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真理是在真理之後追趕的東西。──拉岡（Jacques Lacan）
一、真理不盡然
拉岡的精神分析思想對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啟示，莫過於人作為說話者其主體意識乃因語言效應而起，也必然受制於話語的場所這個「大他者」。而拉岡自知對他的追隨者而言，他就代表著精神分析論述的大他者，追隨者們對他有著一種絕對的信賴關係。因此他提醒，不應忘記這種知識的信賴就如同精神分析所稱的「傳移」，只是暫時的、被預設的脆弱關係，並且終將在某處結束。
拉岡的研究者們無法擺脫拉岡論述的束縛，但至少在從中掙脫的奮鬥中能夠發現，拉岡的處境就和他們一樣，也努力地從大他者中開闢出一條道路。這麼一來，原先只是被預設的信賴便轉移成一個共同且堅定的確實性：在充滿荊棘的知識慾望與真理之路上，唯一確定的是研究者和拉岡都同樣面對著不確定性。
拉岡以阿克泰翁（Actéon）神話比喻「真理是在真理之後追趕的東西」。真理的定義無非是一種永遠的追尋。但當阿克泰翁帶領一群獵犬循著真理女神的足跡一路追趕到其居所時，自己卻在入口處被變成一頭鹿，瞬間被身後的獵犬們撲殺、撕裂。顯然拉岡預知，在精神分析的真理之路上，他終將成為被吞噬的獵物。因此，他先提醒饑腸轆轆的犬隻們先別急著撲向他，畢竟離真理的入口還很遠。這樣的先見之明，今日看來尤其諷刺。若人們無法得知拉岡是否已察覺真理的入口，正因為他早已被追隨者們吞噬殆盡。
拉岡逝世三十週年紀念前夕（2011年9月9日），其著作權負責人米耶（Jacques-Alain Miller）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譴責「瑟野出版社」（Seuil）總編輯貝度涅（Olivier Bétourné）對他的不尊重，因此將退出該出版社並帶走已出版的十冊拉岡的《講座》（Séminaires）。而貝度涅則表示，這完全是米耶的被迫害妄想與胡鬧，事實上「瑟野出版社」從未擁有過拉岡《講座》的版權，否則它們早已全部出版了。我們無意評斷究竟是誰在阻撓拉岡文獻的出版，但出版的延遲與爭議難道不是證實了拉岡的先見之明？拉岡在1953到1980年二十七年間從不間斷地講學，至今僅出版了十五冊，更不用說為數更少的英文譯本。然而這些破碎的論述卻成了大多數論者講述、評論或運用拉岡理論時口中反覆咀嚼的材料。
因此，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研究，至今始終處於一種被過度論述卻又認識不足的真理窘境：一方面，論者一再重述數量不多卻被大量引用之拉岡文獻，使得拉岡理論極易引人反感，讓人覺得過度熟悉、甚至是空洞的陳腔濫調。反之，若引用拉岡尚未出版，但網路上早已唾手可得的講課紀錄，論者的言論卻可能成為一種幾近精神病式的孤語。
正如拉岡所言，「真理，無法被全說〔......〕只能半說（mi-dire），而半說就是真理純粹的挫敗」。這意謂著，真理不可能被窮盡，並且僅存在於「說的向度」（dit-mension）。如此，若有拉岡理論的真理，那麼我們不應試圖從拉岡的「書寫」文本中去尋找或建構一種全然的真理，而是必須從拉岡的「話語」—其授課、演說、訪談等紀錄文獻—去揭露此一不盡然之真理的各種變貌。因此，儘管明知無法窮盡拉岡理論之一切，本書仍試圖對一萬五千餘頁的拉岡文獻進行詳盡的整理與研究。
拉岡的論著可分成兩大部分：一方面有專為出版而撰的「論文」，如1966年出版的《文集》（Écrits）以及2001年出版的《其他文集》（Autres Écrits）（收錄1966年之後原載於期刊Scilicet的論文）；另一方面則是《講座》的「講演紀錄」。這兩種不同文本的關係在於，前者是理論的展現，後者則是經由語言論述過程使「想法」過渡為「理論」的關鍵。因此，拉岡的《講座》不僅對其論著的詮釋是必要的，對其論著的完備性亦是不可或缺。
