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廣東滿大人娶康乃狄克洋基女(摘錄)
中西聯姻變成一個「問題」
容閎就讀馬禮遜學堂時,曾寫過一篇英文作文,題目是「意想之紐約遊」(An Imaginary Voyage to New York and up the Hudson)。當時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能親見紐約。然而才過了兩年,容閎出發前往大都會,想像的航程竟於1847年成真。容閎在回憶錄《西學東漸記》(1909)中尋思:「這件事讓我反省到,有時我們的想像預示了心中最重要的意念,並將各種可能性帶進現實的領域。」年歲漸長的容閎接著想起,他學生時代懷抱的另一個白日夢也是如此:有一天,他要娶個美國妻子。
當他在天寒地凍的1875年2月與瑪麗.露易絲.克洛格(Mary Louise Kellogg)成婚時,距離其卑微的出身已非常遙遠。《紐約時報》報導:
容閎與康乃狄克女士完婚容閎,原籍中國廣東,現任哈特福德(Hartford)中國教育使團(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主管,於本週三與瑪麗.L.克洛格小姐於埃文鎮(Avon)岳家宅邸完婚。婚禮由新郎摯友、避難山公理會教堂(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推切爾牧師(Rev. Twichell)主持……。新娘身穿特地從中國訂製的白綢婚紗,綴以繁複精緻的絲棉刺繡……。典禮後供應餐點,以中式珍饈搭配豐盛的美式佳餚。[中國官員]著長袍馬褂出席,但久已入境隨俗的新郎,則身穿全套西式禮服出場……。
風景如畫的埃文鎮位於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市郊;在這僻靜的小城,中國官員與新英格蘭世家之女的高調結合乃前所未見。跨文化的婚禮盛況想必造成轟動─證婚牧師約瑟夫.推切爾(Joseph H. Twichell)是地方顯要、馬克吐溫的至交,觀禮者包括遠道而來、身著滿服的中國官員。推切爾在日記寫道:「這些奇裝異服的中國紳士,出現在康乃狄克鄉間小鎮的清教徒家中,參加莊嚴肅穆的宗教儀式與社交慶宴,是這場婚禮最惹人注目,也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特徵。」賓客肯定對豪奢的中式珍饈和繡工繁複的進口絲綢婚紗讚嘆不已。他們無疑也稱許新郎倌優雅的美式禮服、文雅的英語談吐,以及他剪去髮辮的決定。《紐約時報》不忘指出新娘的禮物「繁多而貴重」。這場饒富異國風情的豪華婚禮可謂史無前例,不僅全美報紙爭相報導,也迅速越洋傳至中國。
若說婚禮在埃文鎮引起一陣騷動,當婚訊傳到中國,可就點燃憤慨的火花,延燒成中國菁英的激烈辯論,因為愈來愈多留學生效法容閎娶外國新娘。最後,這樁打破常規的婚姻將為哈特福德的中國教育使團帶來難堪的爭議,致使它在1881年被裁撤。容閎少時夢想的實現,對太平洋兩岸同時造成衝擊與影響。容閎一向被列為近代中國史與美籍華人史上極重要的人物,在美、中兩國均備受頌揚:他是首位自美國大學畢業(耶魯,1854)的中國學生,也是中國教育使團的創立者。1872至1881年間,該使團送一百二十名中國少年到美國求學。兩國皆有以容閎命名的學校,其紀念塑像矗立在中國珠海的家鄉和耶魯校園。然而,許多讚頌都忽略不提的是,身為首位與美國女性結縭的中國官員,容閎也是另一場域的開拓者。唯一能為其卓越人生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作證的紀念碑,是哈特福德市郊雪松嶺墓園(Cedar Hill Cemetery)的一方合葬墓碑。
本章以容閎與瑪麗.克洛格的婚姻為焦點,綜覽1850至1910年間,美、中兩國對中西聯姻持續演變的論述。本章目的很簡單:駁斥「異族通婚從不被任一邊接受」的老生常談,指出雙方社會對中西聯姻其實有各式各樣的看法:不僅有排他論述,也有包容論述。同時我將說明,美、中辯論異族通婚的「角度」大不相同。在美國,人們大抵根據雜婚的禁忌性質表達反對意見,聲稱它違反自然或神的律法。相對地,支持東西聯姻者則把它說成同化移民(並使其改信基督)的手段。中國的論述並不訴諸自然或宗教權威,而從儒家的觀點探討東西聯姻,衡量它對國家社會的利弊得失。在此架構內,東西聯姻時而被看作文化失根(cultural deracination)與民族背叛的徵兆,時而被當成鞏固國際關係、促進種族和諧的機制。
