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eory of Rituals and Social Norms of Xunzi as a Synthesi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oughts

作者序（摘錄）

本書為筆者的第三本專書，亦是第二本試圖釐清《荀子》政治哲學的作品。回想起來，筆者研究《荀子》的端緒起於1995年春天，當時就開始攻讀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學位。沒想到十八年來，此主題仍是筆者中國哲學研究的核心。自萊頓大學畢業後，於2002年到臺灣大學服務，主要以《荀子》為研究方向，陸續出版了與此相關主題十篇以上的期刊以及專書論文，也推動了幾項相關研究計畫和研討會，並與《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以及《漢學研究集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編輯了兩本「《荀子》研究」的專刊。然而經歷這些嘗試，始終讓筆者感到無法消弭筆者個人見解與臺灣學者觀點間的鴻溝。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筆者研究《荀子》的第一本專書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Zi，是以英文出版且份量達五百多頁之故。在中文學界幾乎沒有提及此書，當然筆者也意識到，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古代思想著作本身就不太適合於中文讀者。以此契機，今日得以「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為題，將歷年來研究心得在「臺大哲學叢書」出版，對於身處中文學界已過了整整十年的筆者而言也算一償宿願。

眼尖的讀者也許察覺到本書的書名「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似乎與筆者前作的副標“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中文譯做「荀子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相當類似。也許有讀者懷疑「本書是否是筆者博士研究的翻譯或修改而重新出版之作呢？」。這個答案是否定的。本書與前作的內容分別來自於不同時期的研究，並且是針對不同內容的研究成果。既然如此，筆者為何以與前作相似之主題和方向來訂定本書的書名和內容呢？筆者為何還要針對《荀子》思想淵源的相關問題撰寫第二本著作呢？這是筆者須向讀者說明、交待的事。

回顧筆者於2001年完成萊頓大學的博士研究，即第一本《荀子》思想起源的研究時，自認對於《荀子》研究大概是告一段落了。由於當時也獲得了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遂開始研究《韓非子》等文本中的政治哲學。不過，當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一書於2003年出版之後，歐美學界學者開始有一些迴響。其中以金鵬程（Paul Goldin）教授、Keith Knapp教授以及Kurtis Hagen教授有較為詳細的批評與指教。批評的內容大概可以歸納為兩點：（1）戰國早中期的諸思想是否如該書論述所示，對《荀子》思想造成了影響？（2）《荀子》的思想是否是提供給統治者的呢？之所以有這些疑問，筆者承認，部分原因是來自筆者在該階段研究時未能充分闡述而引起的疑慮。

第一點批評的主要理由是針對筆者以“ethical argumentation”（倫理論辯）和“analytical discourse”（分析論述）兩個概括性的術語，來理解戰國時代的思想脈絡，並且以所謂「稷下學者」的影響來闡述《荀子》思想的來源，然而「稷下學者」的範圍迄今未有定論。因此，當筆者主張《荀子》的思想綜合了「倫理論辯」和「分析論述」，或稷下學者的「分析論述」深刻的影響了《荀子》思想時，許多讀者難免會認為筆者提出的「影響關係」說法，欠缺具體的文本證據（筆者對此之回應請見本書序論）。關於第二點，如Hagen教授所擔憂的，在理解《荀子》思想的特質時，假如過度重視「統治者」的角色，就會忽視《荀子》思想對「倫理教育」的莫大貢獻。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確實有必要以戰國各諸子文獻為單位，來重新探究《荀子》思想源頭，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述。然而筆者仍保留《荀子》思想的核心特色—為「綜合」和「禮治」之看法。因此在重新探討時，繼續以「綜合」和「禮治」兩個關鍵術語為切入點，配合諸子文獻來理解《荀子》思想淵源與特質的妥適性。這就是本書的書名與探討的方向，與前作類似的主因。

本書探討的問題意識雖有繼承前作之處，但是在處理問題的方式和獲得的結論與前作並不相同。主要在於：不同於筆者在前作中利用“ethical vs. analytical”的宏觀架構來分析戰國時代的整條思想脈絡，本書採用了較微觀的分析面向，盡量避免使用概括式術語。同時，也以《墨子》、《莊子》等個別諸子思想家為基本的分析單位。筆者相信，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助於釐清某些在過去被認為是《荀子》獨有的思想或主張，實際卻是與其他諸子所共有的情況。呼應第二點，耐人尋味的是，本書分析出《荀子》在援用《墨子》的「兼」、《莊子》的「道德」、《管子》的「禮制」以及《呂氏春秋》的「理」（和「理義」）之思想轉換過程中，其論述方向基本上都指向於闡述作為「天下之君」的各種條件。換言之，對第二點疑問的省思和分析，反而讓筆者確認《荀子》政治哲學應是旨在「栽培能夠治理天下的帝王」。