1953到1980年間，拉岡的年度講座均由打字員記錄。每次課程均留下二或三份講稿複本，分別由拉岡自己與「法國精神分析學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SFP]）圖書負責人葛哈諾夫（Wladimir Granoff）保管。而從1962年開始，除了打字稿之外也開始有了錄音的紀錄。到了1964年拉岡創立「巴黎佛洛伊德學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FP]）後，講稿的原稿仍由拉岡保存，複本則轉由該學派圖書室保管。然而1970年之後，由於影印的普及與學生、聽眾之遽增，拉岡講座的打字紀錄稿、錄音檔謄寫稿、學生筆記等各種版本的影印稿遂開始在坊間流傳。因此，拉岡同意學員們的建議與請求，著手其講稿的出版工作。由於拉岡在講座中經常一邊談話一邊思考，其話語原就具有反覆與矛盾的特質，再加以打字員難免的疏忽與專業知識的不足，使得講座的原稿實際上充斥著許多遺漏與錯誤。因此，拉岡講稿的出版初期曾委託納希夫（Jacques Nassif）與彭大歷斯（J.-B. Pontalis）負責重新謄稿。而1972年起，在米耶極力爭取下，出版工作改由他一人獨攬，以致進度緩慢。此外，米耶也不再滿足於講稿的逐字重新謄寫，並在獲得拉岡的首肯後，著手建立拉岡《講座》的「書寫」計畫。為了提高講稿的可讀性，他大幅潤飾拉岡的話語，但也因此添加了許多個人的詮釋。於是，由於出版進度遲緩，以及對已出版之《講座》的真確性的狐疑，使得拉岡理論研究者們莫不求助於私下流傳的各種不同版本的影印稿。而隨著網際網路在90年代的快速發展，拉岡文獻的傳播更是進入全新紀元。從米耶最初的默許，到最後不得不公開同意的推波助瀾之下，「拉岡精神分析學派」（É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 [ELP]）率先將拉岡講稿的影印本全數公開於其官方網站上。隨後，其他的個人網站或研究學會也相繼提供各種不同版本的講稿、錄音檔與影像檔，甚至包括拉岡早期發表且已十分難以取得之期刊論文。
本書對這些文獻的研究，並非為了指出拉岡理論的單一歷史發展路線，更不是企圖去樹立某種拉岡理論的詮釋權威，而是從精神分析所謂的「後遺性」（Nachträglichkeit）時間，去探討佛洛伊德理論與結構語言學如何左右拉岡論述的演變，以及相對地拉岡是如何決定了這兩者的意義與命運。如此，本書不以理論假設與知識立場去詮釋拉岡的論著，而是從已出版與未出版的文稿、書信、講座紀錄等，去追溯拉岡是如何回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展現的新問題，並由此開闢出一條逸離傳統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乃至超越邏輯學與科學的道路。
近年來，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實踐開始在國內蔚為風潮，但這樣的精神分析運動卻沒有讓精神分析免於頹敗的命運。一方面，這固然是當代神經科學與心理學對精神分析根深蒂固的刻板誤解所致，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精神分析機構與組織錯誤地將佛洛伊德所帶來的顛覆力量僵化成既定的實踐知識，彷彿精神分析就只是一種不外傳的詮釋技術。拉岡所標舉的「回到佛洛伊德」，不僅只是重新去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更要再次去面對佛洛伊德所遭遇的難題。而這正可作為我們的借鏡，讓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題辭上所說的足以「撼動地獄」（acheronta movebo）的顛覆力量，在中文世界重新被打開。
顯然，除了敏銳與批評的思想家性格之外，拉岡重新閱讀佛洛伊德的原因，在於他肯定精神分析是具前瞻視野的理論，但這個應當對人類知識與實踐帶來革命的理論，本身卻建立在一個薄弱的基礎上。因此，拉岡的理論工作可以被喻為是對佛洛伊德這棟百年建築物的二次施工。只是原本應是美化、修補的二次施工，卻變成了地基的全面翻新。也因此，本書的目的不僅是闡釋拉岡的理論觀點，更要洞察拉岡如何重新賦予精神分析這棟百年建築新的生命。
