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名家詞賞析

前言

 

這一系列的唐宋名家詞賞析，原是我近年來在各地講課時的一些錄音，後來由聽講者根據錄音帶整理出來的文稿。因為講課的場所不同，時間不同，對象不同，所以每篇文稿的長短詳略也有所不同，不過卻大體上是可以成為一個系列的。現在把每篇文稿的內容，講課的時間與地點及整理撰寫的人，簡單說明介紹如下：

 

一、溫庭筠至歐陽修幾家，是一九八二年我在成都四川大學的講課錄音，由川大歷史系繆元朗整理。

二、柳永一篇是一九八一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課錄音，由南大中文系趙季整理。

三、蘇軾、秦觀、周邦彥三家，是一九八四年我在加拿大講課的錄音與一九八六年我在南開講課的錄音的合併整理，由天津師範大學安易整理。

 

在此成書之際，謹向各位協助整理講稿的人表示深摯的感謝。

 

敘論（摘錄）

 

一般說起來，詩與詞在意境上有相似、相通之處，也有相反、不同的地方。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曾說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他說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表達出詩所難以傳達的情緒，但卻也有時不能表達詩所能傳達的情意。換句話說，詩有詩的意境，詞有詞的意境，有的時候詩能表達的，不一定能在詞裏表達出來，同樣的，有時在詞裏所能表達的，不一定在詩裏能表達出來。比較而言，是「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詩裏所寫的內容、意境更為廣闊、更為博大，而詞所能傳達的意思是「言長」，也就是說有餘味，所謂「長」者就是說有耐人尋思的餘味。繆鉞先生在《詩詞散論．論詞》中，也曾說：「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詩有時質言而詞更多比興。」為什麼詩與詞在意境和表達方面會形成這樣的差別和不同，我以為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寫作時語言、環境、背景的原因。

 

我們先說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詞跟詩歌相比，特別是與五言古詩相比，二者之間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北征〉這樣的長篇五言古詩，它所敘述的內容這樣博大、這樣質樸，像這種風格和意境，在詞中是沒法傳達的，因為詞在性質上本是配樂歌唱的歌詞，它有音樂曲調上的限制，從來就不能寫出像〈北征〉、〈赴奉先縣詠懷〉這樣長篇巨幅而波瀾壯闊的作品。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詩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數是整齊的，押韻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韻，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韻，形式固定。而詞的句式則長短不整齊，每句停頓的節奏不盡同。一般說來，詩的停頓，五言詩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節奏，七言詩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節奏，像「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可是在詞裏，不僅詞句的字數是長短不整齊的，而且在停頓節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齊的變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頓也有時不同於五言或七言詩的停頓。即如五言的句子會有一四的停頓或三二的停頓，七言的句子會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頓。當然，詞裏面也會有與詩相同的停頓。這兩種不同的停頓方式有兩個名稱，凡最後一個停頓的音節是單數的、與詩相同的，我們把這樣的句式稱之為單式；最後一個音節是雙數的，則稱這樣的句式為雙式。總之，詞與詩比較，在句式上，詞的字數是不整齊的，而且停頓也富於變化。唐五代北宋詞的句法與詩還比較相近，而後來長調出現，句式就更多變化了。一般說來，一個詞牌裏單式的句子較多，這個調子就比較輕快流利，若又是押平聲韻的則更是如此。而雙式句子較多，這個調子則比較曲折、委婉、含蓄。

 

我們試舉出兩首詞來一看，例如：

 

蘇東坡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再例如：

 

周邦彥　解連環

 

怨懷無託。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邈。信妙手、能解連環，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燕子樓空，暗塵鎖、一床絃索。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

汀洲漸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漫記得、當日音書，把閒語閒言，待總燒卻。水驛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對花對酒，為伊淚落。

 

