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前言
「啟蒙」與其說是一種哲學現象,毋寧說更像是一種歷史現象─思想運動。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核心理念甚多,其中至少包含有理性(reason)、經驗主義(empiricism)、科學(science)、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進步觀(progress)、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宗教)寬容(toleration)、自由(freedom)、人性一致(uniformity of human nature)以及世俗主義(secularism)等等。儘管它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但約略說來,這一作為十八世紀歐洲重大歷史現象的啟蒙運動,基本上是圍繞著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而開展的:第一、就性質而言,它旨在崇揚「理性」的價值,並探索它在公共領域中普遍實現的可能性;其二、就目的而言,它致力於挑戰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精神與意志導向的傳統秩序,並探索以理性作為基礎、世俗與物質導向的新秩序─即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實現。換句話說,就歷史的開展來看這個作為近代世界形成之開端的啟蒙運動,啟蒙、理性與現代性三者基本上是一體的,不能也不應該分開來看。
作為啟蒙運動主要概念,「理性」的歷史性任務主要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的「除魅」(disenchantment)工作。韋伯所用的「除魅」字眼,它的意義原是指「去除魔法」(de-magification)的過程,由於在德文裡韋伯是用 “Entzaubergung der Welt”來表達,翻譯成英文則是“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換句話說,此一概念接近我們所謂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除魅」(或者是「去除魔法」與「世俗化」)的終極目標,是要以理性懷疑(rational doubt)來對抗宗教信仰;在短程目標上,則是要以客觀的實證科學來批判主觀的神祕主義現象。簡言之,啟蒙運動的內在精神─「除魅」工作,便是要以新的、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來取代舊的、唯心的精神與意志的世界觀。
理性在許多人類的主要文明中都存在過,但是啟蒙運動的「理性」和其他時期所出現過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它所強調的「批判」這一特徵。從此一角度來看,「除魅」的歷史任務,便是以強調「批判」為特徵的「理性」這一新思惟工具,來掃除那些因為人類對自然與社會的諸多現象無法提供合理解釋所產生的敬畏與崇拜的蒙昧心態。而擔當「除魅」任務的主角─人文知識菁英,則在自然科學積極突破並發展各種「典範」的時代裡,嘗試建立一個迥異於傳統的、免於價值訴求的理想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強調以理性為核心的規範角色,在人文藝術上尋求並建立完美典型的範本。
就它所發動的初始階段而言,啟蒙運動作為一種有意地與以精神信仰導向之社會對抗的激進思想運動,基本上是一個過渡性質的歷史現象:它試圖與過去的所謂「不成熟」(immature)狀態(借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概念)決裂,但卻還未完成意味著「成熟」狀態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程序。換句話說,激進的啟蒙思想家們,儘管對傳統社會有所不滿與批判,但是他們思想資源的大部分,還是來自他們所攻擊的傳統。這種內在的限制,毫無疑問,造成了他們這種「半成熟」狀態的性格。
一、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兩個概念
晚清以來,在「西方衝擊」(Western impact)的現實下,近代中國啟動了「救亡/啟蒙」的歷史機制。東方這一巨大而衰頹的帝國,在被動的意義上,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還,展開其模仿西方富強祕密,如憲政、國防、法律、經濟,乃至教育體系等等的「現代化運動」(modernization movement)。歷史地看,十九世紀(以及甚至二十世紀初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運動」,除了明治日本的經驗之外─將西歐類型原封不動地直接移植至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選擇性與拼湊性意義的吸收歐美列強發展政經經驗的「西化運動」(Westernization Movement)。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經驗」並非是一個固定不動、發展完善的「完全系統」(complete system)。「西方經驗」自身也在反思傳統與反思現代化的雙重歷程中開展。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於「世紀末」對西方現代性核心理念的批判,便是一個具體的例證。