二、永夜中之星光
1964年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IPA]）的壓力下，拉岡失去「法國精神分析協會」（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APF]）的督導師資格，成為他口中所說，被出賣的「人質」。當時「法國精神分析協會」是剛從「巴黎精神分析學會」（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 [SPP]）分裂出來的新協會，一心想獲得「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認可，藉此制衡「巴黎精神分析學會」。而「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提出的條件是拉岡不得擔任該協會的督導師與教育課程講師。因此，拉岡被迫終止他在「聖安娜醫院」（Hôpital Sainte-Anne）的年度講座，並經由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協助，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庇護下，轉移到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繼續其講座。這一政治因素，卻也使得拉岡的聽眾在原本的精神分析師與醫師之外，加入了更多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甚至純科學的研究者與學生。拉岡在講座中也更頻繁地引申哲學、科學、文學、語言學與人類學等課題，強化了精神分析與科學、哲學、宗教等論述的關係。該時期的拉岡思想，不僅左右了法國精神分析獨特的思辯面貌與重要的哲學內涵，也引領了當代法國思潮對精神分析的關注與閱讀。
縱使批判「大學論述」，拉岡仍由衷感謝大學不吝提供他庇護的屋簷。然而，儘管只是處於大學門外一隅，拉岡的對語言的論述卻不斷受到來自學院語言學的流言蜚語，例如1968年語言學者慕南（George Mounin）在《新法蘭西期刊》（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發表的〈拉岡之風格略評〉（Quelques traits du style de Jacques Lacan）。當時拉岡並未察覺這已是一記警鐘，仍幽默以對。但隔年「高等師範學院」即以教室另有他用為由，僅以一紙便箋打發了拉岡，其講座只得再次遷移至相隔幾條街的「巴黎大學法學院」。事後，拉岡表示不解，為什麼有人可以完全不知其講述的內容，而僅從其言辭的「風格」，對他的「教學」說三道四！特別是慕南在文章中諷刺拉岡居然敢寫出「佛洛伊德與我」這樣將自己和佛洛伊德相提並論的句子，這令拉岡感到十分訝異，為何一位自認對佛洛伊德完全不了解的語言學教授，會覺得一個終其一生都在閱讀、研究佛洛伊德的人，寫下「佛洛伊德與我」是嚴重的醜聞？為何在大學論述中，「佛洛伊德」變成某種與「我」無關的「學術」？
拉岡以他時常提到的一個關於「觀看」的故事為喻。他小時候曾和住在海邊的親戚小路易（P’tit Louis）一同划船出海，他們察覺到海面遠處有一個閃爍的光亮，後來才發現那只是一個空的沙丁魚罐頭。此時，小路易對拉岡說：「這個罐頭，你看見它是因為你盯著它。但它可不需要看見你就可以盯著你。」換言之，觀看並不必然需要眼睛，而且觀看是來自外在的。在拉岡眼中，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蒙昧永夜而言，佛洛伊德就像是遠處的微光，他「不需要看見我，也能盯著我」。即使佛洛伊德眼中並沒有拉岡，但這並不表示「佛洛伊德之事」（chose freudienne）與他無關。他始終堅守相同的崗位，以往如此，此後也將是如此。佛洛伊德雖然死了一百多年，但他開創的精神分析仍與我們息息相關。拉岡批評「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幾乎讓佛洛伊德的屍首再死一次，並使精神分析達到了國際級的腐朽，但這無疑也更驅策拉岡竭力要讓佛洛伊德的詞彙與概念重獲生命，以便再次彰顯精神分析塵封的顛覆力量。
