Based on a brilliant,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primary sources, Chang Wei-ling presents a new and powerfully persuasiv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100 years of Song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this work integrates the history of a distinctive “Great Peace” (taiping 太平)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Zhenzong era (997-1022) and the later reaction against this culture, sometimes simplified as the “guwen movement,” under Renzong (1022-1063).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 on Song, this path-breaking study probes the religious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authoritarian nature of the early Song state.
── Charles Hartm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張維玲

臺大歷史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研究助理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哈佛大學東亞系、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專長領域是宋代政治文化史、晚唐至明初地方社會史，後者以福建莆陽為個案研究。已有論文發表在《新史學》、《漢學研究》、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等期刊。目前正在進行的地方史研究，不僅與西方學界「南宋士人地方轉向（localist turn）」展開對話，也希望對「宋元明轉折（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的課題有所貢獻。

自序
導論
　　第一節　古文運動的政治背景︰「天書時代」
　　第二節　政治史與儒學史的內在連動
　　第三節　推動政治過程的政治派別
　　第四節　《宋會要輯稿》與士大夫文集的史料價值
　　第五節　從天書時代蛻變出的古文運動

上篇：天書時代的形成

第一章　渴望封禪——宋太祖、太宗朝對統治正當性的追求
　　前言
　　第一節　封禪與「太平」的概念連結
　　第二節　太祖末到太宗前期對太平與封禪的謀求
　　第三節　端拱元年的轉折與「修德來遠」的提出
　　第四節　太宗後期的太平追求與挫折
　　第五節　太宗朝南北文士的權力關係
　　結語
第二章　走向「太平」——真宗大中祥符時代讖緯與道教的融合
　　前言
　　第一節　成為「有德」的「太平無為」之君
　　第二節　天書時代的思想來源之一：讖緯
　　第三節　天書時代的思想來源之二：徐鉉崇敬唐玄宗的道教統治
　　第四節　徐鉉——王欽若派文士：祥符時代的主導者
　　第五節　祥符年間讖緯與道教的融合
　　結語
第三章　天書時代——統治模式與政治文化
　　前言
　　第一節　天書：「太平」後的統治指導
　　第二節　孝治：東封、西祀與聖祖降神
　　第三節　崇「無為」之「道」
　　第四節　如導師般的君主：天書時代的君臣關係
　　第五節　全體動員：向地方延伸的真宗崇拜
　　結語
　　附圖：徐水縣天慶觀碑
 
下篇：歷史中的古文運動

第四章　「太平」的喪失—— 仁宗前期政治文化的轉變
　　前言
　　第一節　殘存的「太平」——劉太后主政期
　　第二節　承認「太平」已失——仁宗親政到慶曆改革
　　第三節　仁宗統治後期的政治策略
　　結語
第五章　歷史中的古文運動——政治過程與歷史敘事的形塑
　　前言　古文運動的「典範敘事」
　　第一節　從天書時代蛻變出的古文運動
　　第二節　王曾與楊億派文士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第三節　柳開派士大夫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第四節　疑經的展開：仁宗朝士大夫對「天書」的批判
　　結語

結論
徵引書目
索引

自序
 
概括性地說，本書處理的是宋真宗到仁宗朝的政治過程；更準確的說，本書探索的是真宗朝的天書封禪事件，如何在不同政治群體的反思與批判中，觸發仁宗朝的古文運動。最根本上的意義，則是探討中國政治正當性的關鍵轉折時期：漢宋的舊傳統被打碎，新的傳統尚未建立。這個大破而未立的時期，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學術思想，開啟了各種可能的走向。
 
在從事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儒學與經學在研究政治文化時的重要性。經學不僅關係到士大夫的政治語言，也影響了他們的意識形態。我更注意到，讖緯學在漢宋之間的重要性。讖緯雖與一般性的陰陽術數有本質上的相通，但在東漢形成具體文本，並與經學綑綁的過程中，使這門學問與其他類型的術數之學有著很大的區別。在前人研究成果斐然的情況下，對經學與讖緯的探索，是拙著能夠提出與前人不同意見的因素之一。
 
