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Village to C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

中文版自序

 

中國大陸變化特快。這本書的英文版於2016年問世，主要內容反映了2005年至2013年間我的田野調查。我第一次到中國山東省鄒平縣是在1988年的夏天。1999年至2013年這段期間，我每年到鄒平縣一至二次。我覺得鄒平變化最快的年代是在1999年至2008年。2013年以後，我只去過鄒平一次，而且只待了一天。2014年至2019年間，我在中國大陸其他的城市進行調查；自2019年至今未能再去大陸。

 

鄒平自2013年以後有什麼變化，我不太清楚。聽說山東魏橋創業有限公司的所有權因三角債問題已有所改變，縣政府重新收購了一部分股票。也聽說縣城會有自己的高速鐵路站。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政治氣氛的變化。像我這樣的大鼻子外國人可能不被允許再做像以前那樣的田野調查了。一方面是2019年冠狀病毒，來回旅遊不方便，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環境。大部分的外國記者和社會科學研究員已經申請不到中國的簽證了。即使申請到簽證，也難以避免手機和攝影機所帶來的政府監控，不能確保受訪者的身分和名字獲得保密。將來，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員。但現在，在大陸進行田野調查已經特別敏感了。

 

我的兩位朋友陳亮和張樂翻譯了這本書。對著名比較文學家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來說，翻譯是語言最基本的問題。一旦有兩個人用語言進行交流，就會出現詮釋的問題。詮釋和翻譯都算一門藝術，而不是一種機械乏味的習題。故史坦納認為，翻譯一本書的人應該享有譯本的版權。詮釋人的行為也是人類學最基本的問題。那就可以說，寫一本民族誌和翻譯一本民族誌算同一類的工作，也算同一類的成就。因此，我同時要感謝陳亮和張樂的苦勞，也要恭喜他們自己的大作出版。這本書既是我對鄒平人的詮釋，又是陳亮和張樂對我的思路的詮釋。

 

這本書能以中文版問世，還要感謝好幾個人。首先要感謝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的游紫玲編輯，跟她合作既容易又順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葉敏磊編輯把我們介紹給游編輯，非常感謝！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方怡潔教授能給我們寫導讀，使我感覺非常榮幸。

 

第一章　重組的城市化（摘錄）

 

從1988年至2013年間，我常常造訪一個叫鄒平的地方。鄒平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是一個農業縣；「鄒平」二字也代指這個農業縣的縣城。以前，這個只有3萬人口的縣城相對貧困，社會生活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如今，它已是一座繁榮的城市，坐擁30多萬人口，到處是工廠、高樓、公園、公車路線、購物中心和學校。中國東部比較富裕的中型城市裡所能見到的東西，在這裡應有盡有。隨著縣城的擴張，許多鄰近的村莊納入了縣城範圍，不少從前居住在遙遠的村落的人們也搬到了這裡。本書即為探討鄒平的這一城市化過程而作，關注的是這個地方自身的轉型，從前住在鄉村、現在住在城裡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轉型，以及這兩類轉型的關係。

 

「城市化」（urbanisation）是現代化理論中的一個關鍵概念，人們常運用它，以一種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來區分、對照自前現代的「農村的」到現代的「城市的」轉變。概而論之，這種理論暗示了現代化之前的農村人以自種五穀為食、被他們居住土地上的生態所束縛、生活在面對面的共同體和擴展家庭裡、在家裡養育他們的孩子、目光狹隘、安排子女的婚姻，還得忍受父權壓迫的痛苦；與此相反，現代的城市人在工廠裡勞作、去超市購買食品、被世界經濟的無邊大網所束縛、從不知鄰居叫什麼名字、生活在核心家庭、自己找對象、把孩子送去學校以培養成國家公民或世界公民，同時忍受著不同形式的異化（alienation）和失範（anomie）。人類學和其他相關學科排斥這種理論，恰恰是因為這種對照太標準化、過於鮮明了。事實上，農村人經常為世界市場而生產，他們送孩子上學校，並且關注世界大事。至於城裡人也會去尋找可以歸屬的共同體，他們的思維也可能受地方局限（Smith 1979），而他們對家庭生活和婚姻的父權式看法也從未消亡（Harrell and Santos 2017）。此外，農村和城市各自的構成也在不斷地演化，導致了城市與農村的參差相照的方式也不斷變化，依方式、年代和地域而有所不同（Williams 1973）。

 