這些辯論的背景,如導論所言,是中、美之間的跨文化接觸因貿易、帝國擴張、傳教活動、勞工遷徙等跨國交流之刺激而日益頻繁。在此脈絡下,中西聯姻會成為問題還是解方?我將以例證說明,克洛格與容閎成婚的1870年代,社會對這樣的結合猶抱持相對開明的心態,然此寬容將被漸趨強硬的態度及太平洋兩岸
湧現的政府限制所取代。
排華之前
容閎與瑪麗.克洛格的婚姻標誌著一段漫長旅程的高潮。這旅程從1847年他搭乘「女獵手號」航行開始,抵達紐約後,轉往麻州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念書,接著進入耶魯大學。就讀耶魯時,容閎在一位新港(New Haven)法官見證下,1852年入籍為美國公民。儘管深深融入美國的新生活,容閎依然關心中國前途,自耶魯畢業即返鄉,從事若干生意投資,獲利頗豐,同時推動各種中國現代化方案。他提議由政府資助,送學生到美國進修,當此計畫終獲批准,容閎被指派為中國教育使團的共同督辦,1872年在哈特福德設立總部。
容閎與克洛格的婚禮雖登上頭條,夫妻倆起初並未遭遇任何嚴重阻礙或排斥。克洛格的雙親瑪麗.戈登.巴勒特(Mary Golden Bartlett)和倍勒.科拉卡.克洛格(Bela Crocker Kellogg)歡迎容閎加入克洛格家族,新人成為哈特福德社交圈的正式成員─容閎的「官員」身分與他在中國積聚的財富無疑也是助力。婚禮舉行十一個月後,容閎被清廷任命為中國對美國、西班牙和秘魯的外交副公使,克洛格亦隨夫婿到華盛頓特區履新。
這是1870年代,世人對東西聯姻的態度尚待形成。排華法案還未通過,即使西岸的反華聲浪日益高漲,陳國維所謂的貴族東方主義(Patrician Orientalism)仍影響著美國人對於「天朝人」(Celestials)的理解,尤以東岸為然。各州議會剛開始將反通婚法案延伸至華人,此過程要到1880年代才會有重大進展。在太平洋彼岸,中國的現代化改革者期盼以西學為手段,強固中國在現代世界的地位,而排外和反基督教的情緒尚未達到庚子拳亂的狂熱程度。中國將最聰穎的子弟託付給遙遠的美國學校教育;相對地,新英格蘭許多「最優秀的家庭」也為這些少年敞開大門。中國教育使團的創辦者與祖先來自「五月花號」的康乃狄克女士結縭,意味著這場教育交流充滿希望,或許也具有格外適切的象徵意義。
然而,即便在這麼早的階段,也醞釀著爭議。如容閎的牧師兼好友推切爾在婚禮後寫的日記:「這樁婚事招致不少議論。有些人抱持疑慮,有些人堅決反對,還有些人(像我)則引以為榮。」推切爾的評論頗耐人尋味,因為它暗示對於中西聯姻的各式各樣反應,仍可並存於1870年代的美國社會─它們各自以某種關於種族、國家和家庭的特定思考方式為根基,並反映出包容論述與排他論述之間的張力。這兩種論述推動此時期關於中國移民的辯論;張力的出現,在於為華人辯護者援引平權、公平競爭、基督教普世主義(Christian Universalism)等論述,主張中國移民和其他人一樣,可在實際上融入美國社會;反華陣營則持相反論調:不管就文化或生物層面而言,「異教徒華人」(heathen Chinese)本質上無法同化,因此必須被逐出這個國家。如後述,這種根本性的張力影響許多彼此衝突的通婚論述。
十九世紀美國的異族通婚與華人問題
克洛格與容閎的結合遭到反對並不令人意外;跨種族婚姻的禁忌在美國文化根深柢固,是奴隸制度的遺緒。帕斯科講述美國異族通婚法與種族形成的歷史,說明跨種族婚姻「違反自然」的想法在內戰後被視為理所當然,以致「從1860到196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都以為自己反對跨種族婚姻是基於自然法則,而非政治操弄的結果」。然而,如同筆者在導論所提出,這種對於種族交融的理解固然重要,卻不夠完整,因為這些排他措施的存在,其實與讓情況更加複雜的包容論述形成緊張關係。
美利堅共和國初成立時,曾出現一幅動人的願景,將這個國家看成由各種不同的移民國籍混合起來,形成新「美利堅種族」的地方。1782年,J.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在回答「何謂美國人?」時,寫下著名的一段話:「他們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法國人、荷蘭人、德國人和瑞典人的混融。由這個雜亂的品種,繁衍出如今叫作美國人的種族。」這個「美國性」(Americanness)的觀念中,異族通婚是移民同化並產生新美利堅種族的手段。
