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回顧近四十年，筆者都在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與教學，其中對先秦孔學費心尤多，至今已出版兩本孔學的專著：《孔子學說探微》（1987）、《孔學鈎沈》（2007）。在研究孔學的過程中，發現孔子的學說有「作」與「述」兩面，缺一不可。但兩宋以來似乎愈來愈強調「作」，因此重視《論語》；不過從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來看，「述」才是中國學術活動根本方式，連孔子都自稱「述而不作」，更精確地說，是以述為作。孔子早年述《詩》、《書》、《禮》、《樂》，晚年尤重《周易》與《春秋》，尤其從孔子晚年對《周易》與《春秋》的新詮釋中，愈益理解孔子學說的真面貌，本書第五章〈孔子晚年思想鈎沈〉就是對孔子晚年思想詮釋的新綱領。深研《論語》後，就會發現孔子學說其實是孔子詮釋六經的結果，那麼讀者一定會問：孔子是如何詮釋六經？這個問題早就盤旋筆者腦際多年，到目前為止，先後已完成了孔子對《詩》、《周易》與《春秋》三經詮釋的論著，於《春秋》有《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2003）、〈論中國經典詮釋的目的與方法组组以《春秋》的詮釋為例〉（本書第二章），於《周易》有〈孔子對《周易》的詮釋方法〉（本書第四章），於《詩》有〈孔子對《詩》的詮釋方法〉（2008）。筆者可以說對經典詮釋學的研究是出自深入研究孔子思想的要求而來。但若以經典為著眼點，就不自限於孔子如何詮釋經典，同時也要關照到各家各子對各自經典的詮釋。就《周易》、《春秋》兩經而言，雖發現到各自的詮釋都有各自秉持的原理與應用，可是其詮釋歸趣大體上都以回歸孔子為究竟。

詮釋學是近三十年學界的熱點，不可否認中國詮釋學的提出是由西方詮釋學東來所激化出來的，目前雖然有標示類似「中國詮釋學」、「中國解釋學」、「中國闡釋學」的書，不表示中國詮釋學已成功地建立起如西方的「詮釋學」來了，這就像中國古來沒有所謂「中國哲學」，卻因應「西方哲學」，進而依其規格炮製出「中國哲學」來，難怪近年來又興起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的討論。西方詮釋學是西方哲學的一支，因此，中國詮釋學的建立同樣地也不免招來疑惑。為什麼呢？這當中涉及到「學」的認識，什麼是「學」？依筆者的淺見，西方的「學」是要求一種普遍的、客觀的、系統的知識。從語言學來看這個「學」是個名詞，但在中國漢字文化裏，「學」是個名詞，同時也是個動詞，雖有作名詞義的客體化、系統化的知識面，但它側重化客體歸主體，化知識歸實踐的動詞義。因此，在中國的經學傳統裏，「學」是「學詮釋」而非「詮釋學」。歷史上，有許許多多、各色各樣對六經註釋、詮釋、闡釋、通解、會通的著作，所表現的是從事詮釋活動的結果，但從來就沒有對此詮釋活動本身作對象性、客觀性、系統性的研究而成立一種客觀化探討的「學」，但這樣並不表示中國經學傳統不可能產生「中國詮釋學」；基於現代學術客觀化的要求，有必要作一種努力，好好反省傳統經學詮釋的活動，為中國詮釋學的成立打下堅實的基礎。本書以《周易》、《春秋》為焦點，舉例透視自孔子以來詮釋者是如何詮釋經典的，其詮釋背後是否有原理可尋？所做的，也無非是為中國詮釋學的建立，略盡一份微薄之力。

本書雖由九篇論文所組成的，每篇一章，前三章是指出中國經典詮釋的普遍原理，後六章可視為其應用，可以構成一個詮釋體系。

第一章以《易經》的詮釋為例，指出中國經典詮釋的兩個基型，即直釋與旁通。直釋是本經自身意義不斷的開顯，可由不同的詮釋立場、詮釋層面、詮釋循環、詮釋技巧、詮釋主客來展現，當然這也會取決於詮釋者的詮釋目的，進而採取適宜的詮釋方法，如此本經義理的滋長，接著會發展到旁通，也就是與不同經典在義理上的和會，從與自家經典上的貫通，如《春秋》，到與同宗異家經典上的會通，如《道德經》，再到與異宗異家經典上的會通，如佛經等；此兩基型詮釋正符合《易經》乾道與坤道兩個普遍的存在原理。

第二章以《春秋》為例，觀察整個《春秋》詮釋歷程的轉折，從《春秋》原是魯史到孔子筆削成經，關涉到經今古文學對孔學的詮釋，少不了《春秋》三傳所持的不同立場之爭，到通學派的出現，在在都表現出各自的詮釋其實都隱含著各自的目的與方法。從問題的起源來說，孔子修或作《春秋》，是為了記錄求真，因而採取直書其事、存真存闕的方法？還是為了人間至善，因而採取借事明義，筆削魯史的方法？孔子之真義如何？成了古今孔學研究的目標；此後歷代《春秋》學的著作無非在揭開這個千古謎底。筆者從中領悟到詮釋其實是受制於詮釋者的目的，且因應其目的而採用各自的方法，所以，目的與方法成為詮釋活動的運作原則。

