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史讀本專輯.下〉卷頭語(摘錄)
羅德仁
本期(第55期)並非作為紀念或週年特刊而編纂。它實為兩部曲系列的第二部,我們將在此完整刊載洪淑苓的重要著作《臺灣文學史讀本》(以下簡稱《讀本》)。事實上,本刊選擇以兩期(第54、55期)專刊收錄學術研究論文,這已偏離了我們慣常的刊物形式—過往本刊多以翻譯原創文學作品為主,且通常圍繞特定主題展開。近期例子包括第53期(台灣推理小說專輯)及第52期(台灣島嶼視線專輯)。然而,出版這部收錄台灣文學新銳學者近期研究成果的《讀本》,亦可視為極為恰當的轉折點,既總結了該領域三十年來的發展現況,不僅闡明1996年以來文學表現形式所顯現的新方向,更針對歷來形塑台灣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諸多因素,提供了嶄新的視角。杜教授在世時,曾與洪教授商討過翻譯《臺灣文學史讀本》的可能性,這無疑是他當時最優先的考量。
在第54期中,我們刊載了洪教授的緒論,以及《讀本》中總計十六篇研究論文中的前七篇。這些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文學發展史的早期階段,可追溯至明朝晚期的起源。其中有三篇專門探討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另有三篇討論詩歌表現的各個面向,包括洪教授本人撰寫的一篇關於女性詩人與詩學的論文。本刊過去雖曾針對上述所有主題出版專題特刊,但《讀本》中的研究論文代表了較新的學術觀點。另一方面,本刊的專題特刊則可作為讀者閱讀譯本原文的參考資源。
在本卷中,我們翻譯了《讀本》中的最後八篇研究論文。相較於第54期,這些研究探討了更近期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台灣的戰後及解嚴時期。小說與散文在本卷中占據更顯著的地位,現代主義與鄉土主義的主題亦然。然而,在編纂《讀本》時,洪教授費心確保被邊緣化的群體獲得適當的呈現,因此第14章探討了女性文學與同志文學的議題,而第15章則概述了台灣原住民族以中文書寫的歷史與特質。為使全書內容更臻完備,第16章概述了21世紀的台灣文學,並特別指出各種新型數位與網路文學形式的興起。綜觀全書,我們相信第54與55期將為研讀台灣文學史的學子提供一項重要的新資源。我們衷心感謝杜教授對本專案的遠見卓識,以及洪教授在我們推進工作過程中所展現的熱忱合作。
由於我們已在第54期完整刊載了洪教授的緒論,關於第9章至第16章內容的完整論述,請讀者參閱該期。本文僅擬對這些章節進行簡要概述,並附上一些個人見解。
第9章〈戰後現代散文的發展與情感主題〉由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劉建志執筆,旨在探討這門歷史悠久的(散文)體裁在戰後時期經歷了哪些轉變與重塑。我們看到,二戰後有許多散文界的傑出代表從中國遷居台灣,並將可追溯至中國早期王朝的「美文」偉大傳統帶至此地。然而,在快速現代化的台灣這片充滿活力的環境中,這偉大的散文傳統難免面臨挑戰,而新的形式與內容也隨之引入了散文體裁之中。
劉氏指出,流亡作家中普遍存在的對故鄉的懷舊之情,已轉變為在地出生的年輕作家對台灣故土的關注。這種轉變與散文小說領域中的一種類似轉變相呼應,即1970年代的「鄉土」或「本土主義」運動。隨著時間推移,散文開始涉獵一系列新題材,包括自然寫作、美食寫作、旅遊寫作及都市體驗。但劉氏研究最重大的貢獻,在於他探討了台灣散文中的情感成分,是如何經歷漫長且持續演變的。從懷舊到鄉土主義,再到女性寫作中的性別意識,台灣散文的傳統持續蓬勃發展並不斷演進。
同樣由劉建志執筆的第10章,引領我們進入美食寫作的世界。這類散文的子類型在近幾十年來發展蓬勃,若將電視、電影及社群媒體等其他媒介納入考量,此趨勢更顯著。劉建志指出,台灣的美食寫作發展與變遷軌跡,與散文的整體發展軌跡相仿。早期從中國移居台灣的作家,多半會追憶家鄉的食物,或是曾一度居住過的北京美食。後來,隨著年輕的台灣本土作家逐漸找到自己的聲音,台灣本土的食物便成為重要的創作素材。由於烹飪傳統上與女性息息相關,對美食寫作觀念的重新詮釋,也反映出女性對自身及社會處境認知的轉變。然而,正如劉氏所精妙地喚起的那樣,寫作關於食物,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關於記憶;關於童年的記憶、關於曾造訪之地的記憶、關於生命歷程中重要時刻的記憶。還有什麼比熟悉食物的香氣更能尖銳而具體地喚起對過去的思緒呢?無論是普魯斯特,還是台灣的飲食作家,都是如此。
散文的另一主要子類型是自然寫作。在第11章中,劉建志再次為我們帶來了一篇關於戰後台灣此一子類別興起與演變的深刻研究。劉建志指出,與美食寫作不同,自然寫作的根源在於台灣本身,而非中國大陸,因為從大陸移居台灣的作家們,對其故鄉的自然環境或新家園台灣的自然環境都並不太感興趣。無疑,此現象亦受歷史與時代因素影響。對自然環境的關注,或稱生態意識,直至1970年代與1980年代才真正浮上檯面—當時台灣的工業飛躍發展,已開始對土地、空氣與水域造成顯著損害。