我同意這些對現代化理論的普遍的、批判性的評述，當然也不會走回頭路，為那些發展機構（development agency）強加於第三世界國家帶有目的論意味、陳詞濫調的種種現代化理論而辯護；但是對於現代化理論中更為微妙的一些觀念被人們所忽視，我有兩點擔憂。首先，這種忽視導致城市人類學遠離了與城市化有關的社會轉型問題。在城市人類學中，就學科聚焦點而言，對於城市公民性（urban citizenship）、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城市社會運動的關注，已經取代了對城市化本身的興趣。這些議題視城市環境為預先給定，只關注人們在其中的種種掙扎。這些問題當然是重要的，但在類似的議題中轉換，就理論形式而言，既不能讓我們對「城市化」進行概念化，也不能對相關的社會轉型本身作出回應。其次，一方面，本書大部分旨在展示父權制、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的轉型方式並不是非黑即白；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中的鄒平所包含的種種變化呼應的正是現代化理論家們的經典關注點。在鄒平，愈來愈多的人從鄉村院落搬到高樓大廈的公寓房裡；一旦搬到新家後，孩子們上學的年限就大幅度增加了；孩子們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了，他們說普通話的能力就提高了；於是，他們就能更便利地到全國各地甚至是全世界旅行、尋求財富和愛情。孩子們的受教育年限增加的同時，人口學的轉變也發生了，大部分家庭只有一個到兩個孩子。鄒平在城市化的同時也發生著工業化，工業愈發達，人們愈富裕；城市愈富裕，人們愈開始購買現代的消費品，包括汽車、摩托車、手機和電腦。而這些購買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時空壓縮」（space-time compression），於是，國家和世界變得更小了（Harvey 1989）。最後，同樣重要的是，鄒平的居民們不再是自種自吃，也不是在當地的露天市場買東西，而是主要從省級或全國性的連鎖超市裡買食物。

 

由於忽視現代化理論，各類社會理論家忽略了那些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之中的地方的社會轉型。有些學者認為工業化城市的興起是一種十八世紀歐洲的現象（Short 2012）。這種斷代方法全然地忽略了像鄒平這樣的地方—工業化和城市化相輔相成，而且發生在二十一世紀歐洲之外的地方。

 

詹妮佛．羅賓遜（Jennifer Robinson 2006）對整個城市研究領域作了全方位的回顧，得出的結論是兩種研究類型占主導地位。第一類研究探討的是作為權力關係、創新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場所的「全球城市」（例如紐約、東京和倫敦）。第二類研究聚焦於充斥著社會問題、貧窮和發展失敗的「第三世界城市」。羅賓遜的看法頗有見地：「全球城市」同樣為社會問題所困擾，而「第三世界城市」也是生活方式推陳出新與城市政策層出不窮的場所。她下結論說，我們應該將所有的城市視為「平常的」、痛苦和創新並存的場所。不過，這種全球／第三世界城市的二分法將置鄒平於何處？一方面，鄒平作為一個幾乎和其他地方一樣「平常」的地方，絕對不是全球城市。另一方面，鄒平儘管沒有完全脫離貧困（我在後面的章節中將會介紹鄒平居民面臨許多非常現實的問題），也不是一無所有或日漸衰落—這又和紐約或倫敦沒什麼兩樣。在我研究期間，它是一個財富迅速擴張的場所，發生著經典意義上的「發展」，洋溢著夢想和雄心（儘管不盡如人所願）。羅賓遜的作品表明：城市研究普遍對鄒平這樣的地點缺乏關注。

 

在人類學學科中，現代性（modernity）常被貶低為迷思、幻景或意識形態。這類研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1999）對尚比亞銅帶城市生活的研究。在弗格森研究期間，尚比亞銅帶已經蒙受了為期二十年的嚴重經濟衰退。對於弗格森而言，這一衰退顯然使現代化理論的錯誤昭然若揭。他將銅帶的人們對其生活最關鍵的迷思等同於「現代性」本身的迷思，並解釋說「迷思」有兩重涵義：「一是一種錯誤的或不準確反映事實的，但卻被廣泛接受的看待事物的方法⋯⋯，二是作為人類學的術語，聚焦於敘事的社會功能：迷思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僅是一種錯誤的解釋模式，更是一種世界觀的藍圖，用以提供最為基礎的範疇和意義」（Ferguson 1999: 13）。

 