第三章從《大易》與《春秋》關係的考察中，讓中國經典詮釋的特點表露無遺。原來各自獨立的經典，彼此內容不同，各自的體系也不同，緣何兩經在中國學術傳統中會發生如此深淺層面不一的關係？其中，除了這兩經皆是王官所存的文獻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跟孔子的傳授有關，孔子祖述了一個古來的天人和會的傳統，又推動了開放式的人文主義傳統，這個傳統的背後是一個動態有機整體觀，其精神在「和」。「和」的前提是蘊含至少二個不同的存在，其間最大的差別是對立的相反存在，但從「和」的觀點看來，對立的相反存在卻成了整體內部的相成存在。這樣的「和」的文化心靈卻是中國經典詮釋者的前識，如此前識決定理解，理解決定關係。前述旁通一詮釋基型正是此前識流露的模式，若說前述兩章所提出的算是詮釋原理或原則，那麼它應該是中國經典詮釋原理的後設原理。

本書第五章除外的以下各章是針對個別作者如何詮釋《周易》或《春秋》作研究的。第四章是要指出孔子是如何詮釋《周易》？經筆者推定孔子晚年曾運用爻稱整理過春秋《周易》文本，祖述當時的《易象》，對弟子講解易卦，最後將讀《易》心得筆之成文，故據此剖析孔子詮釋《周易》的目的在明德義，其方法在轉化筮辭、述《象》修德、文言以明道。

第六章是論《列子》書中是如何詮釋《易》，這個《易》不一定同孔子所讀的春秋《周易》，據《周禮‧春官‧大卜》所言，《易》有連山、歸藏、周易，其經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辭各不同，但就易道而言，也不外闡明天地的本根與變化規律等，〈天端〉篇《列子》的《易》說，也是採取轉化筮書以明天道方式的《易》詮釋，它踵《老子》又企圖超越《老子》，在易學史上，它為漢代《易緯‧乾鑿度》所摘取，也可看出儒、道兩家《易》詮釋之「和」。

第七章是論述北宋末年李綱的《易》說，從中可以看出他如何詮釋《周易》。基本上，他相信「孔子作十翼」的說法，認為《周易》是聖人藉象數以明道之書，因此，反對純以義理或象數來解釋，認為《易》道含辭、變、象、數、占缺一不可，也就是說研《易》必「質諸象數而不謬，考諸義理而不惑」，兩者兼參才不失聖人義，由於他深通三教，故斷言《易》與《華嚴》合轍便不足為奇，反而更襯托出其詮釋有契於「和」的旁通傳統。

第八章是就《臺灣通史》論連橫為何修史和如何修史。依筆者的分析，他從通變古今、自罪意識、述作篇法、繼《春秋》義四方面取法《史記》，所述的《春秋》義有四：一、謹正名，彰史德；二、嚴華夷，伸大義；三、崇仁勇，嘉復仇；四、重民事，貴獨立。從詮釋《春秋》的角度看，《臺灣通史》的詮釋不是針對《春秋》文本而來，如《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之所為，但卻歸本孔子的《春秋》義，模擬司馬遷的《史記》篇法，這是一種非文本的詮釋，至於有沒有完全貫徹孔子的《春秋》，則另當別論。

第九章〈成中英《易》說研究〉是筆者針對其對《易經》作何詮釋及如何作詮釋的研究，本章依易原、易體、易貞、易觀、易思、易道及引西學論《易》諸項作說明，他詮釋《周易》是以他所發明的「本體詮釋學」作詮釋，不是傳統那種依文解義的方式，而是重新返回《易》本體，再以當今的哲學語言來表現。這種「本體詮釋學」式的詮釋其實是消解中國經典詮釋的既有體式，將傳統「和」的思維推向「太和」的實存場域，就《周易》詮釋史來說那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本書是筆者近十二年內致力於經典詮釋在《周易》、《春秋》方面所撰九篇論文的結集，雖為結集，卻有內在的連貫性。其中三篇（第一、二、八章）是參與教育部卓越計畫「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所寫的，一篇（第九章）是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其他五篇（第三、四、五、六、七章）是參與國內或國際學術研究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此次在編排的過程中，為了統一體例，作了某些調整和補充，書末附上「各章發表出處一覽」將文章刊行的卷數、日期或研討會發表的時間，留下了筆者辛勤耕耘的記錄。本書能順利編排出版，實有賴本系碩士班楊舒淵同學費心編排、校對，在此深表感謝。最後，筆者有關經典詮釋所提出的成果是否對未來中國詮釋學的建立有所貢獻，有沒有參考價值，則尚待國內外方家不吝批評指教。

林義正
謹序於臺大水源校區哲學系408研究室
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