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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Richard Madsen

PublishedNovember, 2015
Binding平裝 / 21*14.8 / 336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SeriesTaiwan Studies Series 8
ISBN978-986-350-116-9
GPN1010402053
Price NT$350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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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界第三代中國研究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教授，
在本書研究了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四個宗教團體，
指出臺灣1980年代後的宗教復興，對於民主鞏固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臺灣於1987年解除戒嚴、恢復結社自由後，民間社團蓬勃發展，自由的空氣促成了輝煌的宗教復興運動。本書探討80年代臺灣宗教復興運動的四個代表團體：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這些有著廣大的居士組織、豐厚的金融資產、嫻熟的媒體運用能力的宗教團體，他們革新了傳統的教義與宗教實踐方式，使之契合於臺灣的現代化歷程，對於臺灣民主的穩固與本土意識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在本書援引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及歷史學者托克維爾於《美國的民主》的論點，宗教可以培養社會連帶的道德意識以及對公共生活的責任感，並且可以減少個人主義與自私冷漠的弊病，有助於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發展，這正是民主體制與生活的重要根基。而本書所研究的四個宗教團體滋養了個人的自主意識與集體的責任感，有益於公民意識與社會連帶的發展，因而在臺灣的民主轉型與鞏固過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回顧人類歷史，宗教每每加劇某些地區的社會衝突、強化歷史累積的憤恨委屈，並將政治理想轉變為狂熱攻擊。本書研究的四個團體恰恰相反，他們安撫衝突、調和分歧，扮演紛擾中的穩定力量。作者認為，臺灣的民主社會發展前景，目前雖然還難以預料，但假若沒有這些團體的貢獻，狀況肯定不會更好。

名家推薦

關於臺灣晚近宗教復興與民主政治發展關係的研究不多，而能夠將本土宗教經驗與現代性危機加以聯繫討論而提升其理論意涵，這類研究更罕見。本書能在臺灣翻譯出版，很值得欣喜，也值得學界與一般有興趣的讀者細讀。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簡介
趙文詞（Richard Madsen）

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為文化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宗教社會學、道德人類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研究。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榮譽退休教授，現任美國「復旦大學─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Fudan-UC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曾任中國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所資助在中國協助發展社會學計畫的協同主持人。從2004年迄今，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

譯者簡介
黃雄銘

雲林斗南石龜溪人，1968年生，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士、輔仁大學英國語文碩士。曾任天主教聖高隆龐傳教會正義和平辦公室發言人（2001-2010）；編著有《巴黎．北京．台北：迷人的老魔鬼》（2002）。長期為《中尼柯耶》與《新約聖經》研究愛好者。目前從事英文小說創作與翻譯。

導讀　宗教、民主政治與現代性危機╱蕭阿勤
中文版序
謝辭
自序

第一章　臺灣的宗教情境
　臺灣的宗教傳統與轉變
　研究程序
　宗教與中產階級地位差異
　臺灣的情境

第二章　慈濟：佛教慈悲的現代化
　慈濟與民主
　宗教性發展
　慈濟基金會
　慈濟與臺灣民族主義
　慈濟與臺灣的公民美德
　點傳心燈

第三章　佛光山：佛教對民主公民宗教的貢獻
　佛光山與臺灣民主的道德基礎
　佛光山的成長
　專為創業家階級而設的創業型佛教
　佛光山與臺灣民族主義
　一個公民道德的基礎
　存有的「浮光淡然」與「濃醇厚重」

第四章　法鼓山：「國土危脆」中的超越性意義
　為不安的世間賦予意義
　法鼓山的創建
　宗教性願景
　修行者的體驗

第五章　行天宮：混合的現代性
　由在地宮廟展望普世社群
　一種混合的現代性
　行天宮的創建
　玄空師父的儒家思想
　專業組織
　專為混合式世界而打造的混合式倫理學

