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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n-Sinology in Yijing Studies

NG Wai-ming, Benjamin

PublishedJuly, 2023
Binding平裝 / 21*14.8 / 276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Series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Series 28
ISBN978-986-350-751-2
GPN1011200798
Price NT$390
ebook
KOBO / Readmoo / TAAZE / 博客來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EISBN(PDF)978-986-350-764-2
EISBN(EPub)978-986-350-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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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非漢族易學史論》是「亞洲易學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第一部《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2009年）探討易學在近世日本思想與文化的角色。第二部《東亞易學史論》（2017年）研究易學在日本、朝鲜、越南及琉球等「漢字文化圈」内的傳播與影響。《中國非漢族易學史論》介紹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群對易學的認識與應用。透過以上三部亞洲易學專著，作者嘗試建構一個脫中國中心主義的「亞洲易學文化圈」概念，對促進全球易學研究(global Yijing studies)有莫大貢獻。

本書是首個非漢族易學的綜合性研究，它以原始文獻為基礎，以漢族與非漢族的文化互動及漢族文化在非漢民族的在地化為基本分析架構，以藏族、党項族、蒙古族、滿族、彝族、苗族及回族，一共七大族群為研究個案，探討中國非漢族易學的歷史軌跡、性質與特色。本研究按地緣政治及歷史因素，將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民族分為三大形態：周邊帝國民族、統一王朝民族及境內少數民族。它們亦分別代表非漢民族對漢族易學的三種不同文化反應：在地化、漢化、雙軌化。在嶄新的研究領域及視角下，本書有助瞭解易學在非漢民族的歷史、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非漢族易學在「亞洲易學文化圈」的定位。

This monograph is the last in Ng’s Yijing Studies trilogy.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2000 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and Dongya yixue shilin [History of Changes in East A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Press, 2017) examine the reception of the Yijing in Japan and East Asia respectively. This new book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Yijing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nd peripheries. The reception and local adaptation of the Yijing in seven non-Sinic ethnic groups, namely the Tibetans, Tanguts, Mongols, Manchus, Yi, Miao and Hui have been textually investigated. It has completed Ng’s lifetime project to construct the notion of the “Yijing cultural sphere in Asia”.

吳偉明

1962年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現職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兼任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專攻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德川思想史及東亞易學史。他曾任教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在日本東京大學、關西大學、九州大學及立命館大學作訪問學人。主要個人學術專書為Imagining China in Tokugawa Japan: Legends,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Terms,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互動》及《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主編的論文集有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Yijing in the Modern Worl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and Interactions, 《中國小說與傳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再創》及《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

NG Wai-ming is a Professor of Japanese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自序

導論　中國非漢族易學的形成與特色
　　一、前言
　　二、非漢族易學的性質
　　三、周邊帝國民族的在地化易學
　　四、統一王朝民族的漢化易學
　　五、境內少數民族的雙軌化易學
　　六、非漢族易學的特色

周邊帝國民族篇

第一章　藏族易學
　　一、前言
　　二、古代羌族文化與易學
　　三、唐朝吐蕃易學史
　　四、宋至清的藏人易學史
　　五、藏族宗教與易學
　　六、藏族文化與易學
　　七、結語
第二章　党項族易學
　　一、前言
　　二、西夏歷史與易學
　　三、西夏文獻與易學
　　四、西夏文化與易學
　　五、結語

統一王朝民族篇

第三章　蒙古族易學
　　一、前言
　　二、蒙古歷史與易學
　　三、蒙古族學者的易學
　　四、蒙古文化與易學
　　五、結語
第四章　滿族易學
　　一、前言
　　二、滿清官方易學
　　三、滿族學者的易學
　　四、滿族文化與易學
　　五、結語

境內少數民族篇

第五章　彝族易學
　　一、前言
　　二、彝族歷史與易學
　　三、彝族的獨特易學文化
　　四、彝族文化與易學
　　五、結語
第六章　苗族易學
　　一、前言
　　二、苗族三象九卦的形成
　　三、苗族三象九卦的歷史痕跡
　　四、現代苗族九卦學的成立
　　五、苗族文化中的易學
　　六、結語
第七章　回族易學
　　一、前言
　　二、明清回儒的漢化易學
　　三、以儒證回與伊斯蘭化易學
　　四、結語
結論　非漢族易學與亞洲易學文化圈
　　一、前言
　　二、「亞洲易學文化圈」的性質
　　三、「亞洲易學文化圈」的構造