劉氏指出,自然寫作與對自然世界的科學或專業興趣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台灣也有不少自然作家,他們對自然環境擁有豐富的親身經歷。台灣多位備受推崇的自然作家都具備生物科學的專業背景。例如,陳玉峰擁有科學博士學位,並在台灣高山林地擁有超過三十年的研究經驗。他不僅詳盡記述了台灣的植被,也著墨於環保運動。其他如吳明益這類原本並非科學背景的自然作家,則刻意盡可能深入學習自然運作的過程。吳明益關於蝴蝶的著作,以及其後探討河岸生態的著作,皆充滿對自然現象的專業知識。還有其他傑出的作家,是在擔任漁民期間對自然產生興趣的,例如廖鴻基;或是身為農民,如陳冠學。親身接觸自然的經驗與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在台灣的自然作家中相當普遍。
現代主義作為一場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歐洲和北美形成的文學運動,在塑造二戰後台灣的文學理論與實踐方面,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本書第12章中,由台大教授楊雅儒所撰寫的精彩論述指出,一戰後的西方與二戰後的台灣之間存在著時空上的距離,這意味著作為文學運動的現代主義,在兩種文化環境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問題在於:脫離了孕育它的時空背景,現代主義究竟具備哪些本質特質,使其在二戰後的歷史時刻—特別是1960、70及80年代—對台灣作家如此具有吸引力?
正如楊教授所指出的,在台灣現代主義之所以廣受歡迎,部分原因在於:在中國國民黨壓迫性且反共的統治下,來自中國、通常具有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文學無法作為範本;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台灣作家在現代主義文學所描繪的孤立、寂寞與信仰喪失中,找到了共鳴。二戰結束後,以及1960年代起台灣急速工業化所引發的社會動盪中,人們感受到傳統結構與價值觀的喪失。這導致了疏離感與無力感,而現代主義文學則為這些情感提供了表達的媒介。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現代主義也極其契合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的需求—他們在台灣沒有根基,因而傾向於生活在一個抽象的經驗世界中,與自身所處的異國環境保持距離。
雖然現代主義提供了一種闡述個人與社會斷裂的語言,但它並不適合從台灣人的視角來表達生活的現實—這些台灣人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後來又面臨著新的外來統治者,儘管這些統治者與他們有著共同的族群文化根源。這便是台灣鄉土文學發展的背景,而在第13章中,楊雅儒再次為我們提供了對這一重要現象的深刻研究。
1972年,一場關於現代主義詩歌及其所謂脫離現實與道德規範的辯論展開。不久後,現代主義小說也因類似原因被捲入這場辯論。五年後,即1977年,關於鄉土主義寫作價值的另一場辯論開始激烈展開。這場辯論常將鄉土派文學與現代主義作品對立起來,同時也帶有族群政治的色彩,形成兩股勢力:一方面是傾向擁護現代主義及其心理與美學精緻性的中國大陸新移民;另一方面則是深植於台灣土地、視鄉土主義為表達自身在台灣生活經驗與變遷之載體的作家群體。
現代主義與鄉土主義的論辯隨時間推移而演變。隨著1987年戒嚴令解除及隨後邁向民主的進程,關於文學表現形式的多元觀點開始浮現。現代主義不再與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有強烈關聯,而是被接納為眾多可能的文學形式之一。就連鄉土派作家也運用了現代主義的技法。隨著關於鄉土文學本質與內容的重要論述相繼出版,例如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9年)以及彭瑞金的〈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1997年)等論述問世,以鮮明的台灣主體性為特徵的寫作確立了其主流地位,而鄉土主義寫作的歷史也成為台灣文學史的總體。正如楊教授所指出的,當今鄉土主義的表達形式多樣,既可描繪鄉村或城市生活,亦可運用從自然主義到魔幻現實主義等全方位的文學技法。
在第14章—由楊雅儒教授研究並撰寫的第三篇也是最後一篇論文中,我們將探討戰後台灣文學中的關鍵主題:性別表現。楊教授首先從對台灣「族群、性別、宗教與歷史詮釋」之間複雜相互關係的觀察展開論述。顯然,當我們考量媽祖與觀音等女性神祇的重要性、漢族與原住民通婚的歷史經驗,以及婦女權利運動的進展時,這些因素皆為我們審視台灣女性與LGBTQ文學的視角增添了深度。這種宗教與社會因素的豐饒交融,也意味著台灣作家在東亞的性別表達領域中一直扮演著領先的角色。
