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傳染是有形實物、生物實體、心理向度、文化產物、社會建構，也是政治過程。傳染既是私人問題，也是公共議題。傳染是醫學教科書中定義的客觀範疇，也是主觀感受的對象。傳染所衍生的恐懼和焦慮讓人可以感知和分享。我們對傳染有諸多感受，這些感受本身就是一種傳染。傳染是人際關係的紀錄、社會與經濟的活動，以及個人的債務、責任與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儘管傳染可能是種主觀的經驗，但傳染的狀態卻很少以主觀的方式來界定——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生病了，但我們不會覺得自己具有傳染性。事實上，在專業醫療人員透過觀測、檢驗、通知等程序確認我們的狀況之前，我們往往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具有傳染力。因此，傳染促使我們進一步探討，了解預防與治療涉及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誰有權定義傳染？誰能決定處理的方式？對於確診具有傳染力的人來說，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們？最後，那些被確認具有傳染力的人，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在拉丁文中，contagio與contagium兩個字都有「傳染」的意思，在希臘文當中，「傳染」則是epaphē這個字。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就有傳染的概念，指的是「疾病透過身體的接觸，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身上」。在十九世紀大半時間，科學家和一般民眾通常將「傳染」（contagion）與「感染」（infection）視為不同的概念，而傳染甚至被視為一種集體理念的實踐。本書將有關傳染的概念產生與防制統稱為「傳染論」（contagionism），有關感染的概念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則概括稱為「衛生論」（sanitationism）；兩者指的不只是醫學上的研究與臨床操作，還含括廣義且普及的知識生產與價值態度。這個時期有關疾病傳播的方式存在相當多的爭議，而傳染與感染也被視為不一樣的概念。一般說來，傳染指的是人際接觸，而感染則涉及環境因素。傳染具有「因身體碰觸而擴散」的意涵，而感染指的是疾病「透過空氣或水等環境因素」而傳播，經常與「瘴氣」（miasma）一詞同時出現並交互使用。就理論產生的脈絡來說，感染的概念與傳統的體液理論更為相容：西方的「體液論」（theory of the humors）具有悠久的歷史，經常用來解釋自然環境與生命構造的元素，強調內在自我與外部元素之間的平衡；這一套理解環境與生命的理論通用多時，直到維多利亞時期初期依舊是主流的醫學理論。相較之下，傳染是較為新穎的理論，對過往的觀念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受到醫界的支持，被視為缺乏理論與實證基礎，甚至被斥為誤導醫學發展的異端。
在瘴氣論的啟發下，傳統醫學理論和社會改革被統稱為衛生論。衛生論假設，如果生活環境保持清潔、健康，並清除一切危害或威脅人類健康的物質，則所有可能的疾病都能得到預防和遏制。衛生論的敘事開啟一連串社會運動和政策擬定，以清理貧民窟和重建城市為具體的努力目標，最終促成公共衛生法規的頒布實施。而最直接受到公衛法規和政策衝擊的，通常是城市貧民窟中最脆弱的底層人口：衛生論的敘事將他們描繪為貧困、不公和厄運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將他們視為威脅公共健康的加害者。
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論述和政策色彩鮮明，且有一個共同特色：它們都具有跨界交流的特質。正如金恩（Martina King）和魯滕（Thomas Rütten）所提到，傳染是「描述性的術語」，涉及接觸、傳遞和過渡的概念。無論在時間、空間或認知等層面，傳染意味著連結「內部」和「外部」的通道。傳染是對未知、看不見的因素的具象化呈現，揭示這些看不見的因素如何跨越邊界；在緊急情況下，傳染往往開啟入侵的隱喻。早在十九世紀中期，醫師們就已經使用武力對抗的術語來描述霍亂傳播：「恐怖之王」擁有「海克力斯般的力量」，其勢如破竹，「猶如阿基里斯」一般所向披靡。傳染具有歧視性，以簡單明確的定義區隔常態與病態，並對於「散播傳染的人進行評價、指責，最終導向汙名與迫害的結果」。本書將瘴氣、感染、瘟疫、傳輸、汙染和傳染等概念放在一起討論，儘管這些術語存在細微差異，但這些術語所描述的運作和關注往往有許多共同點。正如哈姆林（Christopher Hamlin）所指出，從十九世紀早期到中期這段期間，瘴氣和傳染的定義混沌不清，相關術語經常「在各種不同的定義與目的下交互使用」。哈姆林認為，許多科學家甚至認為這些術語是同義詞。
