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s on the Literati Life and Essay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n-yi Chen

  • PublishedApril, 2022
  • Binding平裝 / 21*14.8 / 178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Academic Research Series 12
  • ISBN978-986-350-592-1
  • GPN1011100412
  • Price NT$360
  • ebook
    KOBO / Readmoo / TAAZE / 博客來 /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 EISBN(PDF)978-986-350-631-7
  • EISBN(EPub)978-986-350-625-6
蘇東坡和晚明小品有什麼關聯?明季文人生活的樣態如何?李卓吾和陳眉公在晚明小品作家群中具有何種典型意義?托名袁中郎的贗書——《狂言》——為何於晚明大為流行?張岱的散文如何集小品之大成?
 
針對以上的問題,作者從社會文化的觀點,參考了相當豐富的原始文獻,突破前人的成見,完成這一部兼具宏觀和微觀的晚明小品研究論集,是研治中國文學的人士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陳萬益

1947年生,臺南麻豆人,臺大中國文學博士,曾任教淡江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之後主持成功大學和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目前已退休。著作有:《金聖歎文學批評考述》、《性靈之聲——明清小品》、《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于無聲處聽驚雷——臺灣文學論集》、《臺灣文學論說與記憶》等;主編《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中文版、日文版)《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等。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新版序
自序

蘇東坡與晚明小品:談「小品」詞語的衍生與流行
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
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
《狂言》的作者及其相關問題:公安派末流例釋
張岱散文論
馮夢龍「情教說」試論

附錄
 有關《陶庵夢憶》四題:《陶庵夢憶》導讀
 致讀者書:《性靈之書-明清小品》序
參考書目

自序
 
這是作者多年來硏究晚明小品的一點點心得報吿。
 
民國二、三十年代,由於周作人、林語堂的提倡,晚明小品的整理和硏究,曾經盛極一時,可是,在一場美文與雜文、蒼蠅與宇宙的小品文論戰之後,也就煙消火燼了。雖然如此,現代人寫作的文學史,都會列上專章來討論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學理論,和袁中郎、張岱的散文。
 
民國六十六年,我完成〈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硏究〉以後,就想從事這個領域的硏究,可是,由於原始資料取得困難,一度中輟。
 
到了清華大學,參與中國語文學系主辦的「明代文學與社會」硏討會,得與文史學界的朋友共同討論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學等各方面的問題,我在會中嘗試提出「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的報吿,因而奠立了本書各篇立論的基礎。
 
基本上,我認為晚明小品是明朝末年江南文化的產物,必須探究其生發的時空背景,了解明季文人生活的形態,才能具體把握小品紛繁歧異的樣貌,進而給予正確的評估。所以,我考察了「小品」一詞在晚明衍生的社會背景,及其流行的意義;掌握了李卓吾與陳眉公的典型意義;甚至於對今人不屑一顧的《狂言》,作時代定位的觀察。
 
當然,我並沒有忘記文學本身的硏究,所以寫下了〈張岱散文論〉一文;而附錄討論馮夢龍的文章,雖然看似與小品無關,實際上,馮氏編寫的許多著作,與小品的發展有密切關連,希望日後能從小品的觀點,再來討論這位廣受小說、戲曲硏究者重視的大家。
 
〈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與〈蘇東坡與晚明小品:談「小品」語詞的衍生與流行〉曾經分別刊登於《文學評論》第九集,和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的「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硏討會」論集《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收入此書時,都已作過修訂。〈馮夢龍「情教說」試論〉,曾於「明代戲曲小說國際學術硏討會」中宣讀,載《漢學硏究》六卷一期(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出版)。
 
又,〈論李卓吾與陳眉公〉、〈張岱散文論〉曾經獲得國科會〔編按:後改稱科技部〕硏究獎助,特此致謝。
 
願以此書獻給參與「明代文學與社會」硏討會的同道,希望它可以引起大家更熱烈的討論。
 
東坡與晚明小品:談「小品」詞語的衍生與流行(摘錄)
 
 
晚明所謂的「小品」的盛行,標示著明朝萬曆以後文學趣味的變遷,是特定時空背景下文化的產物。邇來學者多能就當時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等因素立論,探討其興盛的原因。至於由前、後七子經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末清初,文學理論變遷的情形,也都大致有軌跡可循了。
 
可是,觀諸學者的研究,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結:到底應該如何為晚明的「小品」下定義呢?定義本就很難下,那麼,至少總得釐清一個義界出來,作為共同討論的基礎吧!學者在這方面投注極大心血,寫成的文字也相當可觀。但是,結論似乎都還無法被完全接受。
 
筆者注意到「蘇東坡選集」在晚明盛行的特殊現象,嘗試去分析王納諫評選《蘇長公小品》的時代意義,最後乃肯定晚明文學趣味的變遷,在諸家對東坡詩文的評選和爭論中,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來,而「小品」的名號正是那一場論戰中突顯出來的徽幟。所以草擬此文,鈎勒晚明時期由東坡詩文引起的選戰的經過,並由此把握「小品」一詞在晚明衍生與流行的文獻,以解釋晚明「小品」的義界,供有識之士參考。
 
 
蘇東坡在有明一代非常受歡迎,毛晉為其所刊《蘇米志林》(《志林》)作跋,道出了長公詩文流行的盛況,以及明人窮搜遺佚,小碎不漏的痂嗜: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無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無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不啻千百億本,而《寓黃》、《寓惠》、《寓儋》、《志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億本,似可以無刻,然其小碎,尚多脫遺,余己未(按: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閉關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則,聊存痂啫,見者勿訝為遼東白豕云。
 