這本書能夠面世，最要感謝的就是梁庚堯教授。從論文撰寫到最後階段的修改，都得到他許多寶貴意見。不管在任何時候，梁老師總是對我的這項研究給予期許與理解。梁老師的支持，是我將論文重新改寫的動力。我也要特別感謝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蔡教授是我研究生涯的知音，他欣賞我許多大膽的想法，並且經常給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我知道蔡教授更喜歡我的政治史研究，但他對於我現在轉向地方社會史，也給予極大的鼓勵。
 
我在臺大歷史系一路從學士讀到碩、博士，期間修過許多師長的課，他們在思想上啟迪我，在研究上鞭策我。我要特別感謝王德毅、閻鴻中、方震華、許雅惠老師，他們不僅支持我的研究，同時也給我許多寶貴的提醒。我也要感謝甘懷真教授。我在博論口試後，與甘教授就研究方法與寫作策略等問題，進行過許多討論，他的意見與這個最終修改的版本，有著密切關係。我也要感謝雯怡學姊給我的建議與鼓勵。博論寫作階段，我得史語所博士候選人培育，期間我每個月與她通信，暢聊自己的研究心得，許多想法是在與雯怡學姐通信的過程中變得更加具體。
 
每回提到這項研究，我就忍不住回想起2014年9月到11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訪問，向鄧小南教授學習的日子。與鄧門切磋的快樂時光，還有未名湖的湖光水色，終生難忘。記得當時博論剛寫完第三、第四章，我不懼論文尚未仔細打磨，就參加了兩次鄧門的學術批評聚會，領會到在學術切磋上，直言不諱的快樂。此外，李華瑞教授在我碩士論文出版後，與我有較多的學術討論，在北京訪學期間，也蒙他的照拂，一直銘記於心。
 
2018至2020年，我有幸到哈佛大學東亞系與費正清中心訪問，在這期間，我一方面忙於旁聽包弼德（Peter Bol）、宋怡明（Michael Szonyi）等教授的研究生討論課，另一方面也終於回過身來，修改博士論文。我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研究興趣有了明顯的變化。由於長期參加黃寬重教授的讀書會，在黃老師的督促下，我遍讀南宋至元代福建興化軍的文人文集，這使我的研究興趣發生了「地方轉向」。也因此，我的博士論文一放就是數年。不過，我從來沒有對這項課題失去熱情，我一直在思索，該如何修改才能讓這個研究更有說服力，也更友善讀者。直到2019年，我才感到這個思索有了著落，能夠靜下心來進行改寫。與其說是改寫，不如說是重寫。除了章節結構有了全面性的調整，用字遣詞有了不一樣的表述，在篇幅上也大幅刪減，於是才有了今天這本書的面貌。最後，書稿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肯定以及寶貴意見，讓我能在他們的建議上，做更仔細的考慮與修訂。
 
我也要感謝孔曼玲（Camila Guillama Capella）、馮茜、陳韻如（史語所）、吳皓雲給我的友誼。沒有他們溫暖的幫助與關心，本書恐怕無法順利完成。
 
我也要特別感謝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提供我這麼好的研究環境；也感謝我的同事，他們的親切與友善，讓我在2020這巨變的一年，仍感到許多溫暖。張家偉、于琨協助本書的校稿，使本書避免了一些錯誤。也感謝香港許多研究宋史的學者，他們在學術上的見識，以及他們給予我的友誼與包容，是砥礪我向前的動力。
 