弗格森（Ferguson 1999: 42-43）進一步地引用斯蒂芬．傑．古德（Stephen Jay Gould）的論述來抨擊現代化理論。古德曾經就樹形演化的觀點提出了重要的批評，該觀點視演化為一棵「樹」，其發展經過截然不同的幾個階段。「演化樹」從細菌開始，然後經過昆蟲、魚類、爬行類，直到哺乳動物，終止於「人」。然而這幅圖景卻掩蓋了細菌、昆蟲、魚類、爬行類和哺乳動物仍然與我們共存的事實。因此，我們不應該將演化視為一棵具備「主線條」的樹，而應按照古德的論證，將其看成一棵長有多個杈枝的灌木，其變化不是線性的，並且有多種形式的生命共同存在。弗格森將這種論證方式用於討論銅帶的各種社會生活形式。他證明了在經濟衰退之前和之後，有許多種親屬關係實踐、多種棲居於這個世界的方式以及多種離鄉或返鄉的遷徙策略同時存在。他將這一多種形式的共存比擬為電影院的「滿座」。同樣地，本書旨在展現，在市場經濟變革期間，鄒平如何體現出家庭生活類型、移民策略、甚至是人們棲居在這個世界時種種模式的「滿座」。不過，雖然我同意古德和弗格森的看法—以「樹」比擬演化或描述社會變遷是不妥當的，但是我對「灌木」這一暗喻也不太滿意。灌木愈長愈茂盛，枝葉交疊也愈發繁複，但是樹枝並沒有發生什麼形態上的變化或轉型。也許某些枝杈會長大一些，形狀也略有差異，但這種變化的所謂錯綜本質也沒什麼實質意義。而這正是問題至關緊要之處。誠然，弗格森承認銅帶中可用的社會性策略的種類以及這些策略出現的頻率發生了變化（1999: 79）；但他並未關注這些變化，也沒有探索各種社會生活領域中種種變化的交互作用，更沒有去命名各種變化的前後狀態—儘管這些名稱或許能夠在話語層面突顯這些變化的相互作用。要探討社會轉型，不能只是承認存在變化就一筆帶過，更需要明瞭一系列變化之間的互相關聯；即使弗格森、羅賓遜和其他人或許會強調，我們絕不能想像轉型在不同地點發生的方式與速度是一樣的—但這還是遠遠不夠。

 

以鄒平的案例來看，弗格森的專著的另一個問題是過於關注衰退。當然，我們可以說：弗格森所研究的地方正在經歷衰退，而我所研究的地方正在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而處於不同時代的不同地方會遭遇不同的經濟命運。但是就羅賓遜的案例以及羅賓遜所評述的所有文獻而言，我認為，弗格森偏愛研究處於衰退的案例勝過處於增長中的案例，如此從中推出一般性結論，在理論上是有失偏頗的。在該書的結論部分，弗格森指出衰退不僅出現在尚比亞，也出現在整個非洲、俄羅斯、印尼和韓國。他聲稱：「儘管衰退如地獄般難以忍受，卻『有助於思考』—至少對於那些要批判地審問言之鑿鑿的現代化宏大敘事的人們來說，是有助於思考的」（Ferguson 1999: 257）。我對弗格森的論點持反對態度：對於那些不欲借助「灌木」暗喻來想像社會變遷的人們而言，我認為那些處於快速社會變遷中的地點同樣「有助於思考」。

 

最後，弗格森或多或少地將現代性貶為一種迷思。可以想像，如果我在兩重意義上將「衰退理論」貶為「迷思」—第一，「衰退理論」本來就錯了；第二，它不過是一種宇宙觀層面的、不斷生成的對世界的話語想像—那麼，反對的聲音恐怕要鋪天蓋地了。我只是要指出，那些關於衰退和失敗的想法，以及地方經濟與國家經濟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即將崩潰的論調，不僅流傳於研究中國的學人、談論中國的媒體專家、中國的政治領袖們（Patricia Thornton 2009）描述了中國政治精英如何操縱危機話題）之間，也是人們在街上閒聊的話題（後續章節將討論鄒平的街頭巷議），其流布之廣，不下於那些認為中國必將崛起並主導世界的論調。我也可以指出，在鄒平之外的許多地方，工業化、城市化、經濟成長也在齊頭並進。如果尚比亞正在經歷嚴重經濟衰退的事實證偽了現代化理論，那麼，鄒平正在經歷經濟快速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事實，難道不能證偽「衰退理論」嗎？

