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西晉最後十年（306-316）所發生的三個事件，可作為引介本書的開場白。西晉為了對抗山西中南部的匈奴劉淵（252-310，304-310 在位），對拓跋鮮卑採籠絡政策，欲借其武力來匡助晉室。西晉光熙元年（306）衛操（?-310）撰《桓帝功德頌碑》記念北魏先祖桓帝猗的功績：「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此石碑的製作象徵著拓跋鮮卑文字與圖像啟蒙的開端。永嘉四年（310）穆帝猗盧（猗之弟）因援助劉琨（270-318）有功，被封為大單于、代公，拓跋鮮卑正式取得在代北（今山西北部）的政治地位。這是拓跋鮮卑向華北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同時期粟特人（Sogdians）的一封家書生動描述出西晉末年的動亂。1907年斯坦因（Sir M. A. Stein, 1862-1943）於甘肅敦煌西側九十公里的一座烽燧（編號：XII a）下發現一組粟特文的書信殘片，這是至今在中國所知最早的粟特文獻。此信書於312至314年之間，述及永嘉之亂洛陽陷於戰火，河南洛陽至敦煌一帶的粟特人流離失所，可知粟特人的貿易活動一時遭受頓挫。
《桓帝功德頌碑》與粟特書信的性質、書寫文字、歷史脈絡雖不相同，但均顯示外族捲入西晉末年的戰亂，預告拓跋鮮卑的興起，及以粟特人為要角的絲路中西文化交流新動向。其後歷經戰亂分合，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戰大敗於東晉，迅速瓦解。登國元年（386）拓跋珪（371-409，386-409 在位）為各部落所推舉，即位魏王，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並稱帝，建立北魏。北魏的建國為中古時期北方墓葬圖像的新發展埋下伏筆。
一、新材料與新視野
在西方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刺激之下，自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的發端以來，如何運用考古材料來重構中國美術史，即成為學者關注的基本課題。中國美術史學的草創與考古發掘、田野調查的進展，可說是一體兩面。北朝美術欠缺文獻記載，學者只能藉由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的新方法來揣摩其樣貌。因此，仍保留於地面上的佛教石窟也就被視為北朝美術的代表。二十世紀初學者所認識的北朝美術是以佛教造像為主體，滕固（1901-1941）所著的《中國美術小史》即為此例。在這本出版年代較早的中國美術通史中稱頌北魏雲岡、龍門石窟的巨製，對於北朝墓葬圖像則未置一詞。當時所能取得的材料從根本上塑造學者對於北朝美術的構想，佛教雕刻遂成為北朝美術的代名詞。
這種現象隨著新材料的問世而逐漸改觀。尤其近二十年來的考古新發現，徹底刷新學界對於北朝美術的看法。正如1977年張光直（1931-2001）回顧中國考古學時，曾提到過去二十五年的考古發現已由本質上改變我們對於漢代美術的認識，現在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北朝。就北朝墓葬而言，以北魏平城時期與北朝晚期粟特人墓葬最值得注意。這是因為過去這類材料相對稀少而零散。隨著報告書的相繼出版，有利的客觀研究條件儼然成形，揭示出嶄新而開闊的研究前景。
北魏作為北朝的開端，對於當今如何深化北朝，乃至於中古時期墓葬圖像的研究尤其具有關鍵性。攸關唐代政治變遷的「關隴集團」，最初是由出身北魏邊鎮的西魏宇文泰（505-556）所集結。基於鮮卑統治集團的重要性，學者還進一步將北魏至北周以及隋、唐一系列朝代稱為「拓跋國家」。就都城設計而言，北魏洛陽城的規劃對東魏北齊鄴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有鑑於北魏文物制度具有引導日後發展方向的作用，本書以北魏墓葬材料為主體，在此基礎上考察北朝墓葬圖像。
鮮卑為東胡族的一支，起源自大興安嶺北部，早期鮮卑墓葬具有游牧部族的文化特徵。約在二世紀鮮卑逐步南遷，三世紀中葉在今山西北部、內蒙古南部形成一以鮮卑拓跋氏為核心的部落聯盟，以盛樂（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附近）為其根據地。須留意所謂「拓跋鮮卑」並非淵源純正的部族，而在其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持續與不同部族、民族相融合，因此應視為多部族組成的部落聯盟。