讀者可能還有另一個疑問：如果本書是前作之擴充或續論，那麼，若未曾閱讀過前作，是否難以理解本書的內容？就此為出發點，為了讓沒有接觸過前作的讀者易於理解本書，筆者採取了兩種方式：第一，藉由本書的序論提供了對前作內容的整理和評述。第二，更重要地，雖然在問題意識上一脈相承，但本書的論述盡量不以前作所區分的「倫理論辯」和「分析論述」為勾勒戰國時代的思想脈絡之前提，且各章的論述範圍只限制於分析的目標文本和《荀子》間可能有的思想關係，完全依據本書各章的見解來導出結論。簡言之，讀者可以將本書看作一本討論「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的獨立專書。

然而若進一步深究：本書是否有助於充分理解《荀子》哲學的特質，筆者恐怕必須承認本書尚未能釐清《荀子》思想的整體特色。主要原因在於，本書尚未將筆者所發現的《荀子》各項特色與「性惡論」、「天人之分」等等過往許多研究關注過的思想特質相比較。在此意義上，前作和本書只能算是《荀子》研究的奠基作業（a ground work）。另以奠基作業的角度來看，本書的成果仍屬不足。由於時間的限制，本書尚未對《黃帝帛書》，以及近年越受重視的「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新出土文獻，和《荀子》思想之間的關係進行較為徹底的分析。而且，前作和本書對於目前流行於學界的先秦邏輯思想及語言哲學問題，以及它們對《荀子》的影響幾無探究。由於這些主題是許多學者的興趣所在，缺乏相關探討的本書或許會讓讀者感到缺憾。

儘管如此，筆者相信如果考量到過去的《荀子》思想研究視野，大多只局限在《荀子》文本，就算涉及《荀子》與諸子思想的比較分析，多數的討論也只停留在描述「一對一」之間的異同比較層次而已。就此而論，本書的「奠基」作業相較於過去的相關研究，是能讓讀者進一步以「多（諸子思想）對一（《荀子》）」的比較方式，綜合理解《荀子》在先秦思想的各種脈絡中的定位和意義。

說明至此，本書在論述上又有那些特色呢？首先，本書的各篇章是匯集筆者已發表、出版的期刊或專書論文（發表情形另見作者跋），然而這並非單純集結論文而成的文集，而是按計畫進行撰寫的專書著作。此一計畫得以具體實現，來自筆者2008年申請「國科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並於次年獲得一年期的補助。只是在臺灣的評鑑制度普遍要求作者把自己的學術成果在具備學術審查制度的期刊發表。因此筆者每完成新的一章，就先投稿給期刊進行審查、出版。雖然本書各篇章是匯集自期刊或專書論文，但筆者相信已盡最大的努力將各篇論文轉化為專書的單章論述，在「全書」的結構中讓各章節內容保持連貫。

就內容上，本書的核心觀點以及書中所要論證的方向，大概可歸納出三點：（1）《荀子》哲學的基本特質展現於其綜合與統合的過程；（2）這樣的思想統合是藉由「禮」和「禮義」概念來達成的，並構成《荀子》的「禮治論」；（3）禮治論界定了「治理」整體人類之帝王的各種角色。就架構上，筆者努力藉由「序論—結論」之結構來統合本書整體論述。具體而言：在基礎架構上，本書各章提供「序言」和「小結」，並於「小結」中整理摘要該章探討的主要內容；在整體架構上，提供統貫全書的「序論」和「結論」。本書除了在序論提供前作內容之評述，結論則呼應序論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因此，讀者只要閱讀本書的「序論」和「結論」，就可以掌握本書的整體內容和重點。同樣的，閱讀各章的序言和小結，也就可以清楚理解各章之梗概。

本書各章除了闡述該章主題之戰國諸子文獻思想和《荀子》思想之間的關係之外，還盡量收集過去的相關研究，並在每章「序言」或第一節提供平均三、四頁分量的評述。再者，全書的序論對過去中國古代的「禮」概念和「儀禮論」在《荀子》思想中的角色也加以評述，讀者經過本書的整理也可以獲悉相關研究的情形。唯獨《墨子》—《荀子》思想關係的過去研究，由於涉及比較中日近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廣闊議題，字數過多所以無法收錄於第一章的序言中，只好以〈日本近代墨學研究之崛起與中日學者之墨荀思想關係論探析〉一文，另外獨立發表於《人文論叢》，敬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