毛氏所言,我們從刼餘殘存,為數仍然可觀的蘇集,還可以約略想見。分析今存作品的性質,印證毛氏的話語,長公詩文盛行於明代的現象,還有一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推敲。
 
唐宋八大家別集在明代的流行,主要是唐宋派諸人鼓吹的結果,文學史上對這個命題並無疑義;可是,蘇東坡又如何能在優選之中,獨越群倫,特別受明人青睞呢?明代的讀者用什麼觀點來接納東坡的作品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須先了解東坡作品的出版取向。
 
毛晉的〈跋語〉對東坡作品大體分成三類:《寓黃》等集以東坡謫居地點取名,結集特定時空的詩文。這類書數量不多,再加上《四庫全書》(《四庫》)所載《黃樓集》、《東坡守膠西集》,也不過五種,它反映明人對東坡失意自處的生活與寫作的關懷,《志林》等四種書大概屬於筆記和短文,其中的《艾子》是偽書,當時尚有〈調謔篇〉、〈雜纂二續〉等,都因子瞻生平俳謔,而率然依附名下;「小品」當即《蘇長公小品》,和《東坡禪喜集》都在書名上說明了結集東坡作品的取向;《志林》則沿襲宋人所輯蘇軾隨手所記璅言小錄,或加增輯(商濬《稗海》本),或加評點(焦竑評本),這一類書的種數,雖然不多,版本卻很多,印數應如毛氏所說:相當可觀。而毛氏排比四種筆記短文的著作,又隱約透露出來明人的趣味取向。
 
相對於前述標明書名、種數不多的作品,毛氏所說有千百億本的東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的出版情形,似乎就更值得尋味了。這一類作品應包括所有的明人刊行的東坡文集、詩集、或詩文集,或者為全集,或者為選集。毛氏因為種數很多,無法抽樣,故不列書名;選集為數特別可觀,因此行文需特別標出「全」、「選」。東坡的全集(《蘇文忠公全集》和《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等)種數不多,宋人規模具在,讀者求全責備,自然有相當銷量。然而篇帙浩繁、售價不貲,不是一般人所能購置;未經別裁,不加評點,更不是時尚所好。所以,全集的印數絕不能與選集相比。
 
沈闇章作〈蘇文忠公文選序〉說:
 
明興操觚家遞為評選,屈指未易更僕數。
 
比較明確一點的數目,根據《嘉樂齋選評註三蘇文範》卷首所載明朝「批三蘇古今大方姓氏」,包括方孝孺、解縉,至鍾惺、艾南英,共有一百一十四家;陳夢槐《東坡集選》卷首「集選長公文諸家姓氏」所載則有楊維楨、康海、楊慎、陳霆、林希元、唐順之、姜寶、王慎中、茅坤、王世貞、歸有光、宗臣、李贄、錢士鰲、陶望齡、袁宏道、王納諫等共十八名,這兩種書目只是舉其大者而言,未能臚列殆盡,就今日所知,逸出陳目,選長公文的還有:焦竑、陳繼儒、崔邦亮、李春榮、鍾惺、錢檟、鄭之惠、閔爾容、陳仁錫、陳紹英、吳京、凌啟康、黃嘉惠、王如錫等十四家,其中包括晚出的選家。從以上的數據看來,明人選蘇文真可說得上猗歟偉歟!
 
蘇文之所以獲選,學問、性行、功業、際遇,都有以致之,楊四知〈刻蘇文忠公集選序〉說:
 
蓋公(按:指崔邦亮)之文章氣節、經濟訏謨,與長公有心契者,故愛其文梓之,且令博士家讀其文,想見其人,詎直文邪!
 
可是,這到底是一個科舉掛帥的時代,如何習得八股制藝文字的寫作,是士子登科前最主要的關懷,而為書坊選家利益之所在,房書社稿、兔園冊子乃大行其道,模擬呫嗶之不足,乃進而揣摩前修之古文,以求出奇制勝。選家之圈點評選,斯乃影響至鉅。明朝文壇知名之士及書坊陋儒都肯定三蘇—尤其是長公—文章有助於舉業,乃助長了蘇文評選的大行其道。譬如:王世貞晚年輯錄《蘇長公外紀》一書,並作序道: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
 
李卓吾評選《坡仙集》,在給焦竑的信裡頭,他說:
 
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嘗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真洪鐘大呂,大扣大嗚,小扣小應,俱繫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閒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埸三場畢具矣。
 
崇禎四年,陳紹英選《蘇長公文燧》,作序云:
 
當今以制義取士,學術事功,無所不備,而尤以疏宕犀利為奪目,故最便子瞻文。
 
鄭之惠輯《蘇長公合作》,書前之引稱:
 
舉子業至今日⋯⋯以無所不鬯之論為工,以無所不鬯之才為奇,則謂長公之文為今業舉子者訓誥可矣。
 
不分名士俗儒,評文觀點可能標新立異,文章去取或多或少,但是,都不諱言蘇文與舉業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猶如時人所說「長公之文,如太倉給粟,人得共飽。」一人的文章,而使後代的出版家、選家、以至天下寒士盡皆歡顏,大概是文學史上不世出的特例。更有進者,《寄園寄所寄》引述的一條明末資料說: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
 
苟真如此,那麼,明朝末年,連考官也都為蘇文瘋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