登國元年拓跋珪即位魏王，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燾（408-452，423-452在位）滅北涼，結束十六國時代，揭開北朝的序幕。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467-499，471-499在位）遷都洛陽，積極推動漢化政策，一直到武泰元年（528）河陰之變為止，洛陽為華北最為繁華富庶的國際性都會。534年北魏滅亡，高歡（496-547）專政，以鄴城（河北邯鄲市臨漳縣）為都，宇文泰立足長安（陝西西安市），成為東、西二魏對峙的局面。550年高氏改東魏為北齊，557年西魏為宇文氏取代，建立北周。577年北周滅北齊，北方重新統一。581年楊堅（541-604，581-604 在位）篡位，改國號為隋，北朝畫下句點。
在進入研究方法的討論之前，首先簡要回顧魏晉南北朝墓葬圖像的研究史。在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的研究取徑中，將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印證，處理圖像材料時重視重建其時空框架與編年發展；圖像材料並非其最主要的研究對象，然而所建立的時空框架卻對考察墓葬圖像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宿白關於拓跋鮮卑至北魏洛陽時期墓葬考古的系列論文，可作為相關研究的代表。其文中以墓葬材料為主，勾勒拓跋鮮卑自大興安嶺南下，建立平城並遷徙至洛陽的發展。隨著新出土史料的推陳出新，新一代的考古學家除了進行更詳細的考察之外，也著重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重構北魏物質文化的新樣貌。
楊泓《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代表考古學家對魏晉南北朝墓葬材料的綜合研究。此書涵蓋壁畫、磚畫、漆畫、陶俑、馬具等，可視為其研究的階段性總結。該書以〈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為第一章，顯示對於葬俗問題的重視。楊泓並提倡「美術考古學」，將其界定為考古學範疇內的獨立分支，採用層位學與類型學的方法。認為其研究範圍與對象雖有時與美術史相同，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則具有質的差別」。美術考古學的倡導對喚起中國考古學界重視圖像材料，具有引領風氣的作用；其局限在於單由類型學方法難以進行深入的圖像研究。
其次是本書所採用的美術史研究取徑。奧村伊九良（1901-1944）最早由美術史的角度考察北朝墓葬圖像，他對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藏（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孝子石棺的高度評價，對日後學界如何認識北魏繪畫產生深遠影響。長廣敏雄（1905-1990）於1969年出版的《六朝時代美術研究》為關於南北朝美術史的第一部專著，其中雖包含佛教藝術，整體而言仍以墓葬材料為主。由於當時考古材料的限制，該書主要以傳世遺物為研究對象，當中雖曾提到「墳墓美術」，但作者的基本立場是將遺物視為復原名畫家風格的線索，並未充分重視墓葬的相關問題。儘管如此，該書作為中國美術史學界首度以系統化的方式考察南北朝墓葬圖像的著作，在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於1975年曾在美國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舉辦「六朝美術─世紀之變與創新」特展，展覽圖錄中指出應該重視佛教美術之外的各類遺物，並認為這類涵蓋陶俑、石棺的材料可概括為「墓葬美術」（mortuary art）。由於出土史料的限制，此見解並未得到太多迴響。朱安耐於1980 年出版《鄧縣─一座六朝時代的重要墓葬》，代表此階段西方學界對於特定墓葬的深入個案研究。書中將墓葬視為整體，以系統化的方式處理風格、圖像、建築、隨葬品、題記、歷史情境等不同面向。相較於長廣敏雄的《六朝時代美術研究》，該書更強調由墓葬美術的角度重建特定墓葬的歷史脈絡。