引用書目
索引

自序

自從二○○○年個人首本學術專書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面世後（中文版為《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我的學術性格便成為「二刀流」，一直同時進行德川思想文化史及亞洲易學史的研究。在亞洲易學史方面，我是以日本為出發點，然後伸延至韓國、越南、琉球等「漢字文化圈」的成員，最後探討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群，從而嘗試建構一個脫中國中心主義的「亞洲易學文化圈」概念。

《中國非漢族易學史論》是我的亞洲易學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是第二部《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的姊妹篇，所以順理成章交予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若讀者能夠兩本一起閱讀，對於瞭解亞洲易學史會有更大幫助。

日本及東亞可謂是我的「安全地帶」及「舒適區」，為何要闖入別人的「聖域」，從事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易學研究？答案是出於學術上的好奇心及責任感。非漢族易學是亞洲易學史，甚至是全球易學研究（global Yijing studies）當中欠缺的重要板塊。鑑於至今非漢族易學的研究仍未成氣候，只有一些零碎的論文，有系統的整理遙遙無期。萬事總有個起頭，我只好勉為其難，放手一試。本研究的目的是為非漢族易學勾勒一個輪廓，為日後同好作深入研究打好基礎及建立基本分析架構。

我與非漢族易學結緣是一九九八年在中國雲南省麗江市玉龍雪山下的一個文化體驗。當時我參觀一間藏傳佛教寺院，在其中看見太極及八卦的符號，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在司馬富（Richard J. Smith）的The I Ching: A Biography（2012）中看到西藏易學（頁160-167）的簡介才恍然大悟。這成為整個研究計劃的出發點。越是研究，越覺有趣及有意義，彷彿發現新大陸般興奮。

這個研究在二○二○年至二○二二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完成，因此完全無法去中國做實地調查，實在遺憾。此時正值香港經歷最艱難的時期。如果不是終日埋首文獻，從中尋求逃避及慰藉，這段日子真的不知要如何熬過。最後要感謝全球易學研究同仁Richard J. Smith、鄭吉雄、韓子奇及黎子鵬的長期鼓勵與支持。此外，臺大出版中心的專業團隊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建設性意見均有助改善書稿內容。書中若有錯漏，當由作者一人負責。此外，本研究獲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GRF14602921）及〈党項族易學〉一章的早期版本曾刊於《中國學術年刊》，謹此一併致謝。

香港當今是剝卦之象，但願復卦早日到臨，出現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變化。這本書獻給我心愛的香港。我在香港土生土長，雖曾一度在異地留學及工作十七載，命運在二十三年前將我帶回家。不論日後身在何方，我仍會在夢中惦念著它。

導論　中國非漢族易學的形成與特色（摘錄）

一、前言

《易經》（亦稱《周易》）是中國古代智慧之書，其思想內容可用於政教、倫理及占卜等不同層面。《易經》的文本，再加上其相關的概念（如太極、陰陽、乾坤、三才、五行、八卦、九宮、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及圖象（如《河圖》、《洛書》、《太極圖》、《八卦圖》等）可被統稱為「易學」。易學可分義理及象數兩大派，均是構成中國思想及宗教的重要成分。《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小序》更將中國歷代易學分為兩派六宗。易學在中國具有一定的多元性，不同時代與學派對《周易》的文本詮釋，及易學與占卜在眾多範疇的應用各有所別。這種多元性在東亞易學更為明顯。易學雖源自中國，然而在經歷中外悠長的文化交流後，它早已發展成為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在日本、韓國、越南及琉球等「漢字文化圈」的成員各自發展出頗具本地特色的詮釋與應用。易學在近現代歐美亦引起學界及民間的廣泛關注，並對西方文化帶來不少的衝擊。除東亞及歐美外，全球易學（Global Yijing）尚有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就是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易學。它正是全球易學史欠缺的一塊重要板塊。有了這方面的補充，易學在亞洲的全球化及在地化的整體像便能顯露出來。

「非漢民族」泛指歷史上在中國周邊及境內生活的非漢族群。在漢族中心主義的視角下，這些非漢民族長期被貶視為文化及道德水準低落的蠻夷。東漢史家班固在《白虎通義》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這種意識形態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學界以中心與邊陲理論（center-periphery theory）、我群與它者（self and others）等模式呈現。它令人忽略非漢民族對建立古代中國文明的貢獻，及他們如何將漢族文化有創意地改造、據為己有的在地化功夫。

本書是首個非漢族易學的綜合性研究，它以原始文獻為基礎，以漢族與非漢族的文化互動及漢族文化在非漢民族的在地化為基本分析架構，以藏族、党項族、蒙古族、滿族、彝族、苗族及回族，一共七大非漢族族群為研究個案，探討中國非漢族易學的歷史軌跡、性質與特色。在嶄新的領域及視角下，本研究有助瞭解易學在非漢民族歷史、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非漢族易學在「亞洲易學文化圈」的定位。

