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歐梵
研究晚清小說,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個人斷斷續續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書。最近讀完顏健富教授的大作後,決定放棄寫專書的計劃,因為我發現晚清文化的最關鍵性問題,在顏教授此書中已經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我樂觀其成,不必再費心力了。
我認為晚清文學的最大難點是:在這個時期(約自1895年至1911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十年)受到政治和社會潮流的影響,生產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說、詩詞、翻譯,和其他「次文類」,在風起雲湧的印刷文化機制──書店,和報章雜誌──推動之下,為中國文學傳統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更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奠定基礎。然而,這個改變,表面上卻看不出來,也不受當時菁英知識分子的重視 ,由於它的文體仍然是舊的,文言白話兼用,但文字一般並不精鍊,新的文類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世學者必須花很多功夫整理,研究和評估,才能還其真面目。
多年來致力晚清文學和文化的學者不少,特別在資料蒐集和整理方面,成績輝煌。然而這些資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總體的輪廓,也為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作準備。前輩學者(包括阿英和魯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論,或選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謂「晚清四大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孽海花》,和《老殘遊記》)為例,但對於其他大量不見經傳的作品則避而就輕或略而不談,有待年輕一代學者進一步探討。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可謂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蒐羅幾盡,分門別類詳加分析,成績有目共睹。然而,此書仍然不免滄海遺珠,而且方法的背後是文學理論而非歷史,所以對於某些關鍵性的問題未能兼顧。
什麼才是最關鍵性的問題?簡而言之,我認為就是晚清文學中時間和空間觀念的改變,二者皆直接與歷史背景有關。顏教授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晚清小說中「空間」──他用「概念地圖」這個名詞來概括──的問題分析得十分透澈,他花了極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學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細讀,發前人所未發的洞見。本書的第一章:〈「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觀」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劇發展為「萬國」的想像,並由此進入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這一大轉變,可謂驚天動地。顏教授從大陸名學者如鄒振環、熊月之、葛兆光等人著作出發,繼續深入,從「奇境」和「異域」的分析及「遠遊」的敘事方式,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觀。最後又討論梁啟超譯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記〉(只差沒有參考Camille Flammarion的法文原著), 並引出大量學者忽略的文本和資料。顏教授不但開展了一個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而且為這一代的學者建立了一個新的典範。
這個敘述空間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且蘊含幾個階段和層次。一般學者大多總結為「家國想像」意指晚清小說已經建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然而它由何而來,如何建構,卻語焉不詳。其實在晚清文化的語境中對於「國家」、「國體」和「民族」的論述,仍然處於探索階段(見本書第五章),並沒有完全體現西方學者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國如何從傳統的「大一統」帝國演變成現代的民族國家?在晚清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如何顯現?這是一個大問題。一般學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論,認為晚清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已經鑄造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想像社群」,其根據就是安德森書中所討論的「印刷文化」,特別是報紙。然而作為一種現代媒體的報紙又如何用來展現這個「想像社群」?安德森自己在書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夠完整,僅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觀念,又語焉不詳。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牽涉到一種時空相應的「共時性」,而這種共時性的主軸是一種社群共有的「現時」(jetztseit)的時間觀念和價值。換言之,新的空間的想像必須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連在一起,才有意義,二者是互補互動的。安德森是研究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歷史學家,他在書中只用了一本菲律賓的小說為例,也只談小說開頭的一個宴會,消息傳出來人人皆知,這是基於空間的敘述。他並沒有仔細討論這本小說的敘事技巧和文體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把敘事的想像時間和現實的時間掛鉤的問題,他更沒有談菲律賓小說的敘事技巧,只略略帶過這本小說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說傳統的問題。小說可以用報紙作為媒體連載,但其形式不等同報紙,所謂「想像」,勢必要依賴小說本身的「虛構性」。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在安德森的下一本書《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補充。
