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ophet of the People: Thomas Carlyle and Victorian Society

自序(方志強教授)

在這本《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的社會》即將出版之際，不免思索此書的成書過程。如今回想起來，我與十九世紀英國的卡萊爾算是很有緣。在我青年到中年的學習與研究歷程中，卡萊爾始終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重點。最初對卡萊爾感興趣，是在國內念研究所時，因為讀了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一書中對於「兩個卡萊爾」的討論，而產生了疑問。古奇在其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 1830 年所批評的。」對於這種轉變，古奇並未提出合理的解釋；加上「英雄史觀」始終是前此學術界與社會大眾探究卡萊爾思想的焦點，這引發我想了解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何？當時因資料與時間所限，我並沒有深究，只在我閱讀的書中寫下了這個疑問。

當我在民國七十五年，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後，我負笈遠赴英國留學。在思索博士論文題目時，我重讀自己在古奇書上所寫的按語，提醒了我此時是探究此一疑問的好時機。我將這個想法與我的指導教授討論，他非常同意這個想法，於是我就真正展開對卡萊爾的研究。隨後，我理解到了卡萊爾是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他的聲譽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卡萊爾的先知形象曾歷經多樣的轉變。我所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此主題一反前此學者們對於其「英雄史觀」的強調。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我對卡萊爾的研究，並未因博士論文的完成而結束。隨著我自己人生閱歷的成長與史學研究的開拓，我又拓展了對卡萊爾研究的角度與面向。近年來，新文化史頗受矚目，有關「身體」、「疾病」、「瘋狂」等議題也受到學界的重視，我也注意到這種趨勢。然而，我以「身體」與「疾病」的角度重新來研究卡萊爾，主要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產生。我在大學輔導多年的導生中有一位身心障礙的學生，他有失眠與人際關係很差的問題。而我的另外一位品學兼優的導生，因課業與失戀的壓力，而有自殺的傳聞。這刺激了我對精神疾病的注意，也促使我對年輕的卡萊爾所遭受到的「憂傷」（包括孤獨、失眠、瀕臨精神崩潰與自殺的邊緣等問題），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探討。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始終主導著人們對於其形象的看法。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過去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息息相關。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他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所流行的「神經疾病」，乃因工業革命後，英國由農業社會過渡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明病」，此疾病在維多利亞時期為流行的顛峰。無論男女，很多人罹患「神經疾病」；輕者只是憂鬱，重者則會瘋狂，有的則以自殺結束痛苦。在維多利亞時期，當時社會最關切的問題，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改革，也不是達爾文思想，而是健康（health）。

卡萊爾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其所做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失序時代中生存？」他的提問頗契合當時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對於「健康」重視的需要。因此，本書所增加的「疾病」的角度，集中在卡萊爾作為「病理學先知」（the prophet-pathologist）的探討。

本書就是在我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對卡萊爾的病與智識道德的發展做進一步綜合的探究。除了前此已注意到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特別補充「疾病」這個面向的研究，本書的第二章「憂傷與改變」、第三章「疾病與新生」、第四章「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由對卡萊爾個人患病事實的考證與確定，以及其所採取治療的途徑，進而討論卡萊爾對疾病的論述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關聯。相信由「平民的先知」這個角度，來探討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應能提供較完整且新穎的看法。

最後，我要在此序中，表達對於師長們的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得到很多師長的指導與鼓勵，其中黎東方老師與 John Burrow 教授是我所最感佩的兩位老師。如今兩位老師皆已去世，然而我對他們的感念之心，歷久彌新。

方志強
2011 年 12 月於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