二、非漢族易學的性質

在漢族中心主義者眼中，「少數民族易學」只是中國易學的一個小分支而已，水準低下，對易學無甚貢獻，因此缺乏研究價值。這解釋了為何漢族學者長期忽視非漢族易學，現存僅有零碎的相關研究多出自非漢族學者。其實只要拋開漢族中心主義，細心研究文獻、史蹟及觀察風俗習慣，便會明白非漢族易學不但十分豐富多元，而且與漢族易學有互相交流及影響，擁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全球易學研究先驅楊宏聲以漢族易學的引進與應用為著眼點，將「中國少數民族易學」分四大類型：第一類是對中國易學的吸收停留在初階，只用於附會自身的神話及原始占卜上，例子是水族、瑤族、土家族、布依族。第二類是易學已脫離初期以占卜為主要用途的階段，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易學思想與文化，例子是彝族、納西族。第三類是接受來自中國的主流易學，其易學缺乏自家民族的特色，成為漢族易學系統的一部分，例子是蒙古族、滿族、白族。第四類是將中國易學與本土宗教融合，用來豐富或宣揚本土宗教，例子是藏族、回族。這個分類法雖仍保留若干中國中心主義的痕跡，但整體而言頗具見地，尤其是它明確顯示了非漢族易學的兩大特色：多元化及在地化。多元化指不同程度的吸收及不同層面的應用；在地化指強調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將外來文化加以篩選、改造，用來發展本土文化。

究竟有哪些因素令各非漢民族對於漢族易學作出如此不同的文化回應？第一，地理因素：長期生活在中原文化中心地域，與漢人雜居，甚至通婚的非漢族（如滿族、蒙古族、回族）接受漢族易學的程度高於居於周邊（如藏族、彝族）及境內山區的民族（如苗族、瑤族）。第二，宗教因素：擁有自己宗教傳統的非漢族（如藏族、回族、納西族）有較高的自主性，在地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傾向有選擇地吸納部分漢族易學的元素去詮釋本土宗教。第三，歷史因素：一些於上古三代已與華夏建立密切互動的族群（如彝族、苗族）較容易擁有屬於自己的《易》哲學與文化。他們多堅持自己的易學傳統，不會單方面接受代表漢族易學的《周易》思想及其占卜法。第四，政治因素：曾在中原建立統一王朝（如滿族、蒙古族）或地方政權（如党項族、女真族、契丹族）的民族漢化程度較高，受漢族易學影響亦較深。第五，文化因素：漢化程度高，可以使用漢字的民族（如滿族、蒙古族、回族、白族）受漢族易學影響較深。中國境內及周邊的非漢字圈民族（如藏族、苗族）較少閱讀《周易》及漢文注疏，他們主要是對漢族易學一些符號、概念或占卜感興趣而加以應用而已。

中國非漢族易學研究仍在起步階段，但已經具備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第一，原始文獻的出土與整理。二十世紀中國境內及周邊地區發掘出數量可觀與非漢族易學相關的古代書卷、文物，其中以內蒙額濟納旗東北的黑水城遺跡及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的出土文獻最具價值，為整理易學在中國周邊民族的傳播提供極其珍貴的原始資料。第二，原始文獻的翻譯與出版。語言的障礙一直令非漢族易學的研究局限於非漢族學者。這些非漢族學者不但展開了對自身民族的易學研究，而且更將大量非漢文的民族史料、文獻、詩歌譯成漢文，出版成書。近年苗文、彝文、藏文及西夏文等重要原典的漢譯本不斷出版，漢族學者及懂漢文的外國漢學家因此可以加入研究非漢族易學。第三，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興起。自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中國學界出現研究少數民族的風氣，在這九十年間已累積大量的研究成果，為非漢族易學打好扎實的基礎。

本研究按地緣政治研究方法，將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民族分為三大形態：周邊帝國民族、統一王朝民族及境內少數民族。它們亦分別代表非漢民族對漢族易學的三種不同文化反應：在地化、漢化、雙軌化。在地化是吸收漢族易學來豐富本族宗教與民俗的現象。漢化指將本族易學融入中國主流易學之中的同化過程。雙軌化意即民族易學及漢族易學並存的文化環境。