隨著華人在十九世紀中葉來到新大陸,美國民眾被迫面對一個問題:這群最新的移民能否像荷蘭人和瑞典人一樣融入美國社會,抑或他們如同「黑人」(Negroes)一般,是另一個「無法融合」的種族群體,其文化與樣貌上的差異破壞了這個國家的同質性?事實上,這個問題起初含有某種不確定性,牽涉到種族界線的曖昧不明─排華尚未發生的那些年,關於華人究竟該被歸類為「白人」或「非白人」,猶未有定論。此議題之模糊不清,使得包括容閎和王清福在內的早期中國移民可以歸化為美國公民,即便此權利在那個年代只限「自由白人」擁有。然而漸漸地,華人愈來愈被看成「非白人」,1882年排華法案明文禁止中國人歸化,更斬釘截鐵地確認這種身分。華人在「前排華時期」的種族地位不明,有助於解釋關於華白聯姻的論述何以並非總是一面倒地持負面立場,而同時展現包容與排他的驅力。
「有些人堅決反對」
及至容閎與瑪麗.克洛格結婚時,雜婚的議題已連結到針對中國移民的公共辯論─即所謂華人問題。舉例來說,早在1858年,《洋基概念》(Yankee Notions)雜誌封面的諷刺漫畫便警告:種族融合將成為「接受中國移民的結果」(The Result of the Immigration from China)。漫畫描繪愛爾蘭婦女操著洋涇濱英語對華人丈夫和三個小孩說話,暗示移民的「結果」是美國文化的敗壞或混雜化(mongrelization)─一種既滑稽又充滿威脅的觀念。隨著此後數十年華裔移民人口持續增長,對於種族混合的焦慮也日益明顯,引發許多對此議題的公共論述。
鼓動反華的人士利用種族融合引起的普遍恐懼,以此動員民眾支持防堵中國移民的呼籲。煽動者將人們對於經濟競爭的憂慮,連結到「華人男性對白人女性造成性威脅」的想法,聲稱廉價華工損傷白人男性養家活口的能力,讓白人婦女不得不賣淫維生或下嫁華人。雜婚的威脅也危及這個國家被想像出來的種族同質性。1863年,大衛.克羅利(David Croly)和喬治.維克曼(George Wakeman)在搧風點火的宣傳冊上造出「miscegenation」(雜婚)一字而聲名大噪;他們警告「開放加州給數百萬群集的東亞人」,會導致華人與日本人融成一「複合種族」(composite race),有朝一日將取代目前居多數的盎格魯薩克遜人。鼓吹反華者指稱種族融合為污染、混亂和墮落的根源,援引雜婚的威脅作為限制中國移民的強力理由。1870年,英文《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舊金山特派員將這些恐懼傳遞給上海讀者,述說其憂慮:「窺看未來」,華裔移民正開始生產的「大量歐亞混血兒,或亞美混血兒」,即一「雜種」,將成為支配階級。
關於這些交疊的憂懼,最極端的表述之一是1880年《加州人》(Californian)雜誌刊載的短篇故事〈瓦巴什之役〉(The Battle of the Wabash)。其背景設定於未來的2080年,故事呈現出夢魘般的反烏托邦(dystopian)景象:中國移民與雜婚已使白人降級為少數,受到華裔及歐亞混血新多數的暴虐統治。如伍家球(William Franking Wu,生於1951年)所說明:1880到1910年代間,出版了一連串以雜婚「黃禍」為主題的長、短篇小說。
雖然反華運動起先多集中在西岸,但到了1882年,它已在全國蓄積足夠聲勢,促使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隨著反華聲浪日益高漲,探討華白雜婚的論述也愈發危言聳聽。早在1861年,內華達州便通過禁止白人與華人雜婚的法令;迄至1910年為止,西、南部已另有六州起而效之。
即使在排華法案通過後,鼓吹反華者仍繼續將雜婚與移民議題連結。例如排亞聯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定義其核心議題為限制亞洲人移民、歸化、擁有土地和通婚,這些都被視為必要,以確保種族區隔,防止「我們的血統被通婚污染」。異族通婚違反自然、令人憎惡的特質,再次被用來合理化排外主張:「美國的亞洲人無法同化。他必須在我們當中繼續做一個完全不可同化的群體,否則我們就得吸收他,讓他融入美利堅民族的品種。現在這樣的異種交配產生了劣質的雜交種。」區隔「高加索人」和「亞洲人」是「天父的旨意,其融合則是違背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