與戰後時期的所有文學形式一樣,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女性文學創作,主要由從中國大陸遷居至台灣的作家主導。這些女性作家之所以享有特權,不僅因為她們與國民黨政府有淵源,更因為她們接受的是中文教育,而非像台灣本地出生者那樣接受日語教育。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隨著台灣本土女性作家接受教育、掌握中文,並受惠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越來越多在台出生的女性作家在文學界嶄露頭角。陳若曦、李昂與施叔青等作家的作品,不僅反映出更在地化的視角,更挑戰了關於女性應如何書寫及書寫何種題材的傳統觀念。這種對女性文學體裁邊界的突破,與社會整體中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並行不悖,進而鞏固了社會對女性地位的進步態度。
1980年代也見證了同志文學的崛起,包括白先勇的《孽子》與馬森的《夜遊》等作品相繼問世。戒嚴令解除後,隨著更多元化的LGBTQ作家群體逐漸獲得讀者群,這股風潮迅速蓬勃發展。與台灣社會及文化表達的許多其他領域一樣,我們在近期女性文學與LGBTQ文學的歷史中觀察到的最重要趨勢,是作家關注的範圍正朝著更豐富的多元性擴展,並擺脫了過往的限制與禁忌。女性已走出閨房與廚房,成為歷史小說與社會批判的作家。與此同時,她們對自身的身心抱持更積極的自我肯定態度,摒棄傳統被動的自我形象,無所畏懼地書寫身體、家庭、抱負與慾望。LGBTQ文學亦是如此,隨著自信與自尊的提升,其多元性日益增長。儘管許多亞洲國家的LGBTQ作家仍徘徊於社會與官方譴責的陰影之下,台灣的LGBTQ作家卻可真正被視為主流的一部分。
本期倒數第二章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本研究的作者馬翊航(Kasavakan)是東華大學的助理教授,他本人也是來自台灣南部卑南族的作家。這種兼原住民作家與學者的雙重身分,使馬翊航得以從內部與外部雙重視角,來探討這個範圍極廣且界定模糊的課題。因此,他不僅對該領域提供了極佳的概覽,更闡明了若干或許尚未獲得應有重視的議題,並對此進行深入探討。例如,馬翊航花費相當篇幅探討陳英雄的案例—他是戰後時期首位出版漢語短篇小說集的原住民作家。陳英雄的作品常被視為反映戰後初期統治者(國民黨)對原住民的意識形態;然而,馬氏指出陳英雄與漢族作家盧克彰之間的重要合作關係,並主張必須將陳英雄置於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中加以審視。
從陳英雄於1971年出版《域外夢痕》到1980年代中後期所謂的「原住民文學運動」興起,期間已歷經相當長的時間。這股新興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者們—其中多數至今仍活躍於文壇—深受1984年「原住民族權利促進運動」正式成立所掀起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影響。該運動聚焦於土地權、主權及文化復興等若干根本性議題。受此運動啟發,許多原本在台灣城市生活與工作的原住民,紛紛返回故鄉參與文化復興。這類文學作品一方面批判原住民所處的壓迫處境,另一方面又能記錄文化傳統並向主流社會大眾普及原住民文化,因而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工具。
雖然原住民權利運動的歷史,以及直接受其啟發的作家們的作品,已受到相對充分的研究,但馬翊航仍花費心力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中較不為人知的面向。相較於男性作家,原住民女性的貢獻往往遠未受到應有的關注;楊翠針對這些女性作家的重要研究雖直至2018年才出版,但正如馬翊航所論,母系傳統在原住民文化中根深蒂固,而這在女性的書寫中得到了最恰當的體現。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隨著原住民文學持續發展與繁榮,其內容與關注焦點亦不斷演變。正如馬所精闢指出的:「以漢語書寫的原住民文學,並非不是獨立出來的某種次文類,而與台灣的文化脈動息息相關,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書寫角度,更補充了當代人文視野的不足之處。」儘管人口規模有限,原住民及其文化仍是台灣文化遺產與國家認同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洪教授的編輯規劃在本書的第16章—亦即本書的最後一章,同時也是《臺灣文學史讀本》的收尾篇章—中顯而易見。涂書瑋的〈新世紀台灣文學展望〉,對21世紀初以來台灣文學的新趨勢進行了極具價值的綜觀。涂書瑋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助理教授。他在文中首先評估了過去數十年對當代寫作的薰陶,接著探討了網路文學、新鄉土小說、新體詩、新史寫、科幻小說及後人文主義寫作等近期趨勢。涂氏的研究有力地論證了:儘管人們對網路對大眾識字率、讀者群及知識生態的負面影響多有憂慮,但網路憑藉其近乎無所不在的可及性,同時也為創造力與創新提供了巨大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