最後，我要感謝昱丞，他不僅是我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每當我有任何學術上的想法，他都是我第一個聽眾。他在學術上銳利的眼光，往往能夠幫助我從一個更犀利的角度自我批判；他的鞭策與激勵，每每敦促我將想法磨練得更有深度。我也要感謝硯文、硯海，他們的生命出現在這個世界，正好伴隨著這本書的修改過程。如果這本書能對學術界有些許貢獻，那恐怕也是因為在修改書稿的階段，心中充滿無限歡喜的緣故。
 
導論（摘錄）
 
第一節 古文運動的政治背景︰「天書時代」
 
學者談論古文運動多並稱唐宋，實則「唐宋古文運動」涵蓋多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時代脈絡也各有不同。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面對的是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柳開（947-1000）的歷史時空則為宋代的初興，而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歐陽修（1007-1072）等人經歷的，是真宗（997-1022在位）到仁宗朝（1022-1063在位）的變化。因此，所謂唐宋古文運動，與其說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不如說是存在許多斷裂面。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古文家，所面對的歷史課題也大相逕庭。宋代古文家對唐代古文學者的引述與頌讚，與其說是受到前輩們跨時空的「影響」，不如說是後來者在面臨當下的時代課題之際，提取、詮釋了前輩古文學家的思想與理念。
 
北宋古文運動的要角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的成長背景，正是真宗一朝的「天書」時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真宗獲得降於皇城承天門的天書。從此，真宗供奉著天書，進行一連串的祭祀禮儀：祥符元年十月到泰山舉行祭天的封禪大典，祥符四年（1011）二月到汾陰祭地，隔年，真宗自言道教神仙同時也是趙宋祖先的「聖祖」，親自降臨在他面前；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到亳州朝謁老子太清宮，天禧元年（1017）奉上玉皇、聖祖聖號寶冊。這一連串夾雜怪力亂神的奉神禮儀，對現代學者來說，可謂匪夷所思。認為大中祥符時代的奉神禮儀，乃是真宗君臣合謀作偽，以化解澶淵之盟帶來的恥辱，便成為通行的觀點。但也正是「天書」的時代，構成了宋代儒學運動的起點——古文運動的政治背景。
 
本書以「天書時代」指稱這段時期︰真宗祥符元年到劉太后（968-1033）過世的明道二年（1008-1033）。這樣的指稱，不僅在於「天書」在這個統治階段，被君主視為政權正當性的主要象徵，也在於這段時期的政治文化，由於天書的存在而有其特殊性。雖然「天書時代」的稱法，將真宗統治的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與劉太后主政的天聖（1023-1032）、明道（1032-1033）視為一個整體，但本書更為重視的，是梳理從真宗到劉太后統治期的差異與變化。本書將指出，劉太后統治期，一方面可視為天書時代的有限度延續，另一方面卻也是天書時代的消退與萎縮，古文運動在此過程則悄悄醞釀。
 
第二節 政治史與儒學史的內在連動
 
本書透過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分析宋代古文運動展開的歷史脈絡。本書不僅探究北宋前期的政治史與儒學史，更重視析理這兩個學術範疇如何彼此牽動。北宋前期政治史研究已經累積了可觀的成果，但既有研究以單篇論文為主，以專書形式、系統性探討北宋前期政治過程的著作仍不多。其中，有三部作品儘管成書多年，但仍構成理解此時期政治史的重要著作，也是本書討論得以展開的前沿研究：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何冠環（Koon-wan Ho）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962-1023)and his ‘t’ung-nien’。這三部作品分別代表了政治史研究的三種典範：以帝王為中心、以議題為導向、以士大夫黨派鬥爭為核心。它們都揭示了北宋前期政治史的重要面向。但也因此，若欲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推進或突破，則必須探索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與切入視角。鄧小南在《祖宗之法》中，這樣期許後繼研究：找到一個能夠牽動某時代的政治過程、文化思維、社會活動、思想探索，並對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儘管批判與否定構成宋代以降士大夫對天書時代的立場基調，但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天書時代」為一極具牽動力的議題。這個時代援引、鎔鑄了諸多漢唐儒學思想，並打造了一個世代獨特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氣氛，影響所及不僅及於中央朝政，亦下至地方社會。真宗打造的天書時代，與緊接而來的仁宗朝古文運動，更有著內在發展的理路。換言之，「天書時代」這一被歸為政治史的議題，如何牽動思想史的關鍵課題「古文運動」？便是本書探究的主題。
 