結論
　宗教復興與民主現代性的各項挑戰
　邁向一個懷抱希望的社會學

譯後記╱黃雄銘
參考書目
索引

中文版序

趙文詞（本書作者）

我希望本書以中文出版將有助於實現其主要目的：促進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出身的公民與學者之間的對話，東、西方皆然。這向來確是我於一切著作當中的目標，這目標實培養自我學術生涯開始前的經驗。1968年，身為瑪利諾傳教會（Maryknoll Missionary Society）成員，我來到了臺灣。當時我雖受過哲學與神學訓練，然對臺灣與中國的歷史一無所知，並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全然空白。誠然，當時我從未期待、也無意奉派至臺灣當傳教士。我在耶穌會的語言學校學了兩年國語，並趁此期間致力投身於豐富多樣的草根性社區：苗栗的客家鄉鎮、臺中和彰化的閩南村落、埔里附近山區的原住民部落。兩年後，我花了一年讀社會學，期間住進了國立臺灣大學宿舍。在那邊，我得以吸收臺灣知識分子正值萌芽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凡此種種，莫不令我漸次堅信：我真正的聖召，並非成為試圖教人歸信天主的傳教士――我實際上從未令任何人領洗――而是成為亞洲與西方社會、文化之間的橋樑建造者和交談推動者。正因有此打算，我遂離開臺灣，進了哈佛的研究所。

我嘗試促進的各對話，均同政治與宗教有關，亦即兩股教地球人類既團結又分裂的巨大力量。《民主妙法》正是這類努力的延續。這對我別具意義，因它標誌著我卅年來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重返臺灣。我希望本書將有助於延續一個既多層且多方之間的對話，而其當務之急，正有關於現代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各項挑戰。

環顧世界，民主政府莫不恓恓惶惶。立法機構往往顯得癱瘓，既於來自憤怒市民的相互競爭需求之間左右為難，又於面對來自全球不公、地緣政治動盪、環境惡化等新式挑戰之際無法當機立斷。衡諸全球，就現代民主政體因應此類問題的能耐而言，目前仍存在諸多激辯，且許多這類問題莫不淪為硬化的意識形態紛爭。而在這些箇紛爭裡，不同的陣營彼此徒然論辯得無交集。為因應上述各議題，政治學家多半著眼於政府結構與政治精英行為。然我個人（以及與我合撰《心靈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的同仁們）所追求的角度則有別於上述人等，以嘗試避免該類硬化。對於「公民社會」，即各非政府運動與制度，我向來有所留意。它們受到了各種草根社區所提攜、並於我身為新手傳教士之際於臺灣所偶遇，尤其是在於、儘管並不限於那些獲致某種宗教實踐形式所啟發的社區。這種取徑，實受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所啟發。就發展美國民主賴以維繫並維穩的「心靈的習性」而言，托氏對非政府結社的重要性特有強調。

長久以來，我素對公民社會團體於臺灣民主轉型所扮演的角色備感興趣。許多我於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透過奉派瑪利諾會期間所結識之人，均曾參與這類團體。1990年代末，我隨行一個代表團，嘗試就「如何於中國建立公民社會」而自美國捎來經驗教訓。我們旅程的最後一站以臺灣作終，停留期間，出乎意料地，我會晤了本書討論的若干宗教團體代表。我們老美好為人師，劈頭便要教人家如何創建民間慈善組織。可沒兩下子，在我看來，當時人家這方面做得就跟我們一樣好，甚至比我們還高招。再說，我們能教給他們的，就跟能自他們學習的一樣多。此外，依我看來，這類團體大致上似乎對於關懷與尊重的習慣作出了正面貢獻，這有助於消弭若干的唇槍舌劍，儘管此乃自由開放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從而有助於鼓勵某種明智且自願的社會約束，致使穩定的自由成為可能。當時我認為，這正是各民主國家就其所面臨的挑戰以進行對話的良好題材，無論臺灣或西方皆然。