傳染是由臨床操作、實驗研究和文化參與所共同產生的語言構造。正如古德（Byron J. Good）所述，醫學語言是一種「豐富的文化語言」，它不僅「與高度專業化的現實版本和社會關係體系聯繫在一起」，對於所牽涉的「技巧性功能」也抱持著「深沉的道德關懷」。大多數的傳染肉眼都無法看見，人們往往得透過別人的敘述來了解傳染；如米契爾（Peta Mitchell）所指出，疾病的危險與威脅顯然率先「透過語言表達」。而且像所有的敘述一樣，傳染的敘述由歷史、文化、社會建構而成，因此傳染也是語言的構建。自從有了傳染的概念以來，傳染的敘述便伴隨而生，不過一直要到維多利亞時期，這些敘述才開始融合認識論、道德經濟、自我技術，成為社會控制模式的一種。傳染的敘述語言透過各種對立的概念生成，健康與疾病、衛生與腐敗、正常與不正常，這些對立正是傳染通用語言的核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傳染的語言不單只用來陳述身體的傳染，亦被用來描繪各種不同的狀態。佩林（Margaret Pelling）以「繁衍複製的隱喻」來描述傳染的興起與擴散；傳染本身就是一種隱喻的語言。正如布里澤（Olaf Briese）做出的結論，只要是文字無法清楚傳達的概念，都可以使用傳染來表達。
在發展的過程中，公眾對傳染的理解不再局限於顯微鏡下的研究，變得愈來愈受到傳染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個轉變具有明確的政治含義。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他宣稱瘟疫具有「文學虛構」的成分，由瘟疫論述打造出「規訓機制」的模組，「具有管束規範的效力，可深入滲透到日常生活最微小的細節當中」，「以極其獨特且廣泛的方式，在所有人的身體上產生強大的影響」；無論是臨床治療的操作，或是集體記憶的生成，醫學更關注「什麼是正確的」，而不是「如何正確地做事」。傅柯指出，「十九世紀的醫學建立在常態規範之上，而非健康」。在他提出的全景敞視理論（panopticism）當中，傅柯闡述監督和控制的力量鋪天蓋地而來，尤其針對那些生活在「混亂」或「不正常」狀態下的人，影響效力更為強大。麥克里亞（Frances B. McCrea）也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傳染的定義「由社會建構」，而傳染的「本質就是政治」。
傳染論述的反面是健康的概念。伊利奇（Ivan Illich）主張「健康……是修飾倫理和政治行動的形容詞」。「健康」是一種理想的生活型態，體現為「整體、和諧與良好的運作……是體驗美好生活的承諾」。醫學定義這些範疇，致力於控制傳染，並維護健康的極大利益。醫學的操作成為社會控制的運作機制，抑制所有對衛生、整潔與秩序造成危害的潛在威脅。醫學始終主動積極並保持警覺，隨時搜尋疾病的不正常狀態，藉此擴大對社會的掌控。如此一來，醫學便扮演了「道德企業家」的角色，不但得要發現和描述新興疾病，為疾病賦予社會意義，並將某些疾病判定為無法容忍的惡疾。而這些醫學所做的區分，在倫理上取得重要的意義；對於遭受傳染侵害的人，維多利亞社會傾向於將這些人視為需要規訓和管束的對象，而這些人往往也被視為社會結構中汙穢和汙染的成分。以醫學為基礎所做出的判斷，健康被視為良善，而疾病則被認定是敗壞；正常是自然，而異常則被視為病理；衛生是道德，傳染則是罪惡。
傳染的觀念與維多利亞時期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密不可分。傳染敘事的核心是對陌生人的恐懼和著迷，根據沃爾德（Priscilla Wald）的說法，這種陌生感「來自外部」，最終轉化為「內部的敵人」。傳染被視為由負面因素引發的擾動，具體顯現身體不應有的特徵或未能達到的狀態。隨著傳染擴散，逐漸加劇的惡化明顯損害本來應該是健康的身體標準。
在臨床操作中，所謂運作順暢的正常，通常由功能與特徵的異常程度來進行反向定義—這裡討論的傳染正是異常狀態的一種。正如沃倫（Martin Wallen）所言，雖然我們無法為健康提供充分的定義，但我們可以界定不健康和傳染性的特徵。當我們排除所有與汙穢和傳染相關的負面特徵時，剩下的便是不可侵犯的潔淨和端正的常態。沃倫將健康與疾病的二分法比作蘇格拉底在《理想國》（Republic）中所做的區分。沃倫指出，蘇格拉底建立了一個內部空間模型，以對抗外部威脅為前提來劃定防禦界限。公民得以生活在受到妥善保護的健康城市中，免於混亂、入侵和傳染的侵擾。對蘇格拉底而言，健康城市可以「類比為正義與健康的個體」，藉由個體努力為自己創建「一個連貫且有意義的身分」。而與這種連貫、有意義的身分相對立的，就是來自於外部具有傳染威脅的侵略者。幾個世紀以來，傳染的成因被視為外來威脅，這些意象在十九世紀連結日益緊密的世界中不斷擴散。