三、周邊帝國民族的在地化易學

中國西北、西南、東北的周邊地域是眾多非漢民族的聚居地，周邊民族歷代與中國中原王朝保持戰爭與安撫的交替狀態。他們在地理上距中原偏遠，因此較容易保存本族的宗教與文化。這些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強，多擁有自己的語言，甚至文字，而不屬儒學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的成員。由中原傳入周邊民族的漢族典籍與文物數量有限，因此他們漢化程度並不算高。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反而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可以選擇性吸納漢族文化，用來豐富而非取代自身的文化體系。建立地方政權的周邊民族在易學上亦呈現出這種據為己用的性格。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將易學融入苯教及藏傳佛教的系統。由藏族祖先羌族在西藏建立的吐蕃帝國（629-877）信奉苯教。苯教吸納了不少易學元素，特別是使用陰陽五行作為占卜的理論。苯教筮師使用從中國傳入的銅錢起卦法，但是在占卜前會召請自己民族的神祇而非漢神顯靈相助。苯教的法器天珠與裝飾物風馬旗均與五行相關。為了合理化使用陰陽五行，苯教徒相信陰陽五行是由苯教祖師敦巴辛饒古時在西藏領悟的道理，又謂他曾赴中國傳授此說，周文王是受其教導而作《周易》，連孔子亦是敦巴辛饒的弟子或化身。13苯教創世神話含陰陽五行思想。苯教文獻《什巴卓浦》記載創世之初，五行結合成白黑兩卵，不同神祇從中誕生而出。

藏傳佛教亦引用一些易學概念來釋法。藏傳佛教之祖印度僧蓮花生認為陰陽、五行、八卦、易占均可以被借用來弘揚佛教。他宣稱從釋迦牟尼佛首座弟子文殊菩薩學習易學，受其啟發用八卦配九宮，象徵宇宙萬物的生化，因而創立《文殊九宮八卦圖》。藏傳佛教的建築及藝術品亦常見九宮八卦，布幔彩繪唐卡曼陀羅及藏傳佛教法器九宮八卦牌便是例子。喇嘛僧的算卦亦跟九宮八卦相關。此外，一些藏傳佛教經典（如《大日經》、《時輪經》、《喜金剛本續》）含有陰陽、五行及八卦思想。藏傳佛教聖地拉薩大昭寺的大殿天花板有太極木雕。西藏西部阿里地區的托林寺白殿壁畫中多處繪有太極圖。不過易學在藏傳佛教的經典及修練中並未經常出現，只是偶爾借用以協助解說佛法而已。

建立西夏帝國（1038-1227）的党項族以中國西部及西北部為地盤。党項族的文化主體性及獨特性不及藏族，缺乏民族色彩鮮明的宗教與風俗。西夏文化的特色是融合中〔宋〕、遼、金、印、藏及儒、佛、道的元素。這種文化多元性及混種性在其易學亦有所反映，例如道家雙龍紐八卦鐘與佛教文物一起出土，出土殘卷中有西夏僧人用佛理解卦的文書，顯示西夏文化對儒釋道三教的包容與融合。

從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書得知，西夏人對易學的興趣只局限於占卜。西夏人唯一撰寫的《易》著《周易卜筮斷》（西夏文）亦是有關占卜。易占在西夏社會相當普及，特別流行十二錢卜法及京房納甲筮法等簡單的占法。西夏人對易占的偏好正好配合西夏人拜鬼神、尚占卜的風俗，因此是種在地化的文化選擇。此外，西夏學者漢語能力不高，對《周易》的義理與象數不太理解，在《易》類文獻的抄寫及翻譯上均出現諸多錯漏。除占卜外，陰陽、五行及八卦等易學元素對党項族亦有其影響力，不過它們在西夏政治、曆法、藝術、文學、兵法及醫學領域只留下些若隱若現的烙印，未能進入西夏文化的核心。

四、統一王朝民族的漢化易學

起源於中國西北的蒙古族及東北的滿族是兩個曾經入主中原、建立統一王朝或征服王朝的非漢民族。元朝的蒙古人及清朝的滿人均高度漢化，出現不少用漢文註解儒典的學者。統一王朝民族的易學是漢化易學，蒙古族及滿族的易學完全融入中國主流易學，其文字內容中不見非漢族的影子。此外，陰陽、五行、八卦等易學亦滲透蒙古族及滿族文化的不同層面。

由發源於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2-1368）是個漢化甚深的蒙古本位多種族帝國。它在易學上亦出現跨種族的漢化現象，蒙古人、契丹人、唐兀族人、藏人、回人在元朝均出現過易學專家。蒙古族學者有能力用漢文注《易》，其中保巴的《周易原旨》及《易源奧義》更成為元朝易學的重要著作。保巴易學上承宋《易》，以朱熹為宗，兼採周敦頤及程頤。其學問已完全融入中國主流易學之中，再無漢蒙之分，不帶半點蒙古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