本書研究的任何團體，皆非對治民主各類症狀的「靈丹妙藥」。它們全都曾經涉及諸多爭議，且即便其追隨者亦承認其種種過失。然在臺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尤其時值本書所觀察的1990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期間，它們皆在不同程度上有助於生成、制定超越家族與密友等有限圈子的關懷精神，以便外展至臺灣的公民，甚至擴及更為遼遠的世界。這種精神有助於維繫困境中的民主，其重要性不容小覷。而為了回應變化不斷的社會環境，該精神又如何得以生成、並獲致更新等等，本書的個案研究莫不給出了建議。至於如何識出這類草根性社會關懷有其必要、又如何鼓勵其發展，就此，我希望上述個案能促進西方民主國家同臺灣人民之間的對話。

此外，我也希望能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來場不一樣的對話。目前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告訴他們：民主是個西方產物，無法同中國各核心價值相容。然而臺灣的經驗卻顯示，在亞洲社會當中，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實屬可能。且本書的個案研究更顯示，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即儒、釋、道三教，確實不但能同民主相容，更有助於對其維繫。這是海峽兩岸對話的一項重要課題。

除為有關民主的對話提供素材之外，我希望本書亦能促進有關宗教的交談。在人類各社會當中，宗教既造就了至善、也招致了極惡，且這事不獨今日有之，實乃史不絕書。身為老傳教士，當年我試將至善弘揚開來；身為學者，我卻漸識極惡之害。然而，身為傳教士出身的學者，我則試藉本書以促進宗教之間的交談，探討如何激發出一切信仰形式當中的至善。這便是我所謂於「懷抱希望的社會學」當中的操練。

宗教間交談多半聚焦於信仰（beliefs）之間的異同，而其危險在於此類討論或將硬化成互不相容的意識形態之礮火連天。我嘗試採取一個不同的角度，亦即聚焦於實踐而非信仰。此一信念實出自我個人體驗：當年，我於毫無任何先備知識的情況下被扔進了臺灣，並透過體驗，於覓得用以理解臺灣的理論之前欣賞起其文化來。

大多數宗教均引導人們相互幫助，然此種互助往往受限於家庭、地方社區或族群等封閉性圈子。於現代全球化世界中，這類圈子可能產生一處各敵對社區的競技場。然而，我於本書研究的各臺灣團體，它們創意性地擴大了照顧與關懷的領域，既超越其家庭和地方社區，更拓及陌生人的境域。誠然，儘管其宣稱的普世性抱負、其關懷的圈子各有其限制，然而，超越限制的努力依然堅持不輟。即便上述各團體及其追隨者網絡有時互為敵手，然該競爭的進行方式向來尚屬平和。凡此，我視之為大多數世界宗教領袖均將擁護的正面宗教實踐，即便他們不必然依樣奉行。一個可資交談的課題便是：這等正面的實踐究竟源自何方、又如何能於任何宗教社群內獲致制定？

比方說，基督徒受耶穌告誡：「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這個誡命，基督徒違反得太過頻繁，而臺灣佛教團體如慈濟者，卻已於協貧濟病上邁開了大步，並非侷限於臺灣一隅，而是遍及了世界各地。這事頗值得基督徒同佛教徒談談，且這類交談可能令雙方都更加精進。但他們的不同信仰，卻又該當如何看待？將焦點放在正面實踐上，或能令我們認識到，驅動慈悲實踐的力量何其生氣活脫，各方的教義性信仰（doctrinal beliefs）不過其褪色蒼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有此認識之後，各信仰便可對其自身的擴充與修正敞開心扉。

臺灣民主與宗教復興底下的實踐何其生機蓬勃、沸海翻江，本書不過其褪色蒼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我的希望是，它的中譯將自華語世界鳩集八方公民，引其進入關於上述實踐意義的更深層討論，並於該過程當中，藉由某種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於激發出彼此內心的至善。

由於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黃英哲教授（兼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梅家玲教授的協助，本書中譯才能順利出版，謹此致謝。我也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教授在這過程中前前後後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