研究中國文學的不少學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論,似乎有點匆促而草率。其實晚清小說的座標系統仍然是傳統的「老大帝國」,小說中的「中國」的空間觀念更是從傳統演變出來的。晚清的大量翻譯和小說的貢獻在於:它把想像的中國版圖和「世界」的觀念和想像接軌,用作者顏健富的說法,就是:「以『末日記』與『未來記』的極端敘事場景,將『中國』置入『世界』的座標,重新想像/評估/定位中國的位置」。(頁10),這一個過程,在各種小說的新文類(或可稱之為新創的「次文類」)中逐漸展現,從「遠遊」到「冒險」到「烏托邦」和「仙人島」,琳琅滿目,在顏教授書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對於此類小說,顏教授在第二章(「冒險」精神:何迥《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中,以兩本不受重視的文本為例做了極為細緻的解讀。而第四章討論的正是「烏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敘事問題,從西方烏托邦的傳統脈絡一路推演下來,經由嚴復、梁啟超和馬君武的翻譯,進入晚清小說的敘事語境,並舉出大量文本資料為例。我認為這一章是本書的精華。第六章(「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則把域外的烏托邦世界收入中國,而進一步討論國家和國體,和與之相關的國民和國民性(第七章)問題。第三章討論晚清對於「忠義」的演繹,又把第六和第七章聯繫起來。雖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單篇學術論文在學術刊物發表,但納入本書後,自成體系,可見這些表面上單獨的課題是互相連貫的,不僅如書名所言,織成了一個「概念地圖」,而且隱含了一個「論證」(argument),幾乎無懈可擊。從我的研究立場看來,只差沒有仔細討論上面所說的敘事時間問題,以及它如何和敘事空間連接的問題。且以晚清的新文類「烏托邦」科幻(一作「理想小說」)小說為例。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中關於「烏托邦」的資源相當匱乏,因為傳統的時間觀念不是直線向前進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輪迴」(cyclical)觀影響之下,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來世界,而是對於過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記》。除此之外,中國一向以「中土」自居,對中土以外的世界興趣不大,雖有不少神話傳說,但描寫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國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天朝之西是崑崙群山,天朝以東是海,傳說乃仙島所在。晚清作者把這些「異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軌並賦予現代意義,已經很不簡單。但如何在敘事上展演?這不僅是觀念的改變問題,也牽涉到小說敘事的時空模式和方法。
我認為晚清小說家在「空間」想像方面的發展遠遠超過「時間」轉換的描述,前者的開展時有新意,而後者似乎沒有隨之而改變。這一個「矛盾」現象,使得晚清小說在總體上既「進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詞概括,這是一種文學理論的語言,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視之為時空落差的問題。在此我只能簡單地提出幾點假設和論證,希望以後繼續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設是:隨著地理思想觀念(也就是空間觀念)的改變,晚清小說中敘事方法勢必自覺或不自覺地也調整和改變,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學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認為:文學形式的「進化」(他自認是文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的信徒)不是突變,而是「漸變」,而且變的不是主要文類,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節」;小說作者不是建築大師,而是「泥磚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覺的出現在這種渾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 的敘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種新的作用,它稱之為重新轉變文體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 我覺得莫瑞提的這個理論倒頗適合晚清小說的敘事實踐。總體而言,晚清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還談不上全然創新,然而在某些小節上是否可以窺見一點變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顯然從翻譯小說中學到不少敘事技巧的方法,和傳統不盡相同,但表面上並不顯眼。在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沒,他雖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譯的過程中或刪或改,解決了不少中西小說敘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譯文不用章回小說每章開端的詩詞對聯;有時把敘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上註解,但還是沒有完全解決西方小說敘事觀點的問題。剛過世的美國名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就曾寫過論吳趼人小說中的「敘事者」的專文,認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變,介入故事的主動性加強了許多。吳氏在《九命奇冤》故事開頭用倒敘手法,也是前所未有。這些都是敘事枝節上的例子。除此之外,與本書主旨更相關的當然是敘事時間的問題。在這一方面,顏教授沒有多說,容我補充幾句,或可作為此書主題的一個「變奏」。
本書的第五章論《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十分精彩。故事從秦始皇派方士尋找仙山的架構上,衍生敘事,但其時間架構很傳統,以賈父所作的一個夢開始,然後是子輩人物賈希仙尋找父輩的仙人島,終於在海外尋得,顯然將傳統的仙人島「接枝」到現代烏托邦。只不過內容變了:耕田種地、免課稅等傳統議題,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會所取代。顏教授從「空間」的角度逐步推演這本小說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國中心」等內容和價值問題,最後歸結到此書可以作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議題的先聲。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還要用如此傳統而保守的父親的夢作敘事的幌子?何不乾脆從兒子的主觀觀點直接切入,或從一個第三者的客觀觀點直接敘述航行異地發現異地烏托邦的事?誠然,本書第二章討論的《獅子血》已經露出某些端倪。顏教授引了我的話說:「小說敘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頗有『泥磚匠』的堆砌之功。」(頁50),其實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磚匠」說法),敘事用倒敘手法,呈現不同於「故事時間」的「敘事時間」,但「未必能切合時人的閱讀習慣」。也許這恰是這本小說創新但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當時的讀者,一方面有收到西方小說的啟發;一方面用中國傳統的「夢」作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內容變成「烏托邦」,於是把將來和過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種「半調子」的手法。