佛洛伊德留給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遺產，並非關於精神結構與其運作的後設心理學假設，或所謂「原我、自我、超我」等僵化的概念，而是能夠不斷翻新關於精神之提問方式的知識力量。那麼在以知識取代主人位置的大學論述中，如何維護精神分析不斷翻新知識的「顛覆的美德」？若「主人論述」是一個直接「表明要掌控」的論述，那麼作為其反面的「精神分析師論述」，便是反對任何企圖掌控的意願與宣示。正如拉岡在〈論精神因果〉（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指出，人生充滿著一連串偶然的意外與驚訝的挫敗，這一切有如夢境般難料的命運，有什麼是人的意識所能掌控的？（Lacan 1966[1946]: 159）因此，相較於主人論述，精神分析論述的主張就是不要主張，精神分析所能掌控的就是反對掌控。因而在大學論述中，精神分析最具顛覆性的力量，莫過於拉岡所說的「不企圖找出答案」（S-XVII: 80）—或許拉岡的追隨者們仍在其論述中找答案，但拉岡自己絕無這樣的意圖。
對拉岡而言，特別是在大學引入了「學分制」（unité de valeur）之後，知識的獲得與交換被賦予了貨幣般的價值指標，大學儼然成為整個知識市場經濟的一環。此時，精神分析更不應退出大學，因為精神分析正是能夠為「知識與真理」此一價值市場提出針砭與批判的理論。令人慶幸的是，這一百多年來精神分析始終撼動不了的大學論述，終於開始想到要「翻轉」了。只不過，若無法釐清「論述的結構關係」，那麼這樣的翻轉若非淪為空洞的口號，也只是讓奴隸找到新的主人而已。換句話說，將知識傳授的學術宗師換成是學術市場的新資本主義主人，以便讓學生的所學變得「有用」，更符合資本主義的價值。相對地，拉岡始終堅持在大學中講述精神分析，並表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和「知道自己的立足之地」並不相同，後者表示說話者心中早已有著一張學科的地圖。當然，拉岡並非心中沒有地圖，只是他認為從牛頓以來就沒有任何科學領域能預設「藍圖」一般的真理道路，否則就不再是科學而是哲學了。然而不可否認，大學中既定的那些科學領域均仍各自有其假設，以及由該領域的「權威」，所共同決定的真理，此即顯示大學論述仍是建立在主人論述的結構之上。在這樣的大學架構下，如何樹立起不同於主人論述的精神分析論述，正是拉岡理論在今後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對精神分析而言，人類文化的「黑暗時代」並非17世紀的啟蒙思想才發明的概念。佛洛伊德稱「文化中之不豫」不正意謂著從人類進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是永夜的開始？而在這無盡黑暗的永夜，人類思想所能依賴的將只有天際上的微弱星光，一如康德（Immanuel Kant）也是從仰望星空的體驗中展開啟蒙的革命。就像「革命」（révolution）一詞源自天體運行的周而復始，若人所處的文明世界是有缺陷的，那麼永恆地周而復始的繁星所凸顯的，並非人所幻想的完美無缺的世界，而是某種超越世界和諧的可能性，那正是康德所謂「純粹理性」的超驗結構。革命之所以具有顛覆的力量，是因為它始終不停地轉動，沒有預期的終點或目的。同理，「未竟的精神分析革命」並不表示其革命事業的未完成或有待完成，而是未竟才能維持其永恆轉動的顛覆力量。
只是，能夠輕易仰望星空與沉思的時代早已式微，如今唯有當大學論述中那些炫目刺眼的燈光一一熄滅，才能發現天邊微弱的星光終究是可靠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