古文運動與慶曆改革，向來是北宋儒學史與仁宗朝政治史的重要課題。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便指出宋初古文運動是宋代儒學的第一階段，古文運動的學者熱心於得君行道，從而引發慶曆改革。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性著作，依出版時間排列有：金中樞〈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這些著作在個別細節上詳簡有別，但總體而言，他們的研究為宋代古文運動勾勒出一個「典範敘事」。此一敘事包含三項結構性要素：第一，宋初古文運動先鋒柳開，主張文章應闡揚古聖人之道，從而改變了五代的弱質駢文；第二，楊億（974-1020）與劉筠（970-1030）在真宗一朝，吹起一股重視修辭、對仗的反古文精緻文風；第三，仁宗朝由范仲淹（989-1052）、歐陽修、孫復、石介、穆修（979-1032）、尹洙（1001-1047）等開啟反楊億文風的古文運動。古文家的共通趨向是不再依循漢唐經典注疏，而是從儒家本經著手，直探聖人之道。且此「道」，必須藉由政治改革加以實踐。因此，慶曆改革經常被學者視為仁宗朝古文運動學者的政治實踐。
 
上述古文運動的「典範敘事」，構成學界對仁宗朝儒學運動的基本認識，似乎難再突破。故而，相關研究在千禧年以後便乏人問津。漆俠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初作《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對個別儒者的經學思想、政治活動有十分細緻的討論，但在整體架構上，並未背離這個典範敘事。
 
那麼，此「典範敘事」是如何產生的？筆者認為，其來源自慶曆七年（1047）范仲淹所作尹洙文集序：
 
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開）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億）以應用之才獨歩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洙），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修）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
 
短短二百多字便概括了現代學者對古文運動的理解框架。然而，細究這段文字，其實有諸多問題尚待解答。首先，為什麼范仲淹將宋代古文運動追溯到已過世半世紀的柳開？柳開在世時，不僅只是低階官僚，而且從未進入中央任職；柳開的影響力，為何能夠改變所謂五代「薄弱」文風？柳開「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是哪些人？他們對古文運動有何貢獻？其次，范仲淹的詮釋，無疑有其特定的立場與視角。這篇序既是為尹洙文集而作，序文難免突出尹洙及其師穆修的重要性，文末更強調了范仲淹與尹洙共同好友歐陽修的貢獻。我們是否能把此書序的敘事，視為古文運動的發展全貌？
 
檢視范仲淹的尹洙書序，實際上是在放大個別人物的影響力的同時，模糊化了歷史發展的脈絡。范仲淹的書序，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柳開或楊億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也沒有說明為什麼尹洙與歐陽修能夠改變重視雕琢的文風。而這個文風變化的時代——從柳開過世，到所謂歐陽修等重振古文、古道，正是以天書時代與慶曆改革為政治背景。
 
因此，欲突破古文運動的典範敘事，便有必要重新梳理真宗到仁宗朝的政治過程，從而還原古文運動複雜的發展歷程。真宗朝的天書時代，並不是在真宗過世的那一刻便畫上句點，而是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政治意識形態，與配合此意識形態的文章撰作。楊億是這個時代的佼佼者與代表人物，但並不是影響這個時代的關鍵人物。真宗的過世，確實帶來政風、文風轉變的契機，但這個轉變的過程，亦非單憑數人能夠翻轉，而是由身處不同權力位置的士大夫們，在不同的時間點，做出關鍵性的建議與決策。范仲淹、歐陽修與尹洙等慶曆改革核心人物，雖是其中要角，但卻不是對此轉變作出貢獻的唯一群體。
 