1991年曽布川寛在〈南朝帝陵的石獸與磚畫〉一文中，全面考察當時所能取得的南朝文物。其研究方法一方面承繼長廣敏雄的風格論，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進行詳細的編年，以磚畫來復原南齊繪畫；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來拓展並深化墓葬圖像學的研究。這種對於圖像學方法的實踐反映出1980年代之後日本美術史學界的新動向。2000年曽布川寛主編《世界美術大全集．三國、南北朝卷》，總結日本學界關於魏晉南北朝美術的研究成果。
約在此世紀交替之際，南北朝墓葬圖像的研究局面有所轉變。其原因除了來自新出土材料的刺激之外，也與學界的倡導有關。巫鴻自1999至2001年舉辦以「漢唐之間」為主題的跨學科、跨世紀的國際會議，嘗試結合中國的考古材料與美國的美術史方法，推動魏晉南北朝考古與美術的研究；該計畫對於促進相關領域的研究發揮實質的作用。例如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一書中有二章曾發表於上述會議，可知該書的成形與上述系列會議之間的密切互動。如何學習、運用美術史的方法來考察墓葬材料，為當今中國學界的重要課題。近十多年來中國的美術史學界正經歷一場學科建設運動，其中種種關於如何定位「美術考古」、「墓葬美術」的論爭，儘管立場與方法有異，然而都可視為企圖將墓葬中視覺材料的考察加以學科化的努力。
在此同時，西方學界也拓展了對於北朝考古材料的視野。2001年朱安耐與樂仲迪（Judith A. Lerner）引領風氣，舉辦以漢唐之間河西至寧夏一帶絲路沿線考古文物為主體的展覽與研討會。2005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亦舉辦以魏晉南北朝文物為主的漢唐出土文物大展，規模空前。丁愛博（Albert Dien）於2007年出版的《六朝文明》則代表西方漢學界對於魏晉南北朝物質文化的整體認識。在學界倡導與博物館展覽的推波助瀾之下，原來為漢唐考古所遮掩的魏晉南北朝出土材料重新受到矚目。
北朝晚期粟特人的葬具圖像為本書的另一個重點。以漢地粟特人活動為中心的中西文化與藝術交流，為近年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議題。粟特人在史書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人種上出自伊朗系，語言上則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居於中亞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地區，位在阿姆河（Amu Darya）和錫爾河（Syr Darya）之間，主要相當於今日的烏茲別克並向東延伸至塔吉克，曾建立數個城邦國家。三至八世紀時粟特人東行經商貿易，在絲路沿線建立聚落，部分入居中國後擔任官職，死後也葬於中國。
學界關於北朝粟特人葬具的深入研究，始自1958年斯卡利亞（Gustina Scaglia）對傳安陽出土北齊石牀圍屏的考察。其文採用美術史的研究取徑，推測這套葬具的墓主身分可能是粟特人薩保，堪稱獨具慧眼。隨後經過近四十年的沉寂，1997年隋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出土，刺激學界重新認識粟特人在中古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粟特研究一時蔚為盛行。在新出土材料的印證下，日本滋賀縣Miho博物館藏的一套真偽不明的圍屏轉變成被認可的粟特人葬具，體現學界認知過程的戲劇性變化。緊接虞弘墓之後北周安伽墓（2000年5月）、史君墓（2003年6月）、康業墓（2004年4月）相繼出土，為北朝粟特人研究帶來一股旋風並延續至今。相關研究成果詳見本書第五、六章。
我們可藉由2005與2016年以「粟特人在中國」為題的兩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得知學界對於粟特考古、歷史、美術的多元考察。會議的議題廣泛，涵蓋粟特人的語言、文化、宗教、考古、歷史等各個面向。將兩次會議參加的人數相比，可知研究隊伍正不斷擴大。其中粟特人的墓葬圖像成為認識其文化的重要媒介，無論是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家均密切關注，可見如何分析這批材料已成為跨學科的共通議題。對於圖像材料的重視除了促進不同學科的各自發展，也成為各學科之間可相互對話的交集。由於圖像研究正是美術史學的核心，美術史家當能對此議題做出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