從負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討好讀者「約定俗成」的閱讀習慣的同時,也把小說的「現代性」拖累住了。換言之,它的敘事時間比不上敘事空間那麼新穎。吳趼人的小說《新石頭記》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賈寶玉的一個夢作時間的「虛構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帶到「現今」(小說寫作的「共時」),描寫晚清各種「維新」趣事,然後在第二部突然進入一個新世界,於是「賈寶玉坐潛水艇」的場面出現了,還有氣球、地鐵、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現的「理想國」依然是道家的「小國寡民」農業社會的雛形,只不過衛生和科技設備更先進,但道德價值還是儒家掛帥。且不談其內容,從敘事方法而言,其時間轉換――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的過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個夢交代。總而言之,「夢」取代了時間的變遷。這在中國傳統說部――從唐傳奇到晚清小說――屢屢出現,已不足為奇。但鮮有夢到將來世界的。董說的《西遊補》算是一個例外,內容中有一小段描寫孫悟空一個跟斗掉進「將來」,但沒有詳敘,未幾又回到過去世界。夢的作用並非與導引將來有關。
西方的烏托邦小說引進中土時,有的也以夢作為幌子,但價值和作用大不相同。傳教士李提摩太引進中國的美國科幻小說《回頭看》(Looking Backward), 描述的是二十世紀的理想世界(波士頓),主人公在1887年(即作者寫此書的年分)做了一個夢,到了小說結尾(2000年,二十世紀最後一年,也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年)他夢醒了,時間座標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結尾,主人公應該回到十九世紀他寫作的年代(1887),但隨後發現原來那也是一個夢,2000年才是「現實」。這個結尾有點牽強,但明顯指出作者對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嚮往。另一本有關將來世界的小說,較《回頭看》更早,作者是荷蘭人,書名叫做《AD 2065》,指的是此書出版後一個世紀。小說也以敘事者的夢開始,進入未來世界的倫敦,在第一章就發現倫敦的大鐘有三種世界時間的時針!然而此書的中譯本《回頭看》(譯文典雅,並有詳細註解),也沒有受到當時讀者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陣「未來學」的思想波瀾。
眾所周知,《回頭看》這本小說直接影響梁啟超自己寫的〈新中國未來記〉,這本小說第一章開頭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定在「新中國建國六十週年」的慶祝大會上,然後倒敘回去。然而,故事沒有持續,第二章轉為兩個人物的辯論,第三章更「離譜」,改敘當代上海,和原來的主題完全不符。雖然梁啟超早在1899年末寫的《汗漫錄》(夏威夷遊記)中已經提到中國應該改用西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接軌(基於空間的考慮),他並沒有用這本創作為「未來學」鋪路,或為中國的烏托邦小說奠基。
與烏托邦對應的「末世」小說,似乎對梁啟超更有吸引力。他從日文翻譯的第一本小說就是〈世界末日記〉,顏教授在書中也討論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這本小說作為「進化論」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著重的也是地理「空間」――地球冷卻後世界的淒慘景象。但故事開頭的時間座標 (從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到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並不明確,這個「將來」太遙遠了,文後又加上「譯者注」,大談佛家華嚴宗,道德意味甚濃。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說則乾脆把時間設在「一億萬而後」,更是遙不可及,內中還有一位「老博士」,自稱篤信釋氏輪迴之說。其他不少以將來世界為題的小說,如〈烏托邦游記〉、《電世界》、《空中戰爭未來記》,多注重科技和戰爭武器的描寫,對於時間語焉不詳,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沒有寫完就被腰斬。
對我而言,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方小說敘事技巧的理論背景,就是現代性的時間觀念:時間是「往前走」的,由過去經現在而未來,這種「直線前進」(linear progression)的觀念和價值,取代了遠古(荷馬史詩時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輪迴」觀念。西方小說的發展和演變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分不開,有了「直線前進」的觀念,小說敘事才會有「倒敘」的必要,也才會出現「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當然後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傳統有關,才會產生「未來記」與「末日記」兩個極端。晚清的小說家對此無甚敏感,因為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並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獅子血》,其著重的依然不是時間而是空間的細節。倒敘手法基於時間的先後,《獅子血》的目的並非如此,反而用在偵探小說,可以製造懸疑和緊張的題材很契合,吳趼人的《九命奇冤》開頭用了倒敘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並沒有達到莫瑞提所說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當保守,不見得贊成現代性,否則當可從倒敘手法發展到不同的主觀觀點。
總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學,十分辛苦,必須閱讀大量作品,滄海撈珠,難得顏健富教授抓到了一個最關鍵性的空間問題,並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們重視的「冷門」作品,細加分析,將之置於晚清到民初的文學史脈絡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