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Chun-chieh Huang
- PublishedNovember, 2014
- Binding精裝 / 21*15 / 355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Research i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East Asian Confucian Studies Series 20
- ISBN978-986-350-047-6
- GPN1010302744
- Price NT$320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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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的特殊性與儒家道德理念所訴求的普遍性,
此兩者間的複雜關係正是本書之論述核心。
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歷史思維之間,有其互相滲透性,歷史思維更是深刻地浸潤在儒家人文精神之中;但是兩者之間又有其內在緊張性。這種互相滲透性與內在緊張性尤其表現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以及史家所研究的歷史事實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與儒家道德理念所訴求的「普遍性」(universality)之間。本書寫作之目的,在於探討儒家傳統與中國歷史思維之複雜關係。
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共二章,分論中國歷史思維的核心概念──「時間」,與中國歷史寫作中史論所發揮的作用。第二部包括四章,析論儒家歷史思維方法、運用及其歷史敘事,並以宋儒及朱子歷史觀為中心,分析傳統中國儒家歷史解釋的理論內涵及其相關問題。第三部則以二十世紀儒家學者錢穆(賓四,1895-1990)史學為中心,論述傳統中國歷史思維的現代轉化,及錢賓四史學中所呈現的儒家價值觀。本書結論則綜論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歷史思維中所呈現的人文精神之特質。
自序
序論 儒家人文精神傳統與中國史學
一、引言
二、儒家人文傳統中的歷史意識
三、中國歷史思維中的儒家元素
【第一部】中國歷史思維的核心及其呈現
第一章 中國傳統歷史思想中的時間概念及其特質
一、引言
二、從「時間」萃取「超時間」
三、「超時間」在「時間」中展現
四、結論
第二章 中國歷史寫作中史論的作用及其理論問題
一、引言
二、傳統中國歷史寫作中「事」與「理」之關係的演變
三、史論的作用(1):從「殊相」到「共相」
四、史論的作用(2):以「今」釋「古」,「古」為「今」鑑
五、史論的作用(3):融貫「事實判斷」與「道德判斷」
六、結論
【第二部】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的展開
第三章 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
一、引言
二、儒家歷史思維中的「時間」概念
三、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比」與「興」
四、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運用
五、結論
第四章 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
一、引言
二、儒家的歷史敘述是證立普遍理則的手段
三、儒家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之間的緊張性:經典中的「道」與聖人
四、解經以求「道」的兩種方法及其問題
五、結論
第五章 儒家歷史敘述的特質:朱子歷史敘述中的聖王典範
一、引言
二、宋儒歷史敘述的幾個面向
三、朱子歷史敘述中潛藏的思想內涵
四、對「即史以求理」之質疑及其回應
五、結論
第六章 儒家歷史解釋的理論基礎: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
一、引言
二、中國歷史的分期:其政治及其文化
三、朱子歷史解釋的理論基礎及其問題
四、朱子歷史解釋的現實用心
五、結論
【第三部】中國歷史思維的現代轉化
第七章 錢穆史學中的「國史」觀與儒家思想
一、引言
二、錢穆「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景
三、錢穆「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
四、錢穆「國史」觀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中的意義
五、錢穆史學中的儒家思想
六、結論
結論 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歷史思維中的人文精神
附錄一 中國歷史思維的特徵
附錄二 全球化時代朱子「理一分殊」說的新意義與新挑戰
誌謝
引用書目
作者序(摘錄)
《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這部書,是將我近二十年來探索這個領域所撰的舊稿大幅增刪修訂,並新寫三章(序論,第二章及結論)以及第七章第五節,所結集而成的新書。
在最近兩年來改訂並撰寫這部書稿時,數十年前高中求學時期的往事縈懷心頭。記得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初次接觸《左傳》,在高中學業壓力之下,雖然未能讀完《左傳》,但是對於書中「君子曰」評論史實的文字,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讀《史記》的〈列傳〉與〈本紀〉,歷史人物躍然紙上,栩栩如生,我讀得興味盎然,但也為太史公的悲慘遭遇而義憤填膺。高中二年級時,在高雄中學操場邊的鳳凰木下,背誦〈報任安書〉,曾為之感動落淚,遙想二千年前太史公的悲憤,似乎感受到太史公「歷史的心魂」,穿越時空的阻隔,而對臺灣南部鄉下來的中學生,發出強烈的精神的召喚,遂決定投考臺大歷史系。
我從大學一年級開始,閱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對於錢先生在20世紀中國狂風暴雨的時代背景裡,對於學習歷史者必須具備的「溫情與敬意」拳拳致意,深受感動。對於錢先生晚年所提示「世運興衰」、「人物賢奸」八字作為治史之矩矱,尤有會於心。但是,我在大學時代同時也接觸到「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凡講仁義道德的,都不是我們同志」之類的治史言論,曾為之震驚莫名,雖已歷半世紀,但當年情景至今思之猶歷歷在目。後來進一步學習,才知道這是五四時代那個狂飆年代中的激越言論,產生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也有其「矯枉必須過正」的苦心孤詣,才經由「同情的瞭解」而釋然於懷。饒宗頤先生嘗有言曰:「史家之尚論史事,貴能據德以衡史,決不可循史以遷德」(氏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頁57),此語在21世紀眾聲喧嘩的「後現代」之今日,仍然值得吾人三復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