 

我並不是要論證「衰退理論」錯了，但我同樣不接受現代化理論完全錯了。和尚比亞一樣，鄒平的現代化可以是人類學意義上的迷思；也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手段—使得精英們可以犬儒式地忽略那些缺少權力的人們在個人奮鬥過程中的憂慮和利益；也可能是政府官員的話語表達，他們真心想讓鄒平成為一個更加繁榮的地方。然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所擁護的諸多現代化理論，或多或少地使我們洞悉鄒平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的各個方面。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批判已經導致了現代化理論被粗暴地拋棄，也使人們對正在「發展」的地區失去研究興趣。對社會理論演化的樹狀想像已經讓我們無視今日世界中「滿座」展開的種種社會過程，這讓我倍感震驚。因此，本書的雄心是引用現代化理論的某些方面來對社會轉型的理論化作出貢獻。那麼，我將參照哪些理論呢？

 

現代化理論

 

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的三個視角。什麼是現代性？經典的答案是，現代性指的是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席捲一切的歷史性轉折之後的時間階段。轉折後的社會以工業化、城市化、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興起、新的治理術、官僚組織和生命權力（biopower）、國民教育系統和隨之而來的教育年限增長以及人口學轉變為標誌。這種轉折的哪些方面是最重要的，取決於進行研討的理論家，甚至取決於某位理論家的某一本書。雇用勞動和資本主義（Marx and Engels 1886）、勞動和國家分工（Durkheim 1956, 1960, 1973, 1979, 1992）、工業化和官僚化（Weber 1978）、規訓和懲罰（Foucault 1979）的重要性毋需多言。如阿爾君．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 1996）所言，將現代性視為歷史性斷裂或「轉折」的理論潛在地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那些沒有完全工業化、城市化或沒有建立起教育系統的社會、國家和地區作為「現代」的對立面，被貼上「傳統」的標籤。這個標籤變成了各國主管「現代化」的官員的口頭禪。要走出這種兩難局面，即不把非現代的貶低為傳統的、又要指出現代的歷史性斷裂，阿帕杜拉給出的解決方法是將現代性定義為一種新近發生的全球性媒體想像。新的通訊技術抵達全球各個角落，想像中的「視野」散布全世界，意味著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被稱為是「傳統的」。

 

阿帕杜拉的著作是一系列作品中的一環。這些著作（例如Bauman 2000、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Beck and Grande 2010、Castells 1998）試圖重新將現代性定義為嶄新的第二波、即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之後的轉折或斷裂。這些再定義工作儘管把「現代理論」化為一種歷史性的斷裂，卻推促了經典的現代化理論的消亡。儘管各個社會理論家對斷裂發生的時刻與斷裂背後的原因有殊異的想像，經典的現代化理論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要不斷地提出新近湧現的各種歷史斷裂以與當下之時刻契合，則必須追問哪一種斷裂的分量足以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劃出一道永恆不變的界線。廣為人所知的現代性的新形式包括反思性現代性、液態現代性、社會主義現代性等等。

 

學者們也使用諸如另類多重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等概念以跳出「現代性」一詞所暗涵的單一斷裂觀點。這些學者承認整個世界從「西方的現代性」中得到了一些東西（至少「西方的現代性」包含了現在被廣泛採用的民族－國家治理形式）；然而他們也論證，無論人們得到什麼東西，在非西方的場所中，現代性並非是西方式的，因其取決於接收了現代性的各個社會的（或民族的）具體情境。這種視角帶給我們一種與阿帕杜拉、鮑曼（Bauman）和貝克（Beck）等理論家略有不同的交錯。「第二波」現代性理論家們提出，社會轉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歐洲）早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之後仍有發生；另類多重現代性理論家則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之前的歷史同樣重要。之前的歷史形成了能夠區分多種現代性的民族和社會情境。各種經典的現代性理論為了呈現出單一的斷裂，抹去了現代性斷裂發生之前和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把「第二波」現代化理論家和「另類多重現代性」理論家放在一起，就能對經典理論進行重要的糾正。然而如果把這些理論推到極致，這兩類理論意味著所有的轉型類型都是同等重要的，而同時發生的工業化、城市化、生命權力、大型國家官僚機構、國民教育系統、人口學轉變，並不比歷史上的其他時刻更為重要。因此，第二種有關現代性的視角有效地解構了整個現代性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