作為非西方世界「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指標之一,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大抵而言可以區分成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狹義的啟蒙,即是指從1915年陳獨秀(1879-1942)創辦《新青年》雜誌後,所開啟的以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核心價值,如所周知,是民主(德先生,democracy)與科學(賽先生,science)。就運動的形式結構來看,批判東方的傳統文化思想是「破舊」的工作,而引進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則是「立新」的事業。在這個狹義的啟蒙運動裡,破舊與立新雖然在性質上是對立的,但就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而言則是同樣重要的。
對照西方的啟蒙經驗,在這一階段裡,破舊─將「舊」視為落後與恥辱的象徵,是中國啟蒙運動裡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諸多文獻顯示了當代以「進步」自詡的知識分子,可能受到先前革命運動之輿論風格的影響,傾向用高度簡化傳統內涵的激烈言論,對積累意義下留存的物質與尤其是非物質傳統,例如特別是作為東方重要價值特徵的德性倫理,作出宣告式而不是論辯式的攻擊。必須指出的是,作為過時與落後意義的「舊」與作為歷史主義(Historicism)意義下之文化獨特性的「傳統」,這兩者應該是有所區別的;但是在這一時期,兩者基本上被啟蒙運動的領袖們有意與無意、不加分辨地視為同一物,並全面性地批判。在這裡,多元性意義的文化獨特性,被新知識菁英視為「不正常現象」而予以譴責;而來自西方的啟蒙的普世價值─即是立新的事業,則常被視為救國的萬靈丹般膜拜。
至於第二層廣義的啟蒙,是包含了自甲午戰敗後所開啟的長達三十年的啟蒙運動。如此,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就可以被區分為兩期,即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前新文化運動」時期(或又可稱之為「清末民初時期」)。對照「新文化運動」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行動策略,清末民初啟蒙運動則不全然是採取這樣的作法。事實上,為期二十年左右的清末民初啟蒙運動,又大略可區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受到嚴復(1854-1921)救亡意識(即嚴復自西方引進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所激發的,帶有強烈文化民族主義風格的意識形態)之影響,所啟動的由上而下、以政治改革為特徵的啟蒙運動。這當中除了嚴復思想(即帶有法家意味的「富強」理念)的決定性位置,還有表現出此一時代精神的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下亦作梁任公)師徒的體制內改革運動,以及稍後以日本東京為中心的海外排滿革命運動者所推動的體制外改革方案。
如所周知,康、梁以清廷高層默許之政治行動作為基調的啟蒙事業,在1898年夏的「百日維新」達到最高潮,但接下來變法運動的戲劇性失敗,導致了康、梁流亡海外,這也見證了啟蒙運動的發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在這一時期,主要是透過青年梁啟超個人具有神奇魅力的健筆來推起千丈雪。梁啟超藉著前所未見的新式傳播媒體(報章雜誌)的巨大威力,從當時如日中天般的明治日本富強經驗裡吸取養分,向物質落後的中國大力介紹、輸入日本與西方的現代化經驗。梁啟超著眼於改革中國的海外輿論事業,一方面打開了中國年輕士子由於長期處於以密集勞力為基礎的低階農業體系生產方式,與因為獨裁專制政治體制所造成的封閉的世界眼界;另一方面,也因此確立了他個人作為意見領袖之時代影響性地位的角色。必須指出的是,梁啟超的啟蒙事業與其政治活動固然平行發展,但並非沒有遇見其他強烈挑戰,與勁敵革命派在東京展開的政治路線論戰,便是就未來中國的憲政架構展望進行激辯,而這些激進思想(例如《民報》陣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介紹、三綱五常批判等),又成了辛亥革命之後的狹義啟蒙運動的源頭活水。
整體而言,1895-1915年之間的相對溫和的清末民初啟蒙運動,基本上是為了接下來的1915-1925年之間激進的五四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熱身。換言之,狹義的啟蒙比廣義的啟蒙更能精確地表達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主要特質。歷史地看,見證了「破壞式創新」(destructive innovation)出現的狹義啟蒙運動,在軍事強人袁世凱(1859-1916)主政的末期逐漸展現出不尋常的突破,終而在1917-1919年之際爆發出驚人的能量。「新文化運動」的創新部分,包含了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婦女解放、發展個人主義、宣揚人權、提倡科學、引進自由民主思想等等偏向普世性的價值。這些創新成就無論是在廣度或深度上,都是前世代的革新先行者所無法企及的。
二、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幾個重要特質
與西方相同,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也致力於挑戰以精神與意志導向為基礎的傳統政治社會秩序,並探索以理性作為基礎的物質與世俗導向的新秩序。從比較歷史的角度而言,比西方遲到至少一個世紀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可以看出下述幾項特質。(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所討論的特質,是就本書所探討的範圍而言,而不是意味著近代中國啟蒙運動裡的所有重要特質悉數包含在此。)
(一)對「新」的烏托邦式嚮往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第一項重要特質,是對「新」的烏托邦式嚮往。作為啟蒙運動世代的一種重要心態,「新」被啟蒙世代視為「善」的象徵,「舊」則被看成是萬「惡」之源。「新」作為「舊」的對立面,不盡然是時序先後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善惡之別、是非之別,與高下之別。