基於上述的反思，融合政治史與儒學史（以本書所關注的面向而言，更確切的說法是經學史）成為本書最關鍵的切入角度。既有研究往往將政治史與儒學史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政治史是歷史學者關心的課題，儒學史則為中文研究學者所關注。兩個研究社群有各自的研究傳統，卻也因此較少相互對話。故而，天書時代為歷史學所注目，古文運動則被劃入儒學史或文學史的範疇。這便導致真宗朝的天書統治，與仁宗朝的古文運動，儘管在時間上前後相續，但似乎各自獨立、無所關聯。然而，至少在北宋以前，儒家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闡述與詮釋，往往是為了回應現實的政治問題；儒士作為政治場域中的主要參與者，他們腦海中的儒學思維與觀點，也深刻影響了政治發展的走向。
 
本書認為，過去屬於政治史範疇的「天書時代」，本質上即是真宗君臣利用、詮釋儒家經典，最後卻以破壞儒教統治告終的過程。宋太宗後期至真宗統治前期，趙宋朝廷頒佈了主要由漢唐儒者注疏的「十二經」經典詮釋。天書時代的神道禮儀，即是操辦者對官方經典注疏進行選擇性的接受，與詮釋性的應用結果。另一方面，天書時代又大量融入了道教奉神之禮，並將之接架於儒教祭禮之上，從而對儒教祭禮進行突破。從儒家本位立場的士大夫來看，則不啻是對儒教統治的破壞與否定，從而引起他們對政治現狀的焦慮與反省。故而，真宗、仁宗之際政治文化的變遷，本質上也是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維護與反思。
 
其次，過去被認為屬於儒學史與文學史範疇的古文運動，亦必須放在真、仁之際的政治史脈絡中，重新解讀。正如學者一致贊同，仁宗朝古文運動帶有強烈的政治改革、重建秩序的目的。這背後蘊含的潛臺詞是：他們對既有的政治秩序頗感不滿。這個令他們不滿的政治秩序，恐怕不會是二百多年前安史之亂後的中唐，亦不會是一百年前五代的分裂格局，而是直接構成仁宗朝統治基礎的天書時代。天書時代正是范仲淹、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年少時的親身經歷；也是他們及許多同時代的士大夫，希望將之掃除的政治遺產。換言之，正是在與天書時代所利用、破壞的經典詮釋進行不斷對話的過程中，激發了新一波的古文運動。總之，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一方面意味著帶入儒學史的視角，以翻新北宋前期的政治史；另一方面則是將古文運動鑲嵌入其政治史脈絡，以深化我們對古文運動的認識。
 
第三節 推動政治過程的政治派別
 
本書既是探討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推動此「過程」的君主與士大夫群體，毫無疑問是本研究的主角。本書將中央的政策走向視為一個權力競爭的場域，不同派別的士大夫都欲爭取最高權力者——君主的支持，以將他們的政治理念付諸實踐。本書揭示的政治「過程」，正是在不同派別士大夫的理念抗衡與權力競爭中推進。
 
本書以「派」或「派別」來指稱推動政治過程的政治團體。「派」與「派別」包含兩個互為因果的內涵，其一是同屬一派的士大夫，彼此有著較為緊密的人際往來；其二是同屬一派的士大夫，有著相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念。本書將以派別人物中，具領袖地位，或政治影響力最大的士大夫，指稱該派士人群體。儘管任何一個派別都不可能有固定、明確的邊界，其成員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減，但我們仍可藉由人際網絡與政治立場的分析，辨識出不同派別士大夫如何在特定時間點，推動著政治的發展。其中，有些派別士人內部存在較明確的師生關係，使他們構成該派領袖人物的「後學」。因此，為了避免指稱上的單一，本書有時也以領袖人物的「後學」指稱具有較明確師生關係的士大夫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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