請注意周邦彥詞的句式，如將之與蘇東坡詞相比較，蘇詞「今夕是何年」、「何似在人間」、「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凡五字句都是二三的停頓，而周詞「嗟情人斷絕」和「似風散雨收」等句卻是一四的停頓；另外如「信妙手、能解連環」與「暗塵鎖、一床絃索」等句，則都是三四的停頓。不僅如此，在周邦彥這首詞中，長句中多有一個領字，一個字單獨停頓，引起後面一段敘述，如「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邈」、「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把閒語閒言，待總燒卻」。可見在形式上，詞不僅在每句字數方面有長短不同，而且一首詞中可以融合單式和雙式的句法變化，而詩卻只有二三、二二一和四三、二二三的單式停頓，變化少。這樣一對比便可知道，詞的句法變化多，從而增加了詞的委婉曲折的姿致，有利於傳達委婉曲折的感情。這當然是最簡單的說明。

 

有的人要問，不僅是詞裏才有不整齊的句子，詩裏面也有雜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齊的句式。即如漢樂府詩：「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訣。」同詞一樣是長短不等的句式。有人還說漢樂府和詞一樣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詩歌，兩者相似，其間有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呢？我以為，樂府詩是先有歌詞後配樂曲的，而詞則是先有曲調而後按照曲調填寫歌詞的；樂府的長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詞則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雖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寫作的樂府詩和按曲填寫的歌詞是有很大區別的，而且所配的音樂也是不同的。也有人說南北朝間有的歌曲，如梁武帝的〈江南弄〉以及沈約的〈江南弄〉也是有曲調然後配詞的。其實，當時的配樂和詞的配樂也是不同的，詞所配的曲不是以前的樂府詩所配的樂曲，而是隋唐間出現的一種新樂曲。

 

當時流行的有三種樂曲，一種是中原地區一直流傳下來的雅樂，一種是南北朝以來的所謂清樂，還有一種是隋唐間出現的新的樂曲—燕樂，是曾受西域龜茲音樂影響的一種音樂，是西域音樂和中原音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樂。本來隋唐之間民間就有這種樂曲流行，清光緒年間在敦煌發現的曲子詞就可以證明它當時是非常流行的。然而這些曲子詞是晚清時才發現的，雖幸而保留下來，但過去很久卻並不為人們所知，而流傳下來的最早的詞集則是《花間集》。

 

《花間集》是五代後蜀趙崇祚所編。由於敦煌曲子詞這種民間詞曲沒有很好的以文字形式流傳下來，所以《花間集》這本最早的詞集對以後中國詞這一文學體式的風格和形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尤其應該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花間集》編纂的目的，他所搜集的詞是什麼性質的詞，這對後世同樣有很深的影響。《花間集》編選的目的，在歐陽炯為它寫的〈序〉中曾有所言及，原來這本集子中所收輯的乃是當時詩人文士為流行歌曲所寫的曲子詞，是配樂歌唱的歌詞。五代時的文人詩客喜歡當時樂曲的清新的調子，但又覺得其曲詞不夠典雅，所以他們便自己插手於曲詞的寫作。故而《花間集》的作者說他們的作品是「詩客曲子詞」，是文人、詩人、士大夫為這一新興的歌曲填寫的歌詞，有別於民間的曲子詞。

 

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記述了他們寫作和歌唱這些曲子詞的背景，他寫道：「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是在花箋上寫的曲詞，是交給美麗的歌女，讓她們敲著檀板的節拍去歌唱的，以典雅的歌詞去增加那酒筵歌席間歌女的美麗的姿態。「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他說我希望這些歌詞能增加像西園那種地方的才學之士乘車遊園時的歡樂（「西園英哲」、「羽蓋之歡」是用曹植〈公宴〉的詩句「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是寫飲宴的文士們的遊園聚會之詩），使南國的佳人不再唱那蓮舟之曲的通俗的歌詞，而有更美麗的歌詞供她們演唱。這樣的歌詞只是歌筵酒席之間供才子詩人消遣，歌妓舞女表演的，所以內容空泛柔靡，沒有什麼有價值、有意義的思想和情感存在其間。然而中國後來所稱述的具有詩所不能傳達的深遠幽微的意境的詞，卻正是由這樣一些內容空泛柔靡的詞所演變而來的。下面我所要講的溫、韋、馮、李這四位晚唐五代的詞人的作品，便恰好表現了詞的形式如何由空泛柔靡這種歌筵酒席之間的歌詞，而變成了能傳達最幽微最隱約最深情的心靈感情品格的意境的文學形式的一種過程。（關於詞的起源可參看拙著〈論詞之起源〉一文，收於《唐宋詞名家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