在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時期,一方面將「舊」視為落後與恥辱的象徵,另一方面將「舊」簡化為「邪惡口袋」:傳統裡具有唯心主義成分的知識、缺乏工具性價值的理念、無助國家富強的學問與德性,都有機會被點名批判後,拋入被宣稱為「舊」的「邪惡口袋」。嚴復在甲午之役後所發表的幾篇具有時代指標性的文章,如〈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與〈救亡決論〉等,對「舊學」之批判不遺餘力。例如他在〈救亡決論〉(1895)中便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主流知識內容如書法、金石、義理、考據、詞章,尤其是科舉八股等,雖然精微細緻、極盡高明,但無裨於民生,不能救亡,「一言以蔽之,曰無用,⋯⋯曰無實」,宜束之高閣。比嚴復年輕四歲的康有為也持同樣態度。1898年,這位來自南方的四十一歲愛國主義者熱烈地推動維新運動時,便提出變法就是創新、就是救國的看法。他說:「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這裡,這位帶有高度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年政治改革家將新舊對立起來,在他看來「舊」意味著老邁、腐朽、刻板、停滯;「新」則象徵著壯大、鮮活、活力、通暢。如此新舊對立,善惡判然分明,高下也不言自明。
除了這兩位一八五○年代出生的熱切啟蒙理論家對「舊」的譴責與對「新」的禮讚,繼承嚴復與康有為思想精華並予以發揚光大的梁啟超,也提出了他的「造新去舊」論述。在二十世紀開始的1900年初春,於日本流亡的二十八歲青年梁啟超,面對暮氣沉沉的老大中華帝國提出了「少年中國」的看法。他說:「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隔年梁啟超緊接著在〈滅國新法論〉(1901)這篇文章中,更熱切地表揚「新」的價值。他說:「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深受嚴復進化論思想的影響,青年梁啟超宣稱,一個積弱的國家被另一個新起的強權所消滅,是物競天擇的自然狀態。「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對世紀之交、處於瓜分危機中的中國,如果不能早日覺悟,儘速駛離「舊世界」、航向「新天地」,那就只有等待被滅國的命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在集體的意義上,首次有意識地高舉「新」的大旗,喊出「新」的口號,與「舊」傳統全面性決裂的起點。「新文化運動」的領頭羊陳獨秀在1915年秋《新青年》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新陳代謝的概念,頌讚青春,期待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這裡,「新」代表著希望,代表著生命;而「舊」則意味著陳腐朽敗,象徵著死亡。「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陳獨秀在1916年元月,再次詮釋他對「新」的嚮往。這位從日本返國不久的文化批判雜誌創辦人,於新出版不久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從進化的角度向青年們呼籲,從此刻起,大家要以新民自命。「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願始償,吾人始有與皙族周旋之價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資格。」這裡皙族當指白種人之意,換言之,陳獨秀要中國青年振作起來,要有新的抱負,振興民族,以不辜負此生。
繼〈一九一六年〉一文,陳獨秀在1916年秋發表〈新青年〉一文,再次從新民的角度為青年注入靈魂:「青年何為而云新青年乎?以別夫舊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舊之別安在?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陳獨秀並非一位以觀察與報導工作為滿足的專業媒體人士,他重視透過思想與理念來轉化與改變社會。透過民粹式語言,陳獨秀以巨大的熱情,企圖在政治緊縮、文化思想界一片漆黑的袁世凱專制統治時代,重新吹起即將熄滅的共和理想火種。1916年春在袁世凱不顧一切後果變更共和國體建立帝制後,三十八歲的陳獨秀對舊時代(老年人)遂不再寄予任何期望,並呼籲活在共和國裡的年輕人,要勇敢斷然捨棄舊世界,告別「弱、愚、塞」的傳統中國,迎向新未來。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代表性先鋒胡適(1891-1962),早在他還未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中國知識界領袖之前,便敏銳地嗅覺到自己已經來到挑戰舊世界的時刻了,要儘速高舉起「新」的大旗,以創造迥異於傳統的不凡格局。1915年在美國求學的青年胡適(二十四歲),給安徽同鄉梅光迪(1890-1945)的一首打油詩裡說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戡天差可擬。梅生梅生毋自鄙!」這首詩指出,舊時代的文化已經枯餒很久了,百年內竟然有後繼無人的遺憾。其次,新時代就要來臨了,我們不能坐視時機錯過,必須號召同志,以革命家的氣概一起參與聖戰,批判與排除傳統裡的毒素(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以迎接新世紀。最後,這件「去舊迎新」的大工程不只是愛國報國的大事,更是向天地挑戰的偉業。這裡所謂的神州文學,必須被當成文化解讀,以更精